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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镇，对其学人群年龄段和教育背景进行考察，了解其颇具特色的学术团队，是全方位研究史语所的关键一环。通过对其群体的量化分析，可把研究人员分为两代，1890到1904年出生的研究人员称为第一代，他们是留洋派和本土派的结合，既熟悉传统文化，又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成为新学术的开拓者。1905至1925年出生的研究人员称为第二代，他们主要选拔于国内高校，通过不断积累丰硕的成果，成为新学术的继承和发扬者。两代人的结合，人才团队结构的优化，学术研究持久战斗力的形成，为史语所成为20世纪中国新学术的典范，替中国争取到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作了最好的诠释。
[关键词] 年龄段，教育背景，团队结构，研究人员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02-0035-08
本文所谓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简称史语所）学人群①，主要是指自史语所成立到迁往台湾之前，即1928—1949年在大陆存在这一时间段，曾经在史语所担任过助理员以上的研究人员②。本文虽以1949年前史语所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助理员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史语所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如图书管理员等也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且在学术领域已取得一定成绩，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后来，因此本文也将他们纳入讨论范围。综合以上情况，纳入本文讨论范围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共计144人，其中本国研究人员136人，外籍研究人员8人。这136人就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对象。以上几个统计数字，是笔者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究院档案中研院历年职员录及相关人员聘任的有关文书③，逐年排校而得。档案缺失或记载矛盾，则以出版物、人事记录、工作报告等资料加以补充、修正。本文将这136名本国研究人员作为一个群体，就他们的年龄分布、教育背景等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以便更好地透视史语所学人群的团队结构及其新学术取得成功的原因。
史语所作为一个以研究人员为主体的研究单位，研究人员以生产、传播知识为其主要职责的特殊群体，研究工作与所受教育有密切关系。因此考察他们的教育背景如何，接受过怎样的教育就成为了解史语所学术团队的一项重要参考。尚小明在研究近代史学教授群体时就指出，我们对一个跨度较大的时段内教授群体的教育背景进行考察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由于不同时期教育发展状况不同，人们接受教育的情况是有区别的。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状况以及他生活的时代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大致的对应关系④。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史语所学人群的研究。因而，对史语所学人群体教育背景的考察，与他们的年龄结构结合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考察的136名本国研究人员中，年龄最长的是生于1868年的蔡元培，最年轻的是生于1922年的傅婧。我们以5年为一个年龄段，通过12个年龄段将136名研究人员的出生时间纳入其中。下表是每个出生年龄段的研究人员人数与其教育背景统计（见表1）。
史语所研究人员以出生于1890至1919年的6个年龄段者占绝大多数，共计120人，占到研究人员总数的88.3%。出生于1865至1889年5个年龄段者，总计只有12人，占8.8%。1920到1925年年龄段出生者只有4人，约占研究人员总数的2.9%。这个年龄段出生的研究人员至抗战胜利前后始完成大学的专业教育，因国内局势动荡，史语所迁往台湾，史语所在大陆引进人才终止而致。
1890年以后的研究人员占到总人数的91.2%，之所以成为研究团队的主体，因傅斯年“不满意”有悠久历史传统且甚发达的中国历史学和语言学到近代反而落伍的现状，更“不服气”欧洲人搬去或偷走中国的学术资料。傅斯年喊出了中国学术界的共同心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①在史语所筹办之初，傅向胡适表达创办史语所的决心，为“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以赴之”。②傅斯年的民族主义情节没有仅仅表现为情绪化，而是以学术研究作了相当严谨有力的表达。为了与欧洲汉学争胜，傅斯年认识到“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提倡集众的工作，“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味，集众的工作渐渐成一切工作的模式了”。③傅斯年要建立一支现代学术研究的队伍，就必须找新的人才，新才必须是受过新学科专门训练，具有超出国界的眼光和实证研究能力的学者，这样才能“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亦能之”，④最终超过西方汉学家。因19世纪90年以后出生的研究人员完全接受的新式教育，受过新学科的专门训练，他们秉持相近的治学风格，怀抱相同的学术理念，成为傅斯年延揽入所的主要对象。
1890年前出生的成名前辈入史语所只有12人，占总人数8.8%，且多为特约或兼任研究员。杜正胜将傅斯年舍弃老一辈学者进入史语所的原因归结为治学风格、工具、方法、心态不同，谓“道不同，不相为谋”。⑤此解释恐不尽然，北京大学的马衡，长期致力于考古发掘，其治学方法、工具不见得就不现代，主动要求加入史语所的考古工作，却被傅斯年拒绝，只能担任特约研究员或通信研究员。傅斯年考虑更多的应是人脉关系，即如何减少老师辈学人的束缚干扰，这样才能“避免近代中国学术界既有代与派的人事纠葛，以及相应存在的旧学惯性牵制的负面作用”。⑥傅斯年迅速组织一支拥有相同学术使命的现代学术研究团队，从容而有序地实现他们的学术主张。
“有功名者”和“中等教育”者共14人，占研究人员总数的10.3%，说明史语所引进人才不只重视高学历，更注重真才实学。傅斯年对只有“功名”而无学历的单不庵和黄仲琴（廪生）不以为意，分别聘单为兼任编辑员，黄因不能到所由专任改为特约编辑员。傅斯年对自学成才的陈垣推崇备至，“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我敢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积！”⑦傅极力劝说陈垣加盟史语所，主持敦煌材料研究组（后改组并入第一组历史组），陈最终成为史语所特约研究员。另外，经傅斯年多方努力，只有中等学历，且不善交际的岑仲勉于1937年被聘为史语所专任研究员。⑧最能说明史语所学术开放性的是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入所的李光涛。1929年，李在徐中舒引荐下，入史语所北平史料整理处为临时书记，李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业余时间刻苦自修，傅遂授以实缺，后由书记升为练习助理员，积资为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编纂，而为专任研究员。 1928、1929年作为史语所初创时期，其人事、制度还在不断变动中。1928年9月筹备中的史语所聘定蔡元培等25人为研究员，米勒等3人为外国通信员，董作宾等5人为编辑员，其中专任研究员只有2人、兼任者1人，特约者20人、未定者2人。⑨直到年底，陈寅恪、赵元任与李济确定加学术团队后，史语所才算有了基本班底。实际上至1929年初，史语所的人事还在不断变动中，这年3月份编印的中研院史语所职员录尚有蔡元培、愈大维、袁复礼、徐地山、冯友兰、罗家伦、黄仲琴、单不庵、杜定友、常惠等人，至1929年7月份重新编印的职员录中已没有上述人员。而7月份职员录中已包括专任研究员即傅斯年、史禄国、罗常培、赵元任、李济、丁山、李方桂、陈寅恪等，专任编辑员有董作宾、余永梁、徐中舒、裘善元，特约编辑员容肇祖、赵万里，特约研究员有顾颉刚、商承祚、胡适、陈垣、林语堂、刘复、朱希祖、马衡、沈兼士、徐炳昶、容庚、辛树帜等，外国通信员有米勒、伯希和、珂罗倔伦（高本汉），至此，史语所才搭建成“元和新脚”的学术团队。
表2是为了进一步掌握史语所初创时期，其聘任的58名研究人员在国内外接受教育的情况及史语所学人的学术渊源，根据就读高校所做的统计。
由表2可以清楚地看出，就国内教育背景来看，史语所研究人员主要出自北大或北大国学门与清华研究院的毕业生。北大有15人，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罗常培、李家瑞、罗家伦、冯友兰、常惠、张尉然、容肇祖、王庆昌、容庚、董作宾、商承祚、丁山等。清华大学有7人，徐中舒、余永梁、赵邦彦、朱芳圃、王庸、黄淬伯、陶燠民等。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吸收了北大国学门和清华研究院两个机构积累的学术成果，使研究团队更加壮大。
国外教育背景来看，史语所研究人员以赴欧美者最多，他们亲沐了西方现代学术的浸染，其研究方法承继西方学术研究范式，其学派特征更多体现了西方现代学术精神。在国外接受大学教育的有美国宾西省大学董光忠，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朱希祖和菲律宾大学的杜定友。在国外接受本科以上教育的人员有美国哈佛大学陈寅恪、愈大维、赵元任、李济、杨振声，哥伦比亚大学许地山、胡适、袁复礼、罗家伦、冯友兰，芝加哥大学李方桂，柏林大学有陈寅恪、辛树帜、傅斯年、罗家伦，莱比锡大学蔡元培、林语堂，巴黎大学陈寅恪、刘复、徐炳昶、罗家伦，伦敦大学傅斯年、辛树帜、罗家伦。这些史语所加盟者在留学之前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打下了深厚的中国学术基础，而后的留学经历使他们对西方学术也有很深切的了解，对中国学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已了然于胸。他们的加入为史语所新学术擘画了范围，指明了方向。
但史语所开创时期成员结构并非如杜正胜所讲，从“‘本土派’变成‘西洋派’”，①而是本土派和西洋派结合。如享誉中外的殷墟发掘就是本土派和西洋派完美结合，如果没有西洋派带来的科学发掘方法，就难以获得新知识、新材料，殷墟发掘很难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典范。而没有本土派的传统学术修养，不熟悉古典文献，不精通金石学、甲骨学等知识，更难以将殷墟发掘与研究推向更高阶段。不可否认，史语所内西洋派挟“科学方法”自居，难免有轻视本土派的思想，对此晚年的李济有深刻的反思，“他（董作宾）对于学术的看法，以及他的治学方法。董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以说明中国之传统及人生观与现代学术思想不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关系”。②史语所本土派和西洋派的结合，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的融合，象征了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正式进入现代学术研究领域”。③
史语所创立之初，作为领导人的傅斯年很早就意识到培养后备人才对新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他把“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工具之少年学者”，④作为史语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傅斯年承认北大国学门是未来学术“甚好之萌芽”，但也认识到其问题所在，他说：“北大所领导对付‘国故’之新态度，为最有潜力者。然工作多事零碎的，而成绩总是个人的，一时的，在组织上未能应付已熟之时机也。自民国十五六年以来，有一派文史学者，颇思大规模的新方向走，以为文史之发展，绝非个人单独工作，或讲学的风气，所能济事，必须有一广大精研的组织，方可收大效力。”⑤
他认为现代的研究工作，不能仅靠个人，必须依靠一个严密的组织机构，才能收其成效。而严密的组织机构，落实到史语所的人才结构上不仅需要新学术的开拓者登高一呼，还须有后继者沿着大师指明的方向不懈努力，不断积累丰硕的成果，才能继承和发展新学术成就。
史语所要想组织一支持久作战的研究队伍，须不断延揽研究人员入所，傅斯年主张“找新才，不应多注意浮华得名之士”。⑥而作为研究机关而非教育机关的史语所，新人的招收就不能不依赖国内各国立、私立大学的培养。史语所在广州成立时，傅斯年就选拔中山大学未毕业的陈■担任史语所秘书处的书记和毕业生黎光明担任人类学民物学组助理员，⑦他们都是作为史语所后备人才培养的。史语所迁往北平后，北平众多高水准的高校为其选拔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傅斯年打破了他制定的，为保证研究人员能够集中精力研究“所外工作，一致取消”⑧的规定。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在北大兼课，赵元任、陈寅恪、罗常培等在清华兼课，这样可以方便、快捷地发现、选拔优秀人才入史语所。李济曾说：“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置的初期，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每年都被他罗致去。他的‘拔尖主义’，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⑨
前文把1928、1929年作为史语所初创时期，其人事、制度还在不断变动中，1930年后史语所进入稳定发展期。为了更好呈现史语所选拔后备人才工作情况，现以史语所进入发展期的年代为横坐标，以各年录用人数为纵坐标，绘出史语所历年录用人员分布曲线（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进入发展期的史语所除了在1931年，抗战初期的1938、1939、1940年忙于在动荡中搬迁外，每年都有不少优秀的后备人才被选拔入所。吸收“一派少年文史学者”参加为史语所补充了新的血液，优化了人才团队结构，使得史语所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更保证了学术研究的持久战斗力。 表3是针对史语所发展时期聘任78名研究人员在国内外接受教育的情况，根据其就读高校所做的统计。
从表3中可以看出，史语所选拔人才不再局限北方几所高校，且非只重学历，体现其学术的开放性。但史语所在北京大学选拔的人才仍最多，原因之一北京大学在国内最早设立文史哲等各专业且水平较高，20年代初又建立高等研究机构研究所国学门及后演变而来的文科研究所，其造就了大量高素质研究人才。史语所成立前三位筹备委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创所核心罗常培、刘复、董作宾、容庚、丁山、商承祚、容肇祖等都来自北大。其二，正是因上述创所人员出自北大，并且大部分又在北大兼课，史语所与北大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①史语所近水楼台延揽了很多北大高才生，如北大文学院丁声树、高去寻、周祖莫、王崇武、马学良、逯钦立、胡庆均、王明等，史学系劳干、余逊、全汉升、胡厚宣、张政■、傅乐焕、吴相湘、杨志玖、何兹全等。
中央大学由东南大学发展而成，东南大学的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表3在统计时把中央大学单独统计。治学风格与北大不同的南高师后虽更名为东南大学，同样造就了大批高质量人才，如来自南高或东大的吴定良、凌纯声、芮逸夫、向达等亦成为史语所研究团队的骨干力量，严格来讲，前三人因1934年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俗组改归史语所，他们应属于史语所第一代的创所核心。20年代末，东南大学更名为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同样为史语所输送了很多优秀的后备人才，如周法高、吴汝康、王玲、黄彰建、游寿（戒微）、王志曾、李孝定、张秉权、藩绪年等。
清华大学研究院高质量的教学、学术水平也为史语所输送了大量人才，创所之初就有数人加盟史语所。进入发展期的史语所又延揽了来自清华研究院的王静如、吴金鼎等入史语所。清华研究院停办后，因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与清华大学的特殊关系，罗常培亦被清华聘为兼课教授，三四十年代的清华高才生仍不断被“拔尖”到史语所，如祈延霈、吴宗济、董同■、张琨、夏鼐等。
除以上几所大学外，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生李晋华、俞大纲，史学系周一良、姚家积，辅仁大学孙德宣、赖家度、傅婧，中山大学钟素吾、葛毅卿，武汉大学严耕望、杨希枚，河南大学刘耀（即尹达）、石璋如，四川大学王叔岷、刘念和，南开大学李景聃、陶云逵，北平师范大学陈述等亦先后被选入史语所。
傅斯年通过“拔尖主义”把各大学高材生“网罗而去，监督甚严”。①傅要求新人入所后要踏实读书，“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②或为助理员，或为研究生，或为图书管理员，通过多年历练后，才能晋升。这种“打磨”使他们静心来从基础做起，在学术上的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张政■说：“当时的史语所为每个青年人创造了优越的学术环境和充足的实物和文献资料，只要能坐下来，钻进去，都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收到成效，这是我在史语所十年间的亲身体会。”③至20世纪30年代晚期，新一代研究人员“在学术上日臻成熟，几乎可以同史语所当年的建立者们分庭抗礼了”。④
进入发展期的史语所聘用出国留学人员大幅减少，研究人员多为归国后已做出相当成绩者，一般担任史语所特约研究员或通信研究员。如美国哈佛大学建筑学博士梁思成，1933年开始就被聘为通信研究员；哈佛大学哲学硕士汤用彤，1942年开始被聘为通信研究员；留学欧洲的韩儒林，1946年开始被聘为通信研究员，等等。当然，对于史语所急需的专业人才如1930年回国的哈佛大学考古学硕士梁思永，很快被史语所聘为专任编辑员，不久升任专任研究员。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夏鼐回国后不久就由中央博物院转入史语所，担任专任副研究员。史语所大幅减少聘用留学人员，是因其已“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工具之少年学者”。
史语所虽已享誉国内外，但并没有故步自封，从史语所敦促青年人加强外语学习，⑤并不断派遣史语所后备人员王静如、吴金鼎、于道全、王玲、何兹全、全汉升、傅乐焕等去国外留学就可以看出。另外，为了加强与国外学术的联系与沟通，史语所还聘请了一批外国通信员或特约研究员。德意志汉学家米勒自1928年至1930年为史语所通信研究员，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自1928年至1945年通信研究员，瑞典汉学家珂罗倔伦（高本汉）自1928年始为通信研究员，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自1928年至1930年为专任研究员，钢和泰1932到1937年为特约研究员，加拿大的步达生自1932至1934年为特约研究员，法国的德日进1932年到1938年为特约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古典文学家陶德思1943年始为通信研究员。这些外国通信员或者特约研究员用他们学术专长、地位和社会关系促进了史语所与国外学术的广泛交往，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就年龄段和教育背景考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可分为两代。1890到1904年出生的研究人员称为史语所第一代，作为史语所穿梭核心，他们完全接受的新式教育，受过新学科的专门训练，留洋派和本土派结合，既熟悉传统文化，又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成为史语所新学术的开拓者。
1905至1925年出生的研究人员称为史语所第二代，作为语所研究人员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代研究人员主要选拔于国内高校。后备人才的培养为史语所补充了新的血液，使得史语所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成为史语所新学术的继承和发扬者。但第二代研究人员的选拔并非局限于北方几所高校且不仅只重学历，体现了史语所学术的开放性。
两代人结合优化了史语所人才团队结构，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走出了一条学术的康庄大道。新学术的开拓者登高一呼，后继者沿着大师指明的方向不懈努力，不断累积丰硕的成果，史语所最终“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树立一个新典范，也替中国争取到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①20世纪20年代末，在北京的陈寅恪寄诗给广州的傅斯年，慨叹当时学术界“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②面对史语所取得的成就，把后一句改为“元和新脚已成军”应不为过矣！
【作者简介】刘承军，男，1981年生，山东聊城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国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ge Groups of Scholars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nd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1928-1949）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age groups of scholars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nd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o understand its distinctive academic team plays a key role in researching the Institute， which is a modern academic center. The research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enerations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The first generation， born between the year1890 and1904， consists of both returnees and natives.Familiarity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 western academic research enables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become the pioneers of the new academic research. Born between 1905 and1925， the second generation who were selected mainly from domestic universities become inheritors of the new academic research. Combination of the two generation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eam constitu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last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academic studies interprets the reason for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eing a model for 20th-century Chinese new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equal rights of Chinese scholars on academic exchange with the western counterparts.
Key Words： Age Group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eam Constitution， Researchers
[关键词] 年龄段，教育背景，团队结构，研究人员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02-0035-08
本文所谓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简称史语所）学人群①，主要是指自史语所成立到迁往台湾之前，即1928—1949年在大陆存在这一时间段，曾经在史语所担任过助理员以上的研究人员②。本文虽以1949年前史语所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助理员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史语所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如图书管理员等也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且在学术领域已取得一定成绩，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后来，因此本文也将他们纳入讨论范围。综合以上情况，纳入本文讨论范围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共计144人，其中本国研究人员136人，外籍研究人员8人。这136人就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对象。以上几个统计数字，是笔者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究院档案中研院历年职员录及相关人员聘任的有关文书③，逐年排校而得。档案缺失或记载矛盾，则以出版物、人事记录、工作报告等资料加以补充、修正。本文将这136名本国研究人员作为一个群体，就他们的年龄分布、教育背景等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以便更好地透视史语所学人群的团队结构及其新学术取得成功的原因。
史语所作为一个以研究人员为主体的研究单位，研究人员以生产、传播知识为其主要职责的特殊群体，研究工作与所受教育有密切关系。因此考察他们的教育背景如何，接受过怎样的教育就成为了解史语所学术团队的一项重要参考。尚小明在研究近代史学教授群体时就指出，我们对一个跨度较大的时段内教授群体的教育背景进行考察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由于不同时期教育发展状况不同，人们接受教育的情况是有区别的。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状况以及他生活的时代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大致的对应关系④。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史语所学人群的研究。因而，对史语所学人群体教育背景的考察，与他们的年龄结构结合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考察的136名本国研究人员中，年龄最长的是生于1868年的蔡元培，最年轻的是生于1922年的傅婧。我们以5年为一个年龄段，通过12个年龄段将136名研究人员的出生时间纳入其中。下表是每个出生年龄段的研究人员人数与其教育背景统计（见表1）。
史语所研究人员以出生于1890至1919年的6个年龄段者占绝大多数，共计120人，占到研究人员总数的88.3%。出生于1865至1889年5个年龄段者，总计只有12人，占8.8%。1920到1925年年龄段出生者只有4人，约占研究人员总数的2.9%。这个年龄段出生的研究人员至抗战胜利前后始完成大学的专业教育，因国内局势动荡，史语所迁往台湾，史语所在大陆引进人才终止而致。
1890年以后的研究人员占到总人数的91.2%，之所以成为研究团队的主体，因傅斯年“不满意”有悠久历史传统且甚发达的中国历史学和语言学到近代反而落伍的现状，更“不服气”欧洲人搬去或偷走中国的学术资料。傅斯年喊出了中国学术界的共同心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①在史语所筹办之初，傅向胡适表达创办史语所的决心，为“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以赴之”。②傅斯年的民族主义情节没有仅仅表现为情绪化，而是以学术研究作了相当严谨有力的表达。为了与欧洲汉学争胜，傅斯年认识到“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提倡集众的工作，“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味，集众的工作渐渐成一切工作的模式了”。③傅斯年要建立一支现代学术研究的队伍，就必须找新的人才，新才必须是受过新学科专门训练，具有超出国界的眼光和实证研究能力的学者，这样才能“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亦能之”，④最终超过西方汉学家。因19世纪90年以后出生的研究人员完全接受的新式教育，受过新学科的专门训练，他们秉持相近的治学风格，怀抱相同的学术理念，成为傅斯年延揽入所的主要对象。
1890年前出生的成名前辈入史语所只有12人，占总人数8.8%，且多为特约或兼任研究员。杜正胜将傅斯年舍弃老一辈学者进入史语所的原因归结为治学风格、工具、方法、心态不同，谓“道不同，不相为谋”。⑤此解释恐不尽然，北京大学的马衡，长期致力于考古发掘，其治学方法、工具不见得就不现代，主动要求加入史语所的考古工作，却被傅斯年拒绝，只能担任特约研究员或通信研究员。傅斯年考虑更多的应是人脉关系，即如何减少老师辈学人的束缚干扰，这样才能“避免近代中国学术界既有代与派的人事纠葛，以及相应存在的旧学惯性牵制的负面作用”。⑥傅斯年迅速组织一支拥有相同学术使命的现代学术研究团队，从容而有序地实现他们的学术主张。
“有功名者”和“中等教育”者共14人，占研究人员总数的10.3%，说明史语所引进人才不只重视高学历，更注重真才实学。傅斯年对只有“功名”而无学历的单不庵和黄仲琴（廪生）不以为意，分别聘单为兼任编辑员，黄因不能到所由专任改为特约编辑员。傅斯年对自学成才的陈垣推崇备至，“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我敢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积！”⑦傅极力劝说陈垣加盟史语所，主持敦煌材料研究组（后改组并入第一组历史组），陈最终成为史语所特约研究员。另外，经傅斯年多方努力，只有中等学历，且不善交际的岑仲勉于1937年被聘为史语所专任研究员。⑧最能说明史语所学术开放性的是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入所的李光涛。1929年，李在徐中舒引荐下，入史语所北平史料整理处为临时书记，李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业余时间刻苦自修，傅遂授以实缺，后由书记升为练习助理员，积资为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编纂，而为专任研究员。 1928、1929年作为史语所初创时期，其人事、制度还在不断变动中。1928年9月筹备中的史语所聘定蔡元培等25人为研究员，米勒等3人为外国通信员，董作宾等5人为编辑员，其中专任研究员只有2人、兼任者1人，特约者20人、未定者2人。⑨直到年底，陈寅恪、赵元任与李济确定加学术团队后，史语所才算有了基本班底。实际上至1929年初，史语所的人事还在不断变动中，这年3月份编印的中研院史语所职员录尚有蔡元培、愈大维、袁复礼、徐地山、冯友兰、罗家伦、黄仲琴、单不庵、杜定友、常惠等人，至1929年7月份重新编印的职员录中已没有上述人员。而7月份职员录中已包括专任研究员即傅斯年、史禄国、罗常培、赵元任、李济、丁山、李方桂、陈寅恪等，专任编辑员有董作宾、余永梁、徐中舒、裘善元，特约编辑员容肇祖、赵万里，特约研究员有顾颉刚、商承祚、胡适、陈垣、林语堂、刘复、朱希祖、马衡、沈兼士、徐炳昶、容庚、辛树帜等，外国通信员有米勒、伯希和、珂罗倔伦（高本汉），至此，史语所才搭建成“元和新脚”的学术团队。
表2是为了进一步掌握史语所初创时期，其聘任的58名研究人员在国内外接受教育的情况及史语所学人的学术渊源，根据就读高校所做的统计。
由表2可以清楚地看出，就国内教育背景来看，史语所研究人员主要出自北大或北大国学门与清华研究院的毕业生。北大有15人，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罗常培、李家瑞、罗家伦、冯友兰、常惠、张尉然、容肇祖、王庆昌、容庚、董作宾、商承祚、丁山等。清华大学有7人，徐中舒、余永梁、赵邦彦、朱芳圃、王庸、黄淬伯、陶燠民等。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吸收了北大国学门和清华研究院两个机构积累的学术成果，使研究团队更加壮大。
国外教育背景来看，史语所研究人员以赴欧美者最多，他们亲沐了西方现代学术的浸染，其研究方法承继西方学术研究范式，其学派特征更多体现了西方现代学术精神。在国外接受大学教育的有美国宾西省大学董光忠，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朱希祖和菲律宾大学的杜定友。在国外接受本科以上教育的人员有美国哈佛大学陈寅恪、愈大维、赵元任、李济、杨振声，哥伦比亚大学许地山、胡适、袁复礼、罗家伦、冯友兰，芝加哥大学李方桂，柏林大学有陈寅恪、辛树帜、傅斯年、罗家伦，莱比锡大学蔡元培、林语堂，巴黎大学陈寅恪、刘复、徐炳昶、罗家伦，伦敦大学傅斯年、辛树帜、罗家伦。这些史语所加盟者在留学之前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打下了深厚的中国学术基础，而后的留学经历使他们对西方学术也有很深切的了解，对中国学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已了然于胸。他们的加入为史语所新学术擘画了范围，指明了方向。
但史语所开创时期成员结构并非如杜正胜所讲，从“‘本土派’变成‘西洋派’”，①而是本土派和西洋派结合。如享誉中外的殷墟发掘就是本土派和西洋派完美结合，如果没有西洋派带来的科学发掘方法，就难以获得新知识、新材料，殷墟发掘很难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典范。而没有本土派的传统学术修养，不熟悉古典文献，不精通金石学、甲骨学等知识，更难以将殷墟发掘与研究推向更高阶段。不可否认，史语所内西洋派挟“科学方法”自居，难免有轻视本土派的思想，对此晚年的李济有深刻的反思，“他（董作宾）对于学术的看法，以及他的治学方法。董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以说明中国之传统及人生观与现代学术思想不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关系”。②史语所本土派和西洋派的结合，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的融合，象征了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正式进入现代学术研究领域”。③
史语所创立之初，作为领导人的傅斯年很早就意识到培养后备人才对新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他把“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工具之少年学者”，④作为史语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傅斯年承认北大国学门是未来学术“甚好之萌芽”，但也认识到其问题所在，他说：“北大所领导对付‘国故’之新态度，为最有潜力者。然工作多事零碎的，而成绩总是个人的，一时的，在组织上未能应付已熟之时机也。自民国十五六年以来，有一派文史学者，颇思大规模的新方向走，以为文史之发展，绝非个人单独工作，或讲学的风气，所能济事，必须有一广大精研的组织，方可收大效力。”⑤
他认为现代的研究工作，不能仅靠个人，必须依靠一个严密的组织机构，才能收其成效。而严密的组织机构，落实到史语所的人才结构上不仅需要新学术的开拓者登高一呼，还须有后继者沿着大师指明的方向不懈努力，不断积累丰硕的成果，才能继承和发展新学术成就。
史语所要想组织一支持久作战的研究队伍，须不断延揽研究人员入所，傅斯年主张“找新才，不应多注意浮华得名之士”。⑥而作为研究机关而非教育机关的史语所，新人的招收就不能不依赖国内各国立、私立大学的培养。史语所在广州成立时，傅斯年就选拔中山大学未毕业的陈■担任史语所秘书处的书记和毕业生黎光明担任人类学民物学组助理员，⑦他们都是作为史语所后备人才培养的。史语所迁往北平后，北平众多高水准的高校为其选拔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傅斯年打破了他制定的，为保证研究人员能够集中精力研究“所外工作，一致取消”⑧的规定。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在北大兼课，赵元任、陈寅恪、罗常培等在清华兼课，这样可以方便、快捷地发现、选拔优秀人才入史语所。李济曾说：“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置的初期，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每年都被他罗致去。他的‘拔尖主义’，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⑨
前文把1928、1929年作为史语所初创时期，其人事、制度还在不断变动中，1930年后史语所进入稳定发展期。为了更好呈现史语所选拔后备人才工作情况，现以史语所进入发展期的年代为横坐标，以各年录用人数为纵坐标，绘出史语所历年录用人员分布曲线（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进入发展期的史语所除了在1931年，抗战初期的1938、1939、1940年忙于在动荡中搬迁外，每年都有不少优秀的后备人才被选拔入所。吸收“一派少年文史学者”参加为史语所补充了新的血液，优化了人才团队结构，使得史语所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更保证了学术研究的持久战斗力。 表3是针对史语所发展时期聘任78名研究人员在国内外接受教育的情况，根据其就读高校所做的统计。
从表3中可以看出，史语所选拔人才不再局限北方几所高校，且非只重学历，体现其学术的开放性。但史语所在北京大学选拔的人才仍最多，原因之一北京大学在国内最早设立文史哲等各专业且水平较高，20年代初又建立高等研究机构研究所国学门及后演变而来的文科研究所，其造就了大量高素质研究人才。史语所成立前三位筹备委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创所核心罗常培、刘复、董作宾、容庚、丁山、商承祚、容肇祖等都来自北大。其二，正是因上述创所人员出自北大，并且大部分又在北大兼课，史语所与北大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①史语所近水楼台延揽了很多北大高才生，如北大文学院丁声树、高去寻、周祖莫、王崇武、马学良、逯钦立、胡庆均、王明等，史学系劳干、余逊、全汉升、胡厚宣、张政■、傅乐焕、吴相湘、杨志玖、何兹全等。
中央大学由东南大学发展而成，东南大学的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表3在统计时把中央大学单独统计。治学风格与北大不同的南高师后虽更名为东南大学，同样造就了大批高质量人才，如来自南高或东大的吴定良、凌纯声、芮逸夫、向达等亦成为史语所研究团队的骨干力量，严格来讲，前三人因1934年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俗组改归史语所，他们应属于史语所第一代的创所核心。20年代末，东南大学更名为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同样为史语所输送了很多优秀的后备人才，如周法高、吴汝康、王玲、黄彰建、游寿（戒微）、王志曾、李孝定、张秉权、藩绪年等。
清华大学研究院高质量的教学、学术水平也为史语所输送了大量人才，创所之初就有数人加盟史语所。进入发展期的史语所又延揽了来自清华研究院的王静如、吴金鼎等入史语所。清华研究院停办后，因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与清华大学的特殊关系，罗常培亦被清华聘为兼课教授，三四十年代的清华高才生仍不断被“拔尖”到史语所，如祈延霈、吴宗济、董同■、张琨、夏鼐等。
除以上几所大学外，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生李晋华、俞大纲，史学系周一良、姚家积，辅仁大学孙德宣、赖家度、傅婧，中山大学钟素吾、葛毅卿，武汉大学严耕望、杨希枚，河南大学刘耀（即尹达）、石璋如，四川大学王叔岷、刘念和，南开大学李景聃、陶云逵，北平师范大学陈述等亦先后被选入史语所。
傅斯年通过“拔尖主义”把各大学高材生“网罗而去，监督甚严”。①傅要求新人入所后要踏实读书，“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②或为助理员，或为研究生，或为图书管理员，通过多年历练后，才能晋升。这种“打磨”使他们静心来从基础做起，在学术上的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张政■说：“当时的史语所为每个青年人创造了优越的学术环境和充足的实物和文献资料，只要能坐下来，钻进去，都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收到成效，这是我在史语所十年间的亲身体会。”③至20世纪30年代晚期，新一代研究人员“在学术上日臻成熟，几乎可以同史语所当年的建立者们分庭抗礼了”。④
进入发展期的史语所聘用出国留学人员大幅减少，研究人员多为归国后已做出相当成绩者，一般担任史语所特约研究员或通信研究员。如美国哈佛大学建筑学博士梁思成，1933年开始就被聘为通信研究员；哈佛大学哲学硕士汤用彤，1942年开始被聘为通信研究员；留学欧洲的韩儒林，1946年开始被聘为通信研究员，等等。当然，对于史语所急需的专业人才如1930年回国的哈佛大学考古学硕士梁思永，很快被史语所聘为专任编辑员，不久升任专任研究员。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夏鼐回国后不久就由中央博物院转入史语所，担任专任副研究员。史语所大幅减少聘用留学人员，是因其已“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工具之少年学者”。
史语所虽已享誉国内外，但并没有故步自封，从史语所敦促青年人加强外语学习，⑤并不断派遣史语所后备人员王静如、吴金鼎、于道全、王玲、何兹全、全汉升、傅乐焕等去国外留学就可以看出。另外，为了加强与国外学术的联系与沟通，史语所还聘请了一批外国通信员或特约研究员。德意志汉学家米勒自1928年至1930年为史语所通信研究员，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自1928年至1945年通信研究员，瑞典汉学家珂罗倔伦（高本汉）自1928年始为通信研究员，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自1928年至1930年为专任研究员，钢和泰1932到1937年为特约研究员，加拿大的步达生自1932至1934年为特约研究员，法国的德日进1932年到1938年为特约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古典文学家陶德思1943年始为通信研究员。这些外国通信员或者特约研究员用他们学术专长、地位和社会关系促进了史语所与国外学术的广泛交往，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就年龄段和教育背景考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可分为两代。1890到1904年出生的研究人员称为史语所第一代，作为史语所穿梭核心，他们完全接受的新式教育，受过新学科的专门训练，留洋派和本土派结合，既熟悉传统文化，又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成为史语所新学术的开拓者。
1905至1925年出生的研究人员称为史语所第二代，作为语所研究人员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代研究人员主要选拔于国内高校。后备人才的培养为史语所补充了新的血液，使得史语所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成为史语所新学术的继承和发扬者。但第二代研究人员的选拔并非局限于北方几所高校且不仅只重学历，体现了史语所学术的开放性。
两代人结合优化了史语所人才团队结构，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走出了一条学术的康庄大道。新学术的开拓者登高一呼，后继者沿着大师指明的方向不懈努力，不断累积丰硕的成果，史语所最终“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树立一个新典范，也替中国争取到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①20世纪20年代末，在北京的陈寅恪寄诗给广州的傅斯年，慨叹当时学术界“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②面对史语所取得的成就，把后一句改为“元和新脚已成军”应不为过矣！
【作者简介】刘承军，男，1981年生，山东聊城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国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ge Groups of Scholars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nd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1928-1949）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age groups of scholars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nd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o understand its distinctive academic team plays a key role in researching the Institute， which is a modern academic center. The research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enerations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The first generation， born between the year1890 and1904， consists of both returnees and natives.Familiarity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 western academic research enables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become the pioneers of the new academic research. Born between 1905 and1925， the second generation who were selected mainly from domestic universities become inheritors of the new academic research. Combination of the two generation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eam constitu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last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academic studies interprets the reason for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eing a model for 20th-century Chinese new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equal rights of Chinese scholars on academic exchange with the western counterparts.
Key Words： Age Group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eam Constitution， Researc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