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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目来看，《恋恋的时光》当属“怀旧”款，让人想到“恋恋风尘”、“恋恋笔记本”诸如此类。这确乎是一场怀旧，一场人到中年、中产之后的怀旧。“中年”人人有份，“中产”则不尽然。
男主人公夏阳在二十一世纪初“下海”，低价承包了酒店的桑拿中心，在经济突飞猛进时赚得盆满钵盈，而后炒起了房地产，妙手经营了几轮，便能坐收四五十万的年租金，之后又潇洒转向，回归到了艺术家的队伍里。财务自由、擅长画油画、爱收藏吉他、自己写歌词作曲弹唱。夏阳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成功典范。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有钱，更在于用钱过上了“有品味”、“有诗意”的生活。
但是，就像张爱玲那句被引滥的话，每个人的生活再华美，都有虱子。夏阳的“虱子”不多，却能要了美滿婚姻的命。这个“虱子”是什么？我们的好奇心在小说一开始就被悬到了高处。夏阳向朋友老陈发出请求：“老陈，帮个忙，邀请我去你家聊会儿，十点前打我手机，千万千万！”这个模式在小说中数次出现，夏阳有事，他就打电话给老陈，请他在约定时间给自己打电话，这样，他就能正大光明地从家里脱身而出。在这个“被打电话”的模式背后，处处闪动着夏阳妻子多多善妒的影子。
这是一个叙事上的巧妙设计，它不断地往复，结构起了一个“螺旋型”的外壳，就像不断向外抽旋出的万花筒一样，每抽出一层，就出现新的图案。在时间定格的那一瞬间，往事的片断纤毫毕现，在记忆深处从未褪色。夏阳和老陈之间每打一次“电话”，夏阳的现实、往事、婚姻真相就逐层显露出来，最终连接成当代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这图景之下是貌似美满生活的根本性悖谬：优裕的物质与匮乏的情感、完美的婚姻与缺席的信任，始终相伴，仿佛如此才能保持生活的平衡。这个悖谬里隐含着的遗憾、反讽、叹息，构成了对无趣生活的质疑与追问。
在夏阳对老陈的强烈要求和指示下，“被打电话”的模式重复了四次。第一次，因为一瓶来路可疑的红酒，老陈约夏阳夫妇来家里，对多多察言观色，逐步解除了她的怀疑和不满;第二次，老陈打电话约夏阳回家乡开画展，孰料画展当天，多多突然现身，把夏阳吓得够呛;第三次，老陈打电话约夏阳回家乡，参加周末读诗会。第四次，则关乎美丽生命的苍凉消逝。
在每一次“被打电话”的模式背后，都逐渐地带出了夏阳那华美生活之下的“虱子”的影子。这个“虱子”说来话长。夏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某高校当老师时，与学生小猫相恋，没想到被高年级的多多略施小计横刀夺爱。小猫埋头苦学，读至研究生，专攻美术教学。教学之余画山水小品、写诗、作曲，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葡萄酒发烧友。这多线程的艺术才能模式完全师承了夏阳。
在多多的勒令之下，夏阳不得不与小猫断了联系。但常有风吹草动，蛛丝马迹，让多多秒变为婚姻中的福尔摩斯。在画展上，夏阳将小猫的一批画挂了上去，看到妻子来后，又赶紧把画换了下来。在周末读诗会上，小猫出现了，她脸色苍黄，眼神无光。夏阳告诉老陈，小猫身体不好，活不长。他大张旗鼓地开画展、组织读诗会，都是为了小猫。小说中最后一次“被打电话”，是夏阳请老陈打电话邀请自己，回故乡参加小猫的葬礼。这是何等的无助和凄凉，竟然要用这种方式，他才能获得参加旧日恋人葬礼的“资格”。
小说在现实与往事之间不断地徜徉，叙事的探头对着过去的时光，对着青春岁月，将最深刻、最遗憾的那一小块记忆翻将出来，赋予其暖色和温情的色调。曾经的放弃和绝望变成了无尽的追忆。夏阳借各种机会，试图将曾经欠小猫的悉数弥补，而这种弥补肯定会伤害妻子和婚姻，所以又绕上了朋友来帮忙，为诸多行为加一个“正当”的外壳。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在作者的抽丝剥茧之下，氤氲着无尽的伤感和怀念。
小说结尾道出了那瓶红酒的年份“1993”，那是对夏阳与小猫来说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不知道作者设置这一个年份有无深意，因为那也是对中国来说一个特殊的年份。那一年，中国的经济刚刚起步;那一年，中国在后革命的阴翳中灰头土脸;那一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由南而北漫卷知识界;那一年，贾平凹通过《废都》发出了一个准确而沉痛的寓言和预言，却被扑埋于口诛笔伐之下。
说不尽的1993。遗憾的是，与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份相比，小说还是单薄了些。如果不限于男欢女爱，而是在这怀念中加入与那个年份相宜的厚重，或者让小猫承担起更加丰富的叙事功能，可能更配得上这个精心设计的小说结构。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
男主人公夏阳在二十一世纪初“下海”，低价承包了酒店的桑拿中心，在经济突飞猛进时赚得盆满钵盈，而后炒起了房地产，妙手经营了几轮，便能坐收四五十万的年租金，之后又潇洒转向，回归到了艺术家的队伍里。财务自由、擅长画油画、爱收藏吉他、自己写歌词作曲弹唱。夏阳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成功典范。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有钱，更在于用钱过上了“有品味”、“有诗意”的生活。
但是，就像张爱玲那句被引滥的话，每个人的生活再华美，都有虱子。夏阳的“虱子”不多，却能要了美滿婚姻的命。这个“虱子”是什么？我们的好奇心在小说一开始就被悬到了高处。夏阳向朋友老陈发出请求：“老陈，帮个忙，邀请我去你家聊会儿，十点前打我手机，千万千万！”这个模式在小说中数次出现，夏阳有事，他就打电话给老陈，请他在约定时间给自己打电话，这样，他就能正大光明地从家里脱身而出。在这个“被打电话”的模式背后，处处闪动着夏阳妻子多多善妒的影子。
这是一个叙事上的巧妙设计，它不断地往复，结构起了一个“螺旋型”的外壳，就像不断向外抽旋出的万花筒一样，每抽出一层，就出现新的图案。在时间定格的那一瞬间，往事的片断纤毫毕现，在记忆深处从未褪色。夏阳和老陈之间每打一次“电话”，夏阳的现实、往事、婚姻真相就逐层显露出来，最终连接成当代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这图景之下是貌似美满生活的根本性悖谬：优裕的物质与匮乏的情感、完美的婚姻与缺席的信任，始终相伴，仿佛如此才能保持生活的平衡。这个悖谬里隐含着的遗憾、反讽、叹息，构成了对无趣生活的质疑与追问。
在夏阳对老陈的强烈要求和指示下，“被打电话”的模式重复了四次。第一次，因为一瓶来路可疑的红酒，老陈约夏阳夫妇来家里，对多多察言观色，逐步解除了她的怀疑和不满;第二次，老陈打电话约夏阳回家乡开画展，孰料画展当天，多多突然现身，把夏阳吓得够呛;第三次，老陈打电话约夏阳回家乡，参加周末读诗会。第四次，则关乎美丽生命的苍凉消逝。
在每一次“被打电话”的模式背后，都逐渐地带出了夏阳那华美生活之下的“虱子”的影子。这个“虱子”说来话长。夏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某高校当老师时，与学生小猫相恋，没想到被高年级的多多略施小计横刀夺爱。小猫埋头苦学，读至研究生，专攻美术教学。教学之余画山水小品、写诗、作曲，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葡萄酒发烧友。这多线程的艺术才能模式完全师承了夏阳。
在多多的勒令之下，夏阳不得不与小猫断了联系。但常有风吹草动，蛛丝马迹，让多多秒变为婚姻中的福尔摩斯。在画展上，夏阳将小猫的一批画挂了上去，看到妻子来后，又赶紧把画换了下来。在周末读诗会上，小猫出现了，她脸色苍黄，眼神无光。夏阳告诉老陈，小猫身体不好，活不长。他大张旗鼓地开画展、组织读诗会，都是为了小猫。小说中最后一次“被打电话”，是夏阳请老陈打电话邀请自己，回故乡参加小猫的葬礼。这是何等的无助和凄凉，竟然要用这种方式，他才能获得参加旧日恋人葬礼的“资格”。
小说在现实与往事之间不断地徜徉，叙事的探头对着过去的时光，对着青春岁月，将最深刻、最遗憾的那一小块记忆翻将出来，赋予其暖色和温情的色调。曾经的放弃和绝望变成了无尽的追忆。夏阳借各种机会，试图将曾经欠小猫的悉数弥补，而这种弥补肯定会伤害妻子和婚姻，所以又绕上了朋友来帮忙，为诸多行为加一个“正当”的外壳。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在作者的抽丝剥茧之下，氤氲着无尽的伤感和怀念。
小说结尾道出了那瓶红酒的年份“1993”，那是对夏阳与小猫来说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不知道作者设置这一个年份有无深意，因为那也是对中国来说一个特殊的年份。那一年，中国的经济刚刚起步;那一年，中国在后革命的阴翳中灰头土脸;那一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由南而北漫卷知识界;那一年，贾平凹通过《废都》发出了一个准确而沉痛的寓言和预言，却被扑埋于口诛笔伐之下。
说不尽的1993。遗憾的是，与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份相比，小说还是单薄了些。如果不限于男欢女爱，而是在这怀念中加入与那个年份相宜的厚重，或者让小猫承担起更加丰富的叙事功能，可能更配得上这个精心设计的小说结构。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