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1年2月7日，享誉东西方学界的文学评论家J.希利斯·米勒逝世，享年92岁。作为解构主义耶鲁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勒曾在2000年到访过中国。在那次名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会上，他发表的“文学终结论”引发热议。嗣后，米勒所著的《论文学》一书被译介过来，换了个“文学死了吗”这样耸人听闻的书名，再度掀起风波（参考《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霎时间，“文学已死”的论调甚嚣尘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学已死”如同一盆冷水浇到了我们头上。
当我们讨论文学教育时，也离不开“文学终结论”这一始终徘徊不去的幽灵。为什么这么说呢？米勒所谓的“文学终结论”自有其衡量标尺。这一标尺和“文学”为何物有关。实际上，迟至晚近的17、18世纪，才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它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印刷媒体、大学教育体制、现代民族国家、个人主义的兴起（“自我”的发明）等而产生的。此时的文学背负着“知识”和“教育”的双重责任——某种意义上说，清末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是“文学”作为舶来品进入“老大帝国”所助推的。既然“文学”是人造物，那么，唯有打破旧的文学体制，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才能得以重构，小说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才能发挥作用。
米勒在千禧年的一番“危言”，正是以现代文学的起源为背书。在那次研讨会上，米勒有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的判断，盖出自对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对文学、文学研究的“祛魅”之担忧。其潜台词是，当支撑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基石与规范濒临瓦解后，文学将何去何从？
在“文学”的“濒死期”，我们的文学教育亦困难重重：一方面是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譬如我们的长篇小说以每年近万部的体量在“生产”，各种基金、项目资助下的官方制造横空出世——造就了“文学大国”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又是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受制于学术生产、学术评审、项目、课题和学术期刊等组成的庞大而等级森严的学术体制，逐渐沦为象牙塔内的“内循环”;文学期刊所刊发的作品，除了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外，也随着大众阅读环境的改变（如电子阅读的流行、报刊亭的消亡等），离普通大众越来越远。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浪潮席卷而来、“人文精神”的衰落，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这让我想起赵树理在七十年前讲过的话：“新文学其实应叫作‘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坛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今天读来，赵树理誓当“文摊文学家”的“志愿”依旧振聋发聩。当然，赵树理的话矛头指向的是新文学的“自产自销”和它背后的精英主义。这样的文学形态与民众几乎隔绝，这也是新文学之所以打不进农村的“文摊”的原因所在。将赵树理的观察，用在新世纪以降的文学现状，也是合适的。毕竟在一个信息碎片化、新媒体当道的时代，粗制滥造的网文、公众号“爽文”占据大众的视野，褫夺了原本就已经贫瘠的公共阅读空间和流量，“读书”无疑成了精神奢侈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的文学阅读、研究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阅读经验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高墙。打破高墙、冲破壁垒，早已迫在眉睫。
要打破“专业主义”。以我本人为例。我在高中阶段开始写小说，对文学的热忱促使我在本科时选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阶段，出于对外国文学的喜好，又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专业;博士阶段，虽在“比较文学”专业，但治学兴趣已转移至中国现代文学，并兼及当代文学的批评。我的文學教育用时下的话来说，可谓“科班出身”。何为“科班”？这就涉及一整套由文学教育所建构的方法、知识和话语体系，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大致是这一套“科班”文学教育的必备武器，只因专业不同，有所侧重。而这一切的原点，其实都是“阅读”——以阅读为跳板，踏上各自不同的治学之路。我喜欢读小说、写小说，上大学后读了不少作家谈论小说的书，如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帷幕》、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等。作家谈创作，比理论家讲文学更亲切。因了这些，我又研读叙事学著作，后来读研、读博，除了对文学的热爱，背后有某种“知识”焦虑在作祟。这反过来也说明，我们的文学教育更多的是“知识”的传授，因此会形成某种知识话语的“内循环”——曾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对人文社科的“黑话”做了一番嘲讽，言下之意是，只要掌握了这一套文科“黑话”，那么，任何文章都可以写出学术味。此现象透露出的是“专业主义”的弊端。
徐贲先生说：“许多专业‘文学研究’者，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徐贲：《告别文学研究的“室内游戏”》）他将此类文学研究称作“室内游戏”。“室内游戏”这个说法来自美国学者马克·里拉的《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本书。进一步延伸，这种“室内游戏”就是“专业主义”造成的。什么是“专业主义”？它指向一套严格的、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和专业界限，所沿用的语汇、方法、文献、权威、规范等，是文学知识的自我规训与自我生产。所以，徐贲警示我们，专业一旦异化了，就要告别它。
问题是，如何告别？我从学生生涯到走上工作岗位，感触颇深。工作之后，我教的第一门课叫“影视文学改编”（专业选修课）。在这门课上我选取的都是经典小说改编的电影（譬如《罗生门》《活着》《燃烧》《鸟人》等）。出于教学目的，我必须去重读文本，梳理小说叙事与电影语言的关系。至于如何把自己掌握来的知识“授人以渔”，还是颇有挑战。一些我们熟悉的文学“常识”，对学生而言却很陌生，这时就得去做解释、举例，化繁就简。因此，从小说写作到学术研究再到“文学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输入与输出的难题。
当我们讨论文学教育时，也离不开“文学终结论”这一始终徘徊不去的幽灵。为什么这么说呢？米勒所谓的“文学终结论”自有其衡量标尺。这一标尺和“文学”为何物有关。实际上，迟至晚近的17、18世纪，才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它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印刷媒体、大学教育体制、现代民族国家、个人主义的兴起（“自我”的发明）等而产生的。此时的文学背负着“知识”和“教育”的双重责任——某种意义上说，清末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是“文学”作为舶来品进入“老大帝国”所助推的。既然“文学”是人造物，那么，唯有打破旧的文学体制，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才能得以重构，小说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才能发挥作用。
米勒在千禧年的一番“危言”，正是以现代文学的起源为背书。在那次研讨会上，米勒有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的判断，盖出自对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对文学、文学研究的“祛魅”之担忧。其潜台词是，当支撑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基石与规范濒临瓦解后，文学将何去何从？
在“文学”的“濒死期”，我们的文学教育亦困难重重：一方面是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譬如我们的长篇小说以每年近万部的体量在“生产”，各种基金、项目资助下的官方制造横空出世——造就了“文学大国”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又是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受制于学术生产、学术评审、项目、课题和学术期刊等组成的庞大而等级森严的学术体制，逐渐沦为象牙塔内的“内循环”;文学期刊所刊发的作品，除了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外，也随着大众阅读环境的改变（如电子阅读的流行、报刊亭的消亡等），离普通大众越来越远。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浪潮席卷而来、“人文精神”的衰落，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这让我想起赵树理在七十年前讲过的话：“新文学其实应叫作‘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坛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今天读来，赵树理誓当“文摊文学家”的“志愿”依旧振聋发聩。当然，赵树理的话矛头指向的是新文学的“自产自销”和它背后的精英主义。这样的文学形态与民众几乎隔绝，这也是新文学之所以打不进农村的“文摊”的原因所在。将赵树理的观察，用在新世纪以降的文学现状，也是合适的。毕竟在一个信息碎片化、新媒体当道的时代，粗制滥造的网文、公众号“爽文”占据大众的视野，褫夺了原本就已经贫瘠的公共阅读空间和流量，“读书”无疑成了精神奢侈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的文学阅读、研究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阅读经验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高墙。打破高墙、冲破壁垒，早已迫在眉睫。
要打破“专业主义”。以我本人为例。我在高中阶段开始写小说，对文学的热忱促使我在本科时选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阶段，出于对外国文学的喜好，又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专业;博士阶段，虽在“比较文学”专业，但治学兴趣已转移至中国现代文学，并兼及当代文学的批评。我的文學教育用时下的话来说，可谓“科班出身”。何为“科班”？这就涉及一整套由文学教育所建构的方法、知识和话语体系，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大致是这一套“科班”文学教育的必备武器，只因专业不同，有所侧重。而这一切的原点，其实都是“阅读”——以阅读为跳板，踏上各自不同的治学之路。我喜欢读小说、写小说，上大学后读了不少作家谈论小说的书，如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帷幕》、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等。作家谈创作，比理论家讲文学更亲切。因了这些，我又研读叙事学著作，后来读研、读博，除了对文学的热爱，背后有某种“知识”焦虑在作祟。这反过来也说明，我们的文学教育更多的是“知识”的传授，因此会形成某种知识话语的“内循环”——曾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对人文社科的“黑话”做了一番嘲讽，言下之意是，只要掌握了这一套文科“黑话”，那么，任何文章都可以写出学术味。此现象透露出的是“专业主义”的弊端。
徐贲先生说：“许多专业‘文学研究’者，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徐贲：《告别文学研究的“室内游戏”》）他将此类文学研究称作“室内游戏”。“室内游戏”这个说法来自美国学者马克·里拉的《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本书。进一步延伸，这种“室内游戏”就是“专业主义”造成的。什么是“专业主义”？它指向一套严格的、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和专业界限，所沿用的语汇、方法、文献、权威、规范等，是文学知识的自我规训与自我生产。所以，徐贲警示我们，专业一旦异化了，就要告别它。
问题是，如何告别？我从学生生涯到走上工作岗位，感触颇深。工作之后，我教的第一门课叫“影视文学改编”（专业选修课）。在这门课上我选取的都是经典小说改编的电影（譬如《罗生门》《活着》《燃烧》《鸟人》等）。出于教学目的，我必须去重读文本，梳理小说叙事与电影语言的关系。至于如何把自己掌握来的知识“授人以渔”，还是颇有挑战。一些我们熟悉的文学“常识”，对学生而言却很陌生，这时就得去做解释、举例，化繁就简。因此，从小说写作到学术研究再到“文学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输入与输出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