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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世界气候大会在南非德班举行，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12月31日到期，德班会议能否决定发达国家这个议定书的二期承诺；二是2010年在坎昆气候会议上说的富国出资帮助穷国应对变化的“资金承诺”能否落实。
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诞生，到1997年在日本东京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围绕《京都议定书》议题的談判就历经了2005年的加拿大蒙特利尔会议、2007年的印尼巴厘岛会议、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和2010年的墨西哥坎昆会议等几次聚集全世界多个国家参与的气候谈判大会。
《京都议定书》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不过，目前局势却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大国强制减排，他们才可能参加；发展中排放大国则表示，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是合理的，发达国家理应强制减排，并出资帮助穷国；欧盟的意思是，发达国家应坚持承诺，发展中国家也不能总是“自愿”。各国在世界大会博弈的同时，越来越能表明，《京都议定书》有可能成为美国、西方等发达国家的“弃儿”。
从“单轨”到“双轨”
由于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最后一年，因此本届德班气候大会能否制定针对第二承诺期的国际法律协议，将决定《议定书》的生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会议期间就表示，《议定书》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后希望”。
对气候变化危机的积极关注，开始于发达国家。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都曾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积极推动国。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议定书》，为37个发达国家及欧盟设立了强制性减排目标。而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发展中国家则在2012年后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可以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同意世界减排的“单轨”发展格局，欧盟、日本等国的积极态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议定书》生效的第一年，发达国家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减排承诺，还增加了10%的排量。面对现实和承诺的差距，发达国家普遍感受到了压力，并对“单轨”格局的公平性产生了质疑。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大，碳排放总量也在逐年猛增。
2007年12月的巴厘岛气候大会上，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国家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承担减排义务，“因为他们的排放增量是最大的”。然而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以马尔代夫为代表的一些岛国，由于本国几乎没有二氧化碳排放，但深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及海水上升的威胁，主张减排义务应由“污染国”来承担，矛头直指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
最终，缔约国各方达成“巴厘路线图”，确定所谓“双轨”谈判机制，即《议定书》缔约方继续履行义务，而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在《公约》框架下采取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同时设定了两年的谈判期限。
从“双轨”到“强行并轨”
两年后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双轨”谈判并未能如期完成，但是会议授权继续“巴厘路线图”谈判进程。尽管会议明确提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支持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但这些资金来源以及支付机制却从未提及。
2010年的坎昆会议，正式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作为长期目标，此外还成立“绿色发展基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坎昆会议被广泛认为是恢复全球减排信心的一次会议，但形式上的进展和“边缘性的全球共识”无法掩盖第二承诺期谈判的失败，更为今年德班会议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2011年12月，离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仅剩最后一年，第1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南非德班举行。然而，会议还未开始，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就公开向媒体宣称，“《议定书》不在谈判桌上。”在接下来的会议谈判中，美国希望废除《议定书》，“另起炉灶”之心更是昭然若揭。同时，不少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岛国也开始倾向于美国。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也纷纷提出废除《议定书》，甚至连最初态度积极的欧盟也提出“选择性接受第二承诺期”，强调到2015年前缔结一个所有主要排放国(包括美国和新兴经济体)都承担减排指标的协议，并于2020年生效。在这个前提下，欧盟才接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专家指出，欧盟态度的转变与如今日益恶化的欧债危机不无关系。但欧盟提出的“选择性前提”，正好传达出整个发达国家阵营“集体倒戈”的真实用意，即废除“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强制并轨”。换言之，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世界，都要为工业革命以来巨额的碳消费“买单”。
拯救危机 需共同努力
德班会议是在与时间赛跑。面对如今日益恶化的气候变化危机，全球减排事业更是迫在眉睫！
在《京都议定书》或将沦为西方弃儿的同时，与西方采取的集体逃避主义所不同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在为减缓地球变暖而做着积极的努力。随着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有着比西方工业国家更大的能源需求，减排造成的利益牺牲也更大。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始终扮演着“减排先锋”的角色。
根据《框架协议》，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以前不必做出任何的减排承诺，但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了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减排承诺，即“到2020年，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降低40%-50%”。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具有国内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高调的行动和积极的态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也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菲格雷斯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结合了发展需求和政治意愿，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典范，将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节约做出贡献。
然而，面对日益紧迫的气候变化危机，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无疑是杯水车薪，只有全球共同努力才会带来人类的共赢。
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诞生，到1997年在日本东京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围绕《京都议定书》议题的談判就历经了2005年的加拿大蒙特利尔会议、2007年的印尼巴厘岛会议、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和2010年的墨西哥坎昆会议等几次聚集全世界多个国家参与的气候谈判大会。
《京都议定书》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不过，目前局势却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大国强制减排，他们才可能参加；发展中排放大国则表示，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是合理的，发达国家理应强制减排，并出资帮助穷国；欧盟的意思是，发达国家应坚持承诺，发展中国家也不能总是“自愿”。各国在世界大会博弈的同时，越来越能表明，《京都议定书》有可能成为美国、西方等发达国家的“弃儿”。
从“单轨”到“双轨”
由于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最后一年，因此本届德班气候大会能否制定针对第二承诺期的国际法律协议，将决定《议定书》的生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会议期间就表示，《议定书》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后希望”。
对气候变化危机的积极关注，开始于发达国家。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都曾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积极推动国。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议定书》，为37个发达国家及欧盟设立了强制性减排目标。而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发展中国家则在2012年后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可以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同意世界减排的“单轨”发展格局，欧盟、日本等国的积极态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议定书》生效的第一年，发达国家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减排承诺，还增加了10%的排量。面对现实和承诺的差距，发达国家普遍感受到了压力，并对“单轨”格局的公平性产生了质疑。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大，碳排放总量也在逐年猛增。
2007年12月的巴厘岛气候大会上，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国家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承担减排义务，“因为他们的排放增量是最大的”。然而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以马尔代夫为代表的一些岛国，由于本国几乎没有二氧化碳排放，但深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及海水上升的威胁，主张减排义务应由“污染国”来承担，矛头直指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
最终，缔约国各方达成“巴厘路线图”，确定所谓“双轨”谈判机制，即《议定书》缔约方继续履行义务，而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在《公约》框架下采取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同时设定了两年的谈判期限。
从“双轨”到“强行并轨”
两年后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双轨”谈判并未能如期完成，但是会议授权继续“巴厘路线图”谈判进程。尽管会议明确提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支持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但这些资金来源以及支付机制却从未提及。
2010年的坎昆会议，正式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作为长期目标，此外还成立“绿色发展基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坎昆会议被广泛认为是恢复全球减排信心的一次会议，但形式上的进展和“边缘性的全球共识”无法掩盖第二承诺期谈判的失败，更为今年德班会议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2011年12月，离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仅剩最后一年，第1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南非德班举行。然而，会议还未开始，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就公开向媒体宣称，“《议定书》不在谈判桌上。”在接下来的会议谈判中，美国希望废除《议定书》，“另起炉灶”之心更是昭然若揭。同时，不少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岛国也开始倾向于美国。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也纷纷提出废除《议定书》，甚至连最初态度积极的欧盟也提出“选择性接受第二承诺期”，强调到2015年前缔结一个所有主要排放国(包括美国和新兴经济体)都承担减排指标的协议，并于2020年生效。在这个前提下，欧盟才接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专家指出，欧盟态度的转变与如今日益恶化的欧债危机不无关系。但欧盟提出的“选择性前提”，正好传达出整个发达国家阵营“集体倒戈”的真实用意，即废除“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强制并轨”。换言之，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世界，都要为工业革命以来巨额的碳消费“买单”。
拯救危机 需共同努力
德班会议是在与时间赛跑。面对如今日益恶化的气候变化危机，全球减排事业更是迫在眉睫！
在《京都议定书》或将沦为西方弃儿的同时，与西方采取的集体逃避主义所不同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在为减缓地球变暖而做着积极的努力。随着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有着比西方工业国家更大的能源需求，减排造成的利益牺牲也更大。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始终扮演着“减排先锋”的角色。
根据《框架协议》，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以前不必做出任何的减排承诺，但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了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减排承诺，即“到2020年，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降低40%-50%”。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具有国内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高调的行动和积极的态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也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菲格雷斯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结合了发展需求和政治意愿，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典范，将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节约做出贡献。
然而，面对日益紧迫的气候变化危机，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无疑是杯水车薪，只有全球共同努力才会带来人类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