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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世界经济大潮以来，交织了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中国梦”就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如今，这个“中国梦”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动力，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然而，他们是难以定义的一群。尽管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就是“白领”。不管怎么说，“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经使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或许，从他们想要成为的社会角色看，与其说他们是“农民工2.0”，不如说他们是“新市民1.0”。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努力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在许多沿海城市，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迅速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劳动者，已经占到打工群体的80%以上，而且可以预见的是，5年之内，90后打工者又将成为中国加工制造业的主体力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文化水平更高、更快掌握技术，使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跃上新台阶，为中国制造增强竞争力、向“中国创造”迈进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基础。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改革深化的一股新的、强大的推动力。作为自我意识强烈的一代，“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成了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新生代农民工最多的自我评价。他们的梦想在城市，他们渴望留下来，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户口、住房、医疗条件和职业发展空间，他们对文化认同、阶层流动、政治参与也有着更多的诉求。然而，我们的户籍制度、住房政策、社保体系、教育等许多领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方面的政策安排刚刚破题。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改变中国城乡面貌的决定性力量。他们的离去，使农村劳动力日渐短缺，为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诸多新课题，但客观上也减轻了农村发展的负担。他们的到来，使城市获得了大批年轻移民，也深度考验着城市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可以说，他们的去留，决定着中国城乡的融合或分裂，如若我们能够善待这一群体并逐步使他们融入城市，中国城乡的面貌将发生根本的改变。
正如同“中国梦”正处于从“国强”落实到“民富”的关键阶段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对于他们自身来说，群体的意识正在形成，种种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从零散的呼声开始走向社会化的行动，例如不满工资收入“用脚投票”造成的局部“民工荒”。而对城市和政府来说，对他们的重视度刚刚有所提高，相关制度坚冰的打破正在酝酿之中。
当然，处理有关一亿人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首先要做到的是真正走入这一群体，用平等和理性的眼光，去发现、把握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渴望。
本刊编辑部
然而，他们是难以定义的一群。尽管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就是“白领”。不管怎么说，“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经使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或许，从他们想要成为的社会角色看，与其说他们是“农民工2.0”，不如说他们是“新市民1.0”。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努力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在许多沿海城市，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迅速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劳动者，已经占到打工群体的80%以上，而且可以预见的是，5年之内，90后打工者又将成为中国加工制造业的主体力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文化水平更高、更快掌握技术，使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跃上新台阶，为中国制造增强竞争力、向“中国创造”迈进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基础。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改革深化的一股新的、强大的推动力。作为自我意识强烈的一代，“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成了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新生代农民工最多的自我评价。他们的梦想在城市，他们渴望留下来，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户口、住房、医疗条件和职业发展空间，他们对文化认同、阶层流动、政治参与也有着更多的诉求。然而，我们的户籍制度、住房政策、社保体系、教育等许多领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方面的政策安排刚刚破题。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改变中国城乡面貌的决定性力量。他们的离去，使农村劳动力日渐短缺，为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诸多新课题，但客观上也减轻了农村发展的负担。他们的到来，使城市获得了大批年轻移民，也深度考验着城市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可以说，他们的去留，决定着中国城乡的融合或分裂，如若我们能够善待这一群体并逐步使他们融入城市，中国城乡的面貌将发生根本的改变。
正如同“中国梦”正处于从“国强”落实到“民富”的关键阶段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对于他们自身来说，群体的意识正在形成，种种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从零散的呼声开始走向社会化的行动，例如不满工资收入“用脚投票”造成的局部“民工荒”。而对城市和政府来说，对他们的重视度刚刚有所提高，相关制度坚冰的打破正在酝酿之中。
当然，处理有关一亿人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首先要做到的是真正走入这一群体，用平等和理性的眼光，去发现、把握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渴望。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