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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者型官员来说，既要把握和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要正视自身的不足，使“学者型官员”不只成为一个耀眼的标签或锦上添花的雅称。
学者型官员具有理论水平高、责任意识强、在公众中的形象普遍较好等优点，使得公众对他们的心理期待远远高于一般官员。但是期望值越高，一旦事与愿违，失望也就越大，挫伤感也就越强。
优秀的学者并不一定能成为高素质的官员，因为学富五车并不必然意味着才高八斗。有一个时期，不少地方纷纷出台措施引进有博士学位者担任较高层次的领导干部，一时间各地“引博”成风，也正因于此，一些官员走捷径获取甚至伪造高学历。博士入仕，确有出类拔萃、卓有成就者，但也有不少眼高手低、一事无成者。通过特殊途径拿到硕士、博士文凭的官员，其领导水平也并不一定能随其文凭而提高。说到底，高学问只证明一个人在某一学科领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或科研能力，却不能证明其因此就有较高的领导能力。真正的学者型官员是那些学术素养和领导素质兼备且相得益彰者。
学者也并不都是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的谦谦君子，因为德行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学者成为官员，能力不济尚能得到同情的理解，若在德行方面出了问题，对公众期望与信心则是极大的打击。诸如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所谓“学者型”官员腐败丑行的曝光，为笼罩在“学者”、“专家”光环下的官员敲响了警钟，也使学者型官员的道德楷模形象大打折扣。甚至有人愤激地指出，学者智慧的脑袋使其在腐败敛财时更隐蔽、祸害起人来更危险。如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缓的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曹文庄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论受贿的犯罪构成》，正因其在这方面有一定研究，使得检察机关在侦破时颇费时力。然而，就此断言学问与权力的结合必然助长腐败，呼吁提防乃至抵制学者型官员，便未免有因噎废食之嫌。官员中的腐败分子毕竟是少数，学者型官员中的败类也只是个例。人们已经认识到，知识和学问充其量只是增强了对欲望和诱惑的抵抗力，而并不具有特殊的腐败免疫力。官员之腐败与否，与其是不是学者并没有直接关系，对学者型官员盲目喝彩或无端抹黑都是不理性的。
与此同时，作为学者型官员，也必须努力在提高领导能力、提升领导水平等方面下功夫，否则，其优势不仅难以发挥，还可能会转化为劣势。比如，理论水平高、政策把握准，但若囿于理论而无视现实的变化，则难免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在实践中碰壁；把握全局的能力强，却可能因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和处理具体事情的策略和技能，在抓落实中陷于困境；一味地“高瞻远瞩”，就可能导致好高骛远、纸上谈兵，不能脚踏实地地做实事、做小事；处理问题坚持原则、恪守规章制度，而不根据实际灵活变通，面对特殊复杂情况时就可能一筹莫展、寸步难行；考虑问题周全细致、三思而后行固然好，但也可能导致处理棘手问题时的优柔寡断，等等。相反，许多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台阶走上领导岗位的官员，虽然不见得有高深的理论，但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强的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敢想敢做有魄力，深谙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情况，对问题的处理往往更灵活、更符合实际，这些优势是许多学者型官员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对学者型官员来说，既要把握和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要正视自身的不足，使“学者型官员”不只成为一个耀眼的标签或锦上添花的雅称，而成为领导干部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
学者型官员具有理论水平高、责任意识强、在公众中的形象普遍较好等优点，使得公众对他们的心理期待远远高于一般官员。但是期望值越高，一旦事与愿违，失望也就越大，挫伤感也就越强。
优秀的学者并不一定能成为高素质的官员，因为学富五车并不必然意味着才高八斗。有一个时期，不少地方纷纷出台措施引进有博士学位者担任较高层次的领导干部，一时间各地“引博”成风，也正因于此，一些官员走捷径获取甚至伪造高学历。博士入仕，确有出类拔萃、卓有成就者，但也有不少眼高手低、一事无成者。通过特殊途径拿到硕士、博士文凭的官员，其领导水平也并不一定能随其文凭而提高。说到底，高学问只证明一个人在某一学科领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或科研能力，却不能证明其因此就有较高的领导能力。真正的学者型官员是那些学术素养和领导素质兼备且相得益彰者。
学者也并不都是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的谦谦君子，因为德行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学者成为官员，能力不济尚能得到同情的理解，若在德行方面出了问题，对公众期望与信心则是极大的打击。诸如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所谓“学者型”官员腐败丑行的曝光，为笼罩在“学者”、“专家”光环下的官员敲响了警钟，也使学者型官员的道德楷模形象大打折扣。甚至有人愤激地指出，学者智慧的脑袋使其在腐败敛财时更隐蔽、祸害起人来更危险。如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缓的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曹文庄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论受贿的犯罪构成》，正因其在这方面有一定研究，使得检察机关在侦破时颇费时力。然而，就此断言学问与权力的结合必然助长腐败，呼吁提防乃至抵制学者型官员，便未免有因噎废食之嫌。官员中的腐败分子毕竟是少数，学者型官员中的败类也只是个例。人们已经认识到，知识和学问充其量只是增强了对欲望和诱惑的抵抗力，而并不具有特殊的腐败免疫力。官员之腐败与否，与其是不是学者并没有直接关系，对学者型官员盲目喝彩或无端抹黑都是不理性的。
与此同时，作为学者型官员，也必须努力在提高领导能力、提升领导水平等方面下功夫，否则，其优势不仅难以发挥，还可能会转化为劣势。比如，理论水平高、政策把握准，但若囿于理论而无视现实的变化，则难免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在实践中碰壁；把握全局的能力强，却可能因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和处理具体事情的策略和技能，在抓落实中陷于困境；一味地“高瞻远瞩”，就可能导致好高骛远、纸上谈兵，不能脚踏实地地做实事、做小事；处理问题坚持原则、恪守规章制度，而不根据实际灵活变通，面对特殊复杂情况时就可能一筹莫展、寸步难行；考虑问题周全细致、三思而后行固然好，但也可能导致处理棘手问题时的优柔寡断，等等。相反，许多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台阶走上领导岗位的官员，虽然不见得有高深的理论，但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强的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敢想敢做有魄力，深谙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情况，对问题的处理往往更灵活、更符合实际，这些优势是许多学者型官员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对学者型官员来说，既要把握和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要正视自身的不足，使“学者型官员”不只成为一个耀眼的标签或锦上添花的雅称，而成为领导干部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