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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北京举办的“财经年会”播放了一段科斯对这次会议的视频致辞。他说，作为一个101岁的老人，他已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但他有一些话要对中国人民讲。在致辞中他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他认为思想的力量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因此，面對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挑战，中国需要一个“思想市场”。科斯这一席话给我们启示，也激发了我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现代社会的基石是由自由、个人权利、理性、正义的价值体系、民主宪政的政体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3个要素构成的，其中价值体系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它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更为本质的是它体现了人的自由和权利。同理，计划经济体制可能在调动资源方面更有效率，但它以个人自由、权利为代价，因此这种体制不仅不能显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更为主要的是它缺乏价值的正当性。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都了解计划和市场这两种体制的基本特征。前者是一个威权的、纵向的行政管制体系，后者则是一个独立、自由的横向交换体制。中国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表明市场体制可以激发出更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从而改善民众的福祉、提高综合国力。在思想领域中也存在类似经济领域中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这两种体制的差别表现为：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还是科学的怀疑精神，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垄断还是竞争。因此，思想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创造、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力所依赖的外部制度环境，也应该是“市场体制”而不是“计划体制”。
回顾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历程，晚清、民国之初的“西学东渐”、“中西之辩”，“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启蒙精神，上世纪80年代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思想、文化界的新启蒙，20年前邓小平南方讲话解除“姓资姓社“的观念束缚，对市场化改革的正名都显示了思想解放产生的力量对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今天思考“科斯中国命题”应回到中国当前的现实和对未来的选择。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展现了制度变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中国当下出现的经济失衡、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其根源还是制度、体制的问题。社会制度的变革需要社会的共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社会精英和民众之间观念的互动和碰撞是社会共识形成的基础和演进的路径。当下中国在一些重大的公共议题上存有较大争议，这包括：
1.我们所致力于构建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传统、与当代世界文明相融的文明秩序，还是一个与之相互排斥的另类？
2.自晚清以降，中国开启的现代化之路使它走出了贫贫、落后和愚昧，但其进程漫长而曲折，伴随着革命、战争和专制，这是否表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主导下激进主义导致了异化？去意识形态化、告别激进主义在当下的中国仍是未解之题。
3.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产生了失衡，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更需要关注的是贪污、腐败滋生，道德失序、信用缺失，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凸显。这些现象的产生是改革出了问题，还是要继续推进改革来解决？
4.社会稳定、和谐的实现主要是依靠道德、法治和公民社会还是政府的行政手段？
5.近年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从一方面讲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挨打、贫穷、落后种下的基因，从另一方面讲其本质是反现代化、反世界文明的。我们是否应该警惕这种思潮的泛滥，用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提升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树立大国的心态和责任感，而不是将它作为执政正当性的资源？
这些重大的公共议题关系到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共识的形成需要制度化的利益、观点诉求渠道，需要平等、包容、多元的政治、思想氛围。我以为，这就是科斯所讲的“思想市场”。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现代社会的基石是由自由、个人权利、理性、正义的价值体系、民主宪政的政体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3个要素构成的，其中价值体系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它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更为本质的是它体现了人的自由和权利。同理，计划经济体制可能在调动资源方面更有效率，但它以个人自由、权利为代价，因此这种体制不仅不能显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更为主要的是它缺乏价值的正当性。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都了解计划和市场这两种体制的基本特征。前者是一个威权的、纵向的行政管制体系，后者则是一个独立、自由的横向交换体制。中国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表明市场体制可以激发出更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从而改善民众的福祉、提高综合国力。在思想领域中也存在类似经济领域中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这两种体制的差别表现为：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还是科学的怀疑精神，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垄断还是竞争。因此，思想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创造、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力所依赖的外部制度环境，也应该是“市场体制”而不是“计划体制”。
回顾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历程，晚清、民国之初的“西学东渐”、“中西之辩”，“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启蒙精神，上世纪80年代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思想、文化界的新启蒙，20年前邓小平南方讲话解除“姓资姓社“的观念束缚，对市场化改革的正名都显示了思想解放产生的力量对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今天思考“科斯中国命题”应回到中国当前的现实和对未来的选择。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展现了制度变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中国当下出现的经济失衡、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其根源还是制度、体制的问题。社会制度的变革需要社会的共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社会精英和民众之间观念的互动和碰撞是社会共识形成的基础和演进的路径。当下中国在一些重大的公共议题上存有较大争议，这包括：
1.我们所致力于构建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传统、与当代世界文明相融的文明秩序，还是一个与之相互排斥的另类？
2.自晚清以降，中国开启的现代化之路使它走出了贫贫、落后和愚昧，但其进程漫长而曲折，伴随着革命、战争和专制，这是否表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主导下激进主义导致了异化？去意识形态化、告别激进主义在当下的中国仍是未解之题。
3.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产生了失衡，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更需要关注的是贪污、腐败滋生，道德失序、信用缺失，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凸显。这些现象的产生是改革出了问题，还是要继续推进改革来解决？
4.社会稳定、和谐的实现主要是依靠道德、法治和公民社会还是政府的行政手段？
5.近年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从一方面讲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挨打、贫穷、落后种下的基因，从另一方面讲其本质是反现代化、反世界文明的。我们是否应该警惕这种思潮的泛滥，用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提升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树立大国的心态和责任感，而不是将它作为执政正当性的资源？
这些重大的公共议题关系到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共识的形成需要制度化的利益、观点诉求渠道，需要平等、包容、多元的政治、思想氛围。我以为，这就是科斯所讲的“思想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