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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皇者中华，五千年伟大的文明，亘古照耀齐日星。
制作宏伟，河山信美，充实光辉在我辈。
我们以热血润色河山，不使河山遭蹂躏；我们以热情讴歌民族，不使民族受欺凌。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歌
张善子：恨吾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吾画笔写出吾之忠愤来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
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张大千、林风眠、蒋兆和、赵望云等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国画大师，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1939年1月，中国文艺社在重庆举办募款“劳军美术展览会”，据当时的《大公报》记载“全国书画金石家出其珍品，赞襄盛举，并自愿以作品的代价，悉数慰劳我浴血抗战的将士”。徐悲鸿、陈之佛、张大千、张书旗、赵望云、黄君璧、谢稚柳等纷纷拿出自己的书画精品参展。以后每一次的劳军美展、赈灾美展都有国画名家参展，一些国画家还举办“义卖”性画展。1941年，时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伍蠡甫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献机画展”，卖画所得现金捐给政府作买飞机之用。除了参加国内义卖展外，徐悲鸿、张善子、张书旗等人还到国外举办筹赈画展，宣传中国抗日救亡运动。
日寇占领北平后，为了掩饰他们的侵略嘴脸，企图请出几位社会名流和贤达之士，为其涂脂抹粉。于是，日伪北平当局几次派人登门邀请齐白石出山。白石老人说：“我不去，我是中国人，我画的画也是中国画。你可以把我的头带去，但是我人不会去的。”白石老人从此闭门家居，以笔作刀枪，进行着斗争。
张善子宣传抗日救亡的国画，是美术界在国画形式上开抗日宣传画先河的作品。他的画作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爱国故事和爱国英雄人物，如《苏武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图》等。对当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重庆，张善子画了一幅猛虎扑日图，图上画28只斑斓猛虎，奔腾跳跃，正扑向一丝落日。此画题为《怒吼吧，中国》，并在画的左下角题道：“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诗画结合，表达了同仇敌忾的精神和决心。
徐悲鸿在抗战期间也画了不少雄狮、老虎、奔马，特别是他作于1942年的《会师东京》，画面七头狮子巍然雄峙于乱云飞渡、迷蒙苍莽的群山峰顶上，以愤怒的目光注视着东方，并呈现了一跃而起、扑向前方的强烈动势，整个画面气势磅礴，威震山岳，以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了我们民族在战斗中觉醒，将与敌寇决一死战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吕斯百：以血泪画出我们的精忠报国，以颜色绘出敌人的残暴行动，在抗战到底的国策下，完成我们唤起民众、共雪国仇的使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油画家们以绘画为武器和工具，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各种不同艺术见解的画家在这些活动中达到思想感情的一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体验了普通人民的悲欢离合。深入大后方和西北、西南边陲，使中国油画家的艺术出现了新的感情色彩，并为新的艺术突进积聚了力量。与此同时，新派画（指印象主义以后诸流派的绘画）在战乱的环境里停止发展。许多在战前从事新派画创作的油画家，在抗战中转而采用写实形式参加宣传活动。徐悲鸿曾撰文论及“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并因新派画之销声匿迹而大感“痛快”。大多数油画家开始自觉地将艺术的视野从“现实的静象”转向火热的生活，从对技巧的关注转向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从对优雅的欣赏转向对纯朴的追求。吕斯百、唐一禾、吴作人、艾中信等油画家在新写实主义的洗礼中走向现实、走进大众。
当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徐悲鸿赴南洋、印度一带展画筹款，吕斯百主持中大艺术系，他自始就有理想、有抱负，继承并发展了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和艺术教育思想，把这个系办得有声有色。
唐一禾走出画室，走出校园，带着学生把一幅幅巨大的宣传画贴满三镇，其中不少都是他的手笔，如《正义的战争》、《敌军溃败之丑态》、《铲除汉奸》等。因为武昌艺专成为抗敌救亡活动的集中场所，其校园在日军对武汉的第一次空袭中即被炸毁。武汉会战在即，唐氏兄弟决定将学校搬迁到后方，1938年开始西迁，艰难辗转于宜昌、宜都和四川，最后客留于四川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山村，由唐氏兄弟和他们的继任者们坚持办学到抗战胜利。
吴作人1938年率“战地写生团”赴前方作画。1939年年底，在敌机的轰炸中，他的前妻李娜因产后虚弱多病而撒手人寰，未久刚刚出生的孩子也夭折。1940年6月，吴作人的住所再次遭到敌机轰炸，许多画作毁于战火。在朋友帮助下，孤身一人的吴作人在磁器口凤凰山的一座碉堡里勉强安身。在苦难、仇恨、悲愤中，吴作人画下了抗战三部曲《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和《重庆大轰炸》及其他作品。
张明曹：因为时代需要它（木刻）的缘故，所以不但没受摧残，反之日见繁盛，自从我民族神圣的抗战掀起以来，这简直需要得像大旱之望甘霖。
战争年代兵荒马乱的生活与物质条件的匮乏，使具有“虽亟匆忙，顷刻能办”特点的木刻版画，在各种报刊、书籍以及其他出版物上，成了其他画种所不能代替的必需品。木刻原版可以代替昂贵的金属制版，连以黑白线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漫画，也以木刻制版代替，如抗战时期，还出现“漫画木刻”的新品种。在国统区是如此，物质条件更缺乏的解放区就更不用说了。这时期解放区的美术界，木刻成了一枝独秀的鲜花，其艺术成就也显得更加辉煌，影响及于国内外。
现代木刻是鲁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所介绍提倡的，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部分。抗战时期，不仅“左翼”青年，更有相当多的爱国青年艺术家都拿起刻刀加入到木刻创作的阵容中，乃至艾青评价说新兴木刻“今日已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种有力的武器了”。
1937年初，丰中铁、刘鸣寂等组成“重庆木刻研究会”，互相切磋技艺。1938年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41年“皖南事变”后，这个组织被国民党非法解散。1942年初在重庆成立“中国木刻研究会”，负责推动全国的木刻活动。 1945年12月28日，在重庆中苏文协举办了重庆木刻界和延安木刻界的木刻联展，展出有沃查、胡一川、刘岘、陈烟桥、刘铁华、古元、力群等26人的作品，共300余幅。这次展出的两地作品，内容丰富，使延安和重庆的木刻运动汇流到了一起，相互交流、促进，对后来全国的木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5年重庆举办九人木刻联展，闭幕后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采访部会见了联展部分作者王琦、丁正献、汪刃峰、刘岘、王树艺等。周恩来指示：木刻应深入到农村、工厂和部队，吸收更多的观众，同时要重视连环木刻创作，以便木刻艺术更为普及流布。
汪子美 ：踌躇什么，还不提起笔来干！不要再画一弯月，不要再画一朵云……我们要画中华民族的火把燃起救亡的魂！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年轻的中国漫画家们几乎全部自觉地投入到了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去，成为一支特殊的抗日部队，其作品犹如激励军民的号角，响彻云天；更如射向敌人的炮弹，威力强大，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在中国漫画大本营的上海，漫画家率先行动，组成抗日漫画宣传队，誓言要进行一场“殊死的漫画战”。先后参加漫画宣传队的队员当时有叶浅予（领队）、张乐平（副领队）、特伟、胡考、梁白波、廖冰兄、宣文杰、张仃、陶今也、陶谋基、陆志庠、廖末林、席与群、黄茅、叶冈、麦非、章西厓等。漫画家们所到之处，画大牌、办展览，常常冒着敌机的疯狂轰炸，从事宣传。这其中廖冰兄是从平安的香港回来投入抗战的。在广西山区，他想，乡村农民缺乏文化，何不把抗战道理画成图画向民众宣传？这个热血青年就像给自己吹响了战斗号角，连续40多天夜以继日，一气画成200多幅连环漫画。1938年，《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在广州长堤青年会举办，这是全国第一个抗战漫画展览。
在延安，由于没有条件制作铜锌版，因此报纸发表漫画也只能以手工木刻完成，奏出了一曲曲动人的“漫木协奏曲”。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于1942年还在延安举办了“三人讽刺画展”。这一时期，新四军的漫画宣传也很活跃。那里有一支十分年轻的漫画队伍。他们常常是背着背包、带着刀和笔随军宣传，一边战斗一边创作。新四军的许多画报，像《苏中报》、《苏北画报》、《大众画报》等，都发表了大量漫画作品。
全民抗战全国一心，各路漫画家奋勇上阵。著名漫画家汪子美创作了大量漫画，刊登在《救亡漫画》、《抗战漫画》等刊物上。著名漫画家丰子恺也创作了大量的漫画作品，反映抗战，宣传抗日，在重庆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在中苏文协和夫子池举办的“漫画联展”，深得广大群众的喜爱。与此同时，解放区的漫画家如华君武、吴耘等更加自觉地把漫画武器的锋芒指向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反动派。
无论从事国画、油画、木刻还是漫画创作，画家们都非常自觉地寄寓了高昂的抗日斗志。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他们为抗日救国尽匹夫之责、为民族大义不惜捐躯的高尚精神可贵至极。
制作宏伟，河山信美，充实光辉在我辈。
我们以热血润色河山，不使河山遭蹂躏；我们以热情讴歌民族，不使民族受欺凌。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歌
张善子：恨吾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吾画笔写出吾之忠愤来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
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张大千、林风眠、蒋兆和、赵望云等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国画大师，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1939年1月，中国文艺社在重庆举办募款“劳军美术展览会”，据当时的《大公报》记载“全国书画金石家出其珍品，赞襄盛举，并自愿以作品的代价，悉数慰劳我浴血抗战的将士”。徐悲鸿、陈之佛、张大千、张书旗、赵望云、黄君璧、谢稚柳等纷纷拿出自己的书画精品参展。以后每一次的劳军美展、赈灾美展都有国画名家参展，一些国画家还举办“义卖”性画展。1941年，时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伍蠡甫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献机画展”，卖画所得现金捐给政府作买飞机之用。除了参加国内义卖展外，徐悲鸿、张善子、张书旗等人还到国外举办筹赈画展，宣传中国抗日救亡运动。
日寇占领北平后，为了掩饰他们的侵略嘴脸，企图请出几位社会名流和贤达之士，为其涂脂抹粉。于是，日伪北平当局几次派人登门邀请齐白石出山。白石老人说：“我不去，我是中国人，我画的画也是中国画。你可以把我的头带去，但是我人不会去的。”白石老人从此闭门家居，以笔作刀枪，进行着斗争。
张善子宣传抗日救亡的国画，是美术界在国画形式上开抗日宣传画先河的作品。他的画作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爱国故事和爱国英雄人物，如《苏武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图》等。对当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重庆，张善子画了一幅猛虎扑日图，图上画28只斑斓猛虎，奔腾跳跃，正扑向一丝落日。此画题为《怒吼吧，中国》，并在画的左下角题道：“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诗画结合，表达了同仇敌忾的精神和决心。
徐悲鸿在抗战期间也画了不少雄狮、老虎、奔马，特别是他作于1942年的《会师东京》，画面七头狮子巍然雄峙于乱云飞渡、迷蒙苍莽的群山峰顶上，以愤怒的目光注视着东方，并呈现了一跃而起、扑向前方的强烈动势，整个画面气势磅礴，威震山岳，以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了我们民族在战斗中觉醒，将与敌寇决一死战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吕斯百：以血泪画出我们的精忠报国，以颜色绘出敌人的残暴行动，在抗战到底的国策下，完成我们唤起民众、共雪国仇的使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油画家们以绘画为武器和工具，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各种不同艺术见解的画家在这些活动中达到思想感情的一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体验了普通人民的悲欢离合。深入大后方和西北、西南边陲，使中国油画家的艺术出现了新的感情色彩，并为新的艺术突进积聚了力量。与此同时，新派画（指印象主义以后诸流派的绘画）在战乱的环境里停止发展。许多在战前从事新派画创作的油画家，在抗战中转而采用写实形式参加宣传活动。徐悲鸿曾撰文论及“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并因新派画之销声匿迹而大感“痛快”。大多数油画家开始自觉地将艺术的视野从“现实的静象”转向火热的生活，从对技巧的关注转向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从对优雅的欣赏转向对纯朴的追求。吕斯百、唐一禾、吴作人、艾中信等油画家在新写实主义的洗礼中走向现实、走进大众。
当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徐悲鸿赴南洋、印度一带展画筹款，吕斯百主持中大艺术系，他自始就有理想、有抱负，继承并发展了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和艺术教育思想，把这个系办得有声有色。
唐一禾走出画室，走出校园，带着学生把一幅幅巨大的宣传画贴满三镇，其中不少都是他的手笔，如《正义的战争》、《敌军溃败之丑态》、《铲除汉奸》等。因为武昌艺专成为抗敌救亡活动的集中场所，其校园在日军对武汉的第一次空袭中即被炸毁。武汉会战在即，唐氏兄弟决定将学校搬迁到后方，1938年开始西迁，艰难辗转于宜昌、宜都和四川，最后客留于四川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山村，由唐氏兄弟和他们的继任者们坚持办学到抗战胜利。
吴作人1938年率“战地写生团”赴前方作画。1939年年底，在敌机的轰炸中，他的前妻李娜因产后虚弱多病而撒手人寰，未久刚刚出生的孩子也夭折。1940年6月，吴作人的住所再次遭到敌机轰炸，许多画作毁于战火。在朋友帮助下，孤身一人的吴作人在磁器口凤凰山的一座碉堡里勉强安身。在苦难、仇恨、悲愤中，吴作人画下了抗战三部曲《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和《重庆大轰炸》及其他作品。
张明曹：因为时代需要它（木刻）的缘故，所以不但没受摧残，反之日见繁盛，自从我民族神圣的抗战掀起以来，这简直需要得像大旱之望甘霖。
战争年代兵荒马乱的生活与物质条件的匮乏，使具有“虽亟匆忙，顷刻能办”特点的木刻版画，在各种报刊、书籍以及其他出版物上，成了其他画种所不能代替的必需品。木刻原版可以代替昂贵的金属制版，连以黑白线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漫画，也以木刻制版代替，如抗战时期，还出现“漫画木刻”的新品种。在国统区是如此，物质条件更缺乏的解放区就更不用说了。这时期解放区的美术界，木刻成了一枝独秀的鲜花，其艺术成就也显得更加辉煌，影响及于国内外。
现代木刻是鲁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所介绍提倡的，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部分。抗战时期，不仅“左翼”青年，更有相当多的爱国青年艺术家都拿起刻刀加入到木刻创作的阵容中，乃至艾青评价说新兴木刻“今日已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种有力的武器了”。
1937年初，丰中铁、刘鸣寂等组成“重庆木刻研究会”，互相切磋技艺。1938年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41年“皖南事变”后，这个组织被国民党非法解散。1942年初在重庆成立“中国木刻研究会”，负责推动全国的木刻活动。 1945年12月28日，在重庆中苏文协举办了重庆木刻界和延安木刻界的木刻联展，展出有沃查、胡一川、刘岘、陈烟桥、刘铁华、古元、力群等26人的作品，共300余幅。这次展出的两地作品，内容丰富，使延安和重庆的木刻运动汇流到了一起，相互交流、促进，对后来全国的木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5年重庆举办九人木刻联展，闭幕后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采访部会见了联展部分作者王琦、丁正献、汪刃峰、刘岘、王树艺等。周恩来指示：木刻应深入到农村、工厂和部队，吸收更多的观众，同时要重视连环木刻创作，以便木刻艺术更为普及流布。
汪子美 ：踌躇什么，还不提起笔来干！不要再画一弯月，不要再画一朵云……我们要画中华民族的火把燃起救亡的魂！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年轻的中国漫画家们几乎全部自觉地投入到了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去，成为一支特殊的抗日部队，其作品犹如激励军民的号角，响彻云天；更如射向敌人的炮弹，威力强大，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在中国漫画大本营的上海，漫画家率先行动，组成抗日漫画宣传队，誓言要进行一场“殊死的漫画战”。先后参加漫画宣传队的队员当时有叶浅予（领队）、张乐平（副领队）、特伟、胡考、梁白波、廖冰兄、宣文杰、张仃、陶今也、陶谋基、陆志庠、廖末林、席与群、黄茅、叶冈、麦非、章西厓等。漫画家们所到之处，画大牌、办展览，常常冒着敌机的疯狂轰炸，从事宣传。这其中廖冰兄是从平安的香港回来投入抗战的。在广西山区，他想，乡村农民缺乏文化，何不把抗战道理画成图画向民众宣传？这个热血青年就像给自己吹响了战斗号角，连续40多天夜以继日，一气画成200多幅连环漫画。1938年，《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在广州长堤青年会举办，这是全国第一个抗战漫画展览。
在延安，由于没有条件制作铜锌版，因此报纸发表漫画也只能以手工木刻完成，奏出了一曲曲动人的“漫木协奏曲”。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于1942年还在延安举办了“三人讽刺画展”。这一时期，新四军的漫画宣传也很活跃。那里有一支十分年轻的漫画队伍。他们常常是背着背包、带着刀和笔随军宣传，一边战斗一边创作。新四军的许多画报，像《苏中报》、《苏北画报》、《大众画报》等，都发表了大量漫画作品。
全民抗战全国一心，各路漫画家奋勇上阵。著名漫画家汪子美创作了大量漫画，刊登在《救亡漫画》、《抗战漫画》等刊物上。著名漫画家丰子恺也创作了大量的漫画作品，反映抗战，宣传抗日，在重庆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在中苏文协和夫子池举办的“漫画联展”，深得广大群众的喜爱。与此同时，解放区的漫画家如华君武、吴耘等更加自觉地把漫画武器的锋芒指向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反动派。
无论从事国画、油画、木刻还是漫画创作，画家们都非常自觉地寄寓了高昂的抗日斗志。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他们为抗日救国尽匹夫之责、为民族大义不惜捐躯的高尚精神可贵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