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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经历了民初政坛的风云变幻，但是他在辛亥革命历史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仔细辨析。
百年家族：黎元洪
侯杰、姜海龙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百年来，辛亥革命的历史一直被不同身份的讲述者或书写者以各自的方式追寻着、记录着。尽管相关文献比较丰富，坊间流传的种种秘闻逸事也不断为小说、戏剧、电影提供创作灵感，但是要做到“通古今之变”，我们仍需以一双“发现的眼睛”洞察历史，重新发掘被遗忘的人和事。
在辛亥革命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参与的人物、群体众多。那些重大事件亲历者的生命经验尤其值得珍视。黎元洪经历了民初政坛的风云变幻，但是他在辛亥革命历史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仔细辨析。正如《百年家族：黎元洪》一书的作者所明确指出的那样：黎元洪并非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又多次因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再加上文学作品的不断渲染，导致黎元洪的刻板印象不断加强。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很难认识和理解这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因此，只有重新探索黎元洪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才能部分还原历史，进而更加深入地揭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获得现代启示。
辛亥革命从酝酿到发生，是多种因素和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领袖人物的长期思想宣传，不断组织建设，屡次发动起义外，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人或群体的响应、配合乃至主动参与也都对革命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作为清朝统治“柱石”的新军之转变不容小觑。众所周知，在武昌起义之后，新军各级将领、士兵对于革命的认识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冲突；在举行起义的革命者中也出现由于官阶太低，难以服众、指挥不便等问题。情势所迫，急需一位德高望重、能够驾驭全局的高级将领坐镇指挥，以便革命继续推进。于是，历史选择了黎元洪。
人们常以为这纯属偶然，实则不然。黎元洪在新军中深孚众望，是辅佐张之洞创建湖北新军的功臣。特别是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前，黎元洪编练的湖北新军已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一样，堪称劲旅。这与他早年于北洋水师学堂求学、在甲午海战中立志以及出洋考察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对于日本因军事的强大和先进一跃而为世界之强国的现实，黎元洪的感触尤为深刻。在张之洞的支持下，黎元洪曾三次赴日本考察，为编练新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日本陆军的各队兵法、人才培养、军纪整肃，他无不用心研究，逐渐掌握了一些建设新式陆军的军事要领。这正是黎元洪能够成为湖北新军将领中之佼佼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诸多富有远见的良策。例如，除加强武备学堂学生的教育外，应派遣青年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因此，日后湖北留日学生众多，既离不开张之洞的倡导，也不能忽略黎元洪的出谋划策和竭力提倡。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黎元洪自始至终大事参与擘画，小事亲自操办。他爱兵惜才，将军中精英悉数召集到自己帐下，量才度能，予以录用。更有一些才能出众者，被他送往日本和欧洲留学。作为一位知兵而又开明敦厚的将领，他也颇获赞成革命的新军官兵的好感。早在两次南北秋操之际，他已经取代张彪而成为南军的指挥者。两战两胜的骄人成绩，更让黎元洪声名远播，确立了他在湖北军界的领袖地位。黎元洪虽不是革命党，但是他坚持“因才得职”的态度却深得革命党人的认同。在义旗高举但前途未卜的时局之下，像他这样知兵善用、正德厚生的高级将领出面，的确能对稳定军心、化解危机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起义获得成功，使原本作为清政府统治柱石的新军转变成专制统治的反抗者。尽管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显得有几分被动，但若坚称他是被革命党人从床下拉出来的，实在需要澄清。“床下都督”的称呼早就遭到质疑和批评：“宣传意味过重，未免有意厚诬之矣!”(沈云龙：《黎元洪评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P9-14)
对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黎元洪更是由衷敬佩。两人的初次见面是在黎元洪服役的北洋海军“广甲”舰上。1893年，正在一边行医、一边宣传革命的孙中山治愈了黎元洪的把兄弟仇思。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黎元洪亲自带领孙中山参观“广甲”舰。“医人”与“医国”并重的孙中山也不忘宣讲自己的革命主张。对于孙中山雄辩的口才，黎元洪后来谈道：“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具说服力的演说家。”。
南北和谈之后，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世凯。出于对孙中山的尊敬，黎元洪邀请他前往武汉访问，并于孙中山抵达汉口之日，为他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晚宴上，黎元洪颂扬孙中山领导革命所创立的丰功伟业，“功比尧舜”。对于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贡献，孙中山也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为中华民国首义的伟人。此后，两人一直保持交往，并结下深厚的友谊。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不同的位置上捍卫武昌起义的革命成果，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所达成的某种共识，应视为辛亥革命的重要遗产。
黎元洪深知“和平统一、利国福民”对国家发展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他从接过都督之印起，就承担起维护共和的神圣使命。然而各大强权势力争斗不休，爱国恳挚的黎元洪纵使施展外交才能，与列强斡旋；通话北洋，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主张军民分治、废督裁兵……也对时局徒唤奈何!难得的是，尽管黎元洪身心疲惫，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和平统一、利国福民”的理想。正如他在遗嘱中所言：自武昌首义以来，自己“一切措施，虽不能尽满人意，要无非力求和平统一，利国福民。”(《黎元洪评传》，P206)这也恰与孙中山毕生的理想和志业——“和平、奋斗、救中国”相呼应。
尝尽权力争斗的苦涩滋味之后，晚年的黎元洪寓居津门，将全部精力付诸实业经营，以达成其“利国福民”之志。寓居天津期间，他广泛投资于金融、矿产、食品等领域。对于和民生关系极为密切的行业，他都热情参与，并且想方设法苦心经营。秉持“利国福民”的信念，黎元洪从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转变为资本雄厚的实业家。黎元洪在遗嘱中的恳切直言：“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修养生息，恢复元气”(《黎元洪评传》，P207)，反映出他一方面愿意竭尽全力实现孙中山夙愿的毕生追求，另一方面，也对革命做出了比较深刻的反思。
“利国福民”既是孙中山、黎元洪等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其他辛亥革命领导者、参加者一再重申的主张。例如，当黎元洪在武汉都督府盛情款待黄兴的时候，黄兴便寄语在座诸位：“同舟共济，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勿争权夺利，勿侵人利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P287)不仅如此，他还曾针对政党利益至上的状况，直言不讳：“各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持政见不持党见，乃为民国之福。”(《黄兴集》，P121)
需要指出的是，“利国福民”也成为检视革命思想与实践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指标。1913年，宋教仁在起草国民党政见的时候，提出假如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设想能够锐意进行，“则良政治可期，国利民福之旨可达”。(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P588)即便在遇刺受伤之后，他仍授意黄兴代拟致袁世凯的电文：“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宋教仁集》，P588)由此可见，“和平统一，利国福民”早已成为辛亥革命的领袖及参加者们的一种共识。它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遗产之一，值得认真总结。
(责任编辑 吴健斌)
百年家族：黎元洪
侯杰、姜海龙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百年来，辛亥革命的历史一直被不同身份的讲述者或书写者以各自的方式追寻着、记录着。尽管相关文献比较丰富，坊间流传的种种秘闻逸事也不断为小说、戏剧、电影提供创作灵感，但是要做到“通古今之变”，我们仍需以一双“发现的眼睛”洞察历史，重新发掘被遗忘的人和事。
在辛亥革命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参与的人物、群体众多。那些重大事件亲历者的生命经验尤其值得珍视。黎元洪经历了民初政坛的风云变幻，但是他在辛亥革命历史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仔细辨析。正如《百年家族：黎元洪》一书的作者所明确指出的那样：黎元洪并非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又多次因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再加上文学作品的不断渲染，导致黎元洪的刻板印象不断加强。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很难认识和理解这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因此，只有重新探索黎元洪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才能部分还原历史，进而更加深入地揭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获得现代启示。
辛亥革命从酝酿到发生，是多种因素和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领袖人物的长期思想宣传，不断组织建设，屡次发动起义外，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人或群体的响应、配合乃至主动参与也都对革命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作为清朝统治“柱石”的新军之转变不容小觑。众所周知，在武昌起义之后，新军各级将领、士兵对于革命的认识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冲突；在举行起义的革命者中也出现由于官阶太低，难以服众、指挥不便等问题。情势所迫，急需一位德高望重、能够驾驭全局的高级将领坐镇指挥，以便革命继续推进。于是，历史选择了黎元洪。
人们常以为这纯属偶然，实则不然。黎元洪在新军中深孚众望，是辅佐张之洞创建湖北新军的功臣。特别是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前，黎元洪编练的湖北新军已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一样，堪称劲旅。这与他早年于北洋水师学堂求学、在甲午海战中立志以及出洋考察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对于日本因军事的强大和先进一跃而为世界之强国的现实，黎元洪的感触尤为深刻。在张之洞的支持下，黎元洪曾三次赴日本考察，为编练新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日本陆军的各队兵法、人才培养、军纪整肃，他无不用心研究，逐渐掌握了一些建设新式陆军的军事要领。这正是黎元洪能够成为湖北新军将领中之佼佼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诸多富有远见的良策。例如，除加强武备学堂学生的教育外，应派遣青年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因此，日后湖北留日学生众多，既离不开张之洞的倡导，也不能忽略黎元洪的出谋划策和竭力提倡。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黎元洪自始至终大事参与擘画，小事亲自操办。他爱兵惜才，将军中精英悉数召集到自己帐下，量才度能，予以录用。更有一些才能出众者，被他送往日本和欧洲留学。作为一位知兵而又开明敦厚的将领，他也颇获赞成革命的新军官兵的好感。早在两次南北秋操之际，他已经取代张彪而成为南军的指挥者。两战两胜的骄人成绩，更让黎元洪声名远播，确立了他在湖北军界的领袖地位。黎元洪虽不是革命党，但是他坚持“因才得职”的态度却深得革命党人的认同。在义旗高举但前途未卜的时局之下，像他这样知兵善用、正德厚生的高级将领出面，的确能对稳定军心、化解危机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起义获得成功，使原本作为清政府统治柱石的新军转变成专制统治的反抗者。尽管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显得有几分被动，但若坚称他是被革命党人从床下拉出来的，实在需要澄清。“床下都督”的称呼早就遭到质疑和批评：“宣传意味过重，未免有意厚诬之矣!”(沈云龙：《黎元洪评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P9-14)
对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黎元洪更是由衷敬佩。两人的初次见面是在黎元洪服役的北洋海军“广甲”舰上。1893年，正在一边行医、一边宣传革命的孙中山治愈了黎元洪的把兄弟仇思。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黎元洪亲自带领孙中山参观“广甲”舰。“医人”与“医国”并重的孙中山也不忘宣讲自己的革命主张。对于孙中山雄辩的口才，黎元洪后来谈道：“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具说服力的演说家。”。
南北和谈之后，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世凯。出于对孙中山的尊敬，黎元洪邀请他前往武汉访问，并于孙中山抵达汉口之日，为他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晚宴上，黎元洪颂扬孙中山领导革命所创立的丰功伟业，“功比尧舜”。对于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贡献，孙中山也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为中华民国首义的伟人。此后，两人一直保持交往，并结下深厚的友谊。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不同的位置上捍卫武昌起义的革命成果，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所达成的某种共识，应视为辛亥革命的重要遗产。
黎元洪深知“和平统一、利国福民”对国家发展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他从接过都督之印起，就承担起维护共和的神圣使命。然而各大强权势力争斗不休，爱国恳挚的黎元洪纵使施展外交才能，与列强斡旋；通话北洋，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主张军民分治、废督裁兵……也对时局徒唤奈何!难得的是，尽管黎元洪身心疲惫，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和平统一、利国福民”的理想。正如他在遗嘱中所言：自武昌首义以来，自己“一切措施，虽不能尽满人意，要无非力求和平统一，利国福民。”(《黎元洪评传》，P206)这也恰与孙中山毕生的理想和志业——“和平、奋斗、救中国”相呼应。
尝尽权力争斗的苦涩滋味之后，晚年的黎元洪寓居津门，将全部精力付诸实业经营，以达成其“利国福民”之志。寓居天津期间，他广泛投资于金融、矿产、食品等领域。对于和民生关系极为密切的行业，他都热情参与，并且想方设法苦心经营。秉持“利国福民”的信念，黎元洪从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转变为资本雄厚的实业家。黎元洪在遗嘱中的恳切直言：“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修养生息，恢复元气”(《黎元洪评传》，P207)，反映出他一方面愿意竭尽全力实现孙中山夙愿的毕生追求，另一方面，也对革命做出了比较深刻的反思。
“利国福民”既是孙中山、黎元洪等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其他辛亥革命领导者、参加者一再重申的主张。例如，当黎元洪在武汉都督府盛情款待黄兴的时候，黄兴便寄语在座诸位：“同舟共济，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勿争权夺利，勿侵人利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P287)不仅如此，他还曾针对政党利益至上的状况，直言不讳：“各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持政见不持党见，乃为民国之福。”(《黄兴集》，P121)
需要指出的是，“利国福民”也成为检视革命思想与实践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指标。1913年，宋教仁在起草国民党政见的时候，提出假如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设想能够锐意进行，“则良政治可期，国利民福之旨可达”。(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P588)即便在遇刺受伤之后，他仍授意黄兴代拟致袁世凯的电文：“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宋教仁集》，P588)由此可见，“和平统一，利国福民”早已成为辛亥革命的领袖及参加者们的一种共识。它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遗产之一，值得认真总结。
(责任编辑 吴健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