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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建是近代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学主要区域之一，同时也是教会学校在中国较早进行外语教学的地区。民国前，福建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在不同时期表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展现了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率先性、多样性和世俗性，折射了近代福建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近代 福建 教会学校 外语教育
1862年清政府开办京师同文馆之前，英美等国的各教会在中国已办了许多所教会学校，其中较著名的约有14所，福建就占5所［1］（P6）。其中最早当数1848年美部会在福州创办的保福山学校（榕城格致书院的前身），是近代中国大陆最早开设英文课程的教会学校。从此，以外语为媒介的西学课程在教会学校逐渐开设。福建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与其他地区有共通之处之外，还呈现出自身的独特因素。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间，福建教会学校外语教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一、19世纪80年代以前：发轫与尝试
这一时期基督教在福建建立的教会学校为分为初等和中等学校两种（不包括神学校），这时还未出现高等学校或高等学校课程班。由于始终处于摸索、受敌视的局面，教会学校的分布数量和办学规模均不令人注目，主要以义学性质的初等学校为主。早期教会学校外语课程的开设并不多见，还处于尝试阶段。
初等学校
19世纪80年代以前，教会在福建办的学塾（初等学校）集中在福州和厦门两地。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国伦敦会教士施约翰（A. Stronach）和养为霖在厦门鼓浪屿开办英华男塾，这是教会在福建创办的第一所初等学校。教会在福建办的女子学校最早的应当是英国伦敦会养为霖夫妇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厦门办的女塾。福州最早教会学校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美部会传教士斯蒂芬·约翰逊（Stephen Johnson）设立的“保福山学校”（即榕城格致书院的前身），相当于小学。福州教会女子学校设立最早的是咸丰四年（1854年）美部会在福州保福山办初小性质的女子寄宿学校“文山女子学堂”。此后，英美基督教各教会纷纷兴办学校，其中美国美以美会设校较多。到19世纪70年代末，教会在福建开办了几十所初等学校，其中女校占半数。［3］（P109）
福建早期的教会办的初等学校主要为日学、义塾和寄宿学校，规模小，学生少，多设于民房中，设备简陋。由于当时社会风气未开，入学者寥寥无几。这些学校以识字和接受宗教教育为主，用“白话字”教读《圣经》和初步的读写知识，以后逐渐加设英文和国文课。也有个别学校开设外语课程，福州保福山学校的文化课中就有初级英文读本、英文拼音等科目，由传教士和其妻子教授。［4］（P2）保福山学校一开始就把英语列为主要的课程，这在中国大陆，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公立学校，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时期福建的教会女塾大部分是初小性质，课程类似日学，与全国教会女塾一样，没有开设外语课程。
中等学校
这一时期的教会办的中学只有福州的福音精舍（后改为福州书院）一所。清咸丰三年（1853年），保福山学校迁移校址，并改为福音精舍。在美部会卢公明（J. Doolittle）主持下，办三年制的寄宿学校，课程设置更为完备，包括《圣经》必修课和四门主修课：英文读本、英文切字、英语口语、英作文易解，全部由美籍传教士讲授；另外还有四门辅修课：国语、四书、东莱博议、珠算，由塾师讲授。福音精舍是教会在福建办的第一所中学，学制相当于普通初中。咸丰八年（1858年），摩嘉立（Maclay）接任学校主理，改校名为“格致书院”，仍为三年制中学。［4］（P）4-12
福建初期的教会学校主要以读《圣经》、讲授一些简单的算学为主，外语并不是一门必读的科目，外语课程的开设在这些学校并不普遍。原因在于80年代之前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中，“基要派”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教会学校多数旨在扩大基督教影响，培植信徒，巩固在华的宗教事业，对传播知识并不热心。［1］（P88）此外早期教会学校大多为初等小学，人力物力十分缺乏；加上“在封建的传统文化与教育惰性及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惰力的影响下，读书人依然视经史小学为教学之根本，对西学往往还是投以鄙视的目光”，国人对外语的需求还不十分强烈。这些都是早期教会学校不重视外语教学的原因。
二、19世纪80年代到1912年：重视和推广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企业、清政府官办的以及民间办的洋务企业日益增多，急需大批懂英文的人员。另外随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大，教会办学增多，并从小学渐向中学乃至书院发展。由于英语在福州、厦门等通商城市逐步具有商业价值，许多教会学校开始增设英语课程。这时期传教士对英语教学的必要性褒贬不一，讨论激烈。“教授英语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多年来这一问题一直处于实验阶段，许多人认为学英语是费用高昂而且危险的奢侈行为。但也有一些传教士认为在没有更多的书译成中文之前，学习英文是绝对必要的。”［5］（P4）
论争：教会学校外语教育的必要
1877年传教士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后，通过了反对在教会学校普及英语教育的决议。但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国人对英语人才的需求日益紧迫，教会中学普及英语教学已成大势所趋。于是1890年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英语教学问题被提上主要议程。会上，针对狄考文等所坚持的反对在教会学校开设英文课程的情况，以福州美以美会传教士李承恩（N. J. Plumb）和力为廉（W. H. Lacy）为主的福建教区代表，条陈了福建教会学校在外语教学所取得的成功，驳斥了不宜在教会学校开设英语课程的观点。
李承恩指出：“使用英语对教师和学生掌握和学习其他课程都极为有用，可以拓宽学生的思维，促进科学研究，彻底了解文学、科学、历史、神学知识。”还特别说明，“在福州会议上，最有才干的中国教士是精通英语的，能很好地运用外国书籍和评注。”［６］（Ｐ447－456）［7］（P124）而鹤龄英华书院教习力为廉，更以英华书院开展英语教学所取得的成就对狄考文主张用汉语教学的理由逐条进行批驳。关于狄考文为了使教徒、非教徒把孩子送入教会学校必须使用汉语教学的观点，力为廉认为，要吸引教徒、非教徒把子女送到学校，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便是英语教学，因为人们需要英语。福州教会学校的在校学习六乃至十年的学生，都未见有离开的，因为教授两三年的英语不能使学生满足。［6］（P497）李承恩和力为廉的发言可以说福建教会学校几年来英文教学经验的总结，也代表了福建教会学校重视教授英文的主要立场。最后，大会作出了推广英语课程、以英语为教会学校的教学语言的决定，从而促使了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长足发展。不过在英语教学的理解与实践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别：一是重视中英文课程的结合；二是重视全英文教学（除国文课外）。这在福建教会学校中均有体现。
发展：美英教会外语教育的实践
1881年，美以美会传教士麦铿利（R·S·Maclay）发起创办了福州鹤龄英华书院。最初学制定为八年，分为候进英文班四年和书院班四年两个学段。英华书院认为“官话为中国通行之语，不容缺少”，［8］（P96）因此一开始就重视中英文课程的结合，一到五年级均开设汉文课程，“中西各课各有专师”，［8］（P25）书院章程明文规定“书院以兼习英文、汉文为宗旨，入学者不论预科正科均双方合课。如汉文程度确已有成，惟试以一论一策，经汉文教员录取，限于上、下午专读英文，但须仍受汉文月考。”英文位于所有课程的首位。如“给假”一栏中，“暑假后，各班英汉文暂停五星期后，应即先行上学补习。”这是在其他教会中学中无法找到的一条规章。另外，还规定一般学生是不用上夜课各自归房自习，但“英文月考不及格之人，就在次月开特别夜班，俟至再考及格，照常归房自习”。［9］（P335-337）另外，福州格致书院虽然一开始也设有中、英文课，但教学并不规范。1890年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弼履仁（L.B. Beat）接任主理（即校长）后，把三年制的中学升格为八年制，设西文系（又称英文班）和中文系（又称汉文班）。书院对西文系的要求较高，该系学生入學须经四个月的预科专修英语。西文系侧重英文，单英文一科就分为英读本、英文法、英作文与修辞等课程；除国文外，西文系各科均用英语教学。中文系虽侧重中文，但仍开设有英语和以英语教学的课程。并且书院的课程设置与美国大学院校相衔接，大部分学科都采用美国英文原版课本，悉由美籍教员任教。音乐、体育、图画和理、化、生物实验课，均由美籍教员用英语教授，学生体育课操练也是使用英语口令。［4］（P12）［１０］（Ｐ５４９）
鉴于美国教会在英语教育取得巨大的成功，原本比较保守的不支持英语教育的英国教会，于1895年专题讨论后作出决议，开始大规模地展开英语教育。当时英国教会在福建传教区最高负责人是胡约翰。胡约翰早在1861年就来到福州传教，一贯主张不教授中国人英语和科学知识。不过形势的变化和教会的新策划使他改变了态度，1901年明确表示坚决支持英语教育，认为兴办教授英语和西方科学的学校会促进外国人和中国人间的友谊，有助于基督教的传布。［10］（P426）在这种背景下，福建英国教会开始转变传教方针，从以前的单纯的重视宗教教育，转为重视传播西学，特别是英语教育。由此，英国教会相继创办了以教授英文为主的厦门英华书院（1898）、泉州培元学校（1904）、福州圣马可汉英书院（1907）等，并相继取得了成功，成为当时学子争相报考就读的名校。由此，英美的所有教会学校“遂因时代的需求，對英文等各种学科，逐渐注重，同时对于西洋中学校所有的学生课外活动，也相聚提倡。”［11］1890年以后特别进入20世纪，福建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创办了多所教会书院和中学，大学亦在形成之中。由于福建是沿海省份，开放较早，特别急需英语人才，因此许多中学甚至不少小学都把英语列为一门必修科目，英语也成为吸引学生的一门招牌科目，这是福建教会学校与其他地方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
推广：教会女子学校外语教育的应用
这一阶段福建教会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英文课程在教会女子中学开始开设并逐渐推广。女子学校英文课程的设置相对较晚。早在1845年就成立的厦门毓德女子学校1880年间由小学发展为中学，但直到1889年才开始讲授英语。［13］［7］（P266-267）光绪二十六年（1900）基督教会曾调查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五所美国教会女塾的课程，其中开设英文课程的只有两所。［12］（P56-57）可见福建教会女校的英文教育在全国是相当早的。
福建教会女子学校最著名的当数南省华英女学堂（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前身），其英文教育相当突出。南省华英女学堂为大学预科性质的中等学校，学制为四年，设中学及师范班，招收高小毕业生，1908年1月正式开学。美国女传教士程吕底亚（Min Lydia A Trimble）任首任校长。华英女学堂制定了详细的课程，尤其英文一科的课程设置相当完备：
从上表可以看出，南省华英女学堂的英文课程按进阶式设置，十分系统。此外该校的自然科学科目也均由外国人用英文教授，除国文各科外，所有科目均采用美国原版的教材。
随着教会学校的迅速发展，由于没有统一的教育管理机构加以管理，加上不少教会学校不重视国文教育，引起教内外人士的诸多“疵议”。各教会也开始意识到在教育上有相互帮助的必要。1890年基督教教育会成立，其主要的工作便是规划课程的标准，之后各地设立分会，福建是最早成立分会的三个省份之一。［11］（P181）
三、近代福建教会学校外语教育历程的特点
综观这一历史时期福建教会学校外文教育，除了具有与同时期其他地方的教会学校相同特点，如：外文教育基本为英语，学校重视英文、忽视汉文，外国教师占绝对多数，所有科目（除国文外）均用英语教学，大部分教材用外国原版教材，等等，还有如下几个较为显著的独特之处：
1. 率先性。近代福建教会学校在教会内部一阵声讨外文教育的情形下，率先看到英语教育对教会及学校本身发展的重要意义，大胆实施英语教学，创办了以英语和西学课程教学蜚声全国的福州英华、格致、圣马可、厦门英华、泉州培元等书院以及南省华英女学堂。
2. 多样性。近代福建是最早五口通商的省份之一，有许多的英美教派在此传教。由于教会不同，办的学校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教会，办学也不尽相同。因而各个学校的课程设置没有统一标准。19世纪90年代后，教会中学大部分课程为英语课程（包括用英语教授的其他所有科目）。即使英文一科，也常常细分为多门课，不同学校分法常常不一样，但基本包括会话（包括语音）、语法、作文、修辞，并注意教学系统性，将课程按进阶式安排。为了应中学之需，19世纪末期福建许多教会小学的高级阶段也逐渐开设英文课，名目也不一，从内容看，一般包括英文切字、英文拼音和简单的英语会话。随着教会教育的发展，师资力量的不断扩充，教会学校的课程也不断完善。到了20世纪初，福建教会学校的课程基本按照英美本国的学制设置，不过总的看来，福建教会学校仍各自为政，教学和课程设置缺乏统一性。
3. 世俗性。教会学校的教育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宗教性，这也是教会学校办学宗旨。不过福建的教会学校除了强调宗教性外，却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世俗性，这在当时全国是相当典型的。如厦门英华书院在创办伊始，便根据学生志愿分为商业和科学二科，商业科主修商业尺牍、英文簿记、速记和打字，科学科包括动物、化学、物理、地理、地质、天文和算术；这些课程均用英文讲授，采用英国原版教材。学校还规定每天上午上英文课，下午才上中文课。学校和学生都偏重英文，尤其侧重商业科。英文教师多聘请英国人或留学英国的中国人，宗教集会也用英语讲道。1908年以后，分科制度改为与英国相同的一般学制。此后学生所读英文除了数理化、史地、动植物等无大变动以外，其他的英文读本都是采用英国的古典文学、修辞学、现代散文等，课本还是由英国和新加坡买来。平时注意培养学生的英文写作能力，也注意学生英语口语的训练，以确保毕业生程度与英国高级学校相等，得以免试升入英国所属大学读书。［3］（P198-199）教会学校这种注重英文（特别是实用英语）和西学、推崇商科的做法，一方面是出于学生升学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培养的学生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体现了极浓的世俗化色彩。
四、结语
教会教育是近代福建西式教育的最重要的形式。在外语教育方面，福建的教会学校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教会开办英文教学主要是出于使中国彻底基督化的需要，但它毕竟为福建乃至中国造就一批精通西文、掌握西学的人才，为福建近代化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是促使福建成为近代中国人文荟萃摇篮的客观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2］福建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一辑［C］.
［3］福建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八辑［C］.
［4］郑瑞荣.榕城格致书院——福州私立格致中学简史［M］.福州：福建省市计委印刷厂，1995.
［5］队克勋.之江大学［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6］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Z］.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
［7］朱有（王献），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8］福建师大附中校志编委会.八闽之光：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志：含原英华中学、华南女中、陶淑女中：1881—2001［C］.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福州鹤龄英华书院.鹤龄英华书院章程［Z］.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917年印，福建省图书馆藏.
［10］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C］.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1］缪秋笙，毕范宇（F. W. Price）.中等教育的过去与现在［J］.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29.5，（4）：180.
［12］厦门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厦门文史资料（第三十五辑）［C］.1980.56-57.
［13］褚季能.女学先声［J］.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1934.31，（7）：25-26.
基金项目：福建闽江学院社科研究项目（YSY04003）。
关键词：近代 福建 教会学校 外语教育
1862年清政府开办京师同文馆之前，英美等国的各教会在中国已办了许多所教会学校，其中较著名的约有14所，福建就占5所［1］（P6）。其中最早当数1848年美部会在福州创办的保福山学校（榕城格致书院的前身），是近代中国大陆最早开设英文课程的教会学校。从此，以外语为媒介的西学课程在教会学校逐渐开设。福建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与其他地区有共通之处之外，还呈现出自身的独特因素。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间，福建教会学校外语教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一、19世纪80年代以前：发轫与尝试
这一时期基督教在福建建立的教会学校为分为初等和中等学校两种（不包括神学校），这时还未出现高等学校或高等学校课程班。由于始终处于摸索、受敌视的局面，教会学校的分布数量和办学规模均不令人注目，主要以义学性质的初等学校为主。早期教会学校外语课程的开设并不多见，还处于尝试阶段。
初等学校
19世纪80年代以前，教会在福建办的学塾（初等学校）集中在福州和厦门两地。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国伦敦会教士施约翰（A. Stronach）和养为霖在厦门鼓浪屿开办英华男塾，这是教会在福建创办的第一所初等学校。教会在福建办的女子学校最早的应当是英国伦敦会养为霖夫妇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厦门办的女塾。福州最早教会学校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美部会传教士斯蒂芬·约翰逊（Stephen Johnson）设立的“保福山学校”（即榕城格致书院的前身），相当于小学。福州教会女子学校设立最早的是咸丰四年（1854年）美部会在福州保福山办初小性质的女子寄宿学校“文山女子学堂”。此后，英美基督教各教会纷纷兴办学校，其中美国美以美会设校较多。到19世纪70年代末，教会在福建开办了几十所初等学校，其中女校占半数。［3］（P109）
福建早期的教会办的初等学校主要为日学、义塾和寄宿学校，规模小，学生少，多设于民房中，设备简陋。由于当时社会风气未开，入学者寥寥无几。这些学校以识字和接受宗教教育为主，用“白话字”教读《圣经》和初步的读写知识，以后逐渐加设英文和国文课。也有个别学校开设外语课程，福州保福山学校的文化课中就有初级英文读本、英文拼音等科目，由传教士和其妻子教授。［4］（P2）保福山学校一开始就把英语列为主要的课程，这在中国大陆，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公立学校，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时期福建的教会女塾大部分是初小性质，课程类似日学，与全国教会女塾一样，没有开设外语课程。
中等学校
这一时期的教会办的中学只有福州的福音精舍（后改为福州书院）一所。清咸丰三年（1853年），保福山学校迁移校址，并改为福音精舍。在美部会卢公明（J. Doolittle）主持下，办三年制的寄宿学校，课程设置更为完备，包括《圣经》必修课和四门主修课：英文读本、英文切字、英语口语、英作文易解，全部由美籍传教士讲授；另外还有四门辅修课：国语、四书、东莱博议、珠算，由塾师讲授。福音精舍是教会在福建办的第一所中学，学制相当于普通初中。咸丰八年（1858年），摩嘉立（Maclay）接任学校主理，改校名为“格致书院”，仍为三年制中学。［4］（P）4-12
福建初期的教会学校主要以读《圣经》、讲授一些简单的算学为主，外语并不是一门必读的科目，外语课程的开设在这些学校并不普遍。原因在于80年代之前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中，“基要派”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教会学校多数旨在扩大基督教影响，培植信徒，巩固在华的宗教事业，对传播知识并不热心。［1］（P88）此外早期教会学校大多为初等小学，人力物力十分缺乏；加上“在封建的传统文化与教育惰性及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惰力的影响下，读书人依然视经史小学为教学之根本，对西学往往还是投以鄙视的目光”，国人对外语的需求还不十分强烈。这些都是早期教会学校不重视外语教学的原因。
二、19世纪80年代到1912年：重视和推广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企业、清政府官办的以及民间办的洋务企业日益增多，急需大批懂英文的人员。另外随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大，教会办学增多，并从小学渐向中学乃至书院发展。由于英语在福州、厦门等通商城市逐步具有商业价值，许多教会学校开始增设英语课程。这时期传教士对英语教学的必要性褒贬不一，讨论激烈。“教授英语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多年来这一问题一直处于实验阶段，许多人认为学英语是费用高昂而且危险的奢侈行为。但也有一些传教士认为在没有更多的书译成中文之前，学习英文是绝对必要的。”［5］（P4）
论争：教会学校外语教育的必要
1877年传教士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后，通过了反对在教会学校普及英语教育的决议。但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国人对英语人才的需求日益紧迫，教会中学普及英语教学已成大势所趋。于是1890年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英语教学问题被提上主要议程。会上，针对狄考文等所坚持的反对在教会学校开设英文课程的情况，以福州美以美会传教士李承恩（N. J. Plumb）和力为廉（W. H. Lacy）为主的福建教区代表，条陈了福建教会学校在外语教学所取得的成功，驳斥了不宜在教会学校开设英语课程的观点。
李承恩指出：“使用英语对教师和学生掌握和学习其他课程都极为有用，可以拓宽学生的思维，促进科学研究，彻底了解文学、科学、历史、神学知识。”还特别说明，“在福州会议上，最有才干的中国教士是精通英语的，能很好地运用外国书籍和评注。”［６］（Ｐ447－456）［7］（P124）而鹤龄英华书院教习力为廉，更以英华书院开展英语教学所取得的成就对狄考文主张用汉语教学的理由逐条进行批驳。关于狄考文为了使教徒、非教徒把孩子送入教会学校必须使用汉语教学的观点，力为廉认为，要吸引教徒、非教徒把子女送到学校，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便是英语教学，因为人们需要英语。福州教会学校的在校学习六乃至十年的学生，都未见有离开的，因为教授两三年的英语不能使学生满足。［6］（P497）李承恩和力为廉的发言可以说福建教会学校几年来英文教学经验的总结，也代表了福建教会学校重视教授英文的主要立场。最后，大会作出了推广英语课程、以英语为教会学校的教学语言的决定，从而促使了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长足发展。不过在英语教学的理解与实践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别：一是重视中英文课程的结合；二是重视全英文教学（除国文课外）。这在福建教会学校中均有体现。
发展：美英教会外语教育的实践
1881年，美以美会传教士麦铿利（R·S·Maclay）发起创办了福州鹤龄英华书院。最初学制定为八年，分为候进英文班四年和书院班四年两个学段。英华书院认为“官话为中国通行之语，不容缺少”，［8］（P96）因此一开始就重视中英文课程的结合，一到五年级均开设汉文课程，“中西各课各有专师”，［8］（P25）书院章程明文规定“书院以兼习英文、汉文为宗旨，入学者不论预科正科均双方合课。如汉文程度确已有成，惟试以一论一策，经汉文教员录取，限于上、下午专读英文，但须仍受汉文月考。”英文位于所有课程的首位。如“给假”一栏中，“暑假后，各班英汉文暂停五星期后，应即先行上学补习。”这是在其他教会中学中无法找到的一条规章。另外，还规定一般学生是不用上夜课各自归房自习，但“英文月考不及格之人，就在次月开特别夜班，俟至再考及格，照常归房自习”。［9］（P335-337）另外，福州格致书院虽然一开始也设有中、英文课，但教学并不规范。1890年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弼履仁（L.B. Beat）接任主理（即校长）后，把三年制的中学升格为八年制，设西文系（又称英文班）和中文系（又称汉文班）。书院对西文系的要求较高，该系学生入學须经四个月的预科专修英语。西文系侧重英文，单英文一科就分为英读本、英文法、英作文与修辞等课程；除国文外，西文系各科均用英语教学。中文系虽侧重中文，但仍开设有英语和以英语教学的课程。并且书院的课程设置与美国大学院校相衔接，大部分学科都采用美国英文原版课本，悉由美籍教员任教。音乐、体育、图画和理、化、生物实验课，均由美籍教员用英语教授，学生体育课操练也是使用英语口令。［4］（P12）［１０］（Ｐ５４９）
鉴于美国教会在英语教育取得巨大的成功，原本比较保守的不支持英语教育的英国教会，于1895年专题讨论后作出决议，开始大规模地展开英语教育。当时英国教会在福建传教区最高负责人是胡约翰。胡约翰早在1861年就来到福州传教，一贯主张不教授中国人英语和科学知识。不过形势的变化和教会的新策划使他改变了态度，1901年明确表示坚决支持英语教育，认为兴办教授英语和西方科学的学校会促进外国人和中国人间的友谊，有助于基督教的传布。［10］（P426）在这种背景下，福建英国教会开始转变传教方针，从以前的单纯的重视宗教教育，转为重视传播西学，特别是英语教育。由此，英国教会相继创办了以教授英文为主的厦门英华书院（1898）、泉州培元学校（1904）、福州圣马可汉英书院（1907）等，并相继取得了成功，成为当时学子争相报考就读的名校。由此，英美的所有教会学校“遂因时代的需求，對英文等各种学科，逐渐注重，同时对于西洋中学校所有的学生课外活动，也相聚提倡。”［11］1890年以后特别进入20世纪，福建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创办了多所教会书院和中学，大学亦在形成之中。由于福建是沿海省份，开放较早，特别急需英语人才，因此许多中学甚至不少小学都把英语列为一门必修科目，英语也成为吸引学生的一门招牌科目，这是福建教会学校与其他地方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
推广：教会女子学校外语教育的应用
这一阶段福建教会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英文课程在教会女子中学开始开设并逐渐推广。女子学校英文课程的设置相对较晚。早在1845年就成立的厦门毓德女子学校1880年间由小学发展为中学，但直到1889年才开始讲授英语。［13］［7］（P266-267）光绪二十六年（1900）基督教会曾调查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五所美国教会女塾的课程，其中开设英文课程的只有两所。［12］（P56-57）可见福建教会女校的英文教育在全国是相当早的。
福建教会女子学校最著名的当数南省华英女学堂（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前身），其英文教育相当突出。南省华英女学堂为大学预科性质的中等学校，学制为四年，设中学及师范班，招收高小毕业生，1908年1月正式开学。美国女传教士程吕底亚（Min Lydia A Trimble）任首任校长。华英女学堂制定了详细的课程，尤其英文一科的课程设置相当完备：
从上表可以看出，南省华英女学堂的英文课程按进阶式设置，十分系统。此外该校的自然科学科目也均由外国人用英文教授，除国文各科外，所有科目均采用美国原版的教材。
随着教会学校的迅速发展，由于没有统一的教育管理机构加以管理，加上不少教会学校不重视国文教育，引起教内外人士的诸多“疵议”。各教会也开始意识到在教育上有相互帮助的必要。1890年基督教教育会成立，其主要的工作便是规划课程的标准，之后各地设立分会，福建是最早成立分会的三个省份之一。［11］（P181）
三、近代福建教会学校外语教育历程的特点
综观这一历史时期福建教会学校外文教育，除了具有与同时期其他地方的教会学校相同特点，如：外文教育基本为英语，学校重视英文、忽视汉文，外国教师占绝对多数，所有科目（除国文外）均用英语教学，大部分教材用外国原版教材，等等，还有如下几个较为显著的独特之处：
1. 率先性。近代福建教会学校在教会内部一阵声讨外文教育的情形下，率先看到英语教育对教会及学校本身发展的重要意义，大胆实施英语教学，创办了以英语和西学课程教学蜚声全国的福州英华、格致、圣马可、厦门英华、泉州培元等书院以及南省华英女学堂。
2. 多样性。近代福建是最早五口通商的省份之一，有许多的英美教派在此传教。由于教会不同，办的学校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教会，办学也不尽相同。因而各个学校的课程设置没有统一标准。19世纪90年代后，教会中学大部分课程为英语课程（包括用英语教授的其他所有科目）。即使英文一科，也常常细分为多门课，不同学校分法常常不一样，但基本包括会话（包括语音）、语法、作文、修辞，并注意教学系统性，将课程按进阶式安排。为了应中学之需，19世纪末期福建许多教会小学的高级阶段也逐渐开设英文课，名目也不一，从内容看，一般包括英文切字、英文拼音和简单的英语会话。随着教会教育的发展，师资力量的不断扩充，教会学校的课程也不断完善。到了20世纪初，福建教会学校的课程基本按照英美本国的学制设置，不过总的看来，福建教会学校仍各自为政，教学和课程设置缺乏统一性。
3. 世俗性。教会学校的教育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宗教性，这也是教会学校办学宗旨。不过福建的教会学校除了强调宗教性外，却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世俗性，这在当时全国是相当典型的。如厦门英华书院在创办伊始，便根据学生志愿分为商业和科学二科，商业科主修商业尺牍、英文簿记、速记和打字，科学科包括动物、化学、物理、地理、地质、天文和算术；这些课程均用英文讲授，采用英国原版教材。学校还规定每天上午上英文课，下午才上中文课。学校和学生都偏重英文，尤其侧重商业科。英文教师多聘请英国人或留学英国的中国人，宗教集会也用英语讲道。1908年以后，分科制度改为与英国相同的一般学制。此后学生所读英文除了数理化、史地、动植物等无大变动以外，其他的英文读本都是采用英国的古典文学、修辞学、现代散文等，课本还是由英国和新加坡买来。平时注意培养学生的英文写作能力，也注意学生英语口语的训练，以确保毕业生程度与英国高级学校相等，得以免试升入英国所属大学读书。［3］（P198-199）教会学校这种注重英文（特别是实用英语）和西学、推崇商科的做法，一方面是出于学生升学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培养的学生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体现了极浓的世俗化色彩。
四、结语
教会教育是近代福建西式教育的最重要的形式。在外语教育方面，福建的教会学校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教会开办英文教学主要是出于使中国彻底基督化的需要，但它毕竟为福建乃至中国造就一批精通西文、掌握西学的人才，为福建近代化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是促使福建成为近代中国人文荟萃摇篮的客观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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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C］.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1］缪秋笙，毕范宇（F. W. Price）.中等教育的过去与现在［J］.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29.5，（4）：180.
［12］厦门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厦门文史资料（第三十五辑）［C］.1980.56-57.
［13］褚季能.女学先声［J］.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1934.31，（7）：25-26.
基金项目：福建闽江学院社科研究项目（YSY0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