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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大学李勉宇说过：“韩国人像猎狗。”猎狗一旦确定目标，就不想其他事情，一心只热衷于抓住目标，根本没有反思或冷静思考的余暇。
许多韩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同一时期开创，但韩国企业往往率先成为世界领先的企业，比如三星集团。三星几乎每进入一个新领域都比竞争对手晚：家电业务比松下晚了51年，半导体业务比英特尔迟了10年，手机业务也比诺基亚、摩托罗拉晚了很多年。但现在，三星在这三块领域的业务都已成为行业领军者。2012年7月27日，三星电子公布今年第二季度业绩：三星手机的销售额以及营业利润均超越苹果，成为全世界销量最大的手机品牌。
现代汽车也有这样的特点。1975年，现代运用从日本三菱引进的技术和意大利设计师的设计，制造出韩国第一辆汽车“小马”（PONY），比新中国的第一辆汽车“解放”晚了整整19年。但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现代汽车不仅超越了原先模仿的三菱，还在汽车行业低迷的情况下，于2012年上半年超越美国福特，成为全球销售量第四的汽车品牌。
为什么韩国企业能够后来者居上？
在韩国女孩金恩助的帮助下，我们走马灯似地采访了近20位教授、学者、政府官员、企业高层以及私营业主。对于韩国大企业崛起的原因，大家的看法出奇得一致，几乎每一位被采访人都会提到“韩国精神”这四个字。
“如果你要了解韩国企业的崛起，你就必须知道‘韩国精神’。”在首尔市南郊中小企业振兴院的办公大楼里，李铨荣院长再一次向我提及这四个字。
“究竟什么是‘韩国精神’呢？”
“那你就必须知道‘神气’。”他回答。
李院长所说的“神气”并非中文中的“神气”，而是由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韩国学系教授崔俊植创造出的一个新词。崔俊植认为，目前韩国正膨胀着一种特殊的“气”，可以将其命名为韩国文化的活跃性。现代韩国人快节奏地处理一切事情、韩国企业快速地崛起、“汉江奇迹”等等都与之相关。崔俊植总结，“神气”就象征着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韩国人洋溢着的精气神、活跃性、迅速敏捷性、临机应变能力强、好战、野性等性格特点。
“性格决定命运”，对个人而言如此，对企业、对国家或许也如此。
时刻准备着“竞争”
我是通过微博找到的金恩助。年初，她被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聘用，成为这家政府机构里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外国员工。不过最近她的工作签证出了些问题，这令她恰巧有时间和我一起去韩国。
出发那天，金恩助比约定的时间提早了半个小时到机场。她是个急性子，不喜欢迟到，也不喜欢拖拉。她总随身带着一个记日程的笔记本，随时把约定的时间、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她说，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因为要不停地赶补习班，所以时间、地点都要记清楚。
1980年，金恩助出生在一个中产阶层家庭。作为家中长女，她被父母寄予了厚望。和许多中国父母一样，大多数韩国父母一辈子最大的希望也是让孩子“出人头地”，而上名牌大学，成为律师、医生，或者进入三星、现代等韩国大企业则是“出人头地”的具体表现。
因为“出人头地”的压力，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恩助从小就时刻准备着“竞争”。最疯狂的时候，她每天清晨6点就要赶到补习班上课，下午放学到晚上11点，她还要在补习班学习。她把韩国社会这种时刻存在的竞争归结为一种“攀比心理”。“没有人比韩国人更喜欢攀比，更要面子了！”但她也坦承，在这一点上，她是个典型的韩国人——“不论做什么，我都要做得比别人好！”
恩助有两个妹妹。父母为她们姐妹仨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大妹妹在美国完成学业，三年前嫁给了一个意大利富二代，目前在意大利南部一座“城堡”里相夫教子。小妹妹曾在日本留学两年，现在暂时在家待业。后来我了解到，送孩子去留学已经成为韩国中产阶级的一个行为标准。但凡家庭条件允许，父母都会选择送孩子出国。不少人说，这一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留学潮为韩国企业储备了大量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人才。
危机之后，反而增加研发投入
恩助的父亲退休前是韩国能源管理公团的普通职员，大约十年前曾花四年的时间用双脚跑遍20多个国家，她的母亲则一直经营着一家烤鸭店。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当我们在恩助家那间名叫“33”的饭馆里一落座，恩助和母亲就为我们端上了烤鸭和包括泡菜在内的几个小菜。这是“33”饭店里所有的菜品了。韩国的饭馆一般只经营一种产品，比如“33”烤鸭店就只卖烤鸭，经营烤肉的就只卖烤肉，经营参鸡汤的就只卖参鸡汤。我曾开玩笑地对恩助说：“你们韩国人真是‘一根筋’！”恩助很认真地向我解释：“在韩国，如果你的餐馆里有很多菜，人们只会认为你什么都做不好。韩国人欣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把一件事做好的品质。”
我和恩助父亲的谈话从他十年前的环球跑步开始。“为什么要跑呢？”我很想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因为之前曾听恩助抱怨过，父亲为了完成跑遍这22个国家，不仅花掉了家中相当于几百万人民币的积蓄，甚至一度使家庭陷入困顿。
他的回答很长，整理一下逻辑，目的大致有两个：第一，年轻时身体不好，服兵役时没有好好表现。后来跑步让他强健了身体，所以想通过一次长跑弥补兵役时的遗憾；第二，1998年韩国和日本一起获得2002年世界杯的举办权，这对韩国人是件大事。而当时知道韩国的人并不多，所以他想通过跑这22个曾经举办过世界杯的国家，让更多人知道韩国。
“上个世纪90年代末，知道韩国的人还很少吗？韩国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了。”我有些不解。
“是的，但那时韩国的产品仍无法与日本企业相比。起亚汽车在国际市场销售时甚至不愿说自己是韩国产品。”他向我解释，产品是一个国家最好的名片，而90年代韩国企业主要还是在为欧美日企业代工。
在他看来，1998年的金融危机是韩国企业崛起的契机，也是韩企向日企靠拢的分水岭。“危机之后，我们的企业不但没有减少研发资金，反而增加了对研发的投入。”
“这是一种整合力”
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历了一系列民主运动，如今大企业的影响虽然依旧深远，但韩国政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抵达首尔，第一个惊喜便是金恩助帮我安排的酒店——首尔合作伙伴公寓。这座位于首尔市中心、装修精美、具有五星级条件的酒店，收费却异常便宜：一间商务大套间只需要人民币460元，低于一般青年旅舍的价格。
了解之后才知道，这座韩屋风格的公寓本是首尔市长官邸，快建成时，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的中小企业受到重创，当时的首尔市长吴世勋遂将此处让出，作为中小企业接待外国合作伙伴的宾馆。
因为对首尔市政府这一扶植中小企业的措施感兴趣，我请金恩助联系这座公寓的主管单位首尔市中小企业振兴院（SBA）。于是我们碰上了另一个惊喜——李铨荣院长。他曾是韩国浦项工科大学的教授、韩国最大的钢铁财团POSCO（浦项钢铁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简单地说，这所大学就是为了POSCO而建的。它模仿了MIT和斯坦福的技术产业模式，着重于技术在商业用途上的研究。”李院长告诉我们，在过去40年，政府、企业和学校的联动是韩国大财团发展的一大特点。
李院长个人是浦项工大的第一位教授。他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同时代的电脑程序员，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与他们相识。他是乔布斯的粉丝，说起乔布斯的理念滔滔不绝。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和乔布斯一样是跨在技术和商业之间的桥梁。在40年的职业生涯里，他主要的成就便是在浦项工大建立了创业孵化中心、技术项目化中心、科技园和风险基金，以帮助新技术实现广泛的商业化。
李院长个人工作的转变或许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韩国政府的转变——从有选择地扶植大企业到培养中小企业。
“为什么一些韩国大企业能够后来居上，成为行业中的领军者呢？”整合力是李院长区别于其他人的回答。韩国大财团从上世纪60年代发展到现在，不是在纵向上打通产业链上的每一环，就是在横向上打通商业的不同领域，或者两种情况皆有。以三星为例，在所有的手机厂商中，三星的产业链条最完善，涵盖了最上游的CPU、NAND闪存、DRAM内存、显示屏、摄像头、电池制造，中游的手机设计、品牌影响、组装制造，一直到最下游的销售渠道。同时它又几乎染指所有的电子产品，电视、相机、冰箱等等。这令它在生产和研发上比其他国际品牌都更具有可控性和灵活性。
“简单地说，西方企业一般只制作一种产品，但韩国企业有很多种产品。在产品与产品之间就会有融合。比如，三星既有手机，又有半导体，还有电视，把它们融合起来三星手机就比苹果手机更具有竞争力。”
李院长认为整合力是一个战略发展的问题。韩国企业一开始的整合是为了降低成本，控制产业链，而未来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则将来自于技术与文化的整合。
就在前不久，SBA大楼旁的体育场里举办了一场韩国偶像组合JYJ的粉丝见面会。“当时动用了110架飞机，700台大巴，请来了400名翻译，来了7000多日本人和15000多韩国人。他们在这里整整‘疯’了三天，人均消费韩元150万韩币相当于人民币8333.3元。”李院长手舞足蹈地向我们描述起了当时的盛况。
“这是我们的增长动力。把IT和文化合在一起可以迅速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赶超别人很容易，但有自己的创意就不一样了。”
有设计才有附加值
允德勇应该是金恩助最敬佩的人了。他是恩助在韩国设计振兴院时的上司。从外表来看，允德勇并没有什么特别。不过，聊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他确实具有独特的魅力。他对事物的观察敏锐，不容易被人左右。
稍事寒暄，我们便出发。第一站是位于首尔市中心的东大门设计大厦和公园（DDP）。现在，允德勇是首尔设计财团的室长。设计财团是首尔的政府机构，专门致力于首尔市的设计扶持和管理工作。
历史上，东大门地区一直是首尔的商贸中心。2007年，首尔市想让这个地方更具有经济活力，特别是要扶植设计产业，所以要在此建立新场馆，为企业、商人、设计师、原料提供商提供交流的机会。
允室长说：“设计太重要了，它和每个行业都相关，电子、汽车、时装等等，有设计才有品牌，才有附加值。”他接着说，“事实上，韩国企业一开始只关注质量。但1970年左右，三星、现代等大企业开始关注到，高水平的设计在世界市场上很重要，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公司里建立设计团队。30年后的今天，这些企业也在当初的决策中获得收益。现在，价格优势对于韩国企业来说意义已经减小，因为中国企业可以制造出更便宜的产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韩国政府也意识到，我们无法与中国在价格上进行竞争，所以政府需要引导企业升级。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将设计管理的理念传播到更多的中小公司。”
DDP参观之旅的最后一站是两年前率先开张的遗址公园。在公园一角的玻璃屋里，正在举办以《小王子》为主题的儿童展览。允室长对我说：“我们总是强调培养年轻人的设计和创新，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从孩子的时候就培养他们对美的感受。为他们建造漂亮的幼儿园，让他们看到各种色彩的搭配，让他们能用手去触摸，这都是很好的经验。”
韩国KBS曾做过一个关于韩国设计师的纪录片。纪录片中说：“韩国是出设计师最多的国家，全世界1/6的汽车设计师都来自韩国。”
我问允室长如何看待三星的发展。他的回答在我的预料之内：“三星的发展，在于李健熙对于设计的重视。”允室长告诉我，其实三星在核心技术上与日本企业相比仍稍逊一筹，但是他们在设计上的努力弥补了技术上的不足。
“但设计并不只是外观设计。”他提醒我，“比如，刚开始时，冰箱的冷冻室在上面，冷藏室在下面，后来设计师发现，消费者用冷藏室的频率要远远大于冷冻室，所以冰箱的设计者就把冷藏室改到了上面。企业不能单纯根据市场导向生产，也要看消费者的需求，这就是设计的价值，也是三星的竞争力。”
我们最后一站去了Leeum（李馆美术馆）。这座以李氏命名的博物馆，由三星集团出资建造，李健熙的夫人洪罗喜任馆长。Leeum位于首尔俯瞰全城的南山上，两个馆内分别展出了大批韩国古代珍品，以及洪罗喜搜集的韩国和海外的近现代艺术品。在韩国，洪罗喜被称为是“美术界的总统”。不少采访人都认为李健熙对设计的重视，有洪罗喜的影响。 “企业的董事长都需要有个设计师顾问。”前一天，在首尔北部弘毅大学旁一幢三层洋楼里，韩国著名工业设计师赵英吉先生的话犹在耳边，又听允室长说：“企业的每个环节都需要设计师的参与。”他把这称作为“设计管理”。
允室长耐心地向我解释：“设计管理的特点在于它可以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趋向。不重视设计管理的企业只强调产品的价格，不考虑消费者的心理，只是站在供应者的立场上进行思考。有设计管理部门的话，会从消费者的消费趋向开始调查，设计出迎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允室长说，正因为此，他个人认为中国企业和韩国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务，中国企业仍停留在商品的销售和售后的服务上，产品的体验感如何、是否迎合消费者的需要，还需要体验设计师、需要设计管理。而三星、现代等目前发展比较好的韩国企业都是比较早引进设计管理的企业。
“快快文化”
夜晚的东大门和白天的东大门是两个世界。
晚上10点，我跟着东大门市场里的一名中国代购聂沅凯在市场里扫货是一件开眼的事。在一间间装修得统一、精美的档口徘徊，人们听着市场里的K-POP（韩流歌曲）的节奏忙碌地打包、搬运、发货，这时，你能深刻地感觉到，这就是韩国人常说的“快快文化”。
韩国人的“快快文化”体现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在韩国，我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吧嘞，吧嘞”，即“快一点，快一点”。每一次吃饭，我总也赶不上韩国人的速度。而在企业里，这种“快快文化”更被认为是制胜的关键。我们访谈的不少专家都认为，“快速的反应”是韩国企业成功的又一大原因。金重熙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年60岁的金重熙是韩国汽车工业会副会长。他曾是现代汽车第一位外派专家，参与过韩国第一辆车“小马”的研发。在谈到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领先时，他以现代为例子说：“现代领导层的快速决定权对现代汽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影响。投资开发一辆新车的时候，往往要投入销售的三分之一，可能会有很大风险。其他公司往往会先收集数据，研究三到五年，然后再开研讨会是否研发。这样就放慢了汽车研发的速度。但现代有很强的领导力，崇尚快速决策，在市场上占得了先机。”
金重熙说：“现在从汽车的整体销售量来看，韩国超过了日本。汽车是很多领域的结合体，并不是单看技术的产品，它还包含艺术。”
金重熙说：“现代企业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所有的技术信息都很公开。谁发展得最快，关键要看谁对其他领域技术的结合与运用做得最好。”而这，也就是李铨荣教授所说的整合。
“神气”与“铝锅秉性”
在我离开韩国的前一天，我到了光化门。这里相当于韩国的天安门，也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红魔”们聚集的地方。
我对“红魔”是有印象的。十年前日韩世界杯举办时，我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韩国社区里。那时整个社区被“红魔”们涂成了红色，每家门口都悬挂起了韩国国旗，有车一族在自己的车上也插上了国旗。每当有韩国队比赛时，即使是对着电视荧屏，这些球迷们也会一边拍手，一边狂热地高喊自己国家的国号，景象非常壮观。
在崔俊植的“神气”理论里，“红魔”助威热潮的内核便是含有充满韩国人神气的集体狂气。一经奋起就不顾左右、勇猛直前的韩国人姿态。他说，通过“红魔”，你可以发现韩国人所固有的基本性格，即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不罢休，一定要坚持到底的极端倾向。
我想，这是对韩国人精神气质最好的总结。
首尔大学李勉宇说过：“韩国人像猎狗。”猎狗一旦确定目标，就不想其他事情，一心只热衷于抓住目标，根本没有反思或冷静思考的余暇。可是抓到目标物以后，猎狗无事可做就来回溜达，之前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很快消退。韩国人把这种特点称为“铝锅秉性”（铝锅火旺时马上烧开沸腾，关火后则迅速冷却下来），用中文简单地说就是“热得快，冷得也快”。
我想，经典的设计、独特的风格都需要时间的沉淀，我们不会用热得快凉得也快的铝锅来做长时间的煎熬，就像猎狗在追赶上猎物之后就会忘记前行的路线，善于后来居上的韩国企业，在成为领先者之后，是否需要改变自己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才能保持继续领先？
（据《全球商业经典》2012年9月号，有删改）
许多韩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同一时期开创，但韩国企业往往率先成为世界领先的企业，比如三星集团。三星几乎每进入一个新领域都比竞争对手晚：家电业务比松下晚了51年，半导体业务比英特尔迟了10年，手机业务也比诺基亚、摩托罗拉晚了很多年。但现在，三星在这三块领域的业务都已成为行业领军者。2012年7月27日，三星电子公布今年第二季度业绩：三星手机的销售额以及营业利润均超越苹果，成为全世界销量最大的手机品牌。
现代汽车也有这样的特点。1975年，现代运用从日本三菱引进的技术和意大利设计师的设计，制造出韩国第一辆汽车“小马”（PONY），比新中国的第一辆汽车“解放”晚了整整19年。但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现代汽车不仅超越了原先模仿的三菱，还在汽车行业低迷的情况下，于2012年上半年超越美国福特，成为全球销售量第四的汽车品牌。
为什么韩国企业能够后来者居上？
在韩国女孩金恩助的帮助下，我们走马灯似地采访了近20位教授、学者、政府官员、企业高层以及私营业主。对于韩国大企业崛起的原因，大家的看法出奇得一致，几乎每一位被采访人都会提到“韩国精神”这四个字。
“如果你要了解韩国企业的崛起，你就必须知道‘韩国精神’。”在首尔市南郊中小企业振兴院的办公大楼里，李铨荣院长再一次向我提及这四个字。
“究竟什么是‘韩国精神’呢？”
“那你就必须知道‘神气’。”他回答。
李院长所说的“神气”并非中文中的“神气”，而是由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韩国学系教授崔俊植创造出的一个新词。崔俊植认为，目前韩国正膨胀着一种特殊的“气”，可以将其命名为韩国文化的活跃性。现代韩国人快节奏地处理一切事情、韩国企业快速地崛起、“汉江奇迹”等等都与之相关。崔俊植总结，“神气”就象征着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韩国人洋溢着的精气神、活跃性、迅速敏捷性、临机应变能力强、好战、野性等性格特点。
“性格决定命运”，对个人而言如此，对企业、对国家或许也如此。
时刻准备着“竞争”
我是通过微博找到的金恩助。年初，她被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聘用，成为这家政府机构里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外国员工。不过最近她的工作签证出了些问题，这令她恰巧有时间和我一起去韩国。
出发那天，金恩助比约定的时间提早了半个小时到机场。她是个急性子，不喜欢迟到，也不喜欢拖拉。她总随身带着一个记日程的笔记本，随时把约定的时间、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她说，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因为要不停地赶补习班，所以时间、地点都要记清楚。
1980年，金恩助出生在一个中产阶层家庭。作为家中长女，她被父母寄予了厚望。和许多中国父母一样，大多数韩国父母一辈子最大的希望也是让孩子“出人头地”，而上名牌大学，成为律师、医生，或者进入三星、现代等韩国大企业则是“出人头地”的具体表现。
因为“出人头地”的压力，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恩助从小就时刻准备着“竞争”。最疯狂的时候，她每天清晨6点就要赶到补习班上课，下午放学到晚上11点，她还要在补习班学习。她把韩国社会这种时刻存在的竞争归结为一种“攀比心理”。“没有人比韩国人更喜欢攀比，更要面子了！”但她也坦承，在这一点上，她是个典型的韩国人——“不论做什么，我都要做得比别人好！”
恩助有两个妹妹。父母为她们姐妹仨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大妹妹在美国完成学业，三年前嫁给了一个意大利富二代，目前在意大利南部一座“城堡”里相夫教子。小妹妹曾在日本留学两年，现在暂时在家待业。后来我了解到，送孩子去留学已经成为韩国中产阶级的一个行为标准。但凡家庭条件允许，父母都会选择送孩子出国。不少人说，这一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留学潮为韩国企业储备了大量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人才。
危机之后，反而增加研发投入
恩助的父亲退休前是韩国能源管理公团的普通职员，大约十年前曾花四年的时间用双脚跑遍20多个国家，她的母亲则一直经营着一家烤鸭店。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当我们在恩助家那间名叫“33”的饭馆里一落座，恩助和母亲就为我们端上了烤鸭和包括泡菜在内的几个小菜。这是“33”饭店里所有的菜品了。韩国的饭馆一般只经营一种产品，比如“33”烤鸭店就只卖烤鸭，经营烤肉的就只卖烤肉，经营参鸡汤的就只卖参鸡汤。我曾开玩笑地对恩助说：“你们韩国人真是‘一根筋’！”恩助很认真地向我解释：“在韩国，如果你的餐馆里有很多菜，人们只会认为你什么都做不好。韩国人欣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把一件事做好的品质。”
我和恩助父亲的谈话从他十年前的环球跑步开始。“为什么要跑呢？”我很想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因为之前曾听恩助抱怨过，父亲为了完成跑遍这22个国家，不仅花掉了家中相当于几百万人民币的积蓄，甚至一度使家庭陷入困顿。
他的回答很长，整理一下逻辑，目的大致有两个：第一，年轻时身体不好，服兵役时没有好好表现。后来跑步让他强健了身体，所以想通过一次长跑弥补兵役时的遗憾；第二，1998年韩国和日本一起获得2002年世界杯的举办权，这对韩国人是件大事。而当时知道韩国的人并不多，所以他想通过跑这22个曾经举办过世界杯的国家，让更多人知道韩国。
“上个世纪90年代末，知道韩国的人还很少吗？韩国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了。”我有些不解。
“是的，但那时韩国的产品仍无法与日本企业相比。起亚汽车在国际市场销售时甚至不愿说自己是韩国产品。”他向我解释，产品是一个国家最好的名片，而90年代韩国企业主要还是在为欧美日企业代工。
在他看来，1998年的金融危机是韩国企业崛起的契机，也是韩企向日企靠拢的分水岭。“危机之后，我们的企业不但没有减少研发资金，反而增加了对研发的投入。”
“这是一种整合力”
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历了一系列民主运动，如今大企业的影响虽然依旧深远，但韩国政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抵达首尔，第一个惊喜便是金恩助帮我安排的酒店——首尔合作伙伴公寓。这座位于首尔市中心、装修精美、具有五星级条件的酒店，收费却异常便宜：一间商务大套间只需要人民币460元，低于一般青年旅舍的价格。
了解之后才知道，这座韩屋风格的公寓本是首尔市长官邸，快建成时，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的中小企业受到重创，当时的首尔市长吴世勋遂将此处让出，作为中小企业接待外国合作伙伴的宾馆。
因为对首尔市政府这一扶植中小企业的措施感兴趣，我请金恩助联系这座公寓的主管单位首尔市中小企业振兴院（SBA）。于是我们碰上了另一个惊喜——李铨荣院长。他曾是韩国浦项工科大学的教授、韩国最大的钢铁财团POSCO（浦项钢铁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简单地说，这所大学就是为了POSCO而建的。它模仿了MIT和斯坦福的技术产业模式，着重于技术在商业用途上的研究。”李院长告诉我们，在过去40年，政府、企业和学校的联动是韩国大财团发展的一大特点。
李院长个人是浦项工大的第一位教授。他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同时代的电脑程序员，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与他们相识。他是乔布斯的粉丝，说起乔布斯的理念滔滔不绝。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和乔布斯一样是跨在技术和商业之间的桥梁。在40年的职业生涯里，他主要的成就便是在浦项工大建立了创业孵化中心、技术项目化中心、科技园和风险基金，以帮助新技术实现广泛的商业化。
李院长个人工作的转变或许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韩国政府的转变——从有选择地扶植大企业到培养中小企业。
“为什么一些韩国大企业能够后来居上，成为行业中的领军者呢？”整合力是李院长区别于其他人的回答。韩国大财团从上世纪60年代发展到现在，不是在纵向上打通产业链上的每一环，就是在横向上打通商业的不同领域，或者两种情况皆有。以三星为例，在所有的手机厂商中，三星的产业链条最完善，涵盖了最上游的CPU、NAND闪存、DRAM内存、显示屏、摄像头、电池制造，中游的手机设计、品牌影响、组装制造，一直到最下游的销售渠道。同时它又几乎染指所有的电子产品，电视、相机、冰箱等等。这令它在生产和研发上比其他国际品牌都更具有可控性和灵活性。
“简单地说，西方企业一般只制作一种产品，但韩国企业有很多种产品。在产品与产品之间就会有融合。比如，三星既有手机，又有半导体，还有电视，把它们融合起来三星手机就比苹果手机更具有竞争力。”
李院长认为整合力是一个战略发展的问题。韩国企业一开始的整合是为了降低成本，控制产业链，而未来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则将来自于技术与文化的整合。
就在前不久，SBA大楼旁的体育场里举办了一场韩国偶像组合JYJ的粉丝见面会。“当时动用了110架飞机，700台大巴，请来了400名翻译，来了7000多日本人和15000多韩国人。他们在这里整整‘疯’了三天，人均消费韩元150万韩币相当于人民币8333.3元。”李院长手舞足蹈地向我们描述起了当时的盛况。
“这是我们的增长动力。把IT和文化合在一起可以迅速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赶超别人很容易，但有自己的创意就不一样了。”
有设计才有附加值
允德勇应该是金恩助最敬佩的人了。他是恩助在韩国设计振兴院时的上司。从外表来看，允德勇并没有什么特别。不过，聊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他确实具有独特的魅力。他对事物的观察敏锐，不容易被人左右。
稍事寒暄，我们便出发。第一站是位于首尔市中心的东大门设计大厦和公园（DDP）。现在，允德勇是首尔设计财团的室长。设计财团是首尔的政府机构，专门致力于首尔市的设计扶持和管理工作。
历史上，东大门地区一直是首尔的商贸中心。2007年，首尔市想让这个地方更具有经济活力，特别是要扶植设计产业，所以要在此建立新场馆，为企业、商人、设计师、原料提供商提供交流的机会。
允室长说：“设计太重要了，它和每个行业都相关，电子、汽车、时装等等，有设计才有品牌，才有附加值。”他接着说，“事实上，韩国企业一开始只关注质量。但1970年左右，三星、现代等大企业开始关注到，高水平的设计在世界市场上很重要，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公司里建立设计团队。30年后的今天，这些企业也在当初的决策中获得收益。现在，价格优势对于韩国企业来说意义已经减小，因为中国企业可以制造出更便宜的产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韩国政府也意识到，我们无法与中国在价格上进行竞争，所以政府需要引导企业升级。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将设计管理的理念传播到更多的中小公司。”
DDP参观之旅的最后一站是两年前率先开张的遗址公园。在公园一角的玻璃屋里，正在举办以《小王子》为主题的儿童展览。允室长对我说：“我们总是强调培养年轻人的设计和创新，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从孩子的时候就培养他们对美的感受。为他们建造漂亮的幼儿园，让他们看到各种色彩的搭配，让他们能用手去触摸，这都是很好的经验。”
韩国KBS曾做过一个关于韩国设计师的纪录片。纪录片中说：“韩国是出设计师最多的国家，全世界1/6的汽车设计师都来自韩国。”
我问允室长如何看待三星的发展。他的回答在我的预料之内：“三星的发展，在于李健熙对于设计的重视。”允室长告诉我，其实三星在核心技术上与日本企业相比仍稍逊一筹，但是他们在设计上的努力弥补了技术上的不足。
“但设计并不只是外观设计。”他提醒我，“比如，刚开始时，冰箱的冷冻室在上面，冷藏室在下面，后来设计师发现，消费者用冷藏室的频率要远远大于冷冻室，所以冰箱的设计者就把冷藏室改到了上面。企业不能单纯根据市场导向生产，也要看消费者的需求，这就是设计的价值，也是三星的竞争力。”
我们最后一站去了Leeum（李馆美术馆）。这座以李氏命名的博物馆，由三星集团出资建造，李健熙的夫人洪罗喜任馆长。Leeum位于首尔俯瞰全城的南山上，两个馆内分别展出了大批韩国古代珍品，以及洪罗喜搜集的韩国和海外的近现代艺术品。在韩国，洪罗喜被称为是“美术界的总统”。不少采访人都认为李健熙对设计的重视，有洪罗喜的影响。 “企业的董事长都需要有个设计师顾问。”前一天，在首尔北部弘毅大学旁一幢三层洋楼里，韩国著名工业设计师赵英吉先生的话犹在耳边，又听允室长说：“企业的每个环节都需要设计师的参与。”他把这称作为“设计管理”。
允室长耐心地向我解释：“设计管理的特点在于它可以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趋向。不重视设计管理的企业只强调产品的价格，不考虑消费者的心理，只是站在供应者的立场上进行思考。有设计管理部门的话，会从消费者的消费趋向开始调查，设计出迎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允室长说，正因为此，他个人认为中国企业和韩国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务，中国企业仍停留在商品的销售和售后的服务上，产品的体验感如何、是否迎合消费者的需要，还需要体验设计师、需要设计管理。而三星、现代等目前发展比较好的韩国企业都是比较早引进设计管理的企业。
“快快文化”
夜晚的东大门和白天的东大门是两个世界。
晚上10点，我跟着东大门市场里的一名中国代购聂沅凯在市场里扫货是一件开眼的事。在一间间装修得统一、精美的档口徘徊，人们听着市场里的K-POP（韩流歌曲）的节奏忙碌地打包、搬运、发货，这时，你能深刻地感觉到，这就是韩国人常说的“快快文化”。
韩国人的“快快文化”体现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在韩国，我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吧嘞，吧嘞”，即“快一点，快一点”。每一次吃饭，我总也赶不上韩国人的速度。而在企业里，这种“快快文化”更被认为是制胜的关键。我们访谈的不少专家都认为，“快速的反应”是韩国企业成功的又一大原因。金重熙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年60岁的金重熙是韩国汽车工业会副会长。他曾是现代汽车第一位外派专家，参与过韩国第一辆车“小马”的研发。在谈到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领先时，他以现代为例子说：“现代领导层的快速决定权对现代汽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影响。投资开发一辆新车的时候，往往要投入销售的三分之一，可能会有很大风险。其他公司往往会先收集数据，研究三到五年，然后再开研讨会是否研发。这样就放慢了汽车研发的速度。但现代有很强的领导力，崇尚快速决策，在市场上占得了先机。”
金重熙说：“现在从汽车的整体销售量来看，韩国超过了日本。汽车是很多领域的结合体，并不是单看技术的产品，它还包含艺术。”
金重熙说：“现代企业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所有的技术信息都很公开。谁发展得最快，关键要看谁对其他领域技术的结合与运用做得最好。”而这，也就是李铨荣教授所说的整合。
“神气”与“铝锅秉性”
在我离开韩国的前一天，我到了光化门。这里相当于韩国的天安门，也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红魔”们聚集的地方。
我对“红魔”是有印象的。十年前日韩世界杯举办时，我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韩国社区里。那时整个社区被“红魔”们涂成了红色，每家门口都悬挂起了韩国国旗，有车一族在自己的车上也插上了国旗。每当有韩国队比赛时，即使是对着电视荧屏，这些球迷们也会一边拍手，一边狂热地高喊自己国家的国号，景象非常壮观。
在崔俊植的“神气”理论里，“红魔”助威热潮的内核便是含有充满韩国人神气的集体狂气。一经奋起就不顾左右、勇猛直前的韩国人姿态。他说，通过“红魔”，你可以发现韩国人所固有的基本性格，即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不罢休，一定要坚持到底的极端倾向。
我想，这是对韩国人精神气质最好的总结。
首尔大学李勉宇说过：“韩国人像猎狗。”猎狗一旦确定目标，就不想其他事情，一心只热衷于抓住目标，根本没有反思或冷静思考的余暇。可是抓到目标物以后，猎狗无事可做就来回溜达，之前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很快消退。韩国人把这种特点称为“铝锅秉性”（铝锅火旺时马上烧开沸腾，关火后则迅速冷却下来），用中文简单地说就是“热得快，冷得也快”。
我想，经典的设计、独特的风格都需要时间的沉淀，我们不会用热得快凉得也快的铝锅来做长时间的煎熬，就像猎狗在追赶上猎物之后就会忘记前行的路线，善于后来居上的韩国企业，在成为领先者之后，是否需要改变自己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才能保持继续领先？
（据《全球商业经典》2012年9月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