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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建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这一阐释学的建立标志着他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文学形式思想的形成。詹姆逊从“辩证的文学批评”“文学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和“三个同心圆阐释模式”五个方面，阐释文本形式与内容、意识形态的关系，主张从形式着手对文本进行阐释，在分析的终点与政治（意识形态）相遇，最终揭示文本形式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无意识。詹姆逊对于文本审美形式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使形式成为文学批评的立足点，对中国当代批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