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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的名字与使命
在张掖，民间流传着“金张掖、银武威”的说法。
张掖的土壤没有东北黑土那么肥沃，气候也不像江南水乡那样湿润温和。这里的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条件，一直规模有限。然而，这里依然孕育出了发达的农业文明。
除此以外，张掖依然有大西北典型的边关萧瑟感。唐朝诗人陈子昂来到河西时留下诗句：“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峡口也称硖口，在山丹县老军乡境内。峡口锁控河西要道，历代的居民都是驻军及其家属，就连“老军乡”这个名字都有一种为国尽忠的慷慨之感。
决定张掖命运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立张掖郡，希望“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可见，张掖自诞生之初，就肩负重任，被寄予厚望。
当时汉朝与匈奴的矛盾已深。仰仗父祖两代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武帝即位时，已有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国力雄厚，因此他希望能够在西北有所作为，解决边患。面对兵强马壮的匈奴，汉军的对策之一就是攻占河西地区，切断匈奴与青藏地区羌族的联系，同时打通西域，便于联合同样反对匈奴的西域诸国。
张掖在汉匈战争中的重要性在于其地理位置。祁连山中部有一个山口，叫扁都口，海拔3500多米，是扼守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交通的要道。张掖正好位于扁都口以北，占领这里就能切断匈奴与羌族的联系。从东西向来看，想出阳关、玉门关去往西域，张掖也是必经之地。
汉武帝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进入河西走廊，重创了匈奴军队，匈奴从此退回漠北。汉朝设立河西四郡，才算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河西自此开始由游牧区向农耕区转变。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国古代史。中华民族从来不是尚武好战的民族，《孙子兵法》中说“善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汉武帝穷兵黩武，与其说是扩张，不如说是以攻代守，主动出击，打败匈奴，进而获得和平的环境。包括张掖在内的河西四郡，正是这种策略的直接产物。
西汉极盛期的版图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哑铃，连接起“哑铃”两端的，就是狭长的河西走廊。日后丝绸之路的开辟，也建立在河西走廊和平稳定的基础上。
甘肃的“甘”
张掖有很多古城遗址。
行走在张掖地区，总会路遇一段段焦黄残破的土墙，它们或许曾经是河西重镇、兵家必争之地，但现在只剩下一副残躯。大西北的干旱气候，使这些古城得以保存，讓我们有缘得见历史的沧桑。而在张掖居民的眼中，这些残垣断壁是他们的先民为了生存而艰辛奋斗的痕迹。
到了魏晋南北朝，出自匈奴支系卢水胡的沮渠蒙逊在河西建立北凉政权，定都张掖。尽管沮渠蒙逊是匈奴人，但北凉政权接纳了汉文化，以农业为重，同时大兴佛教，文化空前繁荣。
西魏时期，张掖改称甘州，削弱了原来的名字中蕴含的使命感，多了一丝水土宜人的安定意味。但这种美好的寓意无法阻止历史的风云变幻，历朝历代都看重河西的战略地位，丝毫不敢松懈。
隋炀帝曾西巡河西，张掖是其此行最重要的一站。这位始终被激情驱使的君王登临焉支山，接见西域27国使臣，感受历代君王都未曾有过的荣耀。《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的盛况是“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
唐朝时期，陈子昂在考察河西之后，给朝廷上书，力陈河西对于边境安定的重要性，并且特意提出甘州的粮食对于河西安危的意义，认为“河西之命，今并悬于甘州矣”。唐末，中央政府丧失了对河西地区的控制权，回鹘崛起，占据甘州，他们的后裔就是世居甘肃的裕固族。
张掖的地位在元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元朝开创行省制度，在西北以甘州、肃州（今甘肃酒泉）两地地名首字来命名新设立的行省，于是有了如今甘肃省的名字，甘州为当时的甘肃省会。
战争永远是张掖的履历中最醒目的字眼。清朝数次用兵西北，都以甘州为重要的补给基地。
张掖，从未合上双臂
不管是战争还是风沙，都只能延缓张掖前进的脚步，却无法让这座城市真正停下来。
张掖最得天独厚的还是地理位置。一旦战事消弭，张掖就迅速化身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粮食、丝绸、玉石、瓜果、瓷器沿着丝绸之路不停地往来运输。直到今天，张掖仍然是通往新疆及中亚的公路、铁路交通的必经之地。
张掖的地标建筑钟鼓楼的四面，各自悬挂着牌匾，东面是“金城春雨”，西面是“玉关晓月”，南面是“祁连积雪”，北面是“居延古牧”。四方迥异的风景，让张掖成为交流与融合的温床。张骞、玄奘、马可·波罗等中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曾到过张掖。
融合的痕迹也体现在张掖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自古是西北的佛教中心之一，马蹄寺石窟群开凿于十六国时期，其规模之大，在拥有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的甘肃省也能位居前列。
张掖人身上有着农耕民族的安逸知足，也有马背上的民族的豪迈与爽朗。他们爱吃羊肉，也嗜面如命，张掖人的饮食文化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
张掖在开放与融合中不断变迁，一点一点成为今天的模样。这是一座不大的城市，肩负过国家稳定系于一身的重大使命，也经历过繁荣与没落。如今，这座古城依旧“张国臂掖”，只不过不是为了阻挡，而是为了开放。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地道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