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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权利”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为口头禅，成为一个人为自己的某些言行辩护的本能反应—尤其是这些言行，在道德上极有争议的时候。
比如，前段时间，上海地铁针对性骚扰增多的情况，发了一条微博提醒女士们穿着不要太暴露，以免引来“狼”的骚扰，结果惹了麻烦，引发了两位“女权行为艺术家”的抗议和很多人“怎么穿衣是人的自由、权利”的指责。
这种争议后，展现的是中国民众有了新的“权利意识”，不再总眼巴巴等着“启蒙”了。
但很有意思的是，对于宪法和法律承诺，然而在实践上还有待落实的那些自由、权利，由于有一定的风险，很多人往往保持着行动上的沉默。而对类似于在公共场合穿着暴露、出卖身体器官、换偶等的自由、权利，由于没有风险，并且其“敌人”就是今天已越来越弱势的道德，很多人非常热衷，为之辩护时振振有词。
宪法和法律所承诺的那些自由、权利，说明的是一个人的公民身份，这些自由和权利，对应着国家的政治义务。而在公共场合穿着暴露、出卖身体器官、换偶等，表征的只是一个具有“自我所有权”的人，它对应的，只是他人、社会尊重、包容的道德义务。
宪法、法律上的自由、权利好界定，然而，他人、社会有道德义务去尊重、包容一个人的某种自由、权利的边界是什么？一些人并不清楚。
事实也表明，那类把道德假定为敌人的“自由”、“权利”观念，还没有超出只认识这4个汉字的水平多远。换句话说，一些人把“自由”、“权利”当成抽象的大词来理解，说明“权利意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即“我有这个权利，但不知道这个权利的边界”。
它有一个特征，把“自由”、“权利”的观念当成一个人言行的正当性、合理性本身。比如，有人抬出“女人有身体的自主权、着装权”，也即政治哲学上讲的“自我所有权”来为穿着暴露辩护，而这两个“权”，天然地政治正确，无须辨析。
这是对“自由”、“权利”的浅薄理解。
比如我对我的手的运用，就是一种“身体的自主权”，但我显然没有权利去掐住别人的脖子。原因很简单，我伤害了别人。所以，任何一种自由、权利都有一个约束性条件。换言之，有它的道德基础，背离道德基础，自由、权利是无法证成的。恶法非法，就是此理。
而即使一种自由、权利可以证成，也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不受约束。
原因很简单，自由、权利的行使需要成本。纳税人的纳税，其实就是给自己在宪法、法律上所承诺的那些自由、权利的行使提供成本，逻辑上已经蕴含着国家必须承担兑现的义务。而在行使“自我所有权”时，他人和社会也会为此付出成本，包括道德成本。
那么，如果一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使，使他人、社会为他所付出的成本，远超出他约束这个自由、权利的行使而付出的成本时，他就有道德义务约束它。比如，虽然一个人有在公共场合衣着过于暴露的自由、权利，但从道德约束来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有老年人，有小孩，他会对别人造成不适或不良的影响，而他约束一下自己，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很容易看到，无顾忌地追求、放大这类自私自利的“自由”、“权利”，只能透支一个社会的道德成本，从而破坏它的道德基础和社会整合的纽带，使政治民主所要求的社会土壤劣质化。而这，可能带来的噩梦，恐怕是要多于福音的。
比如，前段时间，上海地铁针对性骚扰增多的情况，发了一条微博提醒女士们穿着不要太暴露，以免引来“狼”的骚扰，结果惹了麻烦，引发了两位“女权行为艺术家”的抗议和很多人“怎么穿衣是人的自由、权利”的指责。
这种争议后，展现的是中国民众有了新的“权利意识”，不再总眼巴巴等着“启蒙”了。
但很有意思的是，对于宪法和法律承诺，然而在实践上还有待落实的那些自由、权利，由于有一定的风险，很多人往往保持着行动上的沉默。而对类似于在公共场合穿着暴露、出卖身体器官、换偶等的自由、权利，由于没有风险，并且其“敌人”就是今天已越来越弱势的道德，很多人非常热衷，为之辩护时振振有词。
宪法和法律所承诺的那些自由、权利，说明的是一个人的公民身份，这些自由和权利，对应着国家的政治义务。而在公共场合穿着暴露、出卖身体器官、换偶等，表征的只是一个具有“自我所有权”的人，它对应的，只是他人、社会尊重、包容的道德义务。
宪法、法律上的自由、权利好界定，然而，他人、社会有道德义务去尊重、包容一个人的某种自由、权利的边界是什么？一些人并不清楚。
事实也表明，那类把道德假定为敌人的“自由”、“权利”观念，还没有超出只认识这4个汉字的水平多远。换句话说，一些人把“自由”、“权利”当成抽象的大词来理解，说明“权利意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即“我有这个权利，但不知道这个权利的边界”。
它有一个特征，把“自由”、“权利”的观念当成一个人言行的正当性、合理性本身。比如，有人抬出“女人有身体的自主权、着装权”，也即政治哲学上讲的“自我所有权”来为穿着暴露辩护，而这两个“权”，天然地政治正确，无须辨析。
这是对“自由”、“权利”的浅薄理解。
比如我对我的手的运用，就是一种“身体的自主权”，但我显然没有权利去掐住别人的脖子。原因很简单，我伤害了别人。所以，任何一种自由、权利都有一个约束性条件。换言之，有它的道德基础，背离道德基础，自由、权利是无法证成的。恶法非法，就是此理。
而即使一种自由、权利可以证成，也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不受约束。
原因很简单，自由、权利的行使需要成本。纳税人的纳税，其实就是给自己在宪法、法律上所承诺的那些自由、权利的行使提供成本，逻辑上已经蕴含着国家必须承担兑现的义务。而在行使“自我所有权”时，他人和社会也会为此付出成本，包括道德成本。
那么，如果一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使，使他人、社会为他所付出的成本，远超出他约束这个自由、权利的行使而付出的成本时，他就有道德义务约束它。比如，虽然一个人有在公共场合衣着过于暴露的自由、权利，但从道德约束来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有老年人，有小孩，他会对别人造成不适或不良的影响，而他约束一下自己，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很容易看到，无顾忌地追求、放大这类自私自利的“自由”、“权利”，只能透支一个社会的道德成本，从而破坏它的道德基础和社会整合的纽带，使政治民主所要求的社会土壤劣质化。而这，可能带来的噩梦，恐怕是要多于福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