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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被誉为“当今世界最年轻的钢琴大师”。《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是由他用英文撰写的成长故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本书对于“竞争”、“赢”、“第一”、“梦想”、“牺牲”、“坚持”等理念作了生动的阐述，并用大量篇幅回顾了他成名前学琴的艰苦经历。下面摘编书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北京的”发脾气教授
8岁时，我到了北京。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后座，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小钢琴家，我的照片还上过报；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警官，别人对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没人理睬他，他只是一个骑着一辆三手自行车，车后带着一个胖小孩的男人。
从我和我的新老师见面的第一刻起，我就能感到她的脾气。“发脾气教授”——我给她起的名字——没有耐心，待人冷若冰霜。她从没有说过我有任何天分或潜力，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赞赏的话。每当我弹完一首曲子，她就会点点头，说：“还凑合吧。”
除了当老师，给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生上课，她同时又是在音乐学院任教的教授。“这就是为什么你得要听从她的教导，”父亲在我们上完第一堂课离开她家的时候说，“她是你进入音乐学院的关键。她知道考官想要的是什么，期待的是什么，因为她就是考官中的一个。”
“发脾气教授”说我的演奏没有中心，没有音乐感。她还说，我对音乐没有感觉，有的只是疯狂的奇想。她的批评让我忧虑，但父亲并不担心。他说：“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沈阳是个童话世界。这儿的老师说话不留情。她很严厉，这很好。你要的就是这样的老师。”
练琴太晚被人报警
我在北京这个大都市的新生活分成三部分：跟“发脾气教授”上课，练琴，上小学。
天气很快转冷。公寓里一丝暖气都没有。我们靠着母亲按月从沈阳寄来的钱维持生计，可那一千来块钱刚够我们交房租，付钢琴课的费用，买蔬菜、鸡蛋，偶尔买一块鸡肉。我们连买一只小型取暖器的钱都没有。在我练琴的时候，父亲给我穿上厚厚几层衣服。弹琴带来的热力让我的双手保持温暖。事实上，我常常弹琴弹到深夜，好不用太早上床。床上太冷，冻得我睡不着。
起先，我晚饭后练琴会练到七点，后来延到八点，后来又到九点、十点，有时甚至到十一点。公寓楼的墙壁很薄，四周的邻居，甚至隔壁楼门里的住户，开始抱怨了。“吵死人了！”“你再不停下来，老子毙了你！”“我会叫警察！”最后有人真的叫了警察。一天夜里，两名警官冲了进来，问我父亲：“你的就业许可证在哪儿？你的北京市暂住证在哪儿？”父亲没有就业许可证。他唯一的工作就是确保我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我们也没钱办暂住证。他承认他没有证件。他们说：“那可是严重的违规行为。况且，我们这儿还有规定，八点后不许大声喧闹。”我害怕极了。然而，父亲情绪激昂地对他们说着自己放下警察工作，把精力全部扑在音乐天才儿子身上好让儿子施展才华的梦想。警察的态度从严肃变成同情。临走前，他们对我说：“祝你好运。我们希望你能考进音乐学院。”
一次几乎摧毁我生命的意外事件
“发脾气教授”从来没有满意过。她会抱怨说：“少了些什么，”但她从来不说到底是什么。那一次，“发脾气教授”对父亲说：“我已经决定不再教你儿子了。”我感到泪水盈满了眼眶。我看到父亲的眼圈也变红了。他说：“这我不明白。我的儿子是个天才。”“大多数学钢琴的孩子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天才。绝大多数孩子都不是的。郎国任，你的儿子不仅离天才差得太远，他连进音乐学院的才华都没有。恐怕他是不可救药了。”父亲完全失去了控制。在我生命的头一回，我感觉到他是一筹莫展了。我没了老师，没了准备考音乐学院的路子，在这个庞大、无情的城市里，我们无亲无故，失去了方向。我唯一的安慰是我上学的那所小学的校合唱团。指挥请我为合唱团作钢琴伴奏，合唱团的小孩子们都夸奖我的演奏。那天在合唱团排练结束后，我快步走回家去。看见父亲从我们家十一层的阳台上探身往外看，他冲着我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你耽误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练习，这两个小时你永远也找不回来了！”他叫嚷道，“太晚了，时间补不回来了。什么都太晚了！一切都毁了！”“你不能灰溜溜回到沈阳！”他狂喊道，“人人都会知道你没考进音乐学院！人人都会知道你的老师不要你了！死是唯一的出路！”他的吼叫越来越响，越来越歇斯底里。“老师不要你了，你还不练琴。你真是没理由再活下去了。只有死才能解决问题。这样对我们俩都更好。首先你死，然后我死。”
“吃了这些药片！”他边说，边递给我一个药瓶——我后来才知道瓶里装的是药性很强的抗生素。“现在就把里面30片药片全都吞下。吞下去，你就会死，一切都会结束。”
我跑到阳台上，想要躲开他。他尖叫道：“如果你不吞药片，那就跳楼！现在就跳下去！跳下去死！”他冲我跑过来，我开始使劲踢他。我害怕他会把我从阳台上扔下去。在那一刻，我感到他什么事都做得出。
我从小到大父亲都一直教我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的双手，但此刻我开始用拳头砸墙壁。我想要把双手砸成肉泥，把每根骨头都砸断：“我恨我的手。我恨你。我恨钢琴。如果不是钢琴，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父亲尖叫道：“停下来！”他跑过来，搂住我，开始抽咽起来。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对不住你。但是你不能伤了你的手。郎朗，求求你，别伤了你的手。”他亲吻了我的手指，亲吻了我的脸颊，但我还是不停地诅咒他，踢他。我边哭边说：“我恨你。我再也不会练琴了。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再碰钢琴。”
我失去了任何弹琴的愿望，甚至停止了为合唱团伴奏。
第一位钢琴教授让我“峰回路转”
后来，一件近似于奇迹的事发生了。我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沈阳音乐学院的朱教授来看我们，我和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问她我到底有没有才华。“你当然有。”“但是老师不要我了。她说我钢琴弹得糟糕透顶。”“郎朗，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很快她就会认识到她的错误的严重性。”
朱教授告诉我，她已经和一对音乐家夫妻打过招呼。他们都很期待着听我弹琴。朱教授对我说，我会弹给他们两个人听，然后他们再决定他们中的哪一个来当我的老师。我在钢琴前坐下，开始弹给她听。我觉得我弹得很精彩，朱教授也这么觉得。就像以前一样，她给了我表扬和鼓励。和这样一个用爱心来教学生的老师在一起，感觉真好。我已经忘记了这种感觉。
那天晚上，朱教授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之后，我们又上了一堂很长时间的课。我很累，但当我爬上床，闭上眼睛时，我并没有马上睡着。我实在太兴奋了，我听到了父亲和朱教授的谈话。原来“发脾气教授”不要我是因为相信了关于父亲的谣言，沈阳的一些人说父亲与犯罪集团有牵连。
不久，我又有了新老师——赵教授，他很随和。在他的指导下，我一步一步开始走向钢琴的未来之路……
“北京的”发脾气教授
8岁时，我到了北京。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后座，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小钢琴家，我的照片还上过报；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警官，别人对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没人理睬他，他只是一个骑着一辆三手自行车，车后带着一个胖小孩的男人。
从我和我的新老师见面的第一刻起，我就能感到她的脾气。“发脾气教授”——我给她起的名字——没有耐心，待人冷若冰霜。她从没有说过我有任何天分或潜力，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赞赏的话。每当我弹完一首曲子，她就会点点头，说：“还凑合吧。”
除了当老师，给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生上课，她同时又是在音乐学院任教的教授。“这就是为什么你得要听从她的教导，”父亲在我们上完第一堂课离开她家的时候说，“她是你进入音乐学院的关键。她知道考官想要的是什么，期待的是什么，因为她就是考官中的一个。”
“发脾气教授”说我的演奏没有中心，没有音乐感。她还说，我对音乐没有感觉，有的只是疯狂的奇想。她的批评让我忧虑，但父亲并不担心。他说：“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沈阳是个童话世界。这儿的老师说话不留情。她很严厉，这很好。你要的就是这样的老师。”
练琴太晚被人报警
我在北京这个大都市的新生活分成三部分：跟“发脾气教授”上课，练琴，上小学。
天气很快转冷。公寓里一丝暖气都没有。我们靠着母亲按月从沈阳寄来的钱维持生计，可那一千来块钱刚够我们交房租，付钢琴课的费用，买蔬菜、鸡蛋，偶尔买一块鸡肉。我们连买一只小型取暖器的钱都没有。在我练琴的时候，父亲给我穿上厚厚几层衣服。弹琴带来的热力让我的双手保持温暖。事实上，我常常弹琴弹到深夜，好不用太早上床。床上太冷，冻得我睡不着。
起先，我晚饭后练琴会练到七点，后来延到八点，后来又到九点、十点，有时甚至到十一点。公寓楼的墙壁很薄，四周的邻居，甚至隔壁楼门里的住户，开始抱怨了。“吵死人了！”“你再不停下来，老子毙了你！”“我会叫警察！”最后有人真的叫了警察。一天夜里，两名警官冲了进来，问我父亲：“你的就业许可证在哪儿？你的北京市暂住证在哪儿？”父亲没有就业许可证。他唯一的工作就是确保我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我们也没钱办暂住证。他承认他没有证件。他们说：“那可是严重的违规行为。况且，我们这儿还有规定，八点后不许大声喧闹。”我害怕极了。然而，父亲情绪激昂地对他们说着自己放下警察工作，把精力全部扑在音乐天才儿子身上好让儿子施展才华的梦想。警察的态度从严肃变成同情。临走前，他们对我说：“祝你好运。我们希望你能考进音乐学院。”
一次几乎摧毁我生命的意外事件
“发脾气教授”从来没有满意过。她会抱怨说：“少了些什么，”但她从来不说到底是什么。那一次，“发脾气教授”对父亲说：“我已经决定不再教你儿子了。”我感到泪水盈满了眼眶。我看到父亲的眼圈也变红了。他说：“这我不明白。我的儿子是个天才。”“大多数学钢琴的孩子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天才。绝大多数孩子都不是的。郎国任，你的儿子不仅离天才差得太远，他连进音乐学院的才华都没有。恐怕他是不可救药了。”父亲完全失去了控制。在我生命的头一回，我感觉到他是一筹莫展了。我没了老师，没了准备考音乐学院的路子，在这个庞大、无情的城市里，我们无亲无故，失去了方向。我唯一的安慰是我上学的那所小学的校合唱团。指挥请我为合唱团作钢琴伴奏，合唱团的小孩子们都夸奖我的演奏。那天在合唱团排练结束后，我快步走回家去。看见父亲从我们家十一层的阳台上探身往外看，他冲着我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你耽误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练习，这两个小时你永远也找不回来了！”他叫嚷道，“太晚了，时间补不回来了。什么都太晚了！一切都毁了！”“你不能灰溜溜回到沈阳！”他狂喊道，“人人都会知道你没考进音乐学院！人人都会知道你的老师不要你了！死是唯一的出路！”他的吼叫越来越响，越来越歇斯底里。“老师不要你了，你还不练琴。你真是没理由再活下去了。只有死才能解决问题。这样对我们俩都更好。首先你死，然后我死。”
“吃了这些药片！”他边说，边递给我一个药瓶——我后来才知道瓶里装的是药性很强的抗生素。“现在就把里面30片药片全都吞下。吞下去，你就会死，一切都会结束。”
我跑到阳台上，想要躲开他。他尖叫道：“如果你不吞药片，那就跳楼！现在就跳下去！跳下去死！”他冲我跑过来，我开始使劲踢他。我害怕他会把我从阳台上扔下去。在那一刻，我感到他什么事都做得出。
我从小到大父亲都一直教我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的双手，但此刻我开始用拳头砸墙壁。我想要把双手砸成肉泥，把每根骨头都砸断：“我恨我的手。我恨你。我恨钢琴。如果不是钢琴，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父亲尖叫道：“停下来！”他跑过来，搂住我，开始抽咽起来。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对不住你。但是你不能伤了你的手。郎朗，求求你，别伤了你的手。”他亲吻了我的手指，亲吻了我的脸颊，但我还是不停地诅咒他，踢他。我边哭边说：“我恨你。我再也不会练琴了。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再碰钢琴。”
我失去了任何弹琴的愿望，甚至停止了为合唱团伴奏。
第一位钢琴教授让我“峰回路转”
后来，一件近似于奇迹的事发生了。我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沈阳音乐学院的朱教授来看我们，我和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问她我到底有没有才华。“你当然有。”“但是老师不要我了。她说我钢琴弹得糟糕透顶。”“郎朗，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很快她就会认识到她的错误的严重性。”
朱教授告诉我，她已经和一对音乐家夫妻打过招呼。他们都很期待着听我弹琴。朱教授对我说，我会弹给他们两个人听，然后他们再决定他们中的哪一个来当我的老师。我在钢琴前坐下，开始弹给她听。我觉得我弹得很精彩，朱教授也这么觉得。就像以前一样，她给了我表扬和鼓励。和这样一个用爱心来教学生的老师在一起，感觉真好。我已经忘记了这种感觉。
那天晚上，朱教授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之后，我们又上了一堂很长时间的课。我很累，但当我爬上床，闭上眼睛时，我并没有马上睡着。我实在太兴奋了，我听到了父亲和朱教授的谈话。原来“发脾气教授”不要我是因为相信了关于父亲的谣言，沈阳的一些人说父亲与犯罪集团有牵连。
不久，我又有了新老师——赵教授，他很随和。在他的指导下，我一步一步开始走向钢琴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