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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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哲学论》的百年解释史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正统解读”将它看作一部有关世界、思想、语言、逻辑的形而上学著作.直到新世纪前后,这种解读才受到“非正统解读”的挑战,后者认为它是一部从根本上否定“无意义”话语的反形而上学著作.但是,无论正统解读还是非正统解读,其实都只抓住该书的部分内容,无法圆满地解释该书的全部内容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多处重要提醒.如果超越正统解读和非正统解读,完整地理解该书文本,将它与其后期哲学加以对照,并从该书的产生过程、维特根斯坦一生的追求、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哲学史的深远关联看,《逻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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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哲学论》的百年解释史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正统解读”将它看作一部有关世界、思想、语言、逻辑的形而上学著作.直到新世纪前后,这种解读才受到“非正统解读”的挑战,后者认为它是一部从根本上否定“无意义”话语的反形而上学著作.但是,无论正统解读还是非正统解读,其实都只抓住该书的部分内容,无法圆满地解释该书的全部内容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多处重要提醒.如果超越正统解读和非正统解读,完整地理解该书文本,将它与其后期哲学加以对照,并从该书的产生过程、维特根斯坦一生的追求、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哲学史的深远关联看,《逻辑哲学论》最终可被归结为一部以伦理为主旨、以辩证法为方法、以实践为目的 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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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够形成独特的学派是一个国家刑法学成熟与否的标志.刑法学者只有在具备学派意识之后,才能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找准切入点,对司法难题的解决也才会有一个准确的思路,从而对自己的主张展开充分论证,以避免用直觉替代刑法解释和论证.要形成扎根于中国大地、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刑法学派,就必须重视客观性思考、体系性思考和功能性思考这三个刑法方法论.客观性思考是刑法判断的起点,有助于提升刑法学的可视性,能够将事实判断和规范判断融为一体,对于保障被告人权利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从不法到责任的犯罪论体系比传统的要素理论更能够一
作为最高层次的考试评价,高考试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情境与任务的创设、逻辑与思维的考查,通过知与能、德与美的融合,凸显涵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功能,蕴涵着多彩的韵律之美.
用光明意象描述至上本体和理想人物是古代中西哲学的常见现象,老庄用以呈现本体之道和得道者的这类意象却具有别样的思想意趣.首先,二者在指出道兼具光明与晦暗两个相反特点的同时,更特别强调其晦暗的一面而弱化其光明的特点,其目的 在于确保万物“自然”的显现和生发免受最高存在者光芒的强势遮蔽,所谓道与万物“和其光”实为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视觉意象表达.其次,通过内视、凝守、虚静等工夫修养,老庄都认为得道者将契会道的光明一面,获得光明的心境;所不同者,这种内在光明感在庄子笔下更具神秘色彩和超越精神,在老子那里则透显着
言说与显示之分是《逻辑哲学论》的核心,它决定了这部著作的哲学内容以及应当如何阅读.皮尔斯(D.Pears)基于重言式的解释(用来言说显示之物的命题是重言式,因而无所言说)与摩尔(A.W.Moore)基于先验唯心论的解释(显示之物因与主体关联的方式而不可言说)是对这一区分的两种较为成型的解释.本文将分析这两种解释的得失,进而给出一种基于意向性的解释.我们的主要依据来自《逻辑哲学论》2.172-4,在那里维特根斯坦利用图像提供了一个关于言说与显示之分的论证.我们主张该论证是在一个意向性框架中起作用的,在这个框
叶秀山有关《老子》的形而上学之思是会通中西形而上学的重要尝试.他指出《老子》之“道”通于“有”“无”,展开为“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的反反复复的“过程”,“从无到有”启示着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无”,“从有到无”开显出因“退出”而“看”到的“他人”和“历史”的“世界”.“道”指导君王要“功成身退”,人当“提前进入死的状态”.《老子》形而上学中“道通有无”的智慧或许可以补益西方形而上学之不足.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通过区分两种“买特”,提出了与传统理学的气完全不同的真元之气.真元之气不同于科学的、唯物论的物质,也不同于柏拉图哲学和新实在论中所讲的殊相,它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原始质料更为相似.真元之气的提出与冯友兰对维也纳学派的回应有关,冯友兰强调真元之气是一个逻辑概念,需要用思才能得到,但是它也不是一个纯粹主观的观念.从真元之气指示出纯粹的存在这个角度看,它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实体也有相似性.如果说朱熹所讲的理气范畴下的气已经实现了一次抽象的话,冯友兰的真元之气相对于朱熹所讲的气则是更进一步的
本文利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5),比较分析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主观阶层认知对社会治理效能感有正向影响,且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功能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有正向影响,且功能社会资本更有助于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提升,即农村社会信任程度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城市.结构社会资本只对城市居民有正向影响,即社交频率越高,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关系
马丁·路德神学提出了“内在人”与“外在人”的区别,由此形成“因信称义”的神学以及“双重国度”的概念.黑格尔敏锐地看到路德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因强调个体的内在普遍性而肯定了个体作为现代性的起点以及自由作为现代历史的命运,这正是现代世界兴起的缘由.从洛克到密尔,在继承“路德结构”的前提下,肯定了个体自由,但作为内在普遍性保障的上帝却悄悄退场.卡尔·施米特认为霍布斯继承了路德以来的内在性对于外在性的优先地位,但当个体之间的内在性无法得到统一时,必然会导致“内在世界”的“诸神之争”,每一个人支离破碎的价值观念最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①这一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充分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深刻总结,也是当前各条战线工作的基本遵循,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辉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三重维度出发,深刻把握“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要求,全心全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法治建设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水平和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奋斗不止、探索不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法制进行了积极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治立梁架柱,在维护新生政权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前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起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奏响新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法治建设在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中日趋完善.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法治建设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即始终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