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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孟南曾是安徽高考一名“零分”考生。2008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时，他故意写下自己的名字、考号，在试卷上控诉当时的教育体制。他列举出“十大罪状”，希望以这种方式得到零分，表达对应试教育的不满。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舆论关注，一时争议不断。
那一年，他一边消极抗争现行体制，一边积极地推广着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自制“杀死现行教育体制”的告示张贴，在网络上广发博文与网帖、建立网站、给教育部写信，以图推进教育改革。最激烈时，他在高考后制造假自杀现场，写下遗书，试图吸引大众的注意力。
反抗的路上，徐孟南并不孤獨。2006至2008年，全国各地出现数位“零分”考生，均尝试着类似的手段，向社会昭告抗争的姿态。来自河南南阳的考生蒋多多，率先在2006年高考试卷上写下不满，成了那一年的十大教育新闻人物。成绩出来后，蒋多多接受采访时称：“即使有大学录取我，我也绝对不会去。”
2007年，湖南浏阳考生陈圣章以“会的题故意做错、不会的题目空着”的方式，拿到当年高考零分，并连续发文声讨高考制度。2008年，徐孟南以及云南昭通的考生吉剑也前赴后继。此后，被曝光的零分考生渐渐少了起来。
高考扬名后，他们的命运各有分野：有人消失于大众视野;有人先打工后创业，实现阶层跨越;只有徐孟南一人在2018年再次参加高考，被省内一所大专院校录取。他选择了学新闻，学习写作、拍摄与剪辑，将这些往事发到抖音、微博等内容平台。
零分计划
徐孟南1989年出生于安徽亳州蒙城市郊区的一个村子，距县城约4公里。这是一个典型中部农村，地势平坦，一望无垠。年轻人多数在外务工，剩下的老人们带着孩子，在6月末的农忙时节忙着收麦子。
徐孟南家中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由爷爷奶奶带大。四个子女中，姐弟都早早辍学，唯独徐孟南成绩最好，从村小升至镇里初中，最后考入蒙城二中——全县第二好的中学。
高中学习紧张且压抑。校内宿舍有限，十人一间，三张桌子，没有衣柜，非常拥挤。徐孟南和同学合租在校外一个平房院内，院子分租了多间，他和两个同学占据其中一间，一年租金200元。家里条件清贫，他每天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是绳子系的，脚踏板摇摇欲坠。他吃1.5元/份的炒面，3元/份的素饺子，经常饿着肚子。
徐孟南腼腆内向，寡言少语。高一刚入学时，班主任叫他回答一个问题，他脸涨得通红，答不上话，自此老师再也没叫过他。进入高中后成绩也出现下滑，他憋了口气想要证明自己。
那时候没有手机，学生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来自报纸，或是网吧。进入高二后，语文老师让班级集体订阅一份语文类报纸，徐孟南为了省钱没订，平时借着看。某一天，他在《语文学习报》的一处角落看到一则作文大赛有奖征文启事，一下子兴奋起来，跃跃欲试。由于文笔差，学校的作文竞赛他都没有参加资格。他幻想着悄悄地拿个奖，让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一连几夜，徐孟南写下好几篇小文章投了过去。几天后，他收到回信说稿子入围，但需缴纳参赛费。他留了个心眼，查询114号码，能与信封上的号码对上。于是，他从生活费中省下50块钱汇了过去。最后，这笔钱石沉大海，号码也停机了。他被骗了。
为了这次作文大赛，徐孟南还去了一趟新华书店，想要找些书作参考。在书店里，他看到了韩寒的《通稿2003》。在书里，韩寒以激烈语态抨击当代教育制度，用“穿着棉袄洗澡”比喻学校所教无用。这让徐孟南极其震惊，“当时一下子就茅塞顿开的感觉，感觉这么多年被蒙在鼓里”。
接触韩寒后，仿佛为他打开一扇新世界大门。他将作业本变成日记本，记录下自己的所行与所悟，三年里写下30万字;他开始频繁出入网吧，在烟雾缭绕、冲杀的音效与嘶吼中浏览博客和论坛，开通了博客，撰写自己的观点与理念，提出自己的“三人行”教育理念。如初中就培养学生兴趣爱好、高中根据兴趣选专业、学校按科目分走班制度、文化课分为学科考试与日常生活知识考试两种、高考录取根据高考成绩与平日总成绩之和决定等等。
2006年的河南考生蒋多多算是一个先行者。蒋多多是女孩，同样出生于农村，“多多”这个名字意为多余。从小学起，她一直成绩不错，一度被家人认为有上重点大学的希望。上高中后，蒋多多迷恋上写作。她将所写的小说偷偷地投往四处，其中一篇被一家杂志社采用刊登，这给了她巨大的鼓励。从那之后，她沉迷写作，以“醉心飞魔”的笔名写下100多万字。2006年高考，她用蓝黑双色笔答题，在密封线外写下笔名。出分后，她某一科因违纪被记零分，从而引起关注。
徐孟南在一本刊物上读到了这个故事，他决定效仿。从高二起，他谋划起零分计划。这个计划他深埋心底两年，只写在了作业本上和博客里，从未对他人讲起。直到高考前，一个同学过生日，他才在祝福语中称，自己要去干一件大事，但并未明说何事。
“请相信我，我不是堕落了。到时候你会明白的。”徐孟南给同学写道。
“你这是在犯罪！”
2008年，在距离安徽蒙城1200公里远的云南昭通，吉剑在高考数学试卷上质问阅卷老师。这是吉剑第二次参加高考。他数学成绩优异，英语却常考三四十分，严重偏科。从高二起，他写了很多数学论文，寄给各个大学，妄图通过论文直接被破格录取。失败后，他利用高考声讨高考。
这些考生们在声讨高考时，内心仍是非常胆怯的，恐惧爬满了心头。徐孟南至今还记得那时的心虚：为防止监考老师察觉，他要在试卷上偷偷摸摸地写。三个监考老师、30人的教室里，老师一走到附近，他就得赶紧把内容蒙上，装模作样地做试题。 或许是因为这样，最后分数下来时，很多考生也并非如愿拿到了零分。徐孟南最后拿了143分，吉剑的语、数、英分别为23分、8分、5分，理综有132分。
徐孟南很是失望。143分并不能获取关注，反而可能迎来耻笑和嘲讽。他的博客无人访问，点击率没有任何提升。家人对零分计划蒙在鼓里，只觉儿子发挥不好。曾经，有乡亲们问他大概能考多少分，父亲会说：“歪歪考（稍微考一下），不得考个四五百分？”如果正常考，徐孟南估计自己能上本科。
徐孟南决定去“自杀”。他写了一封遗书，首次对家人挑明自己的理念，带着两件旧衣服就出门。在家乡的涡河岸边，他摆上旧衣，搬倒一块大石头扔到一边，制造“坠石落河”，最后买了车票去邻县。他没有多少钱，每天只吃一顿饭，睡大街、工地和河边。夜里，他幻想着“自杀”后引起关注成名，来熬过长夜。蚊虫不断骚扰，他就用废弃的宣传条幅遮住脸和手臂，一夜拍打。
如此生活五六天后，媒体上还没有他的消息，徐孟南的内心矛盾起来。他担心家人，也纠结自己的行为是否太傻。落魄之下，“零分”与教育改革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算了，就当一切都没发生。”他想着，种一辈子田，和家人平静地过一生也是一种幸福。他在日记里写：“心里矛盾，就想哭，可眼泪就是不往下掉。”最后，他在大雨里徒步了34公里回家。
徐孟南现在相信，学习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消失的几天里，徐家人心急如焚，把县城翻了个遍。得知了他的叛逆后，父亲被吓到了，在他朴素的经验中，挑战体制是一种类似犯法的行为。“你这是在犯罪！”父亲说。他把儿子的笔记与文章扔掉烧掉，销毁了“罪证”。
徐孟南并不甘心。他从网络世界寻找慰藉，与陈圣章、吉剑等考生通过博客、QQ建立起联系，相互抱团取暖。在大家的建议下，他决定找到本省媒体曝光自己，不料在电话前守了几天，才接到媒体问询。报道刊登后，他翻着铺天盖地的消息，看着不断闪烁的QQ图标，觉得“上瘾”。
这些当时的年轻人对高考的反抗，更像是一个青春期少年向外界寻求认同的故事。蒋多多在“零分”后面对当地干部送来的400元钱时，抹泪大喊：“我要的是精神，不是金钱！”陈圣章策划过各种活动，他想挑战清华“精英”，他拍了视频，建了网站，将自己的照片与当时的“考霸”张非和蒋方舟放在一起，以清华校门为背景，这张照片与挑战信一起被放在他博客首页，还寄给了当事人与清华校长。
可想而知，这些行为都没有得到回应，媒体也逐渐失去兴趣。高考的喧嚣归于平静之后，他们要面对的是现实的生活，后者远比乌托邦式的空想要残酷。
来自贵州的“零分”考生张强，因高考时写下《作文与嫖妓》一文，被人称为“零分状元”。这位“状元”在高考后的首次旅途中就遭遇不顺。在登上远行列车时，他被拥挤的人群挤下了火车，摔在了一旁的铁轨上。而不远处，一辆火车正在驶来，朝着铁轨上的张强不停鸣笛。人群停止了拥挤，围观着他的命运。
生死之间，张强拼命地往轨道外爬行，最终躲过一劫。他后来对人回忆，往外爬的那一瞬间，他思考了很多，想着高考，想着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感到自己错了。想要上大学的目标，从未如此清晰明朗。
“最重要的是保持终生学习的习惯”
高考后，徐孟南听从爸妈安排，去投奔在上海打工的姐姐。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走出蒙城，而他记忆中的上海，与蒙城没有太大区别。姐姐一家在上海郊区的城乡接合部卖小吃，“也就是农村的模样”。
第一份工作是在广告灯箱组装厂，产品出口海外。工厂很小，一共四人，一位20多岁的工友跟徐孟南聊得最多。这位工友初中辍学后在社会上混，为兄弟坐牢，妻子选择离婚。他反复对徐孟南说，最想做的事就是回校读书，来此打工就是为了攒钱读书，念书才是出路。“我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他很后悔没有好好念书。”徐孟南听了很纠结。他开始承认自己做错了，但又说自己不后悔。
那时已是暑假，与张强交流后，两人决定再去找记者报道自己想上大学的事情。“我想我们俩在一起的影响力很大，应该有大学录取我们。”徐孟南说。他瞒着姐姐一家回了合肥，找了当地媒体，憧憬着走在大街上能被人认出，其间还被人骗了700元钱。然而报道出来后，影响力大不如前。徐孟南看着报纸上那个困苦少年，觉得就像“一个乡巴佬”。
回到上海后，徐孟南进入一个包装厂打工，包吃包住，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800元/月，无劳动合同。他知道这低于上海最低工资标准960元/月，不签劳动合同更是违法的。他咨询了律师，找到劳动局投诉，要求双倍工资赔偿。投诉的结果还没下来，两位老板就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到底图什么。徐孟南说，一为工资，二为法律。
“别人都不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做？”老板说，上海不正规的厂很多，但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徐孟南说出了自己高考故意考零分的故事，说：“我要的就是改变这种现状。”
老板笑了，说：“如果你还要这样下去，我可以多花几万块钱，换个地方开厂。但你也不好过，包括你的家人。”徐孟南被这句话吓住了，他接受了老板提出的条件，不让其他同事知道，拿了双倍工资走人。
最早拿“零分”的蒋多多，在2010年前后主动联系上徐孟南，两人通过QQ交流。当时的蒋多多在杭州一所技校就读，徐孟南一次聊天时提到了高考“零分”的往事，蒋多多很抗拒，表示不愿再提。她说：“说真的我也有点后悔，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生活还可以，就是有点累。”此后，徐孟南和她联系渐少，只能通过QQ动态了解彼此。他看到，蒋多多后来结婚生子，时不时抱怨老公。她的最后一条动态停留在2013年，此后QQ号被废弃，蒋多多与众人断了联系。徐孟南说，他感觉蒋多多过得不如意，向生活低头屈服了。
徐孟南想回学校，但生活驱赶着他往另外的方向走。2010年，他在家人的安排下，与一个患有言语障碍的姑娘结了婚，在岳父的养猪场里干活，一个月3000元，两人生下一儿一女。几年后，双方和平离婚，徐孟南又辗转江浙沪打工，做起电商，写起文章。在他长达150页的博客目录中，有关电商的内容代替了教育与高考，成了主流。靠着做电商和写自媒体文章，他一个月也能挣上一万元，直到重新参加高考。“人終究还是要会一点技能的。” 徐孟南說，他之所以选择重来，也是因为想学一点技能，给自己一个新开始。吉剑秉持着类似的观点。即使是在昆明落魄的日子里，他说自己也有一股劲，会看数学和物理书籍。高中时，他的物理选择题经常全对，他由此坚信自己不笨。2010年，他来到浙江永康打工，做流水线的工人。第一份工作是车间的装配工，每天工作12-13个小时，工资1300元，他不满意。2011年，他到一家门锁厂做销售，售卖门锁，每月1500元。在此过程中，他开始思考管理流程上的优化：车间冷气机浪费电、物料浪费、工人积极性不高。他不善言辞，就把问题和建议打印成整整4页A4纸，交给老板。老板看了后很高兴，觉得他在为企业着想。
也是在这家门锁厂，吉剑开始逆袭。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网络营销技巧，能通过文案策划等手段，提高企业在搜索引擎中的关键词排名。他写了无数篇软文，免费提高了公司的曝光率与搜索排名，受到诸多老板赏识。老板让他负责策展门博会的展位，吉剑看了不少书，摸索着完成了任务。那一年，他的月薪就从1500元上涨达到了过万。
2013年前后，一家跑步机工厂开出高薪挖吉剑过去，老板百般挽留。吉剑问老板：“你以后有上市的计划吗？如果你打算上市，我能分点股票。”老板说没这个想法，吉剑选择了离开。2015年，吉剑创建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售卖电子产品。几年下来，靠着淘宝店他入账百万，在杭州等地购置多处房产，还投资了多只股票与基金，跻身中产。如今，他的目标是在35岁之前实现财务自由。
吉剑喜欢走遍大江南北，这些年去了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旅行。这种旺盛的求知欲或许来自童年。吉剑的父母是淳朴的农民，母亲是高中毕业，有一定文化，从小就给吉剑讲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故事。三岁那年，母亲带着他远行几百里去了昆明。吉剑第一次走出山区，来到省城，在新华书店里翻阅着家乡没有的书籍。
十几年来，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给吉剑留言，尤其在高考前后。这些年轻人质问高考的意义，征求他求学和就业的建议，甚至还有人问询他曾提过建议的那家工厂的联系方式——对方也想进这工厂，以复制吉剑逆袭的路径。
徐孟南也会接到很多人的求助。他与吉剑、陈圣章等考生仍保有彼此的联系方式，平日能看到对方动态，但几乎不再联系。他不羡慕吉剑这些发家致富的“零分考生”，称他并不看重钱财，而是“想要做一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高考“零分”后，徐孟南曾与当时的班主任发生过争执。班主任说，社会即使有不足，也是一个人改变不了的，“你应该去适应社会，而不是叫社会来适应你”。徐孟南反驳，“人类不只在适应，也在改变”。
2017年，徐孟南重新报名参加高考。他拿着九年前的高中毕业证去县城招生办报名时，用手机搜索了高考相关的新闻。一则2014年浙江、上海等地高中教育改革的新闻映入眼帘，里面推行的走班制、选科制替代文理分科、一年多考、综合评价等政策让他觉得熟悉。他瞬间感到，这些改革内容，与他当年提出的教育理念“相差不大”，自己当年的坚持终于获得了认可，是值得的。
“特别的激动。”徐孟南回忆自己当时内心一阵狂喜，“我比韩寒更进一步了，韩寒只是反叛，我还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教育理念呢！”
（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