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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元宵节，有着“微博反腐第一人”之称的周文彬离开利辛老家，到相隔200公里的亳州市，他需要为次日开庭的二审官司做一些准备。在走进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门前，从不抽烟的周文彬小跑到旁边的商店，花45块钱买了一包苏烟。“进去跟法官说说，抽抽烟。”
但法院门卫室的保安最终没有让他进去，理由是“法官不在，明天开庭说”。
周文彬是安徽亳州利辛县国土局的一名工作人员，状告他的单位——2011年4月13日，他因为不满自己土地中心所所长的职务被撤，愤而向亳州市纪委自首，并检举局长受贿，全程微博直播，引发舆论哗然。次日，该局新闻发言人在会议室向外界公布，周文彬是因为生活作风有问题而被免职——这引发了周更大的愤怒，开始起诉。
“微博自首”前后
2011年4月13日，周文彬起了一个大早。这一天，他比平常多穿了一条棉裤，还多带了一件棉袄。出门前，他没有跟妻子和孩子告别，而是径直去了离他家仅十几米之隔的同学家里，跟同学说，他要去一趟亳州，可能就回不来了，以后多帮忙照顾家里。
周文彬的这番话，让不明就里的同学一个劲地劝他不要做傻事。此时，除了知名网友张洪峰外，再没有人知道周文彬将用微博自首的方式去揭发他曾经行贿过的官员——1个月前，通过网络认识已有近半年的张洪峰给周文彬出了一个主意，可以通过微博自首的方式举报官员。
这对周文彬的震动非常大，他说，“上了5000就达到了立案的标准，就意味着人生要发生重大转折，自己将从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变成一个囚犯。”这样的结果让周文彬很难接受，但他知道，不如此不足以引起重视，就不可能把他行贿的官员拉下马。
此后，周文彬不断地在他自己想的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之间来回考量。“我学习了很多法律，得出两个结论：最好的结果就是纪委受理，我还能保住工作，最坏的结果就是，就算对我判刑，缓刑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有一个让周文彬纠结的是孩子。“孩子很难一下子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同学面前很可能都抬不起头。”
但无论如何，周文彬都没有把自己想去自首的想法告诉家人。因为他知道，一旦让家里人知道，他们就算是拼了命，也会阻止他，“妻子是老师，哥哥在公安局。”
对体制的纠结又让他如鲠在喉，一想起自己的被免，一想到对这个体制几乎贡献了自己的所有，他就愤怒起来：“好吧，咱们同归于尽。”后来，他告知张洪峰，已经下决心自首。“我好不了，大家都别想好了。”
张洪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这个过程中，他能从周文彬的语气中明确感受到周从犹豫、害怕到坚定、不怕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周文彬在去往安徽亳州市纪委自首的路上，发了第一条微博：“我现在在前往自首的车上，车大约还有10分钟出发，还有2个小时的行程就到目的地亳州。”随后，周文彬不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并被媒体描述成“反腐斗士”。
当天上午11时许，周文彬快步迈进亳州市纪委办公室。
众叛亲离
亳州市纪委并没有留周文彬。在经过3个多小时的谈话后，亳州市纪委以证据不足为由，让周文彬暂时回家，等候通知。
周文彬不相信，因为他觉得按照法律的规定，他不可能这么快就能回家。他便向纪委工作人员回话，“来了就没打算走，走了怎么办？”
纪委的人回了他一句:“自首什么啊，犯了什么错误了，这算什么，没事。”
当天下午，周文彬的哥哥，以及利辛县国土资源局的一位副局长赶到亳州市纪委，接走周文彬。组织上也不再让周文彬接受媒体采访。“如果继续接受采访，让我后果自负。”周文彬说。
从亳州市纪委归来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另类。“真的是众叛亲离，大家都忙着和他撇清关系。”利辛县国土资源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说。
周文彬的哥哥对他的所作所为很是气愤，“我哥哥认为，我让他以后在单位会很没面子，真的有事通过组织解决就行，不要让外面的人参与。”周文彬觉得他哥哥太不理解他的行为，兄弟俩就此闹僵。
妻子则是大哭一场：“万一出什么问题，家庭就没了，你死也不足惜，我也可以陪，但孩子怎么办。”周文彬说：“全国各地的亲戚也都知道了，打电话过来都是责备，没有一个支持，还有人说我怎么这么自私？”
更让他难过的是，朋友的关系在强权面前同样变得脆弱。“平日里很好的朋友也都在落井下石，我看到了人性最丑恶的本质。”
在微博自首前，周文彬也想通过组织解决问题，甚至通过一些同事之口放话出去，只要局里帮他保留副科级待遇，任何职务不要都可以，随便搁哪个部门都行。整整一年，“正常的渠道已经被堵死了，社会没有人呼应，检举信都落到了被检举人手里，不抱希望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文彬把这一年称为“潜伏的一年”。“这是一种潜伏，寻找犯罪人的证据。”周文彬说，“把他们拉下马，丢了工作我也愿意。”他觉得，这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得已而为之。
周文彬对体制的爱恨交加，或许通过他对微博的态度可以窥见一二。元宵节当天，在去往亳州市的大巴上，周文彬看着微博上一些人对体制的批判，转头笑着对记者说：“这么骂领导，怎么还可以允许这种东西存在。”但事实上，一回头，他就转了另一条批判体制的微博。
那些年，单位
曾经的周文彬，也想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理想。
1988年，刚刚20岁的周文彬因为没有考上好的大学，就通过家里的关系当时的利辛县国营企业——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上班。
那时，周文彬觉得这份工作给他带来了很体面的生活。“县领导、公安局长的儿子也都在那上班，我能进去，觉得很高兴，在同学面前也觉得有面子。”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由于企业效益不好，企业跟行政事业单位的身份差距开始显现。周文彬说，没有了铁饭碗，企业效益不断下滑，明显感觉到主人翁的地位没有了。他想通过努力进入行政单位，改变这种身份落差。
1993年，他等到了这样的机会。通过安徽省补充党政机关干部考试，他进入安徽省后备人才库，“成了一名国家正式干部”。次年，他被分配到利辛县城关镇土地所上班。但单位跟企业的风气早已不一样了——单位的领导只对上级负责，对下都不关心。
这种风气转变让周文彬多少有些难以接受，心里也极不舒服，但他自始自终都忍了。“那时候没有责任感，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周文彬说，“我那时候想着的就都是自己的前途。”
体制身份让他也体会到了权力的好处。周文彬说，不管走到哪，群众对他都很客气，到哪都有人请吃饭。至于具体的工作，用周的话来说就是，“吃吃喝喝又是一天”。然而，当面对更大权力时，矛盾发生了。
一次，周文彬下村巡察，发现有一户村民私自盖房，他走上前去没收了村民的“风刀”（砌墙用的刀），并让村民不得再继续修建。后来，这户村民找到他的上司，“送了一些烟酒”，还请了所有工作人员吃饭。饭桌上，不胜酒力的周文彬喝下了半瓶啤酒。
饭后，村民找周文彬要刀，他想都没想就领着村民到办公室把刀还了。临出门前被所长发现，所长一声吆喝：“放下，给我放下。”这样的场景让周文彬很是难堪，“以后还怎么在村民面前说话。”
越想越窝气的周文彬在一次酒后找到所长，质问他“村民该给的都给了，我们该吃的都吃了，为啥不把刀还给村民”。见所长不吱声，周文彬上去就给了所长一拳。这一拳，让28岁的周文彬失去了晋升的机会。“没有什么正义感，我就是为自己的面子才打的。”
人到中年
三十而立，周文彬仍是一个普通的科员，这让他觉得怀才不遇，但对体制仍充满希望，他觉得组织会想到他的。于是，在他的同事大都通过潜规则上位之时，他仍想着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
渐渐地，失去了年龄的优势，他开始意识到，只有服从潜规则，自己才有可能得到改变。但这时他发现已经无人可找，“找不到人，家里也没有经济条件，就算有钱，没人也送不出去。”
周文彬自嘲，那时候职位都是明码标价的，“我听说一个乡党委书记就是20万，乡长就是10万……”
升迁无望的周文彬，也曾想做一些小买卖。然而，1998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让大量工人失业，周文彬打了退堂鼓——“温水煮青蛙”式的工作环境让他失去了社会竞争力。“我已经不年轻了，还有孩子要养，那么多人失业，我出去能不能找到工作还说不定。”
他选择继续留在单位。
2007年9月，利辛县将原有的26个乡镇土管所合并为10个中心土管所，并公开招聘10名中心土管所所长。一年后，经笔试、面试等综合考核，周文彬应聘到胡集中心所任所长，试用期1年，享受副科级待遇。
这时候，周文彬想的就是去适应，“讨好拍马屁。”“为了照顾好局机关下乡的工作人员，从来没进过歌厅的他也和乡镇领导一起，请工作人员去吃饭唱歌。”
就在他面临转正的关头，利辛县国土资源局一把手易人。这时已经深谙官道的他，马上托人找到新局长，两次送了共9000块钱的礼品，“希望局长多多照顾我的工作。”一年后，他成为惟一的被撤职者。“很意外，我该做的都做了，领导把东西也收了。”周文彬说，“我愤怒了。”
“副科”的意义
周文彬说，就算当上了这个所长，他的工资也只不过1600块钱，对他们家的经济条件没有太多的改善，这个副科级，更多的是一种面子。“不是为了贪污，也不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在社会上有一个面子，特别是在我们县城。”
在周文彬看来，这个“面子”不仅仅是他的，也是家人的。“给家属一个交代，让他觉得这辈子选我没错；给孩子一个交代，在同学面前也好说话；给父母一个交代，让他们知道这辈子我没有白在官场。”
他曾这样想过，待职务转正之后，就申请找一个相对清闲一点的部门，平静地享受副科待遇，安稳退休。
不过，这样的待遇在享受一年后，却突然没了。这对他来说难以忍受。“我把所有的工资都搭进去了，付出太多太多，但最后一个副科都不能保住，这对我是不公平的……那就鱼死网破。没有吃不了的苦，只要你够落难，实在不行，我还可以上街蹲三轮车去，养活自己还是没问题的。”周文彬说，“想通了，领导在我面前就没有任何权威了，没必要害怕。”
2012年2月7日，周文彬起诉利辛国土局侵害名誉权案（因国土局开发布会说撤周是因为其作风有问题，编者注）在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为了省钱，周文彬的选择是，自己辩护。
此前的一审，他败诉。
但当天终究没有顺利开庭。周文彬以主审法官和他举报的受贿官员于强是同乡人为由，申请法官回避。不久后，法院工作人员站在第三法庭门口向周文彬宣布，择日再审。
周文彬开始收拾桌上准备的材料，当他意识到要对这名工作人员说点什么时，他猛地直起身子，抬起左手，做了一个标准的“伟人”动作，笑哈哈地说，“看来，我说的是对的。”
走出法院，周文彬看着门口车来车往，不紧不慢地说：“副科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不能再让名誉也被抹黑。”
但是，他能讨回自己的清白吗？
但法院门卫室的保安最终没有让他进去，理由是“法官不在，明天开庭说”。
周文彬是安徽亳州利辛县国土局的一名工作人员，状告他的单位——2011年4月13日，他因为不满自己土地中心所所长的职务被撤，愤而向亳州市纪委自首，并检举局长受贿，全程微博直播，引发舆论哗然。次日，该局新闻发言人在会议室向外界公布，周文彬是因为生活作风有问题而被免职——这引发了周更大的愤怒，开始起诉。
“微博自首”前后
2011年4月13日，周文彬起了一个大早。这一天，他比平常多穿了一条棉裤，还多带了一件棉袄。出门前，他没有跟妻子和孩子告别，而是径直去了离他家仅十几米之隔的同学家里，跟同学说，他要去一趟亳州，可能就回不来了，以后多帮忙照顾家里。
周文彬的这番话，让不明就里的同学一个劲地劝他不要做傻事。此时，除了知名网友张洪峰外，再没有人知道周文彬将用微博自首的方式去揭发他曾经行贿过的官员——1个月前，通过网络认识已有近半年的张洪峰给周文彬出了一个主意，可以通过微博自首的方式举报官员。
这对周文彬的震动非常大，他说，“上了5000就达到了立案的标准，就意味着人生要发生重大转折，自己将从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变成一个囚犯。”这样的结果让周文彬很难接受，但他知道，不如此不足以引起重视，就不可能把他行贿的官员拉下马。
此后，周文彬不断地在他自己想的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之间来回考量。“我学习了很多法律，得出两个结论：最好的结果就是纪委受理，我还能保住工作，最坏的结果就是，就算对我判刑，缓刑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有一个让周文彬纠结的是孩子。“孩子很难一下子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同学面前很可能都抬不起头。”
但无论如何，周文彬都没有把自己想去自首的想法告诉家人。因为他知道，一旦让家里人知道，他们就算是拼了命，也会阻止他，“妻子是老师，哥哥在公安局。”
对体制的纠结又让他如鲠在喉，一想起自己的被免，一想到对这个体制几乎贡献了自己的所有，他就愤怒起来：“好吧，咱们同归于尽。”后来，他告知张洪峰，已经下决心自首。“我好不了，大家都别想好了。”
张洪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这个过程中，他能从周文彬的语气中明确感受到周从犹豫、害怕到坚定、不怕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周文彬在去往安徽亳州市纪委自首的路上，发了第一条微博：“我现在在前往自首的车上，车大约还有10分钟出发，还有2个小时的行程就到目的地亳州。”随后，周文彬不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并被媒体描述成“反腐斗士”。
当天上午11时许，周文彬快步迈进亳州市纪委办公室。
众叛亲离
亳州市纪委并没有留周文彬。在经过3个多小时的谈话后，亳州市纪委以证据不足为由，让周文彬暂时回家，等候通知。
周文彬不相信，因为他觉得按照法律的规定，他不可能这么快就能回家。他便向纪委工作人员回话，“来了就没打算走，走了怎么办？”
纪委的人回了他一句:“自首什么啊，犯了什么错误了，这算什么，没事。”
当天下午，周文彬的哥哥，以及利辛县国土资源局的一位副局长赶到亳州市纪委，接走周文彬。组织上也不再让周文彬接受媒体采访。“如果继续接受采访，让我后果自负。”周文彬说。
从亳州市纪委归来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另类。“真的是众叛亲离，大家都忙着和他撇清关系。”利辛县国土资源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说。
周文彬的哥哥对他的所作所为很是气愤，“我哥哥认为，我让他以后在单位会很没面子，真的有事通过组织解决就行，不要让外面的人参与。”周文彬觉得他哥哥太不理解他的行为，兄弟俩就此闹僵。
妻子则是大哭一场：“万一出什么问题，家庭就没了，你死也不足惜，我也可以陪，但孩子怎么办。”周文彬说：“全国各地的亲戚也都知道了，打电话过来都是责备，没有一个支持，还有人说我怎么这么自私？”
更让他难过的是，朋友的关系在强权面前同样变得脆弱。“平日里很好的朋友也都在落井下石，我看到了人性最丑恶的本质。”
在微博自首前，周文彬也想通过组织解决问题，甚至通过一些同事之口放话出去，只要局里帮他保留副科级待遇，任何职务不要都可以，随便搁哪个部门都行。整整一年，“正常的渠道已经被堵死了，社会没有人呼应，检举信都落到了被检举人手里，不抱希望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文彬把这一年称为“潜伏的一年”。“这是一种潜伏，寻找犯罪人的证据。”周文彬说，“把他们拉下马，丢了工作我也愿意。”他觉得，这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得已而为之。
周文彬对体制的爱恨交加，或许通过他对微博的态度可以窥见一二。元宵节当天，在去往亳州市的大巴上，周文彬看着微博上一些人对体制的批判，转头笑着对记者说：“这么骂领导，怎么还可以允许这种东西存在。”但事实上，一回头，他就转了另一条批判体制的微博。
那些年，单位
曾经的周文彬，也想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理想。
1988年，刚刚20岁的周文彬因为没有考上好的大学，就通过家里的关系当时的利辛县国营企业——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上班。
那时，周文彬觉得这份工作给他带来了很体面的生活。“县领导、公安局长的儿子也都在那上班，我能进去，觉得很高兴，在同学面前也觉得有面子。”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由于企业效益不好，企业跟行政事业单位的身份差距开始显现。周文彬说，没有了铁饭碗，企业效益不断下滑，明显感觉到主人翁的地位没有了。他想通过努力进入行政单位，改变这种身份落差。
1993年，他等到了这样的机会。通过安徽省补充党政机关干部考试，他进入安徽省后备人才库，“成了一名国家正式干部”。次年，他被分配到利辛县城关镇土地所上班。但单位跟企业的风气早已不一样了——单位的领导只对上级负责，对下都不关心。
这种风气转变让周文彬多少有些难以接受，心里也极不舒服，但他自始自终都忍了。“那时候没有责任感，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周文彬说，“我那时候想着的就都是自己的前途。”
体制身份让他也体会到了权力的好处。周文彬说，不管走到哪，群众对他都很客气，到哪都有人请吃饭。至于具体的工作，用周的话来说就是，“吃吃喝喝又是一天”。然而，当面对更大权力时，矛盾发生了。
一次，周文彬下村巡察，发现有一户村民私自盖房，他走上前去没收了村民的“风刀”（砌墙用的刀），并让村民不得再继续修建。后来，这户村民找到他的上司，“送了一些烟酒”，还请了所有工作人员吃饭。饭桌上，不胜酒力的周文彬喝下了半瓶啤酒。
饭后，村民找周文彬要刀，他想都没想就领着村民到办公室把刀还了。临出门前被所长发现，所长一声吆喝：“放下，给我放下。”这样的场景让周文彬很是难堪，“以后还怎么在村民面前说话。”
越想越窝气的周文彬在一次酒后找到所长，质问他“村民该给的都给了，我们该吃的都吃了，为啥不把刀还给村民”。见所长不吱声，周文彬上去就给了所长一拳。这一拳，让28岁的周文彬失去了晋升的机会。“没有什么正义感，我就是为自己的面子才打的。”
人到中年
三十而立，周文彬仍是一个普通的科员，这让他觉得怀才不遇，但对体制仍充满希望，他觉得组织会想到他的。于是，在他的同事大都通过潜规则上位之时，他仍想着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
渐渐地，失去了年龄的优势，他开始意识到，只有服从潜规则，自己才有可能得到改变。但这时他发现已经无人可找，“找不到人，家里也没有经济条件，就算有钱，没人也送不出去。”
周文彬自嘲，那时候职位都是明码标价的，“我听说一个乡党委书记就是20万，乡长就是10万……”
升迁无望的周文彬，也曾想做一些小买卖。然而，1998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让大量工人失业，周文彬打了退堂鼓——“温水煮青蛙”式的工作环境让他失去了社会竞争力。“我已经不年轻了，还有孩子要养，那么多人失业，我出去能不能找到工作还说不定。”
他选择继续留在单位。
2007年9月，利辛县将原有的26个乡镇土管所合并为10个中心土管所，并公开招聘10名中心土管所所长。一年后，经笔试、面试等综合考核，周文彬应聘到胡集中心所任所长，试用期1年，享受副科级待遇。
这时候，周文彬想的就是去适应，“讨好拍马屁。”“为了照顾好局机关下乡的工作人员，从来没进过歌厅的他也和乡镇领导一起，请工作人员去吃饭唱歌。”
就在他面临转正的关头，利辛县国土资源局一把手易人。这时已经深谙官道的他，马上托人找到新局长，两次送了共9000块钱的礼品，“希望局长多多照顾我的工作。”一年后，他成为惟一的被撤职者。“很意外，我该做的都做了，领导把东西也收了。”周文彬说，“我愤怒了。”
“副科”的意义
周文彬说，就算当上了这个所长，他的工资也只不过1600块钱，对他们家的经济条件没有太多的改善，这个副科级，更多的是一种面子。“不是为了贪污，也不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在社会上有一个面子，特别是在我们县城。”
在周文彬看来，这个“面子”不仅仅是他的，也是家人的。“给家属一个交代，让他觉得这辈子选我没错；给孩子一个交代，在同学面前也好说话；给父母一个交代，让他们知道这辈子我没有白在官场。”
他曾这样想过，待职务转正之后，就申请找一个相对清闲一点的部门，平静地享受副科待遇，安稳退休。
不过，这样的待遇在享受一年后，却突然没了。这对他来说难以忍受。“我把所有的工资都搭进去了，付出太多太多，但最后一个副科都不能保住，这对我是不公平的……那就鱼死网破。没有吃不了的苦，只要你够落难，实在不行，我还可以上街蹲三轮车去，养活自己还是没问题的。”周文彬说，“想通了，领导在我面前就没有任何权威了，没必要害怕。”
2012年2月7日，周文彬起诉利辛国土局侵害名誉权案（因国土局开发布会说撤周是因为其作风有问题，编者注）在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为了省钱，周文彬的选择是，自己辩护。
此前的一审，他败诉。
但当天终究没有顺利开庭。周文彬以主审法官和他举报的受贿官员于强是同乡人为由，申请法官回避。不久后，法院工作人员站在第三法庭门口向周文彬宣布，择日再审。
周文彬开始收拾桌上准备的材料，当他意识到要对这名工作人员说点什么时，他猛地直起身子，抬起左手，做了一个标准的“伟人”动作，笑哈哈地说，“看来，我说的是对的。”
走出法院，周文彬看着门口车来车往，不紧不慢地说：“副科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不能再让名誉也被抹黑。”
但是，他能讨回自己的清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