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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普通的信函，又把我带回与老首长、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子恢同志的一段往事记忆。邓老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和开拓者，是党内公认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专家。20世纪50年代，我长期在邓老身边担任秘书，後来调往河南工作。
那是1969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到北京看望跟随多年的邓老。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邓子恢被诬陷为“刘少奇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受到冲击和批判。在邓老家里，我先见到了他的夫人陈兰大姐。我们坐下来後，大姐向我讲述邓老被扣上党内“老右倾”的罪名，“四人帮”一伙强迫邓老作检讨，交代所谓“右倾反党、反对毛主席”的问题，邓老不服。造反派组织不断来家围攻，揪他出去批斗，一去就是几个小时。邓老已70多岁，身患肝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原有的医疗保健待遇取消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被撤走了，每次挨批斗回来，邓老就几天起不了床，身心健康受到极大伤害。
我们正谈着，就听见从客厅外面传来熟悉的声音：“是鲁秘书吗?”声音还是那么和蔼、亲切，我赶忙站起身迎上前去。这是邓老吗?我十分惊愕，只见他面容消瘦，步履迟缓地走进客厅。我握住邓老的双手，满腹的话当时一句也说不出来。我的眼睛湿润了。
此时相见，百感交集。邓老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无政府状态，造成生产瘫痪的局面十分忧虑，对自己的遭遇却只字未提。说话间，邓老虚弱的身体难以支撑，他就仰靠在沙发上，关切地询问我地方农业的情况，还谈起在社队“试办耕牛、农机折旧制”的想法，说这对巩固农村集体经济、保持生产持续发展有好处。并且表示若有可能的话，还想下去搞一些调查研究，为中央的农村工作提些建议。邓老身处逆境，但他依然心系农村、农业和农民。那时，我在基层也受到冲击，被造反派批斗、毒打和抄家，思想上不免有些消沉。邓老安慰并鼓励我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信念都不能丢。历史还是要还本来面目的。”那天邓老跟我谈了很久。
回到河南後，我对邓老的教诲念念不忘，但更为邓老的身体和处境担忧。能为老首长做些什么呢?我跟爱人商议，决定买点黄芪给邓老调补身体。黄芪属草本植物，根入药，用于气虚乏力、保肝、补血，还可调节血糖含量，是治疗肝病、糖尿病等疾病的好药材。当时由于各行业都在“造反闹革命”，药店也缺货。我费了不少周折，才在城外的一个小药铺里买到了一点，并连夜和爱人细心挑选，从中拣出上等的黄芪，晾晒後把它包裹好，不过几天的时间就寄往北京，捎去我们全家的丝丝牵挂和对邓老身体康复的真诚祈盼。
10月23日，我收到了邓老的亲笔回信：
鲁亚夫同志：
十月十日来信收悉。寄来黄芪十一两亦已收到，货色不错，谢谢你。以後不必再买，已买十一两价款多少，望函告，以便汇款奉还。我们大家都好，附告，此询
近好!
邓子恢十月二十日
陈兰附此问好
捧读信函，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邓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点点药材也要“汇款奉还”，一句“我们大家都好，……此询近好!”充分表现了邓老清廉、达观不屈的高风亮节，也是给逆境中的我莫大的精神鼓励和慰藉。
後来才知道，也就在我收到这封信的两天以後，邓子恢同志就拖着病体和陈兰大姐一起被“疏散”去了广西，为命运作最後的坚持与抗争。在广西，邓老身体每况愈下，病情反复加重。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才于1970年7月返回北京入院治疗。此後邓老抱病参加了中央对陈伯达、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1972年12月他终因长期患病，与世长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後。邓老的历史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如今，岁月过去40余载，我党高举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帜，带领着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征程。这沉钩史海的一纸信函早已泛黄，我也到了耄耋之年。我常常想，执政党要立于不腐，国家才能兴旺昌盛，邓子恢清正廉洁的风范以及他不畏逆境打击，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胆忠诚，依然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祖国後代的精神财富。
我写下此文，亦以寄托对邓老的深深敬意和缅怀。
责任编辑 马永义
那是1969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到北京看望跟随多年的邓老。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邓子恢被诬陷为“刘少奇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受到冲击和批判。在邓老家里，我先见到了他的夫人陈兰大姐。我们坐下来後，大姐向我讲述邓老被扣上党内“老右倾”的罪名，“四人帮”一伙强迫邓老作检讨，交代所谓“右倾反党、反对毛主席”的问题，邓老不服。造反派组织不断来家围攻，揪他出去批斗，一去就是几个小时。邓老已70多岁，身患肝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原有的医疗保健待遇取消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被撤走了，每次挨批斗回来，邓老就几天起不了床，身心健康受到极大伤害。
我们正谈着，就听见从客厅外面传来熟悉的声音：“是鲁秘书吗?”声音还是那么和蔼、亲切，我赶忙站起身迎上前去。这是邓老吗?我十分惊愕，只见他面容消瘦，步履迟缓地走进客厅。我握住邓老的双手，满腹的话当时一句也说不出来。我的眼睛湿润了。
此时相见，百感交集。邓老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无政府状态，造成生产瘫痪的局面十分忧虑，对自己的遭遇却只字未提。说话间，邓老虚弱的身体难以支撑，他就仰靠在沙发上，关切地询问我地方农业的情况，还谈起在社队“试办耕牛、农机折旧制”的想法，说这对巩固农村集体经济、保持生产持续发展有好处。并且表示若有可能的话，还想下去搞一些调查研究，为中央的农村工作提些建议。邓老身处逆境，但他依然心系农村、农业和农民。那时，我在基层也受到冲击，被造反派批斗、毒打和抄家，思想上不免有些消沉。邓老安慰并鼓励我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信念都不能丢。历史还是要还本来面目的。”那天邓老跟我谈了很久。
回到河南後，我对邓老的教诲念念不忘，但更为邓老的身体和处境担忧。能为老首长做些什么呢?我跟爱人商议，决定买点黄芪给邓老调补身体。黄芪属草本植物，根入药，用于气虚乏力、保肝、补血，还可调节血糖含量，是治疗肝病、糖尿病等疾病的好药材。当时由于各行业都在“造反闹革命”，药店也缺货。我费了不少周折，才在城外的一个小药铺里买到了一点，并连夜和爱人细心挑选，从中拣出上等的黄芪，晾晒後把它包裹好，不过几天的时间就寄往北京，捎去我们全家的丝丝牵挂和对邓老身体康复的真诚祈盼。
10月23日，我收到了邓老的亲笔回信：
鲁亚夫同志：
十月十日来信收悉。寄来黄芪十一两亦已收到，货色不错，谢谢你。以後不必再买，已买十一两价款多少，望函告，以便汇款奉还。我们大家都好，附告，此询
近好!
邓子恢十月二十日
陈兰附此问好
捧读信函，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邓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点点药材也要“汇款奉还”，一句“我们大家都好，……此询近好!”充分表现了邓老清廉、达观不屈的高风亮节，也是给逆境中的我莫大的精神鼓励和慰藉。
後来才知道，也就在我收到这封信的两天以後，邓子恢同志就拖着病体和陈兰大姐一起被“疏散”去了广西，为命运作最後的坚持与抗争。在广西，邓老身体每况愈下，病情反复加重。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才于1970年7月返回北京入院治疗。此後邓老抱病参加了中央对陈伯达、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1972年12月他终因长期患病，与世长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後。邓老的历史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如今，岁月过去40余载，我党高举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帜，带领着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征程。这沉钩史海的一纸信函早已泛黄，我也到了耄耋之年。我常常想，执政党要立于不腐，国家才能兴旺昌盛，邓子恢清正廉洁的风范以及他不畏逆境打击，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胆忠诚，依然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祖国後代的精神财富。
我写下此文，亦以寄托对邓老的深深敬意和缅怀。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