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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愿意先介绍凯文·凯利在他那本畅销书《失控》中提到的一次由五千人参加的计算机图形会议。会议发起者在大屏幕上展示了一个电脑飞行模拟器，每个与会者被告知一些简单规则，同时规定飞机只能服从这五千人中多数人的决定。游戏开始了，这些人按自己的意愿控制着飞机，奇怪的是飞机尽管左摇右摆但最终安全降落了。凯利在另一本题为《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的书里讲述了五年之后的另一次计算机图形大会，与会者被要求集体驾驶一艘潜艇去打捞一件物品。与上次开飞机的情况不同，开头的几分钟里潜艇一动不动，会议的发起人不得不通过扬声器提示：你们为什么不左转？得到这个简单指示后潜艇终于动了起来，尽管随后再也没有类似提示，但几千人还是完成了任务。
数以千计的根本不懂驾驶飞机或潜艇的计算机专家在各自拥有完全自主权且没有充分沟通和缺乏权威领导的前提下竟然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凯利的解释是只要每个个体遵循一些简单但统一的规则，即使没有高高在上的权威，个体也会自动为同一个事业而努力。
如果我们把凯利的故事看作一个隐喻：驾驶飞机是一种对社会有利的事业，那五千名计算机工程师就可以理解为社会中的个体，偶尔发出提示的会议发起人就可以理解为某种外在的权威，如政府。如果每个个体都认可了事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们只要遵循相同的简单规则就可以共同促进事业的发展，而政府的作用只是在关键时刻提醒一下而已。
很多人不屑于以上的讨论，有人认为这些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有人认为人们毕竟不会像玩游戏时只遵循最简单规则；有人认为教育领域政府介入是应有之义。所以当前在谈到校企合作时，职业教育界的主流观点是政府必须大力介入。
我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我的建议是职业教育界在呼吁政府加大介入力度的同时，还应该告诉政府哪些事情该管哪些事情不该管。这里有必要引入积极政策（active policy）与消极政策（passive policy）的概念。积极政策是指政府为达到某一目的而主动采取的政策，消极政策是指通常情况下政府不予干预而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被动采取的政策，前者如政府为提高就业率而采取的失业者培训、小企业信贷扶持等激励政策，后者如为保持失业者基本生存条件而采取的失业救济政策等。两者的区别在于积极政策是服务于特定阶段目标的政策，而消极政策则是政府无论何时都应作为的政策。在校企合作方面，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从总体上来说，校企合作促进政策应该是一种积极还是消极的政策？就具体的校企合作促进策略而言，是否也有必要做出积极与消极之分？
我的观点是校企合作本来应该是学校与企业或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合作行为，政府并非必然的参与者。企业是一个经济单元，就其经济本质而言无须承担促进教育发展的义务，所以任何强制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政策都有可能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有人建议向所有企业征收“校企合作”税，然后再反哺给那些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这种想法把校企合作促进政策理解成了消极政策，但对许多企业而言明显有失公平。
我认为校企合作促进政策的关键在于激励那些有意愿、有能力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所以相关政策有两要素，一是确定哪些企业有意愿参与校企合作，二是采取何种方式激励它们参与。就前者而言，可能主要有兩类企业：一类是大量使用青工的大中型企业，它们有内在的参与职业教育的需求，另一类是已经接受了政府资助的企业，它们在接受政府资助的同时就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就后者而言，也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项目激励，经政府认定的校企合作企业可以得到一定金额的经济资助，二是人头激励，政府对参与校企合作的学生进行资格认定，按人头向企业拨款。
希望今后再讨论校企合作促进政策时，建言者们能搬出一个盛满各种策略的政策篮子，而不是空谈理念。
（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
数以千计的根本不懂驾驶飞机或潜艇的计算机专家在各自拥有完全自主权且没有充分沟通和缺乏权威领导的前提下竟然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凯利的解释是只要每个个体遵循一些简单但统一的规则，即使没有高高在上的权威，个体也会自动为同一个事业而努力。
如果我们把凯利的故事看作一个隐喻：驾驶飞机是一种对社会有利的事业，那五千名计算机工程师就可以理解为社会中的个体，偶尔发出提示的会议发起人就可以理解为某种外在的权威，如政府。如果每个个体都认可了事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们只要遵循相同的简单规则就可以共同促进事业的发展，而政府的作用只是在关键时刻提醒一下而已。
很多人不屑于以上的讨论，有人认为这些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有人认为人们毕竟不会像玩游戏时只遵循最简单规则；有人认为教育领域政府介入是应有之义。所以当前在谈到校企合作时，职业教育界的主流观点是政府必须大力介入。
我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我的建议是职业教育界在呼吁政府加大介入力度的同时，还应该告诉政府哪些事情该管哪些事情不该管。这里有必要引入积极政策（active policy）与消极政策（passive policy）的概念。积极政策是指政府为达到某一目的而主动采取的政策，消极政策是指通常情况下政府不予干预而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被动采取的政策，前者如政府为提高就业率而采取的失业者培训、小企业信贷扶持等激励政策，后者如为保持失业者基本生存条件而采取的失业救济政策等。两者的区别在于积极政策是服务于特定阶段目标的政策，而消极政策则是政府无论何时都应作为的政策。在校企合作方面，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从总体上来说，校企合作促进政策应该是一种积极还是消极的政策？就具体的校企合作促进策略而言，是否也有必要做出积极与消极之分？
我的观点是校企合作本来应该是学校与企业或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合作行为，政府并非必然的参与者。企业是一个经济单元，就其经济本质而言无须承担促进教育发展的义务，所以任何强制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政策都有可能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有人建议向所有企业征收“校企合作”税，然后再反哺给那些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这种想法把校企合作促进政策理解成了消极政策，但对许多企业而言明显有失公平。
我认为校企合作促进政策的关键在于激励那些有意愿、有能力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所以相关政策有两要素，一是确定哪些企业有意愿参与校企合作，二是采取何种方式激励它们参与。就前者而言，可能主要有兩类企业：一类是大量使用青工的大中型企业，它们有内在的参与职业教育的需求，另一类是已经接受了政府资助的企业，它们在接受政府资助的同时就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就后者而言，也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项目激励，经政府认定的校企合作企业可以得到一定金额的经济资助，二是人头激励，政府对参与校企合作的学生进行资格认定，按人头向企业拨款。
希望今后再讨论校企合作促进政策时，建言者们能搬出一个盛满各种策略的政策篮子，而不是空谈理念。
（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