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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当代无大师，批判文化氛围太浮躁
时值假期，画家霍春阳却比平时还忙。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他的两个小时里，前来敲门的人有六七拨，有的是来求画；有的是来求教；有的纯属拜访。思路屡屡被打断的他不胜其扰，从门后摸出一块“请勿打扰”的牌子，不慌不忙地挂了出去，显然是经常应对这种情况。然而，不一会儿，依旧有人敲门不止，霍春阳又是气愤又是无奈：“国画教授？我现在都快变成接待教授了。”
霍春阳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写意花鸟画家之一。他的工作室里，纸、笔、画作、书籍凌乱地堆着，把屋子中间的椅子都埋了起来；靠墙的架子上满是随意摆放的瓷器；太湖石、花花草草这一块，那一盆，看着繁杂无序。他的作品却极为简洁，线条缓急有序，意境深远。说话时，霍春阳语调少有变化，缓缓地抛出字句，如同一个修行多年的僧人，充满了沉稳和静气。
即便是中国人，懂国画的也是少数
霍春阳刚从英国交流回来。早在30多年前，他就时常飞赴香港、日本、美国等地交流。霍春阳也曾为国外红火的艺术场面所触动，却并不赞同让中国画“飞速”发展。“艺术发展应该是一条寂寞之道”，他说。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早的一次外出交流是上世纪80年代？
霍春阳：对。那时刚刚出名没几年，跟着叶浅予先生一行去香港。因为能接触一些高层次的艺术家，很兴奋。我记得见到了林风眠先生，去了香港大学，还认识了几位雕塑家。
环球人物杂志：当时内地在物质和文化方面应该都是比较落后的，您到香港有什么感受？
霍春阳：印象很深，香港比内地来讲，确实在物质方面先进很多。那个地方很有钱，有非常高级的场所，设施先进。表面上艺术的发展也是繁荣的、快速的。但随着我去交流的地方越多，越觉得长远看艺术不需要快速发展，而是越慢越好。艺术需要的是冷静、深刻、萧条、淡泊，而中国文化更是一种静的、慢的文化。它首先要求止，止后才能有定，定后才能有静。静下来才能出东西。“穷而后工”，这是一条寂寞之道。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您这次去英国伦敦是为了参加中国画的交流展览，您觉得中国画能否被外国人所欣赏？
霍春阳：因为今年伦敦举办奥运会，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国家在皇家美术馆办了展览。展览过程中来的人很多，但由于语言、文化方面的不同，外国人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懂中国画。因为中国画是个很深的东西，即便是中国人，真正懂国画的，也是少数。没有深刻的生命体验，没有博大的文化底蕴，是明白不了的。
环球人物杂志：这似乎不仅牵涉到中西方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也与中国人自己的传统、现代间的继承有关。那您觉得怎样让更多的人看懂中国画？
霍春阳：只能说慢慢来，文化是需要培养的。中国画不是纯粹的美术，它更多的是思想和文化传统。从美术机构的角度来说，多做一些展览，多举办一些交流活动；从个人来说，需要学习和充实自己，才能理解这种文化。
老想出新、开拓，这是时代的大病
作画时，霍春阳有个特殊习惯：动笔之前，他会对着白纸默默地看上片刻，眉头紧蹙，右手一提画笔，左手就缓缓扬起，仿佛比划着什么，待神足气饱下笔落墨时，笔力已透纸背。有人说他像太极高手般在“出招”画画；有人干脆说他是在作秀；也有人把这看做他在绘画上成功的秘诀，有模有样地跟着学，连出几根手指、手指的位置都悉心研究一番。
环球人物杂志：您作画前的动作是有意为之？
霍春阳：其实一点意识也没有。我喜欢用手来遮挡视线，经营位置，找下笔点。其实画家作画的姿态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走的，无论怎么画，把画画好最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找精确的下笔点是画中国画的关键一步？
霍春阳：找下笔点是在练造型。国画里有三观：造型观、笔墨观、境界观。年轻时要解决造型观、笔墨观。境界观是一种终生的体验，当然也是终生认知的过程。
我到五十七八岁以后，认识到形状不重要了，心境最重要，对自己的要求上，更多的是心境的提炼。
环球人物杂志：您所欣赏的艺术风格是什么样的？
霍春阳：自然、朴素、中正、博大、深刻。我不玩邪的，不玩奇的、怪的。人们总说“妖魔鬼怪”，“怪”能和其他3种列在一起，可见它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在我看来，“扬州八怪”并没什么好。
环球人物杂志：前人中您觉得称得上博大、深刻的，有哪几位？
霍春阳：米友仁、赵佶、钱选，包括后来的倪瓒、沈周、文征明，都比较深刻。
环球人物杂志：近代中国书画家呢？比如说齐白石、李可染、张大千这些人，他们达到哪种境界？
霍春阳：他们都是大家，但与前人比，还是在走下坡路。齐白石先生晚年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但是缺了书卷气，没有那种文质彬彬的形象；李可染先生在造型上很大气，但笔墨线条里的精神内涵和前人比起来差距还是不小的；张大千先生在技术表达上比较全面，但他后来的泼彩我是不太赞成的。因为它不空灵，轻重缓急刚柔表现得不够。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过活着的画家里没有能称得上大师的，为什么？
霍春阳：因为你总想“创”，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一种“有为”的思想；而绘画应该是“无为”的。我不认同“笔墨当随时代”的说法，笔墨可以因时代不同而调整，但不能随波逐流，要有所随，有所不随。老想出新、发展、开拓，这是时代的大病。“天”让你自由地发挥、呈现自己，你却不尊重自己的天性，失掉了艺术的感觉，也就失掉了最有价值的东西。
给学生人手一本《论语》
顺其自然，“成者自成”，这也是霍春阳对他自己绘画道路的总结。
霍春阳的爷爷是一位秀才，写一手漂亮的书法，还收集朋友的字画。家里过年过节都挂满了字画，霍春阳就在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长大。
“上学以后开始有大字课，我就喜欢写写画画。那时画一些电影里的人物，什么包青天、陈世美之类的，见什么画什么。”父母看他画得好，便一心支持。
1965年，本来想考美术专业的霍春阳，选择了天津美术学院染织专业。“当时是社会需要。天津是轻工业城市，纺织正在发展时期，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染织专业同花鸟画有一衣带水的关系，犹如兄弟手足。在所开设的课程之中，花鸟画为重中之重，被视为专业基础，而我之前就对花鸟画感兴趣，所以更爱画画了。”1969年，霍春阳毕业，虽然是留校任教，但他并没有停止学习，而是跟着天津美院主持国画教学工作的孙其峰老师学画，几乎尝遍所有画种，最后择一而修，选了花鸟。
“那时无人理睬我们，生活闲暇，无画出售，很清贫，但可以一心作画。孙先生画百鸟谱，我就画百花谱。每天从早上8点画到深夜11点。跟着孙先生‘厮混’5年，比读一个研究生时间还要长。”
1976年，霍春阳去泰山写生，看到春花开得漫山遍野，一下子被触动了。他与孙其峰老师合作了巨幅作品《山花烂漫》，名动四方。随之，又创作了《林间》、《浩然天地秋》等参加全国美展，引起广泛关注。他的绘画主张是：守虚、守静、忌火、忌躁。成名后，霍春阳也没有急着到处办展览，而是选择留在一方讲坛上，寂寞任教，很快担任了国画系主任。
每年入学时，霍春阳都会给新生发一本《论语》。“半部《论语》能治天下，画家的境界高低，除了天赋和悟性外，最重要的取决于文化底蕴。我曾苦读中国文化经典，从南开大学王双启教授的中国文学史到北京大学的‘中西方文化比较学’讲座，还专门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去学习，这是一种经验。”
“当代利益的诱惑太多，您的学生能静心研究画外功夫吗？”记者问道。霍春阳淡淡地回答：“说句真话，如果我年轻时是现在这种氛围，可能也踏实不下来。我庆幸自己生在那个年代。”
时值假期，画家霍春阳却比平时还忙。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他的两个小时里，前来敲门的人有六七拨，有的是来求画；有的是来求教；有的纯属拜访。思路屡屡被打断的他不胜其扰，从门后摸出一块“请勿打扰”的牌子，不慌不忙地挂了出去，显然是经常应对这种情况。然而，不一会儿，依旧有人敲门不止，霍春阳又是气愤又是无奈：“国画教授？我现在都快变成接待教授了。”
霍春阳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写意花鸟画家之一。他的工作室里，纸、笔、画作、书籍凌乱地堆着，把屋子中间的椅子都埋了起来；靠墙的架子上满是随意摆放的瓷器；太湖石、花花草草这一块，那一盆，看着繁杂无序。他的作品却极为简洁，线条缓急有序，意境深远。说话时，霍春阳语调少有变化，缓缓地抛出字句，如同一个修行多年的僧人，充满了沉稳和静气。
即便是中国人，懂国画的也是少数
霍春阳刚从英国交流回来。早在30多年前，他就时常飞赴香港、日本、美国等地交流。霍春阳也曾为国外红火的艺术场面所触动，却并不赞同让中国画“飞速”发展。“艺术发展应该是一条寂寞之道”，他说。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早的一次外出交流是上世纪80年代？
霍春阳：对。那时刚刚出名没几年，跟着叶浅予先生一行去香港。因为能接触一些高层次的艺术家，很兴奋。我记得见到了林风眠先生，去了香港大学，还认识了几位雕塑家。
环球人物杂志：当时内地在物质和文化方面应该都是比较落后的，您到香港有什么感受？
霍春阳：印象很深，香港比内地来讲，确实在物质方面先进很多。那个地方很有钱，有非常高级的场所，设施先进。表面上艺术的发展也是繁荣的、快速的。但随着我去交流的地方越多，越觉得长远看艺术不需要快速发展，而是越慢越好。艺术需要的是冷静、深刻、萧条、淡泊，而中国文化更是一种静的、慢的文化。它首先要求止，止后才能有定，定后才能有静。静下来才能出东西。“穷而后工”，这是一条寂寞之道。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您这次去英国伦敦是为了参加中国画的交流展览，您觉得中国画能否被外国人所欣赏？
霍春阳：因为今年伦敦举办奥运会，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国家在皇家美术馆办了展览。展览过程中来的人很多，但由于语言、文化方面的不同，外国人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懂中国画。因为中国画是个很深的东西，即便是中国人，真正懂国画的，也是少数。没有深刻的生命体验，没有博大的文化底蕴，是明白不了的。
环球人物杂志：这似乎不仅牵涉到中西方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也与中国人自己的传统、现代间的继承有关。那您觉得怎样让更多的人看懂中国画？
霍春阳：只能说慢慢来，文化是需要培养的。中国画不是纯粹的美术，它更多的是思想和文化传统。从美术机构的角度来说，多做一些展览，多举办一些交流活动；从个人来说，需要学习和充实自己，才能理解这种文化。
老想出新、开拓，这是时代的大病
作画时，霍春阳有个特殊习惯：动笔之前，他会对着白纸默默地看上片刻，眉头紧蹙，右手一提画笔，左手就缓缓扬起，仿佛比划着什么，待神足气饱下笔落墨时，笔力已透纸背。有人说他像太极高手般在“出招”画画；有人干脆说他是在作秀；也有人把这看做他在绘画上成功的秘诀，有模有样地跟着学，连出几根手指、手指的位置都悉心研究一番。
环球人物杂志：您作画前的动作是有意为之？
霍春阳：其实一点意识也没有。我喜欢用手来遮挡视线，经营位置，找下笔点。其实画家作画的姿态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走的，无论怎么画，把画画好最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找精确的下笔点是画中国画的关键一步？
霍春阳：找下笔点是在练造型。国画里有三观：造型观、笔墨观、境界观。年轻时要解决造型观、笔墨观。境界观是一种终生的体验，当然也是终生认知的过程。
我到五十七八岁以后，认识到形状不重要了，心境最重要，对自己的要求上，更多的是心境的提炼。
环球人物杂志：您所欣赏的艺术风格是什么样的？
霍春阳：自然、朴素、中正、博大、深刻。我不玩邪的，不玩奇的、怪的。人们总说“妖魔鬼怪”，“怪”能和其他3种列在一起，可见它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在我看来，“扬州八怪”并没什么好。
环球人物杂志：前人中您觉得称得上博大、深刻的，有哪几位？
霍春阳：米友仁、赵佶、钱选，包括后来的倪瓒、沈周、文征明，都比较深刻。
环球人物杂志：近代中国书画家呢？比如说齐白石、李可染、张大千这些人，他们达到哪种境界？
霍春阳：他们都是大家，但与前人比，还是在走下坡路。齐白石先生晚年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但是缺了书卷气，没有那种文质彬彬的形象；李可染先生在造型上很大气，但笔墨线条里的精神内涵和前人比起来差距还是不小的；张大千先生在技术表达上比较全面，但他后来的泼彩我是不太赞成的。因为它不空灵，轻重缓急刚柔表现得不够。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过活着的画家里没有能称得上大师的，为什么？
霍春阳：因为你总想“创”，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一种“有为”的思想；而绘画应该是“无为”的。我不认同“笔墨当随时代”的说法，笔墨可以因时代不同而调整，但不能随波逐流，要有所随，有所不随。老想出新、发展、开拓，这是时代的大病。“天”让你自由地发挥、呈现自己，你却不尊重自己的天性，失掉了艺术的感觉，也就失掉了最有价值的东西。
给学生人手一本《论语》
顺其自然，“成者自成”，这也是霍春阳对他自己绘画道路的总结。
霍春阳的爷爷是一位秀才，写一手漂亮的书法，还收集朋友的字画。家里过年过节都挂满了字画，霍春阳就在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长大。
“上学以后开始有大字课，我就喜欢写写画画。那时画一些电影里的人物，什么包青天、陈世美之类的，见什么画什么。”父母看他画得好，便一心支持。
1965年，本来想考美术专业的霍春阳，选择了天津美术学院染织专业。“当时是社会需要。天津是轻工业城市，纺织正在发展时期，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染织专业同花鸟画有一衣带水的关系，犹如兄弟手足。在所开设的课程之中，花鸟画为重中之重，被视为专业基础，而我之前就对花鸟画感兴趣，所以更爱画画了。”1969年，霍春阳毕业，虽然是留校任教，但他并没有停止学习，而是跟着天津美院主持国画教学工作的孙其峰老师学画，几乎尝遍所有画种，最后择一而修，选了花鸟。
“那时无人理睬我们，生活闲暇，无画出售，很清贫，但可以一心作画。孙先生画百鸟谱，我就画百花谱。每天从早上8点画到深夜11点。跟着孙先生‘厮混’5年，比读一个研究生时间还要长。”
1976年，霍春阳去泰山写生，看到春花开得漫山遍野，一下子被触动了。他与孙其峰老师合作了巨幅作品《山花烂漫》，名动四方。随之，又创作了《林间》、《浩然天地秋》等参加全国美展，引起广泛关注。他的绘画主张是：守虚、守静、忌火、忌躁。成名后，霍春阳也没有急着到处办展览，而是选择留在一方讲坛上，寂寞任教，很快担任了国画系主任。
每年入学时，霍春阳都会给新生发一本《论语》。“半部《论语》能治天下，画家的境界高低，除了天赋和悟性外，最重要的取决于文化底蕴。我曾苦读中国文化经典，从南开大学王双启教授的中国文学史到北京大学的‘中西方文化比较学’讲座，还专门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去学习，这是一种经验。”
“当代利益的诱惑太多，您的学生能静心研究画外功夫吗？”记者问道。霍春阳淡淡地回答：“说句真话，如果我年轻时是现在这种氛围，可能也踏实不下来。我庆幸自己生在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