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四章 制度创新
如果说观念创新是晋商致富的源泉，那么制度创新则是其兴盛数个世纪的保证。晋商在商务往来中，以“道行、道德、道义”文化底蕴创新出了一系列先进实用的管理体制。其组织结构全系因事用人，决不因人用事，保证了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的适宜以及责权对等；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子母公司的联号制，大大拓展了其在商业舞台上资本运营的空间；经理负责制，理顺了股东与股东、东家与掌柜、掌柜与伙计之间的职权关系；人身顶股制，“以人为本”，极大地调动了商号上至经理下至伙计学徒的工作热情和奋发进取心；严格的号规，加上凝聚人心的商业文化、团体精神及其共存共荣的商业理念，无不蕴含着大企业的精神。
科学有效的内部组织结构
当市场竞争深入到企业经营运作的各个层面的时候，管理水平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便日益凸显。而科学有效的组织结构是确保管理效率的基础，是企业实现短期经营目标和长期战略目标的制度平台。山西票号在其兴盛时期，总号共有30多家。设在全国各地的分号则在400处以上，票号的总号集中设于平（遥）、祁（县）、太（谷）3县。
总号是上层机关，是全号经营与管理的中心机构，主要负责全号业务经营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控制、监督等工作和号际关系。各地的分号是总号的下属业务部门，是受总号直接控制的派出机构。
这颇类似于现代企业直线职能参谋组织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职责分工明确，职能部门起综合参谋作用，上下级关系明确，便于统一指挥而且机构精炼。
它的优点是，既保证了企业管理体系的集中统一，又可以在各级行政负责人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专业管理机构的作用。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在这样一种管理体制之下，往往容易陷入统而过乱，影响事业发展的局面。机构设置权、资金调度权、人事任免权和盈利分配权全部由总号掌握的山西商人，是何以实现组织机构运转自如、各项业务蓬勃发展、资金高度灵活、汇兑畅通无阻、盈利与日俱增的呢？其奥妙在于：
其一，以经营为中心的原则。在组织设立上是因事择人还是因人设事，是企业组织是否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山西各家票号大都坚持以事（经营）为中心的原则。“全盘人位之计划，系因事用人，决不因人用事。恐事少人多，习于娇惰。设或同人间有龃龉，即重行调兑，既不欲丧失养成之人才，又不得碍于业务之进行”。可见，山西票号在管理上固然以重人才为其特点，但在管理组织与机构的设立上，却是坚持“因事用人”、以经营为中心的原则。这正是组织机构精炼的原因所在和经营成功的因素之一。
其二，统一指挥的原则。大德通等山西票号的内部管理组织，均由总经理为主设计建立。总经理在设立本号组织机构时，实际上是根据票号业务的特点，首先坚持了统一指挥的原则，总号具有决策的权威性。凡经总号集体研究决定的经营决策、业务方针、存放汇兑各种规章以及人事管理制度，上至经理，下至一般伙友，必须不折不扣地遵行，不准有丝毫违背。否则，即以违犯号规论处，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开除出号，毫无情面。有令必行，有禁即止，从而保证了各项业务的有序进行。
其三，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适宜以及责权对等。从票号内部组织机构的情形可以看出，票号在实行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前提下，其内部管理组织又颇为严密。总号的人员及其职务，从有关史料来看，其情形大致如下：
总号设总经理（大掌柜）1人，为全号之领袖，由总经理掌管全号内外一切事务之大权。
设副总经理（二掌柜即协理）1人，辅助总经理办理全号事务。
设营业经理（三掌柜即管内事掌柜）1人，辅助副总经理工作，负责全号营业事宜。总号设营业组1个，三四人组成，其中柜台营业员1人（俗称“坐掌柜”、“拦柜头”），负责管理门市部；正营业员（正跑街、上街头）1人，归营业经理领导，负责了解本日商情动态、上市接洽款项及一切银钱业务往来；副营业员（副跑街）1至3人，辅助正营业员调查商情并办理一切上市业务；练习营业，无定员。另外还设有账房、信房（文书组）、外交组等。
设账房1个，其中管账先生（称某先生而不称掌柜，实系财务经理）1人，总理全号账目，负责银钱出纳；副管账1人，辅助管账先生经管账目；帮账2人，受副管账指挥，助理各项账务；练习帮账，无定员。
设文书组（信房）1个，其中文牍先生1人，办理号中对外文件；信员二三人，受文牍先生指挥，负责号中来往文件，处理繁多的信札。
设外交组1个，1至3人不等，负责外事交际。另外，设稽核员之职，人员多属兼任。总号练习生（学徒）通常五六人至一二十人不等。主要是整理屋子、抄写文稿、帮账、学习业务。
总号的人员及其职责的主要情形大致就是这样，通常一个总号人数包括练习生约20人左右。增设分号前，练习生有所增加。
总号在各地所设的众多分号，其人员数额“虽因各地业务繁简不同，有所增减，而内部分科负责者，则大致相同”。从总经理到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分号经理以至下层职员，实有一条自上而下的十分清楚的指挥链。虽然票号以经营为中心实行统一指挥，但实际上每一成员基本上只接受一个上级的领导。尤为可贵的是其内部真正实现了管理层次的删繁就简。如总号“跑街”只对营业经理负责，“帮账”对账房先生负责。分号下员对分号经理负责。营业经理、账房先生和分号经理对总经理负责。而且由下至上，每一层次的管理幅度基本上又是渐趋缩小的情势，并且副经理（协理）和总号职能部门负责人同时又是总经理对分号管理上的助手和参谋。因此，管理层次较少、管理幅度恰当可以说是票号内部管理组织设立上的一大特点和一大优点。
其四，信息传导流畅。为了解各地市场行情和需求变化以及营业状况，山西票号充分利用信函这种当时唯一的传导工具进行交流。为此，各总号与分号均订有按时反馈商情动态的规定，一般要求三日一函，五日一信，月终汇报全月情况，既报总号，又分报联号，做到上下左右通气。内容几乎包括与商业、金融有关的所有信息。特别是分号与分号之间的信函，其目的在于：（1）要各分号互相了解各号收缴款项的情况；（2）要各分号根据了解的情况，主动做生意，相互支持，避免因某地缴款过多，影响到某地业务和信誉，或是存银多无缴项，积压资金。比如北京分号知道西安分号收款很多，就主动找生意往西安汇兑，有时为了调剂疲快，不仅不收汇水，甚至还给汇款人贴费，生意做得十分灵活。为了保守秘密，各家信函都有自己的暗语。遇有重要情报，分号必须派专人日夜兼程向总号亲自汇报。山西票号把搜集、分析、鉴别和运用信息作为成功的诀窍。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努力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捕捉商机，做到知于先、行于先，出奇制胜，左右逢源，游刃于国内外市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联号制和子母公司
所谓联号，大多是由一个财东出资（或一个为主），对所经营的在各地不同行业的商号以子母形式进行管理的一种体制。这种联号，有些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子母公司，是晋商科学合理的内部组织结构的一大特征。
山西商人联号制的总号，一般在山西，分号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太谷县曹家就是一个总部设在山西的以这种联号制形式管理着庞大“子公司”的“母公司”。它通过砺金德账房管理设在太原、潞安及江南各地的商号，通过用通玉账房管理设在东北的各商号，通过三晋川商号管理设在山东的各商号。如砺金德管辖的彩霞蔚，是曹氏规模最大的绸缎庄，而彩霞蔚又管辖着张家口的锦泰亨、黎城的瑞霞当、榆次的广生店、太谷的锦生蔚等号。这些商号的经营和盈亏，财东曹氏不直接过问，而是由彩霞蔚负责，彩霞蔚则向砺金德负责。如果彩霞蔚所属锦泰亨等商号经理想面见财东，须由彩霞蔚经理先引见砺金德经理，再由砺金德经理引见财东。曹氏办的各商号虽然都是独立核算，但是各商号在上一级商号的领导下，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等方面都相互支持，必要时在财政上也可挪款相助。从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商业集团。
晋商中也有少数集团总号设在其经营的大本营，如大盛魁商号的总号就设在归化城。它在外蒙、内蒙和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分支机构。它有许多流动贸易的“房子”，还有拉着骆驼、驮着零星货物串蒙古包做生意的小组，活动在广大的外蒙草原上。它还出资开设了若干小号。大盛魁分支机构有乌里雅苏台分庄、科布多分庄、汉口分庄、库伦分庄、召河养马场地。这些分支机构，负责当地的收购、储存、运销业务。其中乌、科二分庄业务范围大、地位重要。
总号由归化城派出去的货房子是大房子。一般每顶房子包括14把子骆驼。每一把子有14峰，共是196峰骆驼，加上领房子掌柜们的乘马4匹，总共是200峰（匹），按15顶房子计算，共有210把子、2940峰骆驼。到了外蒙以后，他们就把每把子骆驼作为一个单位，改组为小房子，分别到各旗进行流动贸易。这种贸易单位组织也是灵活的。根据各地域和人口情况，可以用一把子骆驼组成，也可以用二把或三把子骆驼组成。这些流动贸易的单位，也各带一顶小型的帐篷，一般也称为一顶房子。每一单位有一个领房子掌柜，有几个做生意的助手。这些流动贸易单位，到各部、旗赊销货物。同时，也协同放印票账的人员把赊销货物的价款换算为印票账的价款，向王府取得贷款凭据，任务就算完成。它不做零星售货的生意。
此外，它还组织若干流动贸易小组，串蒙古包，做零星售货的生意。这种组织更为灵活，其规模大小完全以销售货物情况来决定。
大盛魁的小号随着营业扩大而发展起来。大盛魁在外蒙市场上销售的各种货物，是由内地贩运去的。初期，它只是从归化城购买，没有力量从产地进货。以后，随着营业的发展，它就投资开设了各行各业的小号，依靠这些小号，从产地来进货。这就把这方面的利润，纳在自己的企业系统之内。初期，其资金的周转、调拨和汇兑，完全依靠别的钱庄、票号来办理。后来它又投资开设了钱庄和票号，就把这部分利润也纳在自己的企业系统之内了。
大盛魁小号有大盛川票号，三玉川茶庄，天顺泰绸缎庄，东盛昌发货店，德亨魁牲畜店，盛记毛庄，协盛昌、协盛公、协盛裕京羊庄，它们分别设在祁县、归化、天津、北京等地，分别承担着大盛魁的金融、茶叶、绸缎、牙记、牲畜等业务。大盛魁的这些小号，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各行中占据着巩固的阵地，它们本身也成为殷实的商号。它们对大盛魁的扩大和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三玉川和大盛川，由于总号设在山西省祁县，加入了山西资本集团，是大盛魁系统中两根有力的支柱。据说，其中有几家都分配过巨额的红利，其资本的总额也大大地增长了，最盛时期的资本总额，甚至超过了原资本的数十倍。这种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子母公司形式的出现，标志着晋商的商业资本集团性的加强。
经理负责制
“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这是山西票号经理李宏龄的经验之谈。晋商于商号经理之聘用，本着用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原则。在这方面，他们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具体做法是：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经理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经理有无上之权力，不论是用人还是业务管理，均由经理通盘定夺。经理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使业务大有起色，财东则给予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如不能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不用。据说，每届年终各地经理齐集总号汇报工作时，由财东设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东家敬酒上菜，热情招待；盈利少或发生亏损者居下席，自斟自饮，受到冷遇。如果连续两三年都屈居下席，则用不着财东说话，经理也只有自请辞职了。
晋商经理负责制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明确划分了财东与总经理在合作关系上各自的责任与职权。财东的责任主要是对票号的风险负有无限责任，即亏损由财东按银股多寡平均分担。财东的权力主要是：具有总经理的任免权（通常由于聘请时慎重，下属人员均由总经理选定，故罕见其被免职之事）、经营范围及其规模的控制权、带有风险性的较大事项的决定权、年终营业报告的审查权、决算期（大德通一般4年1次）依据约定程序处置红利的决定权以及重大赏罚的决定权等等。
而总经理则承担着向财东和全号人员的利益负责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总经理的一切决策，首先都得在保证财东和全号人员的利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考虑。或者说，票号内的一切经营管理的制度和措施，均是以总经理的责任和义务为出发点制定的。虽然财东负有无限责任，但实际上除受政治上、军事上的突发事件的影响而外，总经理一般都有保证票号不致亏损的得力措施，故通常财东实无亏本之事。至于总经理的职权，除其个人与财东的联系之外，在全号（包括总号和数十个分号）之内，“有无上之权力”。这里由于票号实行“全局统筹，不分畛域”的条条领导的总号集权制，所以总经理的权限近乎独裁。全号的机构设置，人员的配备、选用及其待遇，经营方针，重大决策，人、财、物的管理，规章制度的制订以及经营管理中的一切较大事情决定权，统归总经理所有。实际上，这种经理负责制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晋商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有力地调动了经营管理人才智慧的发挥。
财东与总经理的合作，除坚持订立合同，以人力股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外（这一点将在下节专述），实际上有一种无形的信义原则。从票号的合约和有关史料中，我们不仅没有发现财东对总经理除免职之外的制约措施，反而见到了不少双方的信义内容。在财东方面，遵循“用人莫疑”的宗旨，完全信赖总经理的人格与才能，不过问平素的经营管理事宜，而且“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在经理一方，则以忠义之心来对待或答报财东的知遇。近代曾任大德恒经理的颉尊三说：总经理既受财东“信赖与委托，得以经理全号事务，任重而道远，所以事事无不出于忧、勤、惕、励之一念。领导同人，崎岖前进”。总经理对财东那种近乎无限信任的全权委托，则以个人人格和财东利益为重，以“忧勤惕励”、毫不疏虞来自勉，以不负财东、竭尽忠义来报答，这充分体现了财东与总经理在合作上总经理以“忠义”报答的合作原则。这种“信义”原则，实质上是财东与总经理合作关系上的一条负有广义制约意义的原则。它是在社会上普遍崇尚“信义”和财东确认所聘总经理尤重“信义”的条件下，财东利用总经理在诚信相托之下必以忠义相报的重名誉的心理特点所采用的一种合作原则。这种合同之外的特定条件下的合作原则，在当时山西票号中不仅是一种普遍采用的原则，而且大都获得了大成功。虽然从其科学性上来考察，财东确实冒有很大的风险（实系风险性的信义合作原则），然而，确定合作原则、注重对方人格和心理特点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身顶股制
人身顶股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指商号中的人凭自身才能、工作关系与其工作业绩经过评定而获得的顶生意股份，它是晋商的一大创造。这种形式在西方原有意义上的股份制中是没有的，充分体现了儒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股份（股俸）有正本、副本之分和银股、身股之别。所谓正本，即财东的合约投资，每股几千银两到数万银两不等，可按股分红，但无股息；副本又称护本，是财东除正本外又存放于商号或票号的资本；身股又称顶身意，即不出资本而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俸，按股额参加分红。清人徐珂说：“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所有者，在商号或票号中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继，夫死妻继，但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负无限责任。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身股数额，各商号、票号均有具体规定：一般来说经理可顶一分（每股各一俸，或称一分），但也有破例顶一分二三厘的；伙友顶身股最初不过二厘（即一股的十分之二），以后每遇到账期可增一二厘，增至一股为止，称“全份”。所谓账期，即分红期。光绪以前一般是5年为一个账期，以后是4年，也有3年为一个账期的。凡伙友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3个账期的时间，工作勤奋，无有过失时，才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然后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才算正式顶上身股。顶身股后，倘有越轨行为，如属小节情有可原者，则酌情处分，减少其身股数额，如为重大案情则被开除出号并赔偿损失。顶身股者，每年可按其所顶股份领取一定数量的“支使银”，又称“应使银”。应支额每股多则四五百两，少则一二百两，分四季支用，到账期分红时，无论应支多少，概由各人应得红利内扣除，上至经理，下至伙友，一视同仁。倘若营业不好，无红利可分，则顶身股者除每年“应支银”由号内出账外，毫无所得。没有顶身股的伙友，则按年支给薪俸。大致最初年薪一二十银两，以后按成绩优劣逐年增加，有十余年历史者可达80银两—100银两，这时就有资格参加身股了。顶身股者死后，各商号、票号一般仍给一定的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大致是经理故后享受8年的红利，未任经理者享受7年的红利，顶身股八九厘不足1分的享受6年红利，顶身股六七厘者享受5年的红利，顶身股四五厘者享受4年的红利，顶身股三四厘者享受3年的红利，顶身股一二厘者享受两年的红利。对本号经营立有特大功绩者，还可再增一二个账期的分红。各商号、票号均由财东出面聘请经理，再由财东、经理共同邀请中人三五人，书写股本合约，其内容包括资本若干，以若干为一股，几年结大账一次，按银股、身股分红等。在清光绪以前，山西各商号的身股占银股的一半，而到了清末则“身”价大增，身股普遍超过了银股。比如志成信同治年间银股17股，身股6股；身股是银股的35.3%；大德通光绪十五年（1889年），银股20股，身股9.7股，身股为银股的48.5%，而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银股20股，身股23.95股，身股为银股的119%多。这一变化不管是什么因素所致，应该说根本上体现的是资本家向人才让渡利润的结果。
这种与财力股享有同等分割红利的“人身顶股制”，实质的意义在于在财东与经理、伙计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经理与伙计的物质利益与商号的发展始终休戚相关，商号的兴衰成败也始终关乎经理与伙计的生存与发展。旧时商界同行见面，嘘寒问暖之际，就会问“顶几厘生意”，表示对彼此境况的关切。任何一位票号的正式成员（学徒除外）都有资格得到顶身股。“人人都可当东家”，这样的灿烂前景和强烈的诱惑力，使每一位票号中人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苟安，都无一不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扑在号事上。段占高民国14年（1925年）经人举荐进祁县复恒当当学徒，挂牌子，站柜台，跑联络，值夜班，甚至还代吃官司，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整10年，到民国24年（1935年），终于顶了三厘生意，头一账一来就分了200块银元。他在《山西文史资料》上写的《祁县复恒当从业亲历记》、《我所目睹的复恒当号规》感同身受地记录了人身顶股制的诱惑力。
晋商通过财股形式，吸收资金，扩大了经营资本；而通过顶身股形式，把商号的经营与商号员工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两者都参加账期分红，从而充分调动经理、伙计、学徒的工作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增强了敬业精神与凝聚力，增强了晋商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责编 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