林兆华:戏剧界的怪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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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观念跟教授们不一样,我排戏就是玩儿
  刚出道时,他在舞台上演王子。20岁左右,正是鲜衣怒马时。事隔经年,他将满80岁。
  五官与气质还在,它们并没有因时光飞逝而消匿不见。阅历与思考填充了流走的胶原蛋白,化作80多部舞台作品,让当初的演员林兆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成为“大导”林兆华。
  
  他被认为是中国戏剧界的“怪老头”“老顽童”,自由、率性,看起来似乎没有羁绊。
  他总是站在中国戏剧变革的潮头:20世纪80年代,他导演的《绝对信号》曾开启中国小剧场戏剧革新运动;近几年,年过七旬的林兆华又发起中国第一个以艺术家个人名义命名的国际戏剧展——“林兆华戏剧邀请展”,2016年是第六届。
  做了一辈子的话剧,没有理论体系,没被学术界认可,但是在戏剧领域里,因为敢于尝试与探索,他有着不可被替代的地位。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林兆华分享了自己最近几年对戏剧的感受:“现在的戏太像戏剧了。我想做不像戏的戏剧,没有表演的表演,没有导演的导演。”
  在他看来,“太像戏”的戏虽然有着如好莱坞爆米花大片般的戏剧节奏,观众会看得很“爽”,但走出剧场可能就忘光了,而真正能走入人心的,是生活。
  不愿做一种风格的奴隶
  最初与戏剧结缘,是因为喜欢自由。
  小时候家境不好,没上几天初中,为了补贴家用,父亲让林兆华去做会计练习生。在工厂里做机械工作时,林兆华看到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职干部有同等高中学历可以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的通知。
  “不愿意天天按部就班上班”,所以他就报名了,结果还真考上了表演系。
  1961年林兆华毕业,恰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到中央戏剧学院招人。因为在毕业大戏里扮演了罗密欧,而北京人艺当时正缺小生,于是林兆华就被招进北京人艺当了演员。
  后来,不想演戏的林兆华转行当了导演,林兆华说,多亏了于是之和北京人艺建院“四巨头”之一赵起扬的支持。从那以后,于是之、赵起扬被林兆华看作是在剧院时的恩人,“没有他们的帮助,像我这样年轻没资历的,在那样一座传统深厚的剧院,在一大批可以做导演的前辈面前,是根本没可能做导演的。”
  转型后的林兆华,常常感到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
  他独立执导的第一出剧目是《为幸福干杯》,由于探索性太强,遭到很多攻击。20世纪80年代末,林兆华一度想退出人艺,“后来赵起扬老师劝我,希望我再慎重考虑一下。”
  在林兆华的戏遭到非议时,曹禺曾给他无私的支持。
  1982年11月,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剧场戏剧《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首演。题材并不新颖,但表现手法却是第一次尝试:舞台上时空交错,打乱了传统话剧的“顺时性”时序;演员不再演“内心戏”,而是直接说出来,甚至与观众直接交流起来,打破了“第四堵墙”。
  《绝对信号》的大胆与创新,引起了轰动,也引来了争议。作为院长的曹禺则致电剧组:“我认为勇敢沉着走大道的人们,总会得到应有的敬重和发展。”
  “中戏是我的‘妈’,北京人艺是我的‘爹’,它们总把我当成‘逆子’,但是没有‘爹妈’,也不会有我林兆华,只不过我不愿意做一种风格的奴隶。”他对本刊记者说。
  继承传统,又反叛传统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去欧洲观摩当代戏剧的导演,同时又是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戏曲之美之可贵的艺术家,林兆华旺盛的创造力和他的眼界与审美分不开。
  他说自己在导演方面收益最多的就是中国传统戏曲和说唱艺术,“在我多年的戏剧实践中,真正让我精神解放的,是中国的戏曲、说唱艺术、南方的评弹,甚至东北的二人转。斯坦尼晚期追求探索但并未完成的形体动作方法,在我国戏曲艺术中,不但丰富成熟,而且可以说是达到了光辉灿烂的程度。”
  于是,他将中国传统戏剧美学融入到当代剧场创作当中,继承传统,又反叛传统;借鉴民族戏曲,又超越民族戏曲;既有开放的先锋精神,又不是为了先锋而先锋;吸收西方现代舞台技法,又不为西方戏剧观念所拘囿,通过东西方艺术元素的交融,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戏剧艺术的新天地。
  作为北京人艺承上启下的一代名导,林兆华为北京人艺排演了《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阮玲玉》《白鹿原》《茶馆》《窝头会馆》等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努力坚守着这所剧院“深入实际,触摸生活,寻找灵感”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
  除了秉承传统的现实主义大戏,他也有许多离经叛道锐意求新的先锋之作。
  2016年,在第四届乌镇戏剧节的发布会上,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孟京辉介绍了新的戏剧节荣誉主席是林兆华,“而且他还带来新作《戈多医生或者六个人寻找第十八只骆驼》。”
  这是林兆华与其子林熙越合作的一部小剧场戏剧。
  林兆华十几年前就想排这部戏,但此心愿一直搁浅。他是在翻一本名为《欧洲:一堂丰富的人文课》的书时“撞”到这个作品的。剧中,严重精神分裂科阅览室里的5位病人都以为自己是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剧作家——萧伯纳、皮兰德娄、布莱希特、尤涅斯库和贝克特,5位病人分别以5位剧作家的口吻,谐谑揶揄对方的戏剧形式和戏剧理念。
  孟京辉评价这部戏是“一个怪老头导演的关于一群怪老头儿的戏”。
  为理解“怪老头”们的内心,所有的演员都被林熙越安排去读戏剧导演的自传。
  
  而林兆华说他是“真喜欢”这部戏,戏剧界的观点都在里面了,特别有意思。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一部小众戏——一无情感,二无杂耍,三无情节,就是几个戏剧大师坐在那里聊天,充斥戏剧术语,“肯定没人看。”   于是他还特地选择了一个小剧场,因为怕人坐不满。
  没想到,“5场戏,每场加过道上的票可以坐350人,开票40分钟,全卖完了。”林熙越说。
  在外界看来,林兆华的作品即便不是每部都成功,但都有着内在光芒和独立思考。
  归纳自己的作品类型与风格着实让林兆华为难,他说,“我的每一部作品里,都有我特别想说的话。就因为我想说,所以我才会排那样的戏。”
  林兆华不太在意外界对他作品的评价,他根深蒂固地认为,“你想表达什么、怎么表达”是艺术家个人的事,“有人会考虑观众接受,我考虑得不多。”
  好好说话,成为一束光
  林兆华对戏剧表演有很深的认识,他认为,戏剧演出,表演是中心,“不在表演上下功夫那就扯淡了。”
  刘洋是九乐映画戏剧工作室的负责人,她毕业后演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由林兆华导演的,“我在台上特别紧张,一句话没说完,大导就说,好好说话。”
  刘洋问林兆华:到底怎样才算是好好说话?林兆华说,不演戏的状态下把戏演好就行了,就是好好说话。
  刘洋说:那就是没有演的痕迹?太难,太复杂了。林兆华说,其实很简单,当你不想演戏的时候把戏演好了,就可以了。
  如今,林兆华的儿子林熙越继承了父亲的戏剧事业,成了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一名演员,主要活跃在舞台及影视作品中。
  林熙越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在演戏上受父亲的影响很深。
  与其他演员一样,林熙越也对林兆华的“好好说话”感受颇深。“这四个字很难。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演员表演时都不是在好好说话,而是在技巧性地告诉你‘我在好好说话’。我们追求的不是这种技巧型的,而是真正地好好说话。”
  在林熙越的印象中,林兆华会不断告诉演员在戏中“放下来”:“老爷子说,演员的状态好了,这个戏可能就是一束光。”
  “入世”构建乌托邦
  某种意义上,林兆华有一种“出世”精神,不过也愿做“入世”的努力。虽然他一直说,“艺术与戏剧没有社会责任和社会意义”,但也愿意去培养新人,更愿意引进国际优秀作品。
  1990年,林兆华早早就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戏剧工作室——直到2015年因为“没有演出了”,才宣布解散。
  他手下的十几个员工,多是对戏剧感兴趣的“80后”“90后”,甘愿领很低的薪水来与大导(戏剧界对林兆华的昵称)一起工作。对他们而言,“这是很有意思的人生体验。”
  不过,林兆华说他的工作室排戏不正规。“我的观念跟教授们不一样。我排戏就是玩儿。正儿八经排戏我不会,什么一上来就要进行导演阐述,我真不会。我就是看剧本,这个剧本有我想要说的话,我找到形式和方法去说这个话,就可以了。”
  这些年,林兆华一直在运作“林兆华戏剧邀请展”。最初要做这个邀请展时,林兆华就说过他想做的是以个人名义发起的剧展,所以定名“邀请展”,不上纲上线,只为做戏剧交流。用他的原话就是“请大家一起玩玩”“民间戏剧交流”。
  第一届“戏剧邀请展”由女儿林丛出资扶持,赔了50多万元。第二届邀请展靠着前一年《说客》巡演的收入做启动资金,最终亏了150万元。第三届彻底没钱了,以空头账户启动,继续赔。2013年,因为第三届的欠账还没还完,邀请展停办一年。2014年初,把2012年欠账还完,邀请展继续举办,陆续向有高端演出补贴的天津转移——那里也是林兆华出生的地方。
  虽一度因场地和资金困难面临停顿,林兆华仍不改对“品质”的追求。邀请展的剧目多数都是林兆华亲自在国外精挑细选来的,比如2015年的《茱莉小姐》。其中也有林兆华非常受欢迎的代表作,如《建筑大师》。
  林兆华说,“很多时候,我都不想干了,看戏的多数还是业内人士,这些人都不买票。我自己觉得我没这个觉悟和能力对未来的戏剧发展负责,我已经有点衰退了。”但作为中国第一个由民间机构发起的剧展,“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从一家咖啡馆里出发,已逐渐成为许多戏剧人内心的乌托邦。
  2016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收支持平,这是6年来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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