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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平，210023
【摘要】我国受西式教育影响，大学精神失落，管理制度滞后，教师境界亟待提升。出于价值实现之需，理应强调教师自我管理，并配套合理的师德考核制度。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应养料，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关键词】大学精神；教师修养；自我管理
随着1990年代“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大力推行，“跨越”、“扩招”、“升级”、“创收”等新名词接踵出现，“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
人们总是把高校学术水平看成国家科技文化发展的最高标志，充满敬意、崇拜和期待。而作为高校发展的主体力量、高校校风的核心、大学生人格与道德的影响与示范者的教师群体，也深受社会推重，在教育过程与科学研究中均起着主导的作用。所以，如果大学精神失守，教师道德出现滑坡，将对社会与文化发展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笔者不揣谫陋，从师德管理视角对教师修养现状进行剖析，为高校师德建设提供相应对策。
一、大学精神的开始失落
我国古代承担大学教育功能的是承延千年的书院体系，1901年，清廷下诏将全国书院改制成大、中、小三级学堂，却并未能与高等教育体制建立起真正的前后关联，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近现代大学之间出现了明显断裂。如今的大学体制，是典型舶来品，特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大学文化可以照搬。作为中国大学，应将传统文化精华加以现代化转化，使之呈现出中国气派，而中国古代大学核心精神是对道德品行的推崇与追求，解决的是生命安顿的基本问题。
现今我国的教育思想体系采用西方模式，与中国传统悖离，种种弊端便暴露了出来。长达百年的办学实践，一直不能解决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只讲知识，不讲做人，断裂传统，直接导致大学精神缺失。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当前大学教育偏重知识教育，忽略品性德行，在教育全面西化的浪潮中，“将传统教育对人的本体教育忽略了，只注重了成才成器的工具价值，人役于物，工具理性役于价值理性之上”。只重视一时之事功，不看重对灵魂的终极关怀。其二、理想失守与理念危机。市场经济使大学与社会接近，大学丧失了高贵超然的精神品质与独立自主的价值判断，大学的价值变得平庸。大学理应走在社会发展的前沿，具有前瞻性，能对社会主流价值作出引导。可大学现在被社会牵着鼻子走，明显缺乏独立性。大学里的功利主义泛滥成灾，事事以利益为导向，人文精神稀缺，大学理想失守。大学面临着理念危机，体现为理想黯淡、精神失落、形象扭曲、观念落后、使命弱化与目标混乱等。其三、专门化与应用型教育，无法完成人格塑造。大学教育过于强调科学化和专门化，对知识加以整体性割裂，对人的培养也就相应机械化与程式化了。专业教育，可以使人变成有用的机器，却不能变成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急功近利的应用式教育，更易产生不良后果，使社会道德水平急剧下降。
总之，我国大学教育与传统的书院情怀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大学师德素养也每况愈下。
二、师德面貌与成因剖析
高校教师既是教育主体又是教育手段，举手投足间都将影响大学生的成长，所以，教师道德必影响学生道德人格。然而，袁贵仁在一次报告中曾指出：“调查显示，大学生对高校教师的素质状况不尽满意。”的确，“缺乏道德的教学能手”、“没有精神的教育专家”等在神州大地比比皆是。传统师德观以为，教师首先当具有高尚品质与人格，才可有教育学生的资格。“君子怀德”，仁智勇等品德，是儒家对教师道德的基本要求。轉化成现代话语就是，教师理应具备爱岗敬业、教书育人和为人师表等师德规范。但现实状况却不容乐观。某学者曾感慨教师“浮躁而急功近利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缺乏学术道德，自吹自擂，欺世盗名；抄袭剽窃，招摇撞骗；……或互相吹捧，或互相攻讦”。这种现象蔓延开来，教师职业陷入扭曲与尴尬境地。功利主义思想的风行，也使高校教师在研究成果鉴定、项目评审、学校评价等工作中出现了弄虚作假、收买评委等现象。王坤庆说：“今天，只要看看一些知识分子为职称、房子、子女、待遇可怜兮兮地求人拜官的样子，……就能度量出我们这个时代这些人精神发展的水准有多高！”综上，高校师德总体面貌欠佳。对自身，教师关注生存而忽视存在；对社会，缺失独立人格；对教学，更多是单纯知识传递与技能授受，对学生缺乏品性的教授与感染。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职业教育观念对我国大学带来严重危害。教师们打着“讲求实际”的旗号，过于关注现世生活与利益，“难怪有些学者将教师形象地比喻为‘被雇佣的职业技术劳动者’”。众所周知，要培养人才，选择师资至关重要。而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拥有品行与学术双馨的“大师”。可是今天“唯才是举”仍被赞扬。一旦一个社会致力于成才而不是成人，将很难避免道德底线的陷落。道德诚信缺位，社会将付出巨大代价。当年曹操笃信“唯才是举”的人才观，使整个北方地区百年间成为了人们互相残杀的人间地狱。才如器，是工具，能行善，亦能作恶。在才华能力上，如果没有驾驭和制止能力跋扈之物，将十分可怕。
第二、管理制度的形式化、机械性与滞后性，使师德修养的提升步履维艰。高校制度规范表面上也重视品德教育，实践中却与这些思想脱节，极少能关怀教师与学生的灵魂。比如思政政治课教学很重要，但教师队伍忽视和敷衍，专业水准低，谁都可以教，学生不爱听，听了不管用，成了二律背反。我国高校实行的主要是科层管理体制，在追求标准化的背景下制定的规章制度，“见物不见人”，把人当成机器对待，试图用以约束教师行为。高校教师总被外在力量控制时，无法产生愉快之感。师德方面，很多学校并无硬性指标对师德作出制约与评价，缺乏科学客观的师德管理评价机制。而有些学校则制定出了师德规范，不少教师却将学校颁布的伦理规范理解成虚伪与形式化的东西，如果这些外部规范无法内化提升师德修养，久而久之，就会沦为一种摆设。这类规范又违背了教师德行成长的自然要求，充斥着“不行”、“不应该”，教师表面赞同，实则是比较排斥的。同时，师德规范还具有滞后性，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事实上本身也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只能提供有限条款，无法穷尽高校教师所有教育生活，在面对复杂的教育情境时，其作用会显得苍白。因此，管理制度并非是提升教师品德的唯一选择。 三、师德修养提升的重要性
大学教育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是阳光事业。对高校教师的师德素养进行反省，更是由于对她有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应该是“社会各领域的表率和道德建设的先行者，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不容她在道德上失范”。
其必要性大致由下列三个方面加以体现：
首先，如前所述，高校教师具有崇高而特殊的地位。在学生德行养成中，教师是重要的引导者。德行是教育皇冠上的明珠，离开高尚的品德，教师将变成失去灵魂的空壳，师德修养提升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其次，出于文化传承的迫切需要。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之目的，主要是要培养至善的圣人。孔子教给学生四种知识——文献、德行、忠诚、信实，即《论语·述而》中的“文、行、忠、信”，其教育明显以道德教育为主。古代选拔人才时，对德更为重视。在中国书院学规中，道德教育是一根主线，以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几乎所有书院学规，均以修身、治学为中心，把思想品质与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因此，提升并保持高尚的师德修养，是延续教育自然发展规律的重要举措。
最后，是出于自我实现与完善的需要。方红指出：“人必须具有德性才能成其为人，才能在人类群体中获得生存的权力。”高校教师，同样如此。大凡具有“天职感”的教师，其“通过工作所获得的不仅仅是物质、报酬，而更多地在于这份工作带给他的心灵充盈和精神富足”。他们在教育活动中“寻求人生意义的阐发和存在价值的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就是要追求一个崇高的境界”。他们追求崇高的德行素养，希望超越现有的状态，向往生存的高度，朝向可能的生活。他们摆脱了物质生活的干扰，摆脱了诸种诱惑、忧惧与动摇。人的存在从不应是纯粹的存在，总会牵涉到意义。师德修养的提升，可以更有意义与体面地活着，在被领导、同事、家长与学生的高度认可中得到成就感的最大满足。
四、师德管理的可能性策略
在师德管理上，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不仅应强调高校教师的自我师德管理，而且要制定出更为合理的师德规范与考核制度，二者不可偏废。
首先，应强化师德的自我管理。人性中，有求利的一面，也有守道德的一面，这一点不可忽视。在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很多法规不够健全，高校教师的道德自律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必须自我完善，也能够自我完善。身处文化传统从未中断的伟大民族，许多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新道德的源头活水，具有超越性、恒久性、稳定性与凝聚力，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批判地继承下去。那么，将在古代极受重视的“诚”的品德成为全体高校教师信奉与实践的道德准则，应该是可行的。“从本体论上而言，‘诚’是人所能具有的最高德性”，“可以化为诸德等具体的德性，并指导诸德”。“诚”，应当成为高校教师进行道德修养的主要目标之一。“诚信”向来并提，但是相对于“信”，“诚”是更为根本的品行。人们之所以能做到不欺诈，守诺言，归根到底需要内心“诚”德的支撑。“只有诚，才不会做欺骗他人这种违背道德之事。只有诚，才不会说无法实践之言，说了则必付诸实践”。反之，如果教师们做不到“诚”，内心就会缺少基本的道德规范的约束，就会时时发生违背诺言之事。在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诚”是对人的道德要求，也是人们的一种绝对道德义务。在诚信常被人们忽视的今天，高校教师如能带头坚持诚实守信，忠于自己的这份职业，无愧于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将在培育人才上时刻保持正确的方向。
高校教师应时时处处加强自身修养，道德修养贵在自觉，只有这样，才能在言行中感染与教育学生，所谓“为人师表”。在儒家经典《大学》与《中庸》中，均有有关“慎独”的记载。在古代儒家知识者的精神修炼过程中，“慎独”得到普遍推崇，成为一门逻辑体系严密的工夫学。它是古代儒家“诚”德修炼的三种具体修养方法之一。“慎独”，是要求高校教师在独处无人时，时时刻刻反省思考自己的社会身份，对自己的言行思想时时保持警惕，將所有恶念扼杀于将萌之前。社会上拜金主义的流行，使高校教师无法完全规避私欲恶行。而“慎独”正是私欲恶行的最大克星，因为只要有一点私欲、一件恶行，就将使自己陷于“不诚”的境地。“诚”德的养成，需要长期的训练，需要艰苦的毅力，需要个体的理性自觉和坚持不懈的道德实践。内心有“诚”，才会带来持续善的行为。“诚”德，理应成为高校教师的必备道德素质，是缓解当前道德失范的良药。
增强“诚”意识，“时刻保持自己一念发动的善，在他人所不知的时候，也能够听从良心的呼唤，是十分必要的”。在具体修养过程中，也可以把“诚”具体化，比如做人真诚、诚实守信、对国家事业忠诚等等，使之成为人人可奉行，人人可做到的一项美德。
在“诚”德养成的过程中，高校教师还可以试图从中国古代书院中汲取优秀的教育经验。自唐代以来，历代书院均由山长聘请教员、招收学生，在山清水秀的书院里集体生活、学习、研究与讨论。针对当今大学在办学形式上师生间交流简单、情感淡漠，很多教师除了授课，与学生并不见面的现实境况，高校教师可以将“诚”德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可以增加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接触，真诚地对学生的未来与理想做出帮助与指导。更重要的是，近距离的观察与交往，可以使高校教师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品行面貌。在自己谨守道德、奉行诚信的同时，对不敬师长、不孝父母、不爱兄弟的学生进行真诚的教诲，从而使大学校园中的道德追求真正落到实处。只有在学生那里，在人际间进行知行合一的师德实践，才能更好地培育“诚”德。
而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品行修养也应受制约或监督，因为过分夸大道德自律的作用，而“忽视他律的作用，忽视制度安排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就极容易造成一种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即道德建设中的严重自由主义”。这些外在的制约包括：一、宏观社会制度的制约；二、高校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的制约。切合实际、能被广大教师接受的制度是必要也是必须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告诉被管理者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目的是为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制定时，应时刻注意避免使条款令教师产生抵触情绪，否则效果将大打折扣。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应该有精神追求，那就理应对高校教师的言行思想有所约束。大学教育管理部门，在师德管理上，应明确教师待人接物、教学与学术研究的行为规范，制定出具体规章制度，并应意识到人格与德行的培养、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外在的规范制度，不应具有强制性，应该是正面的引导和倡扬，施行柔性管理。此外，还应当确定“德育为首”的办学理念，建立科学的德育评价体系，对公认的道德模范进行物质和精神的嘉奖，在政策上加以倾斜。
总之，在大学建设面临困惑的今天，强调高校教师的品行修养，将对高校教育事业发展造成正面而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作者简介：査紫阳，男，江苏常熟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我国受西式教育影响，大学精神失落，管理制度滞后，教师境界亟待提升。出于价值实现之需，理应强调教师自我管理，并配套合理的师德考核制度。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应养料，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关键词】大学精神；教师修养；自我管理
随着1990年代“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大力推行，“跨越”、“扩招”、“升级”、“创收”等新名词接踵出现，“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
人们总是把高校学术水平看成国家科技文化发展的最高标志，充满敬意、崇拜和期待。而作为高校发展的主体力量、高校校风的核心、大学生人格与道德的影响与示范者的教师群体，也深受社会推重，在教育过程与科学研究中均起着主导的作用。所以，如果大学精神失守，教师道德出现滑坡，将对社会与文化发展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笔者不揣谫陋，从师德管理视角对教师修养现状进行剖析，为高校师德建设提供相应对策。
一、大学精神的开始失落
我国古代承担大学教育功能的是承延千年的书院体系，1901年，清廷下诏将全国书院改制成大、中、小三级学堂，却并未能与高等教育体制建立起真正的前后关联，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近现代大学之间出现了明显断裂。如今的大学体制，是典型舶来品，特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大学文化可以照搬。作为中国大学，应将传统文化精华加以现代化转化，使之呈现出中国气派，而中国古代大学核心精神是对道德品行的推崇与追求，解决的是生命安顿的基本问题。
现今我国的教育思想体系采用西方模式，与中国传统悖离，种种弊端便暴露了出来。长达百年的办学实践，一直不能解决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只讲知识，不讲做人，断裂传统，直接导致大学精神缺失。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当前大学教育偏重知识教育，忽略品性德行，在教育全面西化的浪潮中，“将传统教育对人的本体教育忽略了，只注重了成才成器的工具价值，人役于物，工具理性役于价值理性之上”。只重视一时之事功，不看重对灵魂的终极关怀。其二、理想失守与理念危机。市场经济使大学与社会接近，大学丧失了高贵超然的精神品质与独立自主的价值判断，大学的价值变得平庸。大学理应走在社会发展的前沿，具有前瞻性，能对社会主流价值作出引导。可大学现在被社会牵着鼻子走，明显缺乏独立性。大学里的功利主义泛滥成灾，事事以利益为导向，人文精神稀缺，大学理想失守。大学面临着理念危机，体现为理想黯淡、精神失落、形象扭曲、观念落后、使命弱化与目标混乱等。其三、专门化与应用型教育，无法完成人格塑造。大学教育过于强调科学化和专门化，对知识加以整体性割裂，对人的培养也就相应机械化与程式化了。专业教育，可以使人变成有用的机器，却不能变成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急功近利的应用式教育，更易产生不良后果，使社会道德水平急剧下降。
总之，我国大学教育与传统的书院情怀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大学师德素养也每况愈下。
二、师德面貌与成因剖析
高校教师既是教育主体又是教育手段，举手投足间都将影响大学生的成长，所以，教师道德必影响学生道德人格。然而，袁贵仁在一次报告中曾指出：“调查显示，大学生对高校教师的素质状况不尽满意。”的确，“缺乏道德的教学能手”、“没有精神的教育专家”等在神州大地比比皆是。传统师德观以为，教师首先当具有高尚品质与人格，才可有教育学生的资格。“君子怀德”，仁智勇等品德，是儒家对教师道德的基本要求。轉化成现代话语就是，教师理应具备爱岗敬业、教书育人和为人师表等师德规范。但现实状况却不容乐观。某学者曾感慨教师“浮躁而急功近利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缺乏学术道德，自吹自擂，欺世盗名；抄袭剽窃，招摇撞骗；……或互相吹捧，或互相攻讦”。这种现象蔓延开来，教师职业陷入扭曲与尴尬境地。功利主义思想的风行，也使高校教师在研究成果鉴定、项目评审、学校评价等工作中出现了弄虚作假、收买评委等现象。王坤庆说：“今天，只要看看一些知识分子为职称、房子、子女、待遇可怜兮兮地求人拜官的样子，……就能度量出我们这个时代这些人精神发展的水准有多高！”综上，高校师德总体面貌欠佳。对自身，教师关注生存而忽视存在；对社会，缺失独立人格；对教学，更多是单纯知识传递与技能授受，对学生缺乏品性的教授与感染。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职业教育观念对我国大学带来严重危害。教师们打着“讲求实际”的旗号，过于关注现世生活与利益，“难怪有些学者将教师形象地比喻为‘被雇佣的职业技术劳动者’”。众所周知，要培养人才，选择师资至关重要。而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拥有品行与学术双馨的“大师”。可是今天“唯才是举”仍被赞扬。一旦一个社会致力于成才而不是成人，将很难避免道德底线的陷落。道德诚信缺位，社会将付出巨大代价。当年曹操笃信“唯才是举”的人才观，使整个北方地区百年间成为了人们互相残杀的人间地狱。才如器，是工具，能行善，亦能作恶。在才华能力上，如果没有驾驭和制止能力跋扈之物，将十分可怕。
第二、管理制度的形式化、机械性与滞后性，使师德修养的提升步履维艰。高校制度规范表面上也重视品德教育，实践中却与这些思想脱节，极少能关怀教师与学生的灵魂。比如思政政治课教学很重要，但教师队伍忽视和敷衍，专业水准低，谁都可以教，学生不爱听，听了不管用，成了二律背反。我国高校实行的主要是科层管理体制，在追求标准化的背景下制定的规章制度，“见物不见人”，把人当成机器对待，试图用以约束教师行为。高校教师总被外在力量控制时，无法产生愉快之感。师德方面，很多学校并无硬性指标对师德作出制约与评价，缺乏科学客观的师德管理评价机制。而有些学校则制定出了师德规范，不少教师却将学校颁布的伦理规范理解成虚伪与形式化的东西，如果这些外部规范无法内化提升师德修养，久而久之，就会沦为一种摆设。这类规范又违背了教师德行成长的自然要求，充斥着“不行”、“不应该”，教师表面赞同，实则是比较排斥的。同时，师德规范还具有滞后性，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事实上本身也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只能提供有限条款，无法穷尽高校教师所有教育生活，在面对复杂的教育情境时，其作用会显得苍白。因此，管理制度并非是提升教师品德的唯一选择。 三、师德修养提升的重要性
大学教育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是阳光事业。对高校教师的师德素养进行反省，更是由于对她有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应该是“社会各领域的表率和道德建设的先行者，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不容她在道德上失范”。
其必要性大致由下列三个方面加以体现：
首先，如前所述，高校教师具有崇高而特殊的地位。在学生德行养成中，教师是重要的引导者。德行是教育皇冠上的明珠，离开高尚的品德，教师将变成失去灵魂的空壳，师德修养提升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其次，出于文化传承的迫切需要。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之目的，主要是要培养至善的圣人。孔子教给学生四种知识——文献、德行、忠诚、信实，即《论语·述而》中的“文、行、忠、信”，其教育明显以道德教育为主。古代选拔人才时，对德更为重视。在中国书院学规中，道德教育是一根主线，以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几乎所有书院学规，均以修身、治学为中心，把思想品质与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因此，提升并保持高尚的师德修养，是延续教育自然发展规律的重要举措。
最后，是出于自我实现与完善的需要。方红指出：“人必须具有德性才能成其为人，才能在人类群体中获得生存的权力。”高校教师，同样如此。大凡具有“天职感”的教师，其“通过工作所获得的不仅仅是物质、报酬，而更多地在于这份工作带给他的心灵充盈和精神富足”。他们在教育活动中“寻求人生意义的阐发和存在价值的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就是要追求一个崇高的境界”。他们追求崇高的德行素养，希望超越现有的状态，向往生存的高度，朝向可能的生活。他们摆脱了物质生活的干扰，摆脱了诸种诱惑、忧惧与动摇。人的存在从不应是纯粹的存在，总会牵涉到意义。师德修养的提升，可以更有意义与体面地活着，在被领导、同事、家长与学生的高度认可中得到成就感的最大满足。
四、师德管理的可能性策略
在师德管理上，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不仅应强调高校教师的自我师德管理，而且要制定出更为合理的师德规范与考核制度，二者不可偏废。
首先，应强化师德的自我管理。人性中，有求利的一面，也有守道德的一面，这一点不可忽视。在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很多法规不够健全，高校教师的道德自律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必须自我完善，也能够自我完善。身处文化传统从未中断的伟大民族，许多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新道德的源头活水，具有超越性、恒久性、稳定性与凝聚力，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批判地继承下去。那么，将在古代极受重视的“诚”的品德成为全体高校教师信奉与实践的道德准则，应该是可行的。“从本体论上而言，‘诚’是人所能具有的最高德性”，“可以化为诸德等具体的德性，并指导诸德”。“诚”，应当成为高校教师进行道德修养的主要目标之一。“诚信”向来并提，但是相对于“信”，“诚”是更为根本的品行。人们之所以能做到不欺诈，守诺言，归根到底需要内心“诚”德的支撑。“只有诚，才不会做欺骗他人这种违背道德之事。只有诚，才不会说无法实践之言，说了则必付诸实践”。反之，如果教师们做不到“诚”，内心就会缺少基本的道德规范的约束，就会时时发生违背诺言之事。在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诚”是对人的道德要求，也是人们的一种绝对道德义务。在诚信常被人们忽视的今天，高校教师如能带头坚持诚实守信，忠于自己的这份职业，无愧于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将在培育人才上时刻保持正确的方向。
高校教师应时时处处加强自身修养，道德修养贵在自觉，只有这样，才能在言行中感染与教育学生，所谓“为人师表”。在儒家经典《大学》与《中庸》中，均有有关“慎独”的记载。在古代儒家知识者的精神修炼过程中，“慎独”得到普遍推崇，成为一门逻辑体系严密的工夫学。它是古代儒家“诚”德修炼的三种具体修养方法之一。“慎独”，是要求高校教师在独处无人时，时时刻刻反省思考自己的社会身份，对自己的言行思想时时保持警惕，將所有恶念扼杀于将萌之前。社会上拜金主义的流行，使高校教师无法完全规避私欲恶行。而“慎独”正是私欲恶行的最大克星，因为只要有一点私欲、一件恶行，就将使自己陷于“不诚”的境地。“诚”德的养成，需要长期的训练，需要艰苦的毅力，需要个体的理性自觉和坚持不懈的道德实践。内心有“诚”，才会带来持续善的行为。“诚”德，理应成为高校教师的必备道德素质，是缓解当前道德失范的良药。
增强“诚”意识，“时刻保持自己一念发动的善，在他人所不知的时候，也能够听从良心的呼唤，是十分必要的”。在具体修养过程中，也可以把“诚”具体化，比如做人真诚、诚实守信、对国家事业忠诚等等，使之成为人人可奉行，人人可做到的一项美德。
在“诚”德养成的过程中，高校教师还可以试图从中国古代书院中汲取优秀的教育经验。自唐代以来，历代书院均由山长聘请教员、招收学生，在山清水秀的书院里集体生活、学习、研究与讨论。针对当今大学在办学形式上师生间交流简单、情感淡漠，很多教师除了授课，与学生并不见面的现实境况，高校教师可以将“诚”德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可以增加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接触，真诚地对学生的未来与理想做出帮助与指导。更重要的是，近距离的观察与交往，可以使高校教师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品行面貌。在自己谨守道德、奉行诚信的同时，对不敬师长、不孝父母、不爱兄弟的学生进行真诚的教诲，从而使大学校园中的道德追求真正落到实处。只有在学生那里，在人际间进行知行合一的师德实践，才能更好地培育“诚”德。
而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品行修养也应受制约或监督，因为过分夸大道德自律的作用，而“忽视他律的作用，忽视制度安排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就极容易造成一种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即道德建设中的严重自由主义”。这些外在的制约包括：一、宏观社会制度的制约；二、高校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的制约。切合实际、能被广大教师接受的制度是必要也是必须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告诉被管理者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目的是为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制定时，应时刻注意避免使条款令教师产生抵触情绪，否则效果将大打折扣。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应该有精神追求，那就理应对高校教师的言行思想有所约束。大学教育管理部门，在师德管理上，应明确教师待人接物、教学与学术研究的行为规范，制定出具体规章制度，并应意识到人格与德行的培养、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外在的规范制度，不应具有强制性，应该是正面的引导和倡扬，施行柔性管理。此外，还应当确定“德育为首”的办学理念，建立科学的德育评价体系，对公认的道德模范进行物质和精神的嘉奖，在政策上加以倾斜。
总之，在大学建设面临困惑的今天，强调高校教师的品行修养，将对高校教育事业发展造成正面而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作者简介：査紫阳，男，江苏常熟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学与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