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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医生王大鹏，离开工作近15年的北大人民医院，2017年12月在一家民营妇产医院走马上任。
此前王大鹏不是没动过跳到体制外的心思，因担心民营医院“不靠谱”、职业发展不够稳定，这个决定延缓了几年。
如今妇产科的行业市场正在发生变化。2015年，全国民营医院数量首次超过公立医院，在民营专科医院中，妇产科医院的数量远超其他专科位列榜首。截至2016年，民营妇产科医疗机构的数量由2009年的262家增加到690家。
市场竞争加剧下，医疗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第一代民营妇产医院，面临洗牌、淘汰，定位中高端服务的第二代民营妇产医院强势来袭。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及大众医疗消费意识升级，专业可信赖、人性化的周到服务逐渐受到患者、医生、投资方和主管部门的认可。一二线城市及沿海地区成为中高端妇儿医院的聚集地，北京更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北京已有20家民营妇产医院登记在册。
妇产医院数量增加，妇产科医生人手紧张。“被挖走的都是经验丰富的中流砥柱，北大人民医院是指定接待高危孕产妇的机构，科室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和压力都明显增加。”此前王大鹏在诊疗工作外，还要参与培训、教学和科研。
但公立医院依然是多数孕产妇的选择，并且承担着最为复杂棘手的高危情况。近年来，为满足孕产妇家庭的多元需求，公立医院开设国际医疗部、特需门诊。为了应对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生育高峰，不少医院在2015年底着手床位扩增。“医院床位此前就是满负荷运转，场地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压缩其他科室床位来调整。”海淀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彭振耀向《财经》记者介绍，即将完工的新院区，可缓解老院的压力，还能提供更好的就医环境。
不过，生育高峰并没有如潮涌来，2017年新出生人口反而减少63万。缩水的蛋糕遇上更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妇产科医疗机构竞争之势加剧，再次迎来优胜劣汰。
作为副主任医师，王大鹏在北大人民医院时大部分的工作精力都放在高危产妇的诊疗上，分娩中的风险瞬息万变。尤其是超过35岁的高龄产妇增多，使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的风险增大。而像孕期保健等日常工作大多交由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完成。
“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资深医生主要应对这些复杂的情况，保证安全。”王大鹏介绍。
公立医院是资深医生聚集地，科室齐全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强，会更好地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这也是环境虽差，公立医院仍然孕产妇排队扎堆的原因之一。“我们不缺患者。”彭振耀坦言。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前夕，原北京市卫计委方来英介绍，北京地区已审批产科床位近5000张，其中超半数在二级公立医院，只有约一成在营利性医院，这也是民营医院整体境遇的缩影。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到2017年底，民营医院数量已占全国医疗机构的60%以上，但床位数仅占同比总数的24.3%，诊疗人次占18%。
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中，获得各方信任，对民营妇产医院来说是进入市场必过的关卡。
“怀孕风险那么多，临时出了事再转院，耽误了怎么办。”一位孕妇对《财经》记者说，尽管家旁有一家民营妇产医院，她还是几经周折，托关系在比较远的北京妇产医院建档。
产科所需的硬件投入比较少，资本进入门槛低，因而早期鱼龙混杂涌入建民营妇产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产科主任常玲对《财经》记者说，确实有一些民营医院存在不规范诊疗的情况，难以获得孕产妇的信赖。
此前民营妇产医院被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过度医疗。2014年，宁夏卫计委通报银川丽人妇产医院人流手术用药时间过长。2018年，贵州省昇辉医院医生声称医院B超室不具备产前胎儿四维彩超的诊断检查条件，但是院方要求妇產科医师给孕妇开具四维彩超检查单。
某连锁妇产医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几年前该医院计划进入南方某省会城市，被当地卫生部门领导拒绝，理由是“我们这两年保持孕产妇零死亡率的成绩，你一家民营医院进来，如果管理出了问题怎么办”？
孕产妇死亡率是对医院和卫生系统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相应的，中国有硬规定，无论民营还是公立医院，高危产妇转诊制度，当出现一定高危指标时，强制转到指定的上级医院。常玲分析，因此不会出现推诿，产妇安全有保障。
公立医院也乐见规范的民营医院发展，“能够适当缓解（公立医院）病床紧张的问题。”彭振耀分析。
这几年，一些定位中高端服务的民营机构纷纷涌入，民营妇产医院市场经过一轮优胜劣汰，产妇和主管部门对民营妇产医院的信任逐渐增加。比如，北京市海淀区，是民营妇产医疗机构的主要分布地，海淀区虽有北医三院、海军总医院等多家综合性医院的产科，但仅有一家妇幼保健院，民营妇产医院却有5家。
民营妇产医院定位中高端，其实也受限于医生资源，很难在平价医疗方面与公立医院做差异化的竞争。
公立医院也看到新兴市场，和民营医院短兵相接的是医院的国际部，其收费高于公立医院，低于民营，且其中一部分可以进入医保报销。国际部医生都是本院妇产医生，医生资源有保证，有些医生医名在外，吸引了一些经济较好的群体。
37岁的华岐，家住北京回龙观附近，在生二胎时，她选择了附近新开的一家民营医院。
回龙观在城区与昌平区中间，在这片仅有3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近50万人口，近年来一批IT人士到此定居，然而配套医院设施还没有跟上。
“我2013年怀孕的时候算幸运了，积水潭回龙观院区刚建好，是这一片唯一的三甲医院。其他可选的医院都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华岐每次都要凌晨四五点到医院排队挂号，第一胎分娩的产程时间较长，加上紧张又不会用力，还被助产士呵斥。
在产后对侧切伤口缝合时，一名较为年轻的医生出现失误，换上另一位医生拆线重新缝合，导致本应在顺产后就能自由活动的华岐，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至今偶尔还会不舒服，华岐怨念颇深，认为有资深的医生却让年轻人操作，“态度不够负责”。 华岐二胎去了民营医院生产，每次产检至少交流20分钟、医护人员还会步步细心指导，华岐觉得“钱花得值”。
在留学期间，常玲看到国外就医环境，认为患者应该得到这样的服务，这必然是医疗服务机构发展的方向。于是她2004年离开公立医院，转而选择了当时还较薄弱的民营医院。
民营医院的服务越来越细。为了加强交流，不少民营妇产医院都会给产妇、医护人员建一个微信群，医生服务的好与坏都处在透明环境中，直接受到监督。
自进入民营医院成为团队负责人之后，王大鹏开始重视患者服务评价的反馈。“有的医生不适合到民营医院，他摆脱不了在公立医院对待患者的态度，不能很好地转换到服务者身份。”
服务好，在中高端市场竞争中是最直接有效的，一些民营医院极尽所能，比如，大肚产妇很头疼脱穿鞋，有民营医院在给产妇量体重时，体重仪器是坐式，坐下后再帮着孕妇脱鞋。北京圣宝妇产医院院长高峰告诉《财经》记者，高端民营妇产医院发展到今天，服务都差不多做透了。
未来高端民营医院在建立口碑上，还需开发出更多的卖点。一位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以前有民营医院为了避免产妇B超检查时耦合剂太凉，就把耦合剂放在宝宝奶瓶的保温装置中，现在医疗器械商已经开始提供耦合剂保温的配套设备。
竞争已经重塑了行业，公立医院也在改变。一些公立医院从院内装修设计开始，先让环境更亲和，对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医院有一些明确的要求，继而围绕孕产妇关心的问题举办一些保健讲座，并现场答疑，开设微信公号等。
“公立医院的医生也不是不想做优服务，是精力确实有限。诊室外面的人排成长队，只能挑最重点的说，不可能所有问题都讲解得那么清楚。”王大鹏坦言。
2018年初，成立近四年的北京大学医院馨蕙馨妇幼中心关闭。残酷的淘汰赛，在妇儿医疗行业已经展开。
作为一家二级医院，馨蕙馨妇幼中心和很多其他中高端妇产医院一样，连锁品牌、聘请资深专家、注重服务、提升就诊环境，开设从孕前教育到产后恢复的全链条科室，如今产科关闭，只保留妇科。
遭遇滑铁卢的不止这一家。被认为是行业翘楚的和美医疗2017年净利润下降70%，产科业务收入占比下降1.8%。新世纪医疗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医院服务中，妇产科收益在2017年占比也下降3.4%。
进入者增多使竞争激烈。2015年之后，涉足妇儿领域的上市公司有15家。普华永道此前公布了一组数据，妇儿专科是2012年-2016年境内医院并购的最热门领域，交易金额冠绝群雄，2016年单年并购总额高达21.11亿元。
新生儿数量在下滑，压缩了市场规模，无疑加剧了竞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的出生人口数为1723万人，反而相比上年减少了63万人。
如果中国新出生人口继续萎缩，那么规模效应较小的民营妇产医院必然最先受到冲击，展开末位淘汰。民营妇产医院的床位数大多在200张以下。
同样，也会对部分公立医院产生影响，尤其是二级医院与县级医院。三级医院的虹吸效应明显，2015年，三级医院床位量为205万张，到2017年，三级医院床位数量达到236万张。
在很多开始萎缩的二级医院，妇产科仍然是主力收入科室之一，如何维持竞争力也至关重要。徐州市一家二级医院在收缩到只有内、外、妇、儿四大科室之后，妇产科成为其床位数最多的科室，仍吸引到周边县市的患者。
竞争到这一田地，民营医院像以前那样靠几个名医和表面的服务已经撑不起来了。“必须有自己的团队建设，产科是团队作战，医疗水平才是突出重围的核心竞争力。”高峰指出。
起初，民营医院对公立医院不能造成威胁时，双方多有合作模式，民营医院借此解决没有主力医生的困境。或者是靠高薪直接从公立医院挖人。
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毛康娜告诉《财经》记者，“一个经验丰富的骨干医生一上午能看40个门诊病人，但一个新医生可能只能接待20个。”公立医院也希望留住骨干医生。
然而，现在已经不能依靠高出公立医院几倍的薪水挖人了，民营医院需要自己培养医生团队。公立医院的薪水在增长，还有灰色收入，民营医院盈利能力有限。一位民营医院的护士人员告诉《财经》记者，现在自己的工资比很多公立医院的还低一些。
民營医院也在收费项目上进行两极化调整，对独有专家资源的服务项目提高收费，降低技术含量低的服务收费。
无论怎样变化，在医疗领域，正如沃医妇产名医集团联合创始人龚晓明所说，大楼好盖，设备容易买，微笑服务可以教，唯独具备专业医疗服务技术的医生不容易培养出来。未来对人才的争夺，可能将这场竞争推向白热化。
（本文孕产妇皆为化名）
此前王大鹏不是没动过跳到体制外的心思，因担心民营医院“不靠谱”、职业发展不够稳定，这个决定延缓了几年。
如今妇产科的行业市场正在发生变化。2015年，全国民营医院数量首次超过公立医院，在民营专科医院中，妇产科医院的数量远超其他专科位列榜首。截至2016年，民营妇产科医疗机构的数量由2009年的262家增加到690家。
市场竞争加剧下，医疗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第一代民营妇产医院，面临洗牌、淘汰，定位中高端服务的第二代民营妇产医院强势来袭。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及大众医疗消费意识升级，专业可信赖、人性化的周到服务逐渐受到患者、医生、投资方和主管部门的认可。一二线城市及沿海地区成为中高端妇儿医院的聚集地，北京更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北京已有20家民营妇产医院登记在册。
妇产医院数量增加，妇产科医生人手紧张。“被挖走的都是经验丰富的中流砥柱，北大人民医院是指定接待高危孕产妇的机构，科室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和压力都明显增加。”此前王大鹏在诊疗工作外，还要参与培训、教学和科研。
但公立医院依然是多数孕产妇的选择，并且承担着最为复杂棘手的高危情况。近年来，为满足孕产妇家庭的多元需求，公立医院开设国际医疗部、特需门诊。为了应对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生育高峰，不少医院在2015年底着手床位扩增。“医院床位此前就是满负荷运转，场地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压缩其他科室床位来调整。”海淀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彭振耀向《财经》记者介绍，即将完工的新院区，可缓解老院的压力，还能提供更好的就医环境。
不过，生育高峰并没有如潮涌来，2017年新出生人口反而减少63万。缩水的蛋糕遇上更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妇产科医疗机构竞争之势加剧，再次迎来优胜劣汰。
信任选择的挑战
作为副主任医师，王大鹏在北大人民医院时大部分的工作精力都放在高危产妇的诊疗上，分娩中的风险瞬息万变。尤其是超过35岁的高龄产妇增多，使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的风险增大。而像孕期保健等日常工作大多交由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完成。
“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资深医生主要应对这些复杂的情况，保证安全。”王大鹏介绍。
公立医院是资深医生聚集地，科室齐全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强，会更好地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这也是环境虽差，公立医院仍然孕产妇排队扎堆的原因之一。“我们不缺患者。”彭振耀坦言。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前夕，原北京市卫计委方来英介绍，北京地区已审批产科床位近5000张，其中超半数在二级公立医院，只有约一成在营利性医院，这也是民营医院整体境遇的缩影。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到2017年底，民营医院数量已占全国医疗机构的60%以上，但床位数仅占同比总数的24.3%，诊疗人次占18%。
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中，获得各方信任，对民营妇产医院来说是进入市场必过的关卡。
“怀孕风险那么多，临时出了事再转院，耽误了怎么办。”一位孕妇对《财经》记者说，尽管家旁有一家民营妇产医院，她还是几经周折，托关系在比较远的北京妇产医院建档。
产科所需的硬件投入比较少，资本进入门槛低，因而早期鱼龙混杂涌入建民营妇产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产科主任常玲对《财经》记者说，确实有一些民营医院存在不规范诊疗的情况，难以获得孕产妇的信赖。
此前民营妇产医院被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过度医疗。2014年，宁夏卫计委通报银川丽人妇产医院人流手术用药时间过长。2018年，贵州省昇辉医院医生声称医院B超室不具备产前胎儿四维彩超的诊断检查条件，但是院方要求妇產科医师给孕妇开具四维彩超检查单。
某连锁妇产医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几年前该医院计划进入南方某省会城市，被当地卫生部门领导拒绝，理由是“我们这两年保持孕产妇零死亡率的成绩，你一家民营医院进来，如果管理出了问题怎么办”？
孕产妇死亡率是对医院和卫生系统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相应的，中国有硬规定，无论民营还是公立医院，高危产妇转诊制度，当出现一定高危指标时，强制转到指定的上级医院。常玲分析，因此不会出现推诿，产妇安全有保障。
公立医院也乐见规范的民营医院发展，“能够适当缓解（公立医院）病床紧张的问题。”彭振耀分析。
这几年，一些定位中高端服务的民营机构纷纷涌入，民营妇产医院市场经过一轮优胜劣汰，产妇和主管部门对民营妇产医院的信任逐渐增加。比如，北京市海淀区，是民营妇产医疗机构的主要分布地，海淀区虽有北医三院、海军总医院等多家综合性医院的产科，但仅有一家妇幼保健院，民营妇产医院却有5家。
民营妇产医院定位中高端，其实也受限于医生资源，很难在平价医疗方面与公立医院做差异化的竞争。
公立医院也看到新兴市场，和民营医院短兵相接的是医院的国际部，其收费高于公立医院，低于民营，且其中一部分可以进入医保报销。国际部医生都是本院妇产医生，医生资源有保证，有些医生医名在外，吸引了一些经济较好的群体。
胜在服务
37岁的华岐，家住北京回龙观附近，在生二胎时，她选择了附近新开的一家民营医院。
回龙观在城区与昌平区中间，在这片仅有3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近50万人口，近年来一批IT人士到此定居，然而配套医院设施还没有跟上。
“我2013年怀孕的时候算幸运了，积水潭回龙观院区刚建好，是这一片唯一的三甲医院。其他可选的医院都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华岐每次都要凌晨四五点到医院排队挂号，第一胎分娩的产程时间较长，加上紧张又不会用力，还被助产士呵斥。
在产后对侧切伤口缝合时，一名较为年轻的医生出现失误，换上另一位医生拆线重新缝合，导致本应在顺产后就能自由活动的华岐，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至今偶尔还会不舒服，华岐怨念颇深，认为有资深的医生却让年轻人操作，“态度不够负责”。 华岐二胎去了民营医院生产，每次产检至少交流20分钟、医护人员还会步步细心指导，华岐觉得“钱花得值”。
在留学期间，常玲看到国外就医环境，认为患者应该得到这样的服务，这必然是医疗服务机构发展的方向。于是她2004年离开公立医院，转而选择了当时还较薄弱的民营医院。
民营医院的服务越来越细。为了加强交流，不少民营妇产医院都会给产妇、医护人员建一个微信群，医生服务的好与坏都处在透明环境中，直接受到监督。
自进入民营医院成为团队负责人之后，王大鹏开始重视患者服务评价的反馈。“有的医生不适合到民营医院，他摆脱不了在公立医院对待患者的态度，不能很好地转换到服务者身份。”
服务好，在中高端市场竞争中是最直接有效的，一些民营医院极尽所能，比如，大肚产妇很头疼脱穿鞋，有民营医院在给产妇量体重时，体重仪器是坐式，坐下后再帮着孕妇脱鞋。北京圣宝妇产医院院长高峰告诉《财经》记者，高端民营妇产医院发展到今天，服务都差不多做透了。
未来高端民营医院在建立口碑上，还需开发出更多的卖点。一位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以前有民营医院为了避免产妇B超检查时耦合剂太凉，就把耦合剂放在宝宝奶瓶的保温装置中，现在医疗器械商已经开始提供耦合剂保温的配套设备。
竞争已经重塑了行业，公立医院也在改变。一些公立医院从院内装修设计开始，先让环境更亲和，对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医院有一些明确的要求，继而围绕孕产妇关心的问题举办一些保健讲座，并现场答疑，开设微信公号等。
“公立医院的医生也不是不想做优服务，是精力确实有限。诊室外面的人排成长队，只能挑最重点的说，不可能所有问题都讲解得那么清楚。”王大鹏坦言。
直面竞争
2018年初，成立近四年的北京大学医院馨蕙馨妇幼中心关闭。残酷的淘汰赛，在妇儿医疗行业已经展开。
作为一家二级医院，馨蕙馨妇幼中心和很多其他中高端妇产医院一样，连锁品牌、聘请资深专家、注重服务、提升就诊环境，开设从孕前教育到产后恢复的全链条科室，如今产科关闭，只保留妇科。
遭遇滑铁卢的不止这一家。被认为是行业翘楚的和美医疗2017年净利润下降70%，产科业务收入占比下降1.8%。新世纪医疗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医院服务中，妇产科收益在2017年占比也下降3.4%。
进入者增多使竞争激烈。2015年之后，涉足妇儿领域的上市公司有15家。普华永道此前公布了一组数据，妇儿专科是2012年-2016年境内医院并购的最热门领域，交易金额冠绝群雄，2016年单年并购总额高达21.11亿元。
新生儿数量在下滑，压缩了市场规模，无疑加剧了竞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的出生人口数为1723万人，反而相比上年减少了63万人。
如果中国新出生人口继续萎缩，那么规模效应较小的民营妇产医院必然最先受到冲击，展开末位淘汰。民营妇产医院的床位数大多在200张以下。
同样，也会对部分公立医院产生影响，尤其是二级医院与县级医院。三级医院的虹吸效应明显，2015年，三级医院床位量为205万张，到2017年，三级医院床位数量达到236万张。
在很多开始萎缩的二级医院，妇产科仍然是主力收入科室之一，如何维持竞争力也至关重要。徐州市一家二级医院在收缩到只有内、外、妇、儿四大科室之后，妇产科成为其床位数最多的科室，仍吸引到周边县市的患者。
竞争到这一田地，民营医院像以前那样靠几个名医和表面的服务已经撑不起来了。“必须有自己的团队建设，产科是团队作战，医疗水平才是突出重围的核心竞争力。”高峰指出。
起初，民营医院对公立医院不能造成威胁时，双方多有合作模式，民营医院借此解决没有主力医生的困境。或者是靠高薪直接从公立医院挖人。
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毛康娜告诉《财经》记者，“一个经验丰富的骨干医生一上午能看40个门诊病人，但一个新医生可能只能接待20个。”公立医院也希望留住骨干医生。
然而，现在已经不能依靠高出公立医院几倍的薪水挖人了，民营医院需要自己培养医生团队。公立医院的薪水在增长，还有灰色收入，民营医院盈利能力有限。一位民营医院的护士人员告诉《财经》记者，现在自己的工资比很多公立医院的还低一些。
民營医院也在收费项目上进行两极化调整，对独有专家资源的服务项目提高收费，降低技术含量低的服务收费。
无论怎样变化，在医疗领域，正如沃医妇产名医集团联合创始人龚晓明所说，大楼好盖，设备容易买，微笑服务可以教，唯独具备专业医疗服务技术的医生不容易培养出来。未来对人才的争夺，可能将这场竞争推向白热化。
（本文孕产妇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