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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论界通常把过渡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称作“团结、教育、改造”政策。这一政策所指涉的知识分子包含着特定的政治属性，是指除革命知识分子之外的所有知识分子，通常称为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对于新生政权具有重要的价值。实施“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过程就是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过程。这一政策蕴含着多种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模式。而通过实施这一政策，中共比较有效地培育起了知识分子对于新生政权的认同。但是，其中的群体压力模式则失之于粗暴，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一统也影响了学术的独立。
关键词：过渡时期；政治认同；知识分子；政策
中图分类号：D6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4-0050-04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古往今来所有政体的正当性都必须更多地依赖于民众的认同。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因此，在过渡时期中共一直致力于培育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而实施“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就是一个典型措施。
一、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对于新生政权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伊始，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从他们的教育背景看可分两类：在国统区接受本土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解放前夕毕业或在校的青年学生；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有社会影响、为思想学术界旗帜性人物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他们遍布文化、教育、卫生、科研、新闻出版与文艺界。从政治属性来看可分为左、中、右三类。左右两翼只是少数，其主体是“游离于左右两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2]。国民党败退之时，中下层知识分子基本上都留在了大陆，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也拒绝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和国外科研机构的盛情邀请，选择参加新中国建设。
从政治认同的逻辑来看，推动知识分子“身归”与“心归”的统一是新生政权的理想目标。新中国的建立为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培育提供了体制基础，而知识分子投向新中国则实现了这一群体“身归”转向，即实现了体制认同。但知识分子“身归”新中国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内心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同。相比于“身归”来说，“心归”更为复杂艰难。事实上，新中国成立时，绝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抛弃国民党，投向了共产党，这只能归因于他们具有的强烈的爱国情感”[2]7。但不少人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和共产党的要求相去甚远，用季羡林的话说就是“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3]。这时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主要还只是情感性的而非认知性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4]他们最重要的人格特征便是其相对于政治权威之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由此而形成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金耀基先生就说：“由于知识分子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的，因此，他与政治权威结构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的。”[5]特别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浸染着几十年“西化”进程中所引来的西方民主意识，有的更是亲身体验了英美的民主制度，因此他们的社会批判意识更明显。所以，培育知识分子内心里的认同以消解其与政府间的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新中国的建设任务而言，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意义更大。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就多次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认同革命就不可能成功。《论联合政府》就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6]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毛泽东又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7]既然任务更加艰巨，如果得不到知识分子足够的认同，新生政权的巩固、国家现代化建设至少都不可能顺利进行。对此中共高层当时是有清醒认识的。中共七届三中全就要求，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8]。因此，强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以充分调动其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就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
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所蕴含的政治认同培育模式
新中国是建立在武装夺取政权基础上的，中共初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暴力强制。但作为执政党，中共必须转化政治合法性的培育模式，即改变以暴力强制为主而代之以和平手段为主来培育。过渡时期中共对知识分子实行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就蕴含了多种政治认同培育模式。其中最有效的有四种模式。
一是参与导向模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提出：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7]1237。后来中共在批判“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时又说：“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7]1268-1269。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又规定：“人民民主专政……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7]1436-1437。基于这种认识，建国时期中共有步骤地分批将各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成员接到解放区。他们不但全面参与了起草《共同纲领》以及其他各项筹建新中国事宜，而且许多人在新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此外，建国之后，很多人经过短期培训成为新政权的公务人员。除了参加国家政权，中共还积极推动知识分子参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批判胡风等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组织他们到工厂农村参观，到苏联访问。
二是利益导向模式。中共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认为，对于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6]1269-1270。建国伊始，中共在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政策时又采取了“包下来”的措施以解决其切实利益问题。“团结”与“包下来”有几层涵义。一是在工作上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續自己原来的职业，对失业者分配适当工作；二是在经济上给予他们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以较优越的待遇；三是在政治上，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给予应有的地位和政治安排，让一部分做不同部门的负责工作。为了使知识分子能更好地发挥其专长，中共还提出，“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9]。
三是规劝教化模式。建国伊始，中共在《共同纲领》中就认识到，在旧知识分子转为新社会服务过程中需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政治教育”。为此中共提出，“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10]。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规定：“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11]循着这一思路，中共在1949年就在全国开展了以大学教师为主、兼及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
四是典型示范模式。过渡时期中共有意识地引导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畅谈思想转变的体会。1952年7月出版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书就收录了费孝通、游国恩、钱端升、金岳霖、陈鹤琴、周培源、梁思成等30位名人的检讨。用该书“编者的话”说，这些检讨者“是在各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这些作品对于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可以发生启示作用的” [12]。周恩来通过《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更成为培育政治认同的典范。周恩来的报告先从自己的体会讲起：参加革命“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即使是担任了高級领导，“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他承认自己在30年革命生涯中“也犯过很多错误”，可他有“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的态度和决心。周恩来长期在国统区工作，其人格魅力本来就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早已是知识分子心中的楷模。现在他又现身说法。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周恩来都需要通过改造来坚定立场和态度，自己更应该进行改造了。正如马寅初所说的那样，“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的学习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进程”[13]。
三、实施“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培育政治认同的效果
政治认同的动态意义在于“人们在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其静态意义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分为体制认同、政策认同和政治思想认同。“在体制方面的认同，有助于政治组织及其制度获得合法性，提高组织制度化的程度，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之一；在政策方面的认同，可以使政治过程获得更多人的参与和支持，使政治组织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认同，有助于政治组织的成员树立起共同目标，激发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热情和信心。”[14]以此观之，过渡时期实行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效果如何呢？总的看来，它对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培育和强化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从思想认同来看这一政策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加深了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同。1952年6月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就认定：“属于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们，已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有许多在政治上素来冷淡、落后以至对我表示疑惧的人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认识和态度。代表上述各阶级、阶层的各民主党派，更在三大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并在其所联系和活动的人们中表现了较为多的积极作用。”[15]而参加土改后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有了切身感受，对群众集合起来的威力有了具体了解，对农民的纯朴热情有了更深认识。这都证实了他们在政治学习中所了解到的阶级斗争说、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等理论，从而更加拥护为广大穷苦百姓谋利益的共产党。总之，经过实施这一政策，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解放后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面貌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无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都已经斩断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联系”[16]。
其次，从体制认同来看这一政策也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最突出的是许多人对于中共的组织认同度明显提高。1952年2月底，北京市委在报给华北局和中央的报告中说：学生群众一起来，北大、清华的一些行政领导和教授就不得不自动地或被迫地放下架子，进行自我检讨。结果，经过一番斗争，过去一般教授和学生们崇拜为偶像的名校长、名教授等都倒了下去。原来的偶像倒下之后，广大师生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目光自然就转向共产党。因此，思想改造运动过后，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政治热情高涨。他们频频汇报个人思想、反映个人情况，以示向党组织靠拢，并要求加入共产党。就连一向对政党政治相当淡漠的金岳霖也“入了盟，也入了党”[17]。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后，广东“全省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日益高涨，要求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的先进分子愈来愈多。根据某些单位的统计，在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有10-20%的人提出了入党的要求”[16]5。就全国而言，有“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同解放初期比较起来，这个变化是很快的”[9]278-279。
第三，从政策认同来看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效果也相当明显。最突出的是支持党的院系调整政策。建国初期中共认为，为了适应大规模国家建设的需要，新中国必须完成培养大批高级建设人才的任务，而这则要求对大学的既有教育制度、内容、方法进行彻底改革，即转向苏联模式。而“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还是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得不到确实的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诸如院系的调整、课程的改革、教学法的改进等等，都是难于进行和贯彻的，一切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难免不成为具文”[2]204。但主要由于教育理念的差异及对“一边倒”政策的不满，一些知识分子对高校教育模式的转换存有抵触情绪，高校改革因而进展缓慢。但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不少教师能够批判在迁校问题上不服从国家需要、计较个人得失的错误思想，并把院系调整看成思想改造以后的一个具体考验。据1952的统计，华北、东北、华东的高校基本按照苏联经验完成了院系调整和设置专业的任务。全国高等工业院校由31所扩展到47所，新设立了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国家建设急需的12个专门工业学院；农林院校由原来的18所扩展到33所，医药学院由原来的29所扩展到32所，师范类院校由原来的30所扩展到34所[13]134-135。到1953年，整个院校调整工作基本结束。
四、小结与余论
“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是过渡时期中共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其实际效果也相当明显。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偏差。从培育方式看，存在着自觉认同与强制认同的冲突。本来，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对于中共的清正亲民作风非常欣赏，许多人已在自觉地培育政治认同，但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中实施“洗澡”与“过关”， 要求“各级学校的行政工作人员，均应进行坦白检举运动，各级学校的教师和高等学校的学生均应参加‘三反’运动的学习……使这些人物在群众斗争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拿掉架子，清醒谦虚过来”[15]48-49。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要根据其职位高低、名声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集会上公开检讨接受批判。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但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彻底“洗澡”，许多原来被公认的高知大儒则要反复“洗澡”。 而其“过关”与否则多由各单位党组织决定并发动被“洗”者的学生群体来实现的，学生的态度常常十分粗暴。这是一种以群众压力来强迫知识分子服从的的政治认同培育模式，它既不是渐进的，也不是自愿的，因而严重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许多人完全不能理解何以用如此方式对待他们，但惧于群众运动的压力敢怒而不敢言。这就打断了知识分子主动培育认同的进程。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则存在着知性真诚与政治认同的冲突。“所谓知性真诚，即对真理的真诚的追求，对知识的热烈的欲求；而所谓政治忠诚则是对人间事务领域的善的追求，对政治共同体的道德规范与宗教信仰的遵从。可见，知性真诚实际上是与真理、哲学这两个范畴一致的，而政治忠诚则是与意见、政治这两个范畴一致的。”[18]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本性。真理从本性上来说是专横的、不容争辩的，本质上是“非政治的”；而政治从本性上来说则是建立在意见和人们的热情和兴趣之上的，是建立在可变动的东西之上的，有可争论的余地[19]。但在过渡时期有些政治运动过多地强调学术服务于政治，从而导致学术的僵化。自然科学中套用意识形态标准就直接违背了知性真诚的要求。此外，有些知识分子因为频繁参加政治运动而耽误了业务，既导致了“课教不好，学生不满意”，在时间方面也“很紧张”[9]251-252。当然，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中共也及时予以过纠正。如文艺界对于创作方式公式化、概念化进行了批评。因此，总的说来，“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对于培育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88.
[2]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
[3]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J].书摘.2009,(10):17-21.
[4]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4.
[5] 金耀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G]//葛玲,满永.洗澡运动与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合法化重构[EB/OL].http://book. ifeng.com/special/49nianhoudaxue/201002/0202_9420_1534719.shtml.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2.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
[8]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9.
[9]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88.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225-226.
[1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59.
[12] 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M].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2.
关键词：过渡时期；政治认同；知识分子；政策
中图分类号：D6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4-0050-04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古往今来所有政体的正当性都必须更多地依赖于民众的认同。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因此，在过渡时期中共一直致力于培育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而实施“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就是一个典型措施。
一、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对于新生政权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伊始，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从他们的教育背景看可分两类：在国统区接受本土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解放前夕毕业或在校的青年学生；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有社会影响、为思想学术界旗帜性人物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他们遍布文化、教育、卫生、科研、新闻出版与文艺界。从政治属性来看可分为左、中、右三类。左右两翼只是少数，其主体是“游离于左右两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2]。国民党败退之时，中下层知识分子基本上都留在了大陆，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也拒绝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和国外科研机构的盛情邀请，选择参加新中国建设。
从政治认同的逻辑来看，推动知识分子“身归”与“心归”的统一是新生政权的理想目标。新中国的建立为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培育提供了体制基础，而知识分子投向新中国则实现了这一群体“身归”转向，即实现了体制认同。但知识分子“身归”新中国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内心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同。相比于“身归”来说，“心归”更为复杂艰难。事实上，新中国成立时，绝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抛弃国民党，投向了共产党，这只能归因于他们具有的强烈的爱国情感”[2]7。但不少人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和共产党的要求相去甚远，用季羡林的话说就是“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3]。这时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主要还只是情感性的而非认知性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4]他们最重要的人格特征便是其相对于政治权威之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由此而形成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金耀基先生就说：“由于知识分子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的，因此，他与政治权威结构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的。”[5]特别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浸染着几十年“西化”进程中所引来的西方民主意识，有的更是亲身体验了英美的民主制度，因此他们的社会批判意识更明显。所以，培育知识分子内心里的认同以消解其与政府间的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新中国的建设任务而言，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意义更大。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就多次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认同革命就不可能成功。《论联合政府》就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6]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毛泽东又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7]既然任务更加艰巨，如果得不到知识分子足够的认同，新生政权的巩固、国家现代化建设至少都不可能顺利进行。对此中共高层当时是有清醒认识的。中共七届三中全就要求，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8]。因此，强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以充分调动其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就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
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所蕴含的政治认同培育模式
新中国是建立在武装夺取政权基础上的，中共初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暴力强制。但作为执政党，中共必须转化政治合法性的培育模式，即改变以暴力强制为主而代之以和平手段为主来培育。过渡时期中共对知识分子实行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就蕴含了多种政治认同培育模式。其中最有效的有四种模式。
一是参与导向模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提出：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7]1237。后来中共在批判“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时又说：“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7]1268-1269。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又规定：“人民民主专政……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7]1436-1437。基于这种认识，建国时期中共有步骤地分批将各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成员接到解放区。他们不但全面参与了起草《共同纲领》以及其他各项筹建新中国事宜，而且许多人在新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此外，建国之后，很多人经过短期培训成为新政权的公务人员。除了参加国家政权，中共还积极推动知识分子参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批判胡风等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组织他们到工厂农村参观，到苏联访问。
二是利益导向模式。中共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认为，对于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6]1269-1270。建国伊始，中共在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政策时又采取了“包下来”的措施以解决其切实利益问题。“团结”与“包下来”有几层涵义。一是在工作上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續自己原来的职业，对失业者分配适当工作；二是在经济上给予他们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以较优越的待遇；三是在政治上，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给予应有的地位和政治安排，让一部分做不同部门的负责工作。为了使知识分子能更好地发挥其专长，中共还提出，“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9]。
三是规劝教化模式。建国伊始，中共在《共同纲领》中就认识到，在旧知识分子转为新社会服务过程中需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政治教育”。为此中共提出，“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10]。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规定：“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11]循着这一思路，中共在1949年就在全国开展了以大学教师为主、兼及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
四是典型示范模式。过渡时期中共有意识地引导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畅谈思想转变的体会。1952年7月出版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书就收录了费孝通、游国恩、钱端升、金岳霖、陈鹤琴、周培源、梁思成等30位名人的检讨。用该书“编者的话”说，这些检讨者“是在各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这些作品对于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可以发生启示作用的” [12]。周恩来通过《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更成为培育政治认同的典范。周恩来的报告先从自己的体会讲起：参加革命“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即使是担任了高級领导，“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他承认自己在30年革命生涯中“也犯过很多错误”，可他有“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的态度和决心。周恩来长期在国统区工作，其人格魅力本来就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早已是知识分子心中的楷模。现在他又现身说法。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周恩来都需要通过改造来坚定立场和态度，自己更应该进行改造了。正如马寅初所说的那样，“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的学习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进程”[13]。
三、实施“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培育政治认同的效果
政治认同的动态意义在于“人们在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其静态意义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分为体制认同、政策认同和政治思想认同。“在体制方面的认同，有助于政治组织及其制度获得合法性，提高组织制度化的程度，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之一；在政策方面的认同，可以使政治过程获得更多人的参与和支持，使政治组织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认同，有助于政治组织的成员树立起共同目标，激发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热情和信心。”[14]以此观之，过渡时期实行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效果如何呢？总的看来，它对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培育和强化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从思想认同来看这一政策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加深了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同。1952年6月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就认定：“属于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们，已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有许多在政治上素来冷淡、落后以至对我表示疑惧的人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认识和态度。代表上述各阶级、阶层的各民主党派，更在三大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并在其所联系和活动的人们中表现了较为多的积极作用。”[15]而参加土改后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有了切身感受，对群众集合起来的威力有了具体了解，对农民的纯朴热情有了更深认识。这都证实了他们在政治学习中所了解到的阶级斗争说、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等理论，从而更加拥护为广大穷苦百姓谋利益的共产党。总之，经过实施这一政策，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解放后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面貌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无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都已经斩断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联系”[16]。
其次，从体制认同来看这一政策也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最突出的是许多人对于中共的组织认同度明显提高。1952年2月底，北京市委在报给华北局和中央的报告中说：学生群众一起来，北大、清华的一些行政领导和教授就不得不自动地或被迫地放下架子，进行自我检讨。结果，经过一番斗争，过去一般教授和学生们崇拜为偶像的名校长、名教授等都倒了下去。原来的偶像倒下之后，广大师生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目光自然就转向共产党。因此，思想改造运动过后，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政治热情高涨。他们频频汇报个人思想、反映个人情况，以示向党组织靠拢，并要求加入共产党。就连一向对政党政治相当淡漠的金岳霖也“入了盟，也入了党”[17]。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后，广东“全省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日益高涨，要求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的先进分子愈来愈多。根据某些单位的统计，在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有10-20%的人提出了入党的要求”[16]5。就全国而言，有“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同解放初期比较起来，这个变化是很快的”[9]278-279。
第三，从政策认同来看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效果也相当明显。最突出的是支持党的院系调整政策。建国初期中共认为，为了适应大规模国家建设的需要，新中国必须完成培养大批高级建设人才的任务，而这则要求对大学的既有教育制度、内容、方法进行彻底改革，即转向苏联模式。而“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还是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得不到确实的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诸如院系的调整、课程的改革、教学法的改进等等，都是难于进行和贯彻的，一切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难免不成为具文”[2]204。但主要由于教育理念的差异及对“一边倒”政策的不满，一些知识分子对高校教育模式的转换存有抵触情绪，高校改革因而进展缓慢。但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不少教师能够批判在迁校问题上不服从国家需要、计较个人得失的错误思想，并把院系调整看成思想改造以后的一个具体考验。据1952的统计，华北、东北、华东的高校基本按照苏联经验完成了院系调整和设置专业的任务。全国高等工业院校由31所扩展到47所，新设立了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国家建设急需的12个专门工业学院；农林院校由原来的18所扩展到33所，医药学院由原来的29所扩展到32所，师范类院校由原来的30所扩展到34所[13]134-135。到1953年，整个院校调整工作基本结束。
四、小结与余论
“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是过渡时期中共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其实际效果也相当明显。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偏差。从培育方式看，存在着自觉认同与强制认同的冲突。本来，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对于中共的清正亲民作风非常欣赏，许多人已在自觉地培育政治认同，但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中实施“洗澡”与“过关”， 要求“各级学校的行政工作人员，均应进行坦白检举运动，各级学校的教师和高等学校的学生均应参加‘三反’运动的学习……使这些人物在群众斗争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拿掉架子，清醒谦虚过来”[15]48-49。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要根据其职位高低、名声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集会上公开检讨接受批判。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但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彻底“洗澡”，许多原来被公认的高知大儒则要反复“洗澡”。 而其“过关”与否则多由各单位党组织决定并发动被“洗”者的学生群体来实现的，学生的态度常常十分粗暴。这是一种以群众压力来强迫知识分子服从的的政治认同培育模式，它既不是渐进的，也不是自愿的，因而严重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许多人完全不能理解何以用如此方式对待他们，但惧于群众运动的压力敢怒而不敢言。这就打断了知识分子主动培育认同的进程。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则存在着知性真诚与政治认同的冲突。“所谓知性真诚，即对真理的真诚的追求，对知识的热烈的欲求；而所谓政治忠诚则是对人间事务领域的善的追求，对政治共同体的道德规范与宗教信仰的遵从。可见，知性真诚实际上是与真理、哲学这两个范畴一致的，而政治忠诚则是与意见、政治这两个范畴一致的。”[18]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本性。真理从本性上来说是专横的、不容争辩的，本质上是“非政治的”；而政治从本性上来说则是建立在意见和人们的热情和兴趣之上的，是建立在可变动的东西之上的，有可争论的余地[19]。但在过渡时期有些政治运动过多地强调学术服务于政治，从而导致学术的僵化。自然科学中套用意识形态标准就直接违背了知性真诚的要求。此外，有些知识分子因为频繁参加政治运动而耽误了业务，既导致了“课教不好，学生不满意”，在时间方面也“很紧张”[9]251-252。当然，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中共也及时予以过纠正。如文艺界对于创作方式公式化、概念化进行了批评。因此，总的说来，“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对于培育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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