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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踩断了他祖母我太祖母的一条腿，但他没有丝毫悔意——至少我在电话里没有听出来。
你说她一个快100岁的老太太，都10点了还不去睡觉，还来管我喝酒，管我和你妈的事。她管得了吗？父亲说得理直气壮。对于自己的每次喝酒，他拥有着这个世界上再充足不过的理由——高兴肯定是要喝的，不高兴也是要喝的;小学同学回观音岩是要喝的，同学马上要离开自然也是要喝的。我一度以为，发明酒这东西是父亲这样的人。
我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接着电话，不知如何回答。我知道他心里的梗，也知道他最希望听到的回应，但我实在说不出来。20多年的记忆里，醉酒后的父亲与人吵架算是轻的了，打架也是常有的事，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长在心里的梗。每个人心里都有梗，自己的梗终究是最最重要的。
说说也就罢了，还要来拉我。你说我都几岁的人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也没有老到她那么番颠，怎么可能对你妈下什么重手？她那么瘦小的一个人，一推不就倒了？可我喝了一点酒，哪里知道她就倒在那里？我一倒退——
我听到了骨头“嘎崩”一声响。太祖母身高只有1.48米，体重不足70斤，人高马大的父亲足足抵得上两个太祖母的重量。
我急急踩下刹车，连夜赶回观音岩。在我们观音岩，长期流传着一种关于“吃岁”的说法。村里人都说，太祖母是吃了子孙的“岁”才可以活这么久的。很小的时候，我一直相信村民们嘴里的“岁”一定是像“年”一样的怪兽，她吃起一只只的“岁”来定然像她平日里嚼生花生米一样，“咔，咔，咔”，一咬就断。只是，吃下那么多“岁”的老人，笑容怎么还能如此慈祥，面目怎么还能如此安宁？这是长期困扰我童年的一个问题。太祖母吃得最近的一次“岁”是我祖父母的——虽然我们一次次地解释祖父母是因为车祸离世的，可关于“吃岁”的说法还是又一次在村民间流传。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吃了那么多“岁”，特别是年轻人的“岁”，太祖母怎么可能看起来还那么年轻？我不否认，同为女人，当年75岁的祖母和96岁的太祖母站在一起，实在很难让人看出她们两代人的差距。她们脸上额上脖子上的皱纹一样多，也一样深一样密，像是久旱龟裂的土地。她们一样干瘪的手臂小腿被时光抽走了所有的水分，一层层松懈出来的皮囊充分暴露了骨头的原形。可是，这难道就是“吃岁”的证据吗？
吃过止疼片的太祖母缩在被子里，呼吸又深又重。她像是一个老婴孩，微侧着身子，双手枕在右脸处，打着石膏的左脚被架得高高的。那双没有鞋子和裹脚布掩护的三寸金莲第一次如此突兀地摆在那里，丑陋不堪。奇异的形状，扭转的肉团，弓起的脚背，深凹的脚底，连在一起的脚掌与脚跟，巨大的大脚趾，被扭压在脚下看不见形状的其余四个脚趾……她的头上却是另外一番情境。她的额头依然梳得如此光亮，俨然是要去赴什么盛宴的样子。脸也洗得干干净净，脸上的汗毛拔得一根不剩。
告诉叔父了没有？临睡前我还是忍不住问了父亲。
没有。他停顿了几秒，反问，为什么要告诉他？
还是告诉他一声吧！
是啊——他是她的骄傲！父亲的眼里闪出一丝奇异的光。他说话的语气很是奇怪，像是古厝生了锈的铁门，有的地方被卡住了，重重地拖着，有的地方却又是顺畅的，轻轻地带过。
你如果不想打，我来打吧！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但话已出口，我需要把这错圆下去，假意抬手看手表。现在将近12点，他那边差不多是中午。
父亲的眼睛突然就空了，仿佛那里的光一下子被远在美国的叔父给吸走了。
叔父是岩上第一个考到上海的大学生，又进入上海的高校任教。太祖母80岁生日宴，镇里的领导和村干部们都来了。一开始，大家都是开心的。叔父不仅给太祖母带了礼物，他还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送给祖父母的是每人一件漂亮的外套和一件厚实的羊毛衣，送给我几个姑姑和我母亲的一样都是一条花花绿绿的丝绸围巾，送给我们几个孩子的则五花八门：书，钢笔，棉花糖，开心果……没人注意到他落下了一个人的礼物。太祖母的生日宴会办得无比风光，叔父还说了一番很感人的话，大体上是讲他一个人在上海如何想念观音岩，想念太祖母做的千层糕，想念小时候和我父亲一起爬树掏鸟窝偷鸟蛋用蜘蛛网粘知了的那些个事。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目光除了在太祖母身上停留，更多的时候会在我父亲身上跳跃。为什么是跳跃？我总觉得父亲似乎一直在躲避什么，只要他的目光有往父亲身上移动的可能，父亲就提前把头歪到一边，或者埋到地上，叔父没得交接的目光只能轻轻一点就跳到别处，但没过一会儿，又会往父亲的方向抛过去。
临回上海前的那个晚上，叔父才从行李箱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小盒子。盒子里装的是一个乌光闪闪像洗衣锤的东西——他们叫它“大哥大”，据说里面存储着一个号码，头顶上长着的那根是可以伸缩的接收信号的天线，走到哪里都可以拨打和接听电话。
回来前一天我托同学从香港帮我带来的，是一个很吉利的号码。号码就贴在大哥大上。叔父把黑色的洗衣锤递给父亲，透着巴结意味的话说得很是小心。怕你不收，闹得大家别扭，所以到现在才拿出来给你。
好酒沉瓮底，越后面给的礼越大啊！几个姑姑都止不住尖叫和羡慕。这恐怕是咱们镇上第一部大哥大吧？二哥自己用的还只是传呼机啊！
当大哥的才需要用大哥大！叔父开的玩笑似乎没有人听得懂，没有人配合他的笑。他摸着别在裤头上的传呼机说，我成天除了上课就是做实验，有这玩意儿就够了。大哥做生意比较有用。
看不出父亲脸上有任何高兴的迹象。他掂着手上的洗衣锤，像执意要掂出其中的分量。你们读书人心思就是多……
我实在听不出父亲这句话的感情色彩，像是平淡的几个词，又似乎每个词都攥着力。无论怎樣，他与叔父明显不在一个频道上。叔父有几分不好意思的样子。好一会儿，才接过话，明年，我可能会考虑出国留学。
出国？父亲显然被震到了。你都舒服这么多年了还不够，还要出国去享受？
尴尬像不小心滴到白纸上的一滴红墨水，迅速在叔父的脸上蔓开。 你怎么这么说文儒？祖父看不过去。
是啊，你怎么这么说？祖母附和着。
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一部大哥大就把我打发啦？父亲把洗衣锤往桌上一扔，把你的大哥大拿回去！别一副施舍的样子！
我怎么会是施舍了？你怎么会这么想？叔父喃喃地说。好像他真的犯了错，而且犯的是不小的错。
你以为你是什么破研究生是什么破副教授承担了什么破课题就了不起了是吗？父亲在每个“破”字上都下了狠劲，似乎要砸碎它后面带出来的那些新鲜的名堂。
你——你——怎么会这么想？叔父的面子好像被撕裂了，他瞟一眼太祖母的房间，说得更加小心。咱们好歹是兄弟！
兄弟？对于这个家，你永远就是一条寄生虫！凭什么你一直读书，读到上海，读到现在还不够，老子要在老家累死累活地给你赚学费？讲好听是你送我一部大哥大，归根结底还不是我自己买的？
叔父哑住了。我不知道他脑子里是不是跟我一样出现水蛭的模样，一只只软软的，牢牢地吸附在大人腿上，血从腿上流了出来。尽管我弄不明白叔父与水蛭的关系，但我确定绝对有关联——父亲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其他人。
如果当年不是有人做了手脚，那现在了不起的是我，要出国的也会是我！父亲重重地丢下这句像炸弹一样的话，扭身走出古厝。离着古厝几十米远的地方，是父亲几年前新建的二层楼房，房子建好后，太祖母更愿意住在古厝里，祖父母只能留下来陪她。
父亲说了这么重的话，叔父并没有回击。也许，这就是读书人的斯文和内涵吧？
好像所有人也都远远地躲开了——父亲射出一支威力十足的箭，任何人再以叔父为荣，再想维护这个白净斯文的城里人，也不想被它误伤。
自始至终，太祖母的房间都安静得像是不存在。可我没来由地相信，那一刻她一定是站在床前，面向紧闭的窗户，双手合十，默默祈祷。
已经三个多月，太祖母断掉的骨头始终连接不起来。医生也没了办法——从大骨汤到牛奶到钙片到钙粉，他要求做的我们都做了。就像被抽掉了一颗关键点上的螺丝，太祖母整个人就这么散了，再站不起来。地是自然下不了的了，饭也吃得越来越少，连气息都一天比一天弱。她蜷缩的幅度一天天在扩大，在床上所占据的空间一天天在缩小。她身上的一切似乎正一步步朝着死亡迈进——哪怕一阵小小的风一次突然的降温都可能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唯一能阻挡她死亡脚步的是她每次睁开眼后那眼里闪过的光——那光是祈盼，是不舍，是坚决。
太祖母是1946年腊月带着我5岁的二姑奶奶上的观音岩，进的我们王家门，成为我祖父和大姑奶奶的继母。那年她31岁，刚死了丈夫和两个孩子。太祖父42岁，老婆三年前因为难产死亡。她来的第二个月，一家大小下了岩，她用仅有的一点小积蓄租下了街上的一间小店铺，卖起了牛肉羹牛肉面白米粿。第二年，祖父进了学堂。
叔父隔几天就会给太祖母打来电话，接电话的只能是父亲。无法避免地在电话里相见，无法避免地在电话里争吵。
你们应该带她去大医院找大医生看看，或许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一开始，叔父说得还很客气，用词也相当谨慎。县里小医生毕竟水平有限。
所有的医生都说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有什么办法？火总是先从父亲这头烧起来的。
你都没去找过大医院，你怎么知道大医生就没办法？
你怎么知道我没去找？
我让你们去找上海我那个同学，你们去找了吗？
笑话，中国这么大，难道就只有你同学是大医生？
我不想跟你争辩！老人也就这点日子可以活了……生意暫且先放一放！
听你讲这些老子就起火！真有孝心你就回国来，不要在电话里瞎指挥！父亲“啪”地挂掉电话。
父亲挂掉电话的那一刻，我恰巧进门。我马上就知道他下一秒会对我说出的那句话。他果真说了——整天就知道打电话来发号施令！
你知道他那么远，也不是想回来就可以马上回来的，怎么每次都这么激他？我故意笑着把一句带疑问的话说出去。我不能让父亲知道我有为叔父辩解的含义，却也不能对他的这种不理智不闻不问。我觉得我的笑成功地转化了我的几层意思。
我就是要这么说！不这么说我就不解恨！五六十岁的父亲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带着孩子般的执拗。
突然冒出的一声“额嗬”打断了我们的对话。有十几秒，屋内没有了动静。给我几颗花生米！太祖母居然开口说话了。我要花生米！
让我们全家一直纳闷的是，太祖母的牙齿并不像她身体的其他零部件那样老化，被她使用了近100年的牙齿居然还都健在，而且一颗颗非常坚固地占据着她的牙床。那发着白光的微黄即使经过岁月的侵蚀，居然也看不见任何一个黑色斑点。一天里难得见她吃上几口饭，生的花生米成了她摄取营养的主要方式。你无法想象一个虚乏得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的老太太，居然还能一下接一下，缓缓地嚼动那看起来并不柔软的东西。“咔咔咔”，“咔咔咔”，那依然清脆的声音在她的房间里弹着跳着，像一首欢畅的歌——直到感冒叠加在她的病体上。先是说头疼，接着是嗓子疼，后来，没日没夜地咳嗽，榨掉了她身上的最后一丝水分。她像薄得不能再薄的纸片一样贴在宽大的床上。
差18天，太祖母就100岁了。我父亲坚持认为太祖母已经老得足够去死了，一个那么小的感冒更没必要去花那些钱，住那些个医院。可叔父却一点都不想让她死。
你把卡号发给我，我给你转一些钱！叔父在短信里说。
你以为你赚美元了不起是不是？
卡号？
你不知道他有多……多……讲起钱的事情，父亲整个人从凳子上弹了起来，凳子歪到了一边。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接上，就越发生气了。连发条短信都舍不得多用几个字！他一个美国教授就真那么了不起？我就见不得他不可一世的样子。
在父亲眼里，叔父怎么做都是不对的。
叔父最终把钱转到了我的卡上。又直接让他的镇长同学联系了医生，联系了救护车，人和车都到了门口。看在钱的分上——这是父亲后来一直在强调的东西，可是我知道他并不缺钱——他只能把太祖母往医院送。 说心里话，我的立场跟我的父亲保持高度一致，我也觉得比太祖母年轻的祖父祖母尚且都走了，她这样的年纪走已经没什么遗憾可言。何况，她老人家很久很久以前就做好了死的准备了。可是我总不能阻止一个孙子孝敬祖母的心吧？况且，正如叔父说的，我比父亲多读了几年书，总要比他多一些理智吧！
那是1990年的中秋节。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的太祖母让祖父搀着走出了房间。我们几个太孙辈的小孩子都不敢靠近她。她的脸像被挖了个坑，两颊深深陷了进去。她的眉骨更高了，眼睛大得吓人。凡是衣服覆盖不住，肉眼看得到的地方，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比喻就是大象的皮肤。横的，纵的，斜的，各种纹理不是轻轻地划，而是深深刻进去，我一直怀疑是不是用墙角的那个犁耙给犁出来的。她几近枯竭的身体只剩下骨架、骨节，勉强支起一个像人一样的身体。
进去啊，进去啊，她“吃”了她的父母和兄弟，“吃”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吃”了她与第一任丈夫生的两个孩子，又“吃”了我们的太祖父，后来又“吃”了我们的二姑奶奶。她已经“吃”了那么多人，不会在意多“吃”你这么大的小人儿的。你那么嫩，吃起来一定特别香特别甜。咬你的手指头一定像吃生花生米一样，“咔咔咔”“咔咔咔”，多好听……每次我要进太祖母的房间捡皮球，长我四五岁的姐姐总是这么说。我只觉得后背生起一阵冷风，冰凉冰凉的。我确实听到了从床上传来那极其清脆的声音，“咔咔咔”“咔咔咔”。那么清晰，那么吓人。
做了这么几十年的寿木，还是第一次中秋节给人送上门。方脸大爷直起腰身，擦着汗说。这团圆的节日，很多人都忌讳……
死也是一种团圆！太祖母扶着那口大木箱说。最永久的团圆……
谁说不是呢！方脸大爷轻轻拍着大木箱，像在炫耀一件艺术精湛的艺术品。这可是我店里最好的楠木，做工也是最好的……这木头还没完全干透就上漆，这漆要能再多上几遍会更油光。你们这么赶，我也没办法，这几天油漆味比较重，多放几天就好了。
好啊，好啊！太祖母抚摩着箱盖，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里。
我看她还挺好的，怎么这么赶？收钱的时候，方脸大爷还是忍不住多问了我祖父。会不会误诊了？你说这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肠癌，已经是晚期了！祖父摇头叹气。
看她那眼神，应该也不会很快……方脸大爷瞟一眼太祖母，数起手上的钱。我见过很多马上要死的人，不可能是那种神采。
她明天去上海，她那个宝贝孙子那里做手术……父亲抢先回答。今天送来了，她才会安心上路！
很多年以后，回忆起父亲当年说的这句话，我一直在揣摩他说的“上路”，仅仅是指去上海的路吗？
见他们谈的都是我听不大懂的事情，我跑到太祖母身旁，踮起脚尖还是够不着那个大木箱的箱盖。阿太，大箱子里有什么好吃的吗？
傻孩子，箱子里装的是睡觉的床，没有好吃的。太祖母的皱纹在笑。
睡觉的床怎么会有盖子？我拍着大木箱。
人死了，往那一躺一睡，盖上盖子，就可以去到那边了。
什么是死？死会疼吗？
走不动了，想永远永远睡下去了，就死了。一点都不疼。
那边在哪里？阿太希望早点去吗？
在天上。阿太很久之前就想去了。
那边有谁？有月饼吗？也像我们这样围成一桌吃月饼吗？我咬了一小口手中的月饼，一种美妙的甜爽包裹住了我。我也想去。
你还太小，要像阿太这么老了以后才能去。那边没有月餅……
太祖母干枯的手柴柴的，但她的手掌摸在我的头上时好像渗出了柔软。她说的这些话，像是雨刚停住后沿着古厝的屋檐往天井内的水沟里滴下，滴答，滴答，滴一下，停一下，如此轻盈，如此淡然，煞是好听。我相信太祖母说的话，可是姐姐并不是这么想的。每次晚上经过厅堂去祖父母的房间，姐姐总会说，要用跑的，不然棺材里随时都可能有人伸出手来把你抓进去吃了。你那么小，那么嫩，一定非常好吃，“咔咔咔”“咔咔咔”……我像火箭一样地飞过厅堂。
那口上好的楠木棺材终究没有派上用场。就像大家看到的，没错，太祖母没有去成那边——叔父联系的一流专家帮她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手术。谁都没有等来到箱子里睡觉的机会，县里的殡葬改革就开始了，睡觉的箱子最终变成很小很窄的一个小盒子了。我曾经非常担心祖母怎么才能躺进去——除非她有缩骨术。但她自己似乎一点也不担心。她说，睡在那小盒子里也挺好，更不占地方。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小脚的太祖母都要敬拜厅堂上的土地公。总是天光还没有亮透，她就起床，一番洗漱，喝了这一天里的第一泡茶后，换上新洗过的歪襟蓝布衫，摆上果盘点上三根香，对着龛台又是细碎言语，又是朝拜作揖。对她来说，好日子都是包括土地公在内的各方神明所给的。在他们的那边与我们的这边好像有一条凡人的肉眼看不见的通道，太祖母时常循着那条通道一次次抵达、触碰或者对话。碰上正月初一零点刚过的贺正，和正月初九的敬天公，仪式就更加隆重、热烈，也更加复杂了。大到几盘荤菜几盘素菜，荤菜摆在前，素菜摆在后，小到几个茶杯，几个酒杯，这些都是极其讲究的。从小到大，一年年一次次见她开始更衣点香，每个孩子心中的肃穆感便如同她手中燃着的香火冉冉而起。龛台里那个从来不说话的土地公和她对着大门方向朝拜的那个看不见的天公总能赋予她力量，每一次朝拜结束，她便被注入生机，容光焕发。她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太祖母房间氤氲着一团特殊的气息。房间的灯开着，把父亲的脸映照得更加阴沉。没有声音。他远远地坐着，双唇紧闭，腮帮里像藏着一只小青蛙，一跳一跳，目光被削得尖尖的，直射床前。我在他的目光里嗅到了火的焦味，铁的锈味。太祖母睡在用叔父寄回来的钱购买的专用病床上，在他的目光里面墙侧卧，呼吸均匀。从厦门打点滴回来，她似乎恢复了些许精神，眼神里偶尔有略微流动的光，嗓子里却像是设置了重重关卡，把声音生生给卡在了喉咙里。小半天喝下的一碗浓浓的米汤耗费了她太多的体力，一整个晚上她连呻吟声咳嗽声都没有了。 因为二姐早产，母亲不得不连夜往汕头赶。父亲一早就熬了粥、炒了花生米端到太祖母房间。她已经醒了，正木木地盯着从窗缝漏进来切向地面的几缕光线看。光线中没有他。
父亲开了灯，三两下就摇起了病床的上半部，太祖母的身体毫不迟疑地往前曲了十几度。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呈半躺姿势的她一点点摆正了头，目光被拎着被黏附着缓缓地移动，没有角度的改变，没有力度的改变，仍是愣愣的，散散的，泻在被单上。被单上那几朵暖色调的牡丹花开得正艳正红，他看到的只有一张衰老的脸。
父亲抓了把椅子坐下，拿汤匙打了满满一勺粥就往她嘴的方向送。她的双唇紧闭，偏过头去。汤匙在她的门口站岗。一秒，两秒，三秒。汤匙往她的唇中间顶，试图打开一条通道。一下，两下。门并没有打开。她抬手轻轻一拨，米汤洒在被单上。汤匙停在空中。她的手并没有停止，在收回的途中费劲地往上，往后，手指成了她的梳子，一下接一下地往后梳理着她的头发。额头一点点露了出来。
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
父亲从抽屉里取了梳子伸给太祖母。她梳得非常慢，非常轻，好在髻子并没有散开，她把散乱出来的几绺头发往后别，总算将它们一根根压在脑后，这才住了手。梳头耗费了她仅剩的一点力气，她闭起眼睛，重重地呼吸。父亲举着湿了的毛巾犹豫了片刻，还是搭在她的脸上。毛巾还未及挪动，她睁开了双眼，手再一次上抬，只是这回，才抬到一半，便掉了下去。再抬，再次掉下。她闭上眼睛，别过头去。毛巾得到了特许，像是一条自由的鱼，开始在脸上一路顺畅地游走。
太祖母的眼角渐渐湿了出来。
总得有什么来打破这种沉默。
文儒的签证已经办下来了。毛巾在眼角多逗留了一会儿，父亲说。
噢——气息是弱的。
他买的是三天后回国的机票。毛巾游过耳后沟，顿住了。
嗯——气息是短促的。
父亲不再说话。晾过毛巾，他又取了水让太祖母漱了口。简单洗漱过的她仿佛连眼睛也有了亮光，原本几近枯竭的目光重新吸收了水分湿润了几分。湿润让许多坚硬的东西也柔软了起来。
她看起来真像个无助的小孩子——父亲讲述这段经历时总是这么形容。怎么都想不到，这个小时候在我眼里如此强硬的人此时也会柔弱得像一片枯黄的落叶，在风中颤着晃着，仿佛一不小心就會落下。人啊，唉——
一开始，我对父亲这一声“唉”也没多大感觉。这似乎只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声感慨：说起二姑奶奶年纪轻轻就客死他乡，他“唉”过;说起1977年，叔父去参加高考的时候，他站在茶园里抡锄头，他也“唉”过;说起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挑着担子在汕头走街串巷地卖茶，他长“唉”过;说起两年前我执意到县城边上的电商园开网店时，他有了更长更长的“唉”……后来，我慢慢体会到，父亲每一声“唉”前的话语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可没说出来的似乎比他说出来的还要多，都排在“唉”的后头堵着挤着，让这声“唉——”的尾巴沉重了起来。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所有的“唉”在看不见的地方一定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它们伸出粗的细的长的短的各种根须纠缠在一起，扯不清，掰不开。
观音岩上了年岁的人一讲起太祖母没有不夸不赞的，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那个小脚玉啊，心比男人强大着呢，没有她，宏啊他们家恐怕早就绝了，哪有可能现在这样丁财两旺？很多时候，还会再加上一句，如果当年霞啊不跟人跑了，跟宏啊结了婚，日子得好成什么样？他们嘴里的“霞啊”是我的二姑奶奶。二姑奶奶失踪后，太祖母让祖父去邻村、邻社、邻县，各种能想到能走到的地方都去找过。有人说在同安见过她，太祖母自己跑了一趟，还是没有音信，没有结果，二姑奶奶像是一滴水没入了溪流里。各种关于她的说法也横生了出来。有人说，她爱上了曾来公社演戏的一个同安男青年，两个人经常偷偷摸摸在学校后面的山上见面，那天戏演完，戏子就把她拐跑了。有人说，她被挑担路过村头的一个外省货郎给下了蛊，迷迷糊糊跟人走了。有人说，她为了学校一个代课老师的指标被公社书记给欺侮了，指标最后给了别人，她想不开就自杀了……太祖母一点都不避讳别人猜测的这些说法，如果我们多问一句，“那二姑奶奶到底是自杀了还是跟人跑了？”她顶多就补上一句：“你们二姑奶奶是读过书的人，怎么可能？”尔后仍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好像他们说的不是自家姑娘，好像二姑奶奶只是去哪里旅行了一般。
若论太祖母对祖父视如己出的爱，大家都好理解。毕竟祖父是她唯一的儿子——哪怕不是亲生的。可要讲起太祖母对父亲的爱，便多了几分说不清的复杂。父亲两岁的时候成为祖父的儿子——太祖母在同安车站捡到了他——他被抱养到我家后，从来都是太祖母在照顾。她帮他洗澡、穿衣服，喂他吃饭，搂他睡觉，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很多邻居都说，他完全不像我祖父母的孩子，倒更像是太祖母的孩子。一听这话，她总笑眯眯地说，我的孩子就我的孩子喽！只要生儿不嫌我老！
阿嬷不老，阿嬷不老！父亲像只蚯蚓直往太祖母的怀里钻。如果他再小点再细点，我怀疑他甚至可以钻进她的心里她的血液里。
叔父出生几个月后，太祖母曾带着父亲再去过两次同安。第一次只去了两天，还是没找到二姑奶奶。第二次去了一个星期时间，回来的时候，她的手里多了个盒子。到得厅堂，屁股刚挨着椅子，她就打开盒子，取出一个象牙白的瓷罐，那瓷罐圆圆的，表面有莲花的图案。
阿嬷回来喽！阿嬷回来喽！儒儿想看看，阿嬷给儒儿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听闻声响的祖父抱着叔父走到厅堂上，伸手就要打开罐子上的盖子。让儒儿看看……
谁能想得到那么漂亮的瓷罐里装的居然是一个人的骨灰？
太祖母抢先一步抓过瓷罐抱在胸前，像抱着一个小小的孩儿。她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祖父，眼泪成串地掉了下来。我苦命的霞儿啊——
这句话一出，太祖母就昏死了过去。那一瞬间，祖父几乎是条件反射地伸手抓住眼看就要掉落的骨灰盒。她像一截失去依附的藤蔓在父亲身旁倒了下去。 为什么又要说？
叔父看了一下我。父亲明白他的意思，补充了一句，没事。他这才往下说。阿太不想让你一直活在恨里。她说，仇恨会在你身体里切开一道缝，再多的美好和幸福都会从那道缝里一点点漏掉。人生不可以只有仇恨，没有美好和幸福感。她一直想着要帮你把那道缝合上。其实，很早以前，我在写给你的很多信里都有暗示，当时如果你追问我，我肯定忍不住会告诉你的。可是你没有。
信？父亲完全没明白过来。
你老厝屋子的柜子里……我一停顿，叔父就说话了。上大学那几年我不是给你写过很多信？你从来都没回过，后来，我也就不写了。
我——我——父亲已经说不下去了。他的嘴唇在颤抖，双手在颤抖，连眼神都在颤抖。
怎么啦？我看看父亲，又看看叔父，充满了好奇。我知道信里一定隐藏着一个秘密，既为秘密便不可告人。
哦，不，它居然是可以告人的秘密！父亲默默地把信递给我，便低头看他的茶杯。他的手指头搭在杯沿，并没有拿起，而是转着，转着，轻轻的。我瞥到他眼眶里的水位正在上升——他的泪点已经降到了最低处。
是太祖母的字迹。一手娟秀的钢笔字，一张张泛黄的作文纸。不是信的格式，但仍将此地与远方关联起来。它像打通阻挡河流前进的山体，迷雾般的历史被迅速贯通了起来。我看到挂在廊道墙上的那件蓑衣，像个人支在那儿，望着我们。它有话要说。
终于到了可以把秘密说出口的时候了。
我要说的是一个藏在我心里几十年的秘密。从今天开始，知道的人多了一个你。
为什么选择你？因为从高考结束第二天你告诉我你看过抓阄另一张字条时的眼光里，我没有看到原本应该有的愤慨、怨恨，特别是这么多年你哥那么对你，而你依然是好态度，我知道你有文化，你大度，你包容，你一定会理解我的所作所为。
如果我下不了手术台，请将这个秘密保守到你们父母亲都去世后才告诉给文生。如果我暂时没能死成，那么请有足够的耐性，等到我们三个都走后再告诉他。当然，前提是他放不下——倘若他已完全放下，谁是他的亲生父亲又有何意义？那就索性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他和他的母亲。他是一个不幸的孩子，尽管我尽心尽力地去爱他，但有些东西是永远化不了，也永远代替不了的。他有理由对我充满怨恨。总得有人为一些事情负责——这个人只能是我。就像河流总要有出口（既然是恨，一个出口就够了），总要让他的恨有地方去，他才不会堵住。一堵，人就废了。当年，你们的祖父就是因为心堵，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
我知道村里人都说我这一辈子吃了太多人的岁，我本不是这么自私的一个人，可老天爷安排我来承受这样的骂名。其实，我早就做好了随时走的准备。可能老天爷认为我该偿的债还不够，还要让我继续还债吧，所以让我一次次地活下来？这回，该是要我走的时候了。这样，很好。
我这一辈子唯一做错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有关你的二姑妈，一件有关你的大哥。
你们都知道当年我曾答应把你二姑妈许给你们父亲，后来她跑了。为什么跑？你二姑妈当时心中有一个喜欢的人，他们是同学，后来回了厦门岛。我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外地人不牢靠，另一方面（这一点更重要）是因为你们父亲那么喜欢她，等了她那么多年，我不想让他失望。再加上咱家当时那么穷，说真的也怕你父亲娶不上老婆。如果真娶不上，那我对王家祖上是没法交代的。她后来也想通了，要你们父亲给她点时间，让她跟那个人说清楚。可是你们父亲太急了，怕她去了就不回来了。所以，就用了点方法，结果她就跑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我也不知道。那一年，我其实在同安找到了你们二姑妈，她身旁还带着个一两岁的孩子。她那次逃跑后跑到了厦门岛，找到了她那个男同学，原本也已经决定在一起了。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觉得没脸待在男同学身边，就跑到了同安。我要带她回观音岩，她死活不肯。她说，她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父亲。我说，你不想回去可以，但是孩子我要带走！王家三代单传，不能在这里断了后（当时你母亲一直没怀孕，我担心她生不了）。你二姑妈哭着跪着求我，说没有孩子她活不下去，但我当时就铁了心要将孩子带走——他是你父亲的血脉，我答应过你们祖父，一定要让王家香火传下去。你出生后，我曾带着他再去过两次同安，我希望能找到你二姑妈，如果她还想要，我会把孩子还给她。第一次没找到，第二次找到的时候，她已经病得不行了（一半是因为想孩子，一半是因为她爱的那个人被迫害致死），我想把她接回岩上，她还是不肯。她死的时候，眼睛直直盯着我都不肯闭上，她用这种方式表达她的恨，那种恨就像是一根毒刺，扎进我的血管里，让我无时无刻不受疼痛的折磨——她这一辈子都不打算原谅我的绝情。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她的孩子读书……
人这一辈子都是用来赎罪的。对你二姑妈所犯的罪我是永远还不清了，我想在她的孩子身上進行弥补。但我忽略了孩子的记忆和聪明，正因为那次带他去同安与你二姑相认，你大哥知道了自己是抱养的，那以后，他整个人就变了。人的内心一旦被仇恨浸染，连爱都会变了颜色。好像我对他越好，他的恨便会积得越重。1977年，我让你们抓阄决定谁能去读大学。我以为他是大哥，怎么都不会跟你抢抓阄的先后，没想到，他那天像吃错了什么药，一定要先抓。这二十几年来，我经常会想，当年如果是你先抓，情况又会是怎样。你大哥恨了我几十年，好在恨归恨，他也终究做了一番事业出来。或许，有时恨也会产生一种动力，催人奋进，催人坚强……
要走了，要去跟被我“吃岁”过的亲人相聚了，有些事情总不能带到棺材里，还是得说出来。等我们老一辈都走了，再多的恨也再不用去发泄了。或许，也就都没有恨了。
这辈子，第一次有如此轻松的感觉。
责任编辑 石华鹏
你说她一个快100岁的老太太，都10点了还不去睡觉，还来管我喝酒，管我和你妈的事。她管得了吗？父亲说得理直气壮。对于自己的每次喝酒，他拥有着这个世界上再充足不过的理由——高兴肯定是要喝的，不高兴也是要喝的;小学同学回观音岩是要喝的，同学马上要离开自然也是要喝的。我一度以为，发明酒这东西是父亲这样的人。
我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接着电话，不知如何回答。我知道他心里的梗，也知道他最希望听到的回应，但我实在说不出来。20多年的记忆里，醉酒后的父亲与人吵架算是轻的了，打架也是常有的事，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长在心里的梗。每个人心里都有梗，自己的梗终究是最最重要的。
说说也就罢了，还要来拉我。你说我都几岁的人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也没有老到她那么番颠，怎么可能对你妈下什么重手？她那么瘦小的一个人，一推不就倒了？可我喝了一点酒，哪里知道她就倒在那里？我一倒退——
我听到了骨头“嘎崩”一声响。太祖母身高只有1.48米，体重不足70斤，人高马大的父亲足足抵得上两个太祖母的重量。
我急急踩下刹车，连夜赶回观音岩。在我们观音岩，长期流传着一种关于“吃岁”的说法。村里人都说，太祖母是吃了子孙的“岁”才可以活这么久的。很小的时候，我一直相信村民们嘴里的“岁”一定是像“年”一样的怪兽，她吃起一只只的“岁”来定然像她平日里嚼生花生米一样，“咔，咔，咔”，一咬就断。只是，吃下那么多“岁”的老人，笑容怎么还能如此慈祥，面目怎么还能如此安宁？这是长期困扰我童年的一个问题。太祖母吃得最近的一次“岁”是我祖父母的——虽然我们一次次地解释祖父母是因为车祸离世的，可关于“吃岁”的说法还是又一次在村民间流传。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吃了那么多“岁”，特别是年轻人的“岁”，太祖母怎么可能看起来还那么年轻？我不否认，同为女人，当年75岁的祖母和96岁的太祖母站在一起，实在很难让人看出她们两代人的差距。她们脸上额上脖子上的皱纹一样多，也一样深一样密，像是久旱龟裂的土地。她们一样干瘪的手臂小腿被时光抽走了所有的水分，一层层松懈出来的皮囊充分暴露了骨头的原形。可是，这难道就是“吃岁”的证据吗？
吃过止疼片的太祖母缩在被子里，呼吸又深又重。她像是一个老婴孩，微侧着身子，双手枕在右脸处，打着石膏的左脚被架得高高的。那双没有鞋子和裹脚布掩护的三寸金莲第一次如此突兀地摆在那里，丑陋不堪。奇异的形状，扭转的肉团，弓起的脚背，深凹的脚底，连在一起的脚掌与脚跟，巨大的大脚趾，被扭压在脚下看不见形状的其余四个脚趾……她的头上却是另外一番情境。她的额头依然梳得如此光亮，俨然是要去赴什么盛宴的样子。脸也洗得干干净净，脸上的汗毛拔得一根不剩。
告诉叔父了没有？临睡前我还是忍不住问了父亲。
没有。他停顿了几秒，反问，为什么要告诉他？
还是告诉他一声吧！
是啊——他是她的骄傲！父亲的眼里闪出一丝奇异的光。他说话的语气很是奇怪，像是古厝生了锈的铁门，有的地方被卡住了，重重地拖着，有的地方却又是顺畅的，轻轻地带过。
你如果不想打，我来打吧！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但话已出口，我需要把这错圆下去，假意抬手看手表。现在将近12点，他那边差不多是中午。
父亲的眼睛突然就空了，仿佛那里的光一下子被远在美国的叔父给吸走了。
叔父是岩上第一个考到上海的大学生，又进入上海的高校任教。太祖母80岁生日宴，镇里的领导和村干部们都来了。一开始，大家都是开心的。叔父不仅给太祖母带了礼物，他还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送给祖父母的是每人一件漂亮的外套和一件厚实的羊毛衣，送给我几个姑姑和我母亲的一样都是一条花花绿绿的丝绸围巾，送给我们几个孩子的则五花八门：书，钢笔，棉花糖，开心果……没人注意到他落下了一个人的礼物。太祖母的生日宴会办得无比风光，叔父还说了一番很感人的话，大体上是讲他一个人在上海如何想念观音岩，想念太祖母做的千层糕，想念小时候和我父亲一起爬树掏鸟窝偷鸟蛋用蜘蛛网粘知了的那些个事。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目光除了在太祖母身上停留，更多的时候会在我父亲身上跳跃。为什么是跳跃？我总觉得父亲似乎一直在躲避什么，只要他的目光有往父亲身上移动的可能，父亲就提前把头歪到一边，或者埋到地上，叔父没得交接的目光只能轻轻一点就跳到别处，但没过一会儿，又会往父亲的方向抛过去。
临回上海前的那个晚上，叔父才从行李箱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小盒子。盒子里装的是一个乌光闪闪像洗衣锤的东西——他们叫它“大哥大”，据说里面存储着一个号码，头顶上长着的那根是可以伸缩的接收信号的天线，走到哪里都可以拨打和接听电话。
回来前一天我托同学从香港帮我带来的，是一个很吉利的号码。号码就贴在大哥大上。叔父把黑色的洗衣锤递给父亲，透着巴结意味的话说得很是小心。怕你不收，闹得大家别扭，所以到现在才拿出来给你。
好酒沉瓮底，越后面给的礼越大啊！几个姑姑都止不住尖叫和羡慕。这恐怕是咱们镇上第一部大哥大吧？二哥自己用的还只是传呼机啊！
当大哥的才需要用大哥大！叔父开的玩笑似乎没有人听得懂，没有人配合他的笑。他摸着别在裤头上的传呼机说，我成天除了上课就是做实验，有这玩意儿就够了。大哥做生意比较有用。
看不出父亲脸上有任何高兴的迹象。他掂着手上的洗衣锤，像执意要掂出其中的分量。你们读书人心思就是多……
我实在听不出父亲这句话的感情色彩，像是平淡的几个词，又似乎每个词都攥着力。无论怎樣，他与叔父明显不在一个频道上。叔父有几分不好意思的样子。好一会儿，才接过话，明年，我可能会考虑出国留学。
出国？父亲显然被震到了。你都舒服这么多年了还不够，还要出国去享受？
尴尬像不小心滴到白纸上的一滴红墨水，迅速在叔父的脸上蔓开。 你怎么这么说文儒？祖父看不过去。
是啊，你怎么这么说？祖母附和着。
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一部大哥大就把我打发啦？父亲把洗衣锤往桌上一扔，把你的大哥大拿回去！别一副施舍的样子！
我怎么会是施舍了？你怎么会这么想？叔父喃喃地说。好像他真的犯了错，而且犯的是不小的错。
你以为你是什么破研究生是什么破副教授承担了什么破课题就了不起了是吗？父亲在每个“破”字上都下了狠劲，似乎要砸碎它后面带出来的那些新鲜的名堂。
你——你——怎么会这么想？叔父的面子好像被撕裂了，他瞟一眼太祖母的房间，说得更加小心。咱们好歹是兄弟！
兄弟？对于这个家，你永远就是一条寄生虫！凭什么你一直读书，读到上海，读到现在还不够，老子要在老家累死累活地给你赚学费？讲好听是你送我一部大哥大，归根结底还不是我自己买的？
叔父哑住了。我不知道他脑子里是不是跟我一样出现水蛭的模样，一只只软软的，牢牢地吸附在大人腿上，血从腿上流了出来。尽管我弄不明白叔父与水蛭的关系，但我确定绝对有关联——父亲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其他人。
如果当年不是有人做了手脚，那现在了不起的是我，要出国的也会是我！父亲重重地丢下这句像炸弹一样的话，扭身走出古厝。离着古厝几十米远的地方，是父亲几年前新建的二层楼房，房子建好后，太祖母更愿意住在古厝里，祖父母只能留下来陪她。
父亲说了这么重的话，叔父并没有回击。也许，这就是读书人的斯文和内涵吧？
好像所有人也都远远地躲开了——父亲射出一支威力十足的箭，任何人再以叔父为荣，再想维护这个白净斯文的城里人，也不想被它误伤。
自始至终，太祖母的房间都安静得像是不存在。可我没来由地相信，那一刻她一定是站在床前，面向紧闭的窗户，双手合十，默默祈祷。
已经三个多月，太祖母断掉的骨头始终连接不起来。医生也没了办法——从大骨汤到牛奶到钙片到钙粉，他要求做的我们都做了。就像被抽掉了一颗关键点上的螺丝，太祖母整个人就这么散了，再站不起来。地是自然下不了的了，饭也吃得越来越少，连气息都一天比一天弱。她蜷缩的幅度一天天在扩大，在床上所占据的空间一天天在缩小。她身上的一切似乎正一步步朝着死亡迈进——哪怕一阵小小的风一次突然的降温都可能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唯一能阻挡她死亡脚步的是她每次睁开眼后那眼里闪过的光——那光是祈盼，是不舍，是坚决。
太祖母是1946年腊月带着我5岁的二姑奶奶上的观音岩，进的我们王家门，成为我祖父和大姑奶奶的继母。那年她31岁，刚死了丈夫和两个孩子。太祖父42岁，老婆三年前因为难产死亡。她来的第二个月，一家大小下了岩，她用仅有的一点小积蓄租下了街上的一间小店铺，卖起了牛肉羹牛肉面白米粿。第二年，祖父进了学堂。
叔父隔几天就会给太祖母打来电话，接电话的只能是父亲。无法避免地在电话里相见，无法避免地在电话里争吵。
你们应该带她去大医院找大医生看看，或许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一开始，叔父说得还很客气，用词也相当谨慎。县里小医生毕竟水平有限。
所有的医生都说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有什么办法？火总是先从父亲这头烧起来的。
你都没去找过大医院，你怎么知道大医生就没办法？
你怎么知道我没去找？
我让你们去找上海我那个同学，你们去找了吗？
笑话，中国这么大，难道就只有你同学是大医生？
我不想跟你争辩！老人也就这点日子可以活了……生意暫且先放一放！
听你讲这些老子就起火！真有孝心你就回国来，不要在电话里瞎指挥！父亲“啪”地挂掉电话。
父亲挂掉电话的那一刻，我恰巧进门。我马上就知道他下一秒会对我说出的那句话。他果真说了——整天就知道打电话来发号施令！
你知道他那么远，也不是想回来就可以马上回来的，怎么每次都这么激他？我故意笑着把一句带疑问的话说出去。我不能让父亲知道我有为叔父辩解的含义，却也不能对他的这种不理智不闻不问。我觉得我的笑成功地转化了我的几层意思。
我就是要这么说！不这么说我就不解恨！五六十岁的父亲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带着孩子般的执拗。
突然冒出的一声“额嗬”打断了我们的对话。有十几秒，屋内没有了动静。给我几颗花生米！太祖母居然开口说话了。我要花生米！
让我们全家一直纳闷的是，太祖母的牙齿并不像她身体的其他零部件那样老化，被她使用了近100年的牙齿居然还都健在，而且一颗颗非常坚固地占据着她的牙床。那发着白光的微黄即使经过岁月的侵蚀，居然也看不见任何一个黑色斑点。一天里难得见她吃上几口饭，生的花生米成了她摄取营养的主要方式。你无法想象一个虚乏得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的老太太，居然还能一下接一下，缓缓地嚼动那看起来并不柔软的东西。“咔咔咔”，“咔咔咔”，那依然清脆的声音在她的房间里弹着跳着，像一首欢畅的歌——直到感冒叠加在她的病体上。先是说头疼，接着是嗓子疼，后来，没日没夜地咳嗽，榨掉了她身上的最后一丝水分。她像薄得不能再薄的纸片一样贴在宽大的床上。
差18天，太祖母就100岁了。我父亲坚持认为太祖母已经老得足够去死了，一个那么小的感冒更没必要去花那些钱，住那些个医院。可叔父却一点都不想让她死。
你把卡号发给我，我给你转一些钱！叔父在短信里说。
你以为你赚美元了不起是不是？
卡号？
你不知道他有多……多……讲起钱的事情，父亲整个人从凳子上弹了起来，凳子歪到了一边。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接上，就越发生气了。连发条短信都舍不得多用几个字！他一个美国教授就真那么了不起？我就见不得他不可一世的样子。
在父亲眼里，叔父怎么做都是不对的。
叔父最终把钱转到了我的卡上。又直接让他的镇长同学联系了医生，联系了救护车，人和车都到了门口。看在钱的分上——这是父亲后来一直在强调的东西，可是我知道他并不缺钱——他只能把太祖母往医院送。 说心里话，我的立场跟我的父亲保持高度一致，我也觉得比太祖母年轻的祖父祖母尚且都走了，她这样的年纪走已经没什么遗憾可言。何况，她老人家很久很久以前就做好了死的准备了。可是我总不能阻止一个孙子孝敬祖母的心吧？况且，正如叔父说的，我比父亲多读了几年书，总要比他多一些理智吧！
那是1990年的中秋节。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的太祖母让祖父搀着走出了房间。我们几个太孙辈的小孩子都不敢靠近她。她的脸像被挖了个坑，两颊深深陷了进去。她的眉骨更高了，眼睛大得吓人。凡是衣服覆盖不住，肉眼看得到的地方，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比喻就是大象的皮肤。横的，纵的，斜的，各种纹理不是轻轻地划，而是深深刻进去，我一直怀疑是不是用墙角的那个犁耙给犁出来的。她几近枯竭的身体只剩下骨架、骨节，勉强支起一个像人一样的身体。
进去啊，进去啊，她“吃”了她的父母和兄弟，“吃”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吃”了她与第一任丈夫生的两个孩子，又“吃”了我们的太祖父，后来又“吃”了我们的二姑奶奶。她已经“吃”了那么多人，不会在意多“吃”你这么大的小人儿的。你那么嫩，吃起来一定特别香特别甜。咬你的手指头一定像吃生花生米一样，“咔咔咔”“咔咔咔”，多好听……每次我要进太祖母的房间捡皮球，长我四五岁的姐姐总是这么说。我只觉得后背生起一阵冷风，冰凉冰凉的。我确实听到了从床上传来那极其清脆的声音，“咔咔咔”“咔咔咔”。那么清晰，那么吓人。
做了这么几十年的寿木，还是第一次中秋节给人送上门。方脸大爷直起腰身，擦着汗说。这团圆的节日，很多人都忌讳……
死也是一种团圆！太祖母扶着那口大木箱说。最永久的团圆……
谁说不是呢！方脸大爷轻轻拍着大木箱，像在炫耀一件艺术精湛的艺术品。这可是我店里最好的楠木，做工也是最好的……这木头还没完全干透就上漆，这漆要能再多上几遍会更油光。你们这么赶，我也没办法，这几天油漆味比较重，多放几天就好了。
好啊，好啊！太祖母抚摩着箱盖，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里。
我看她还挺好的，怎么这么赶？收钱的时候，方脸大爷还是忍不住多问了我祖父。会不会误诊了？你说这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肠癌，已经是晚期了！祖父摇头叹气。
看她那眼神，应该也不会很快……方脸大爷瞟一眼太祖母，数起手上的钱。我见过很多马上要死的人，不可能是那种神采。
她明天去上海，她那个宝贝孙子那里做手术……父亲抢先回答。今天送来了，她才会安心上路！
很多年以后，回忆起父亲当年说的这句话，我一直在揣摩他说的“上路”，仅仅是指去上海的路吗？
见他们谈的都是我听不大懂的事情，我跑到太祖母身旁，踮起脚尖还是够不着那个大木箱的箱盖。阿太，大箱子里有什么好吃的吗？
傻孩子，箱子里装的是睡觉的床，没有好吃的。太祖母的皱纹在笑。
睡觉的床怎么会有盖子？我拍着大木箱。
人死了，往那一躺一睡，盖上盖子，就可以去到那边了。
什么是死？死会疼吗？
走不动了，想永远永远睡下去了，就死了。一点都不疼。
那边在哪里？阿太希望早点去吗？
在天上。阿太很久之前就想去了。
那边有谁？有月饼吗？也像我们这样围成一桌吃月饼吗？我咬了一小口手中的月饼，一种美妙的甜爽包裹住了我。我也想去。
你还太小，要像阿太这么老了以后才能去。那边没有月餅……
太祖母干枯的手柴柴的，但她的手掌摸在我的头上时好像渗出了柔软。她说的这些话，像是雨刚停住后沿着古厝的屋檐往天井内的水沟里滴下，滴答，滴答，滴一下，停一下，如此轻盈，如此淡然，煞是好听。我相信太祖母说的话，可是姐姐并不是这么想的。每次晚上经过厅堂去祖父母的房间，姐姐总会说，要用跑的，不然棺材里随时都可能有人伸出手来把你抓进去吃了。你那么小，那么嫩，一定非常好吃，“咔咔咔”“咔咔咔”……我像火箭一样地飞过厅堂。
那口上好的楠木棺材终究没有派上用场。就像大家看到的，没错，太祖母没有去成那边——叔父联系的一流专家帮她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手术。谁都没有等来到箱子里睡觉的机会，县里的殡葬改革就开始了，睡觉的箱子最终变成很小很窄的一个小盒子了。我曾经非常担心祖母怎么才能躺进去——除非她有缩骨术。但她自己似乎一点也不担心。她说，睡在那小盒子里也挺好，更不占地方。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小脚的太祖母都要敬拜厅堂上的土地公。总是天光还没有亮透，她就起床，一番洗漱，喝了这一天里的第一泡茶后，换上新洗过的歪襟蓝布衫，摆上果盘点上三根香，对着龛台又是细碎言语，又是朝拜作揖。对她来说，好日子都是包括土地公在内的各方神明所给的。在他们的那边与我们的这边好像有一条凡人的肉眼看不见的通道，太祖母时常循着那条通道一次次抵达、触碰或者对话。碰上正月初一零点刚过的贺正，和正月初九的敬天公，仪式就更加隆重、热烈，也更加复杂了。大到几盘荤菜几盘素菜，荤菜摆在前，素菜摆在后，小到几个茶杯，几个酒杯，这些都是极其讲究的。从小到大，一年年一次次见她开始更衣点香，每个孩子心中的肃穆感便如同她手中燃着的香火冉冉而起。龛台里那个从来不说话的土地公和她对着大门方向朝拜的那个看不见的天公总能赋予她力量，每一次朝拜结束，她便被注入生机，容光焕发。她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太祖母房间氤氲着一团特殊的气息。房间的灯开着，把父亲的脸映照得更加阴沉。没有声音。他远远地坐着，双唇紧闭，腮帮里像藏着一只小青蛙，一跳一跳，目光被削得尖尖的，直射床前。我在他的目光里嗅到了火的焦味，铁的锈味。太祖母睡在用叔父寄回来的钱购买的专用病床上，在他的目光里面墙侧卧，呼吸均匀。从厦门打点滴回来，她似乎恢复了些许精神，眼神里偶尔有略微流动的光，嗓子里却像是设置了重重关卡，把声音生生给卡在了喉咙里。小半天喝下的一碗浓浓的米汤耗费了她太多的体力，一整个晚上她连呻吟声咳嗽声都没有了。 因为二姐早产，母亲不得不连夜往汕头赶。父亲一早就熬了粥、炒了花生米端到太祖母房间。她已经醒了，正木木地盯着从窗缝漏进来切向地面的几缕光线看。光线中没有他。
父亲开了灯，三两下就摇起了病床的上半部，太祖母的身体毫不迟疑地往前曲了十几度。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呈半躺姿势的她一点点摆正了头，目光被拎着被黏附着缓缓地移动，没有角度的改变，没有力度的改变，仍是愣愣的，散散的，泻在被单上。被单上那几朵暖色调的牡丹花开得正艳正红，他看到的只有一张衰老的脸。
父亲抓了把椅子坐下，拿汤匙打了满满一勺粥就往她嘴的方向送。她的双唇紧闭，偏过头去。汤匙在她的门口站岗。一秒，两秒，三秒。汤匙往她的唇中间顶，试图打开一条通道。一下，两下。门并没有打开。她抬手轻轻一拨，米汤洒在被单上。汤匙停在空中。她的手并没有停止，在收回的途中费劲地往上，往后，手指成了她的梳子，一下接一下地往后梳理着她的头发。额头一点点露了出来。
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
父亲从抽屉里取了梳子伸给太祖母。她梳得非常慢，非常轻，好在髻子并没有散开，她把散乱出来的几绺头发往后别，总算将它们一根根压在脑后，这才住了手。梳头耗费了她仅剩的一点力气，她闭起眼睛，重重地呼吸。父亲举着湿了的毛巾犹豫了片刻，还是搭在她的脸上。毛巾还未及挪动，她睁开了双眼，手再一次上抬，只是这回，才抬到一半，便掉了下去。再抬，再次掉下。她闭上眼睛，别过头去。毛巾得到了特许，像是一条自由的鱼，开始在脸上一路顺畅地游走。
太祖母的眼角渐渐湿了出来。
总得有什么来打破这种沉默。
文儒的签证已经办下来了。毛巾在眼角多逗留了一会儿，父亲说。
噢——气息是弱的。
他买的是三天后回国的机票。毛巾游过耳后沟，顿住了。
嗯——气息是短促的。
父亲不再说话。晾过毛巾，他又取了水让太祖母漱了口。简单洗漱过的她仿佛连眼睛也有了亮光，原本几近枯竭的目光重新吸收了水分湿润了几分。湿润让许多坚硬的东西也柔软了起来。
她看起来真像个无助的小孩子——父亲讲述这段经历时总是这么形容。怎么都想不到，这个小时候在我眼里如此强硬的人此时也会柔弱得像一片枯黄的落叶，在风中颤着晃着，仿佛一不小心就會落下。人啊，唉——
一开始，我对父亲这一声“唉”也没多大感觉。这似乎只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声感慨：说起二姑奶奶年纪轻轻就客死他乡，他“唉”过;说起1977年，叔父去参加高考的时候，他站在茶园里抡锄头，他也“唉”过;说起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挑着担子在汕头走街串巷地卖茶，他长“唉”过;说起两年前我执意到县城边上的电商园开网店时，他有了更长更长的“唉”……后来，我慢慢体会到，父亲每一声“唉”前的话语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可没说出来的似乎比他说出来的还要多，都排在“唉”的后头堵着挤着，让这声“唉——”的尾巴沉重了起来。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所有的“唉”在看不见的地方一定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它们伸出粗的细的长的短的各种根须纠缠在一起，扯不清，掰不开。
观音岩上了年岁的人一讲起太祖母没有不夸不赞的，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那个小脚玉啊，心比男人强大着呢，没有她，宏啊他们家恐怕早就绝了，哪有可能现在这样丁财两旺？很多时候，还会再加上一句，如果当年霞啊不跟人跑了，跟宏啊结了婚，日子得好成什么样？他们嘴里的“霞啊”是我的二姑奶奶。二姑奶奶失踪后，太祖母让祖父去邻村、邻社、邻县，各种能想到能走到的地方都去找过。有人说在同安见过她，太祖母自己跑了一趟，还是没有音信，没有结果，二姑奶奶像是一滴水没入了溪流里。各种关于她的说法也横生了出来。有人说，她爱上了曾来公社演戏的一个同安男青年，两个人经常偷偷摸摸在学校后面的山上见面，那天戏演完，戏子就把她拐跑了。有人说，她被挑担路过村头的一个外省货郎给下了蛊，迷迷糊糊跟人走了。有人说，她为了学校一个代课老师的指标被公社书记给欺侮了，指标最后给了别人，她想不开就自杀了……太祖母一点都不避讳别人猜测的这些说法，如果我们多问一句，“那二姑奶奶到底是自杀了还是跟人跑了？”她顶多就补上一句：“你们二姑奶奶是读过书的人，怎么可能？”尔后仍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好像他们说的不是自家姑娘，好像二姑奶奶只是去哪里旅行了一般。
若论太祖母对祖父视如己出的爱，大家都好理解。毕竟祖父是她唯一的儿子——哪怕不是亲生的。可要讲起太祖母对父亲的爱，便多了几分说不清的复杂。父亲两岁的时候成为祖父的儿子——太祖母在同安车站捡到了他——他被抱养到我家后，从来都是太祖母在照顾。她帮他洗澡、穿衣服，喂他吃饭，搂他睡觉，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很多邻居都说，他完全不像我祖父母的孩子，倒更像是太祖母的孩子。一听这话，她总笑眯眯地说，我的孩子就我的孩子喽！只要生儿不嫌我老！
阿嬷不老，阿嬷不老！父亲像只蚯蚓直往太祖母的怀里钻。如果他再小点再细点，我怀疑他甚至可以钻进她的心里她的血液里。
叔父出生几个月后，太祖母曾带着父亲再去过两次同安。第一次只去了两天，还是没找到二姑奶奶。第二次去了一个星期时间，回来的时候，她的手里多了个盒子。到得厅堂，屁股刚挨着椅子，她就打开盒子，取出一个象牙白的瓷罐，那瓷罐圆圆的，表面有莲花的图案。
阿嬷回来喽！阿嬷回来喽！儒儿想看看，阿嬷给儒儿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听闻声响的祖父抱着叔父走到厅堂上，伸手就要打开罐子上的盖子。让儒儿看看……
谁能想得到那么漂亮的瓷罐里装的居然是一个人的骨灰？
太祖母抢先一步抓过瓷罐抱在胸前，像抱着一个小小的孩儿。她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祖父，眼泪成串地掉了下来。我苦命的霞儿啊——
这句话一出，太祖母就昏死了过去。那一瞬间，祖父几乎是条件反射地伸手抓住眼看就要掉落的骨灰盒。她像一截失去依附的藤蔓在父亲身旁倒了下去。 为什么又要说？
叔父看了一下我。父亲明白他的意思，补充了一句，没事。他这才往下说。阿太不想让你一直活在恨里。她说，仇恨会在你身体里切开一道缝，再多的美好和幸福都会从那道缝里一点点漏掉。人生不可以只有仇恨，没有美好和幸福感。她一直想着要帮你把那道缝合上。其实，很早以前，我在写给你的很多信里都有暗示，当时如果你追问我，我肯定忍不住会告诉你的。可是你没有。
信？父亲完全没明白过来。
你老厝屋子的柜子里……我一停顿，叔父就说话了。上大学那几年我不是给你写过很多信？你从来都没回过，后来，我也就不写了。
我——我——父亲已经说不下去了。他的嘴唇在颤抖，双手在颤抖，连眼神都在颤抖。
怎么啦？我看看父亲，又看看叔父，充满了好奇。我知道信里一定隐藏着一个秘密，既为秘密便不可告人。
哦，不，它居然是可以告人的秘密！父亲默默地把信递给我，便低头看他的茶杯。他的手指头搭在杯沿，并没有拿起，而是转着，转着，轻轻的。我瞥到他眼眶里的水位正在上升——他的泪点已经降到了最低处。
是太祖母的字迹。一手娟秀的钢笔字，一张张泛黄的作文纸。不是信的格式，但仍将此地与远方关联起来。它像打通阻挡河流前进的山体，迷雾般的历史被迅速贯通了起来。我看到挂在廊道墙上的那件蓑衣，像个人支在那儿，望着我们。它有话要说。
终于到了可以把秘密说出口的时候了。
我要说的是一个藏在我心里几十年的秘密。从今天开始，知道的人多了一个你。
为什么选择你？因为从高考结束第二天你告诉我你看过抓阄另一张字条时的眼光里，我没有看到原本应该有的愤慨、怨恨，特别是这么多年你哥那么对你，而你依然是好态度，我知道你有文化，你大度，你包容，你一定会理解我的所作所为。
如果我下不了手术台，请将这个秘密保守到你们父母亲都去世后才告诉给文生。如果我暂时没能死成，那么请有足够的耐性，等到我们三个都走后再告诉他。当然，前提是他放不下——倘若他已完全放下，谁是他的亲生父亲又有何意义？那就索性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他和他的母亲。他是一个不幸的孩子，尽管我尽心尽力地去爱他，但有些东西是永远化不了，也永远代替不了的。他有理由对我充满怨恨。总得有人为一些事情负责——这个人只能是我。就像河流总要有出口（既然是恨，一个出口就够了），总要让他的恨有地方去，他才不会堵住。一堵，人就废了。当年，你们的祖父就是因为心堵，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
我知道村里人都说我这一辈子吃了太多人的岁，我本不是这么自私的一个人，可老天爷安排我来承受这样的骂名。其实，我早就做好了随时走的准备。可能老天爷认为我该偿的债还不够，还要让我继续还债吧，所以让我一次次地活下来？这回，该是要我走的时候了。这样，很好。
我这一辈子唯一做错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有关你的二姑妈，一件有关你的大哥。
你们都知道当年我曾答应把你二姑妈许给你们父亲，后来她跑了。为什么跑？你二姑妈当时心中有一个喜欢的人，他们是同学，后来回了厦门岛。我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外地人不牢靠，另一方面（这一点更重要）是因为你们父亲那么喜欢她，等了她那么多年，我不想让他失望。再加上咱家当时那么穷，说真的也怕你父亲娶不上老婆。如果真娶不上，那我对王家祖上是没法交代的。她后来也想通了，要你们父亲给她点时间，让她跟那个人说清楚。可是你们父亲太急了，怕她去了就不回来了。所以，就用了点方法，结果她就跑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我也不知道。那一年，我其实在同安找到了你们二姑妈，她身旁还带着个一两岁的孩子。她那次逃跑后跑到了厦门岛，找到了她那个男同学，原本也已经决定在一起了。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觉得没脸待在男同学身边，就跑到了同安。我要带她回观音岩，她死活不肯。她说，她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父亲。我说，你不想回去可以，但是孩子我要带走！王家三代单传，不能在这里断了后（当时你母亲一直没怀孕，我担心她生不了）。你二姑妈哭着跪着求我，说没有孩子她活不下去，但我当时就铁了心要将孩子带走——他是你父亲的血脉，我答应过你们祖父，一定要让王家香火传下去。你出生后，我曾带着他再去过两次同安，我希望能找到你二姑妈，如果她还想要，我会把孩子还给她。第一次没找到，第二次找到的时候，她已经病得不行了（一半是因为想孩子，一半是因为她爱的那个人被迫害致死），我想把她接回岩上，她还是不肯。她死的时候，眼睛直直盯着我都不肯闭上，她用这种方式表达她的恨，那种恨就像是一根毒刺，扎进我的血管里，让我无时无刻不受疼痛的折磨——她这一辈子都不打算原谅我的绝情。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她的孩子读书……
人这一辈子都是用来赎罪的。对你二姑妈所犯的罪我是永远还不清了，我想在她的孩子身上進行弥补。但我忽略了孩子的记忆和聪明，正因为那次带他去同安与你二姑相认，你大哥知道了自己是抱养的，那以后，他整个人就变了。人的内心一旦被仇恨浸染，连爱都会变了颜色。好像我对他越好，他的恨便会积得越重。1977年，我让你们抓阄决定谁能去读大学。我以为他是大哥，怎么都不会跟你抢抓阄的先后，没想到，他那天像吃错了什么药，一定要先抓。这二十几年来，我经常会想，当年如果是你先抓，情况又会是怎样。你大哥恨了我几十年，好在恨归恨，他也终究做了一番事业出来。或许，有时恨也会产生一种动力，催人奋进，催人坚强……
要走了，要去跟被我“吃岁”过的亲人相聚了，有些事情总不能带到棺材里，还是得说出来。等我们老一辈都走了，再多的恨也再不用去发泄了。或许，也就都没有恨了。
这辈子，第一次有如此轻松的感觉。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