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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29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每年9月举行一次常年大会。常年大会设立6个专门委员会,分别审议国联的6种问题:第一委员会负责审议政治问题,第二委员会负责审议经济问题,第三委员会负责审议法律问题,第四委员会负责预算及行政问题,第五委员会负责社会及人道问题,第六委员会负责委任统治地问题。每年开常年大会时,每个会员国要有一名代表参加一个专门委员会,至少要去一个秘书参加专门委员会的会议。
1932年国联召开常年大会前,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先开团务会议,请大家各自选一个委员会参加。由于预算问题十分复杂,当时没有人愿以秘书身份去第四委员会。代表团随员宋选铨见无人愿去,便说:“你们嫌预算工作复杂,我去。”于是,宋选铨便以秘书名义,随我国代表罗忠贻公使出席国联第四委员会的会议。
因十几个国家多年拖欠国联会费,致使国联预算难以处理,第四委员会便另设立一个欠费分委员会,专门讨论欠费问题。当时,中国是拖欠会费最多的国家,原因是国联成立时,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以为多承担一点会费便多有一点面子,在国联里好说话,根本没想到那时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政府财力不济。从1921年到1932年,12年间中国共拖欠国联会费960万瑞士法郎,约合960万银圆。在欠费国家中,中国拖欠的时间最长,数目最大。
欠费委员会开会时,罗忠贻代表带着宋选铨去参加。宋选铨听到各国代表的指责,心里非常难受。当日本代表和许多国家代表说拖欠会费达两年以上的国家应该取消其在国联各机构的投票权时,罗忠贻竭力辩护:“一个会员国拖欠会费,总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国联是个讲正义的机构,不能只讲钱。假若专门讲钱,那便可将国联公开拍卖,出最高价钱的国家便可把他买去。”欠费分委员会只好形成一个议决案,促使拖欠会费的国家从速偿清欠费。 会后,宋选铨将会议的实际情况写成一个详细报告,送呈外交部。
当时,中国正为中日争端需要依赖国联帮忙,外交部将此情况和财政部会商时,财政部长宋子文非常重视,马上和国联秘书处的代表商定:中国历年积欠国联的960万瑞士法郎会费,从1933年起分20年还清,每年偿还48万瑞士法郎。双方谅解,将此款作为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经费。
1933年7月18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中国政府的建议,由理事会任命一个官员充任国联与中国经济建设委员会联络员,每年派遣大批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经济建设。
其实,早在1931年5月初中国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时就已通知国联理事会,说中国希望得到国联技术机构的帮助,以便执行其建设计划。理事会就于当年5月19日通过此项请求,由国联卫生机构派遣一些专家到中国卫生署作临时使命:国联智育互助机构派遣一个教育专家委员会到中国研究教育现状。教育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们回去后写了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之改造》的报告;国联智育互助机构也介绍欧洲的3个教授到南京中央大学讲学。接着,国联的运输机构及财政、经济机关也派专家数人到中国作临时使命。但是,以上这些活动都没有正式写进国联的法律文件。
1933年7月,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关系正式建立后,升任代表团三等秘书的宋选铨一直负责管理中国代表团在国联的档案及译发来往电报,因此特别注意此项技术合作的进展情况。
当时,中国报纸对国联与我国技术合作一事大肆宣传,但究竟花了多少经费却无人注意,也无人了解。宋选铨阅读国联秘书长1933年国联决算报告时,得悉在该年度预算上规定我国偿还的48万瑞士法郎,实际上只用去19万多一点,尚余28万多瑞士法郎没有用。但依照国联预算执行的实际情况,上年预算各项剩余之款,不能留作下年预算之用。换言之,下一年的经济合作费仍为48万瑞士法郎,且不能将上年剩余的28万多瑞士法郎加入。因此,宋选铨认为已列入预算的余款28万多瑞士法郎未得到利用实在可惜。
1934年召开国联常年大会时,中国首席代表为驻法大使顾维均,宋选铨便向他汇报了此事,建议利用此款由中国每年派若干专家经国联介绍到欧洲及美国考察,以培养中国专家。顾维均代表表示赞成,嘱咐宋选铨将此事速告外交部,宋选铨即遵照办理。
依照历年习惯,每年常年大会后,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办事处须将大会讨论重要问题的经过及结果写成一个总报告,和6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一起呈报外交部。这一年第四委员会的报告由宋选铨执笔,他便将关于技术合作已获得顾大使赞成的意见及其他事项一并写入,呈请外交部核示。
但是过了一年,外交部没有任何表不。
1935年国联召开常年大会时,中国首席代表为驻英大使郭泰祺。郭泰祺最热心的是中国竞选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一席。开始他以为此事很容易,竞选一定能够成功,没有听取宋选铨关于竞选不会成功的意见,后来落选后虽然很生气,但对宋选铨却客气多了。
宋选铨一直最关心技术合作问题。1934年的国联经费使用决算报告显示:国联和我国的技术合作预算仍为48万瑞士法郎,实际花费只有21万法郎,不到原预算的一半,剩余之款又被一笔勾销。宋选铨看到后十分诧异:决算报告上只列实际花费的总数,没有分别列出详细支出的数字,但其他预算项下支出的钱却有详细账目。这些账目不仅有1万或2万瑞士法郎,甚至连年节秘书处人员赏给下人几个瑞士法郎的小费都列得很清楚。为什么这项开支21万法郎的账目却没有详细账单呢?
宋选铨很想知道派到中国去的这些专家的报酬是多少、旅费是多少、电报电费和交际费是多少。于是他想请国联秘书处给中国代表团一个比较详细的数字作参考,以便我国代表团再作一个预算,通过国联秘书处的介绍,利用技术合作费之剩余款,派遣中国专家来欧美各国考察。宋选铨将自己的打算先向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办事处处长胡世泽汇报。胡对此事既不反对也不赞成,说只要首席代表赞成,他便赞成,要宋选铨去向首席代表郭泰祺大使请示。
由于竞选非常任理事失败,郭泰祺一直想做一件事挽回面子,于是对宋选铨的建议十分重视,允许宋选铨去国联秘书处索取技术合作费的详细账单。
当时,国联秘书处主管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的人是秘书处交通组组长、法国人哈斯。宋选铨当即去面晤他,说国联1933年和1934年决算 报告内对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项下的费用无详细记载,故请秘书处开列一张详细清单,标明派往中国的专家每人报酬多少、旅费多少、交际费多少等,以供中国代表团参考。
哈斯听后有些诧异和紧张,踌躇了一下才说:“秘书处不能给中国代表团提供这个账单。”
宋选铨听后,认为哈斯在欺侮中国代表团。因为在法律上,各国代表团都是国联秘书处的主人翁,秘书处人员是属下,要听命于大会和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哈斯虽然是国联秘书处的组长,算是一个高级职员,但宋选铨是奉了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命令去询问的,他为何敢不遵命办理呢?宋选铨便拿出主人翁的身份,不客气地说:“秘书处无权反对中国代表团的要求。”
哈斯不仅是国联秘书处的高级职员,同时还是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平常总是受到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尊敬。他原以为宋选铨只是代表团的一般秘书,完全可以欺侮,没想到突然受到宋选铨的斥责,十分羞怒和惊异,不知道如何对待,但宋选铨的话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他无法反对。哈斯想了一会才说,容他查明后再将此项账单送至中国代表团。
宋选铨刚回到代表团驻地,秘书长胡世泽就对他说:“哈斯已来过电话,说你和他吵架,他不知道中国代表团是否真要技术合作的详细账单。”
宋选铨立即把和哈斯谈话的情形告诉了胡世泽。胡世泽才知道是哈斯不愿提供此项账单,便电话告诉哈斯,说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郭泰祺大使确实想看此项账单,同时明白告诉他,国联秘书处无权反对中国代表团的要求。
第二天,哈斯就把账单交给了中国代表团。1933年的账单上除了总账外,只有两个明细账:(1)全部专家用费9万多瑞士法郎;(2)技术合作秘书室用费10多万瑞士法郎。1934年的账单大致如下:(1)全部专家用费10万多瑞士法郎:(2)技术合作秘书室用费11万多瑞士法郎。另有一些1万以下开支的记载说明。
由上述账单可以看出,国联秘书处在这两年中虽然派出专家到我国,但其实际费用不足技术合作预算的一半。哈斯所开账单的总数与国联决算报告所载相符,而国联秘书处决算报告是经过专家稽核员核查过的,其数字不会错,可信为确实数目。中国代表团虽然对技术合作秘书室费用过大有些惊异,但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利用此项合作剩款,每年派专家20多人到国外考察,必可敷用。
由于郭泰祺大使已采纳宋选铨的建议,所以阅读完账单后就叫宋选铨致电外交部,请示代表团可否即向国联秘书处商谈,利用技术合作费剩余之款加派中国专家到外国考察。大概外交部因电文简略,对技术合作的全部事实不明真相,所以复电代表团说此事不用办理。郭泰祺大使和宋选铨等代表不因此项复电而灰心,决定再向外交部作详细说明,请求赞成。
于是,宋选铨便执笔起草一份详细说明书,用代表团名义请郭大使签字,呈请外交部核示。说明书一一阐明此事数年来的情况及拟议的计划。
宋选铨将说明书呈送外交部后,担心外交部还有顾虑,便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960万元技术合作费用如何用?》一文,借助舆论促请外交部赞同代表团的计划。该文发表后,在国联秘书处新闻组工作的徐寿轩把它翻译成法文,供秘书处的人参考,并送给宋选铨1份。宋选铨将译文拿给日内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秘书、瑞士人赛斯先生看。赛斯看后说写得很好,这是中国人对中国最忠实的论文。
不久,代表团便接到外交部复电,赞成该计划,嘱向国联秘书处洽办。
国联秘书长、法国人艾文诺早已从宋选铨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里,知道了中国代表团关于技术合作的新计划,便想好了一个对策。中国代表团正式通知国联秘书处,请求利用技术合作余款加派中国专家出国考察的计划后,艾文诺便组织了一个由英国、法国、瑞士、西班牙和中国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中国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来讨论此事。他的本意是想借该委员会的反对来打消中国政府的计划,所以先与西班牙代表说好,必须要有国联秘书长的支持才能实施这项计划。 “中国委员会”开会的那天下午,郭泰祺带宋选铨乘坐中国代表团的汽车,去英国代表团驻地接英国代表一同去开会。宋选铨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座上,英国代表和郭泰祺坐在后座上。英国代表问郭泰祺:“大使先生,今天中国委员会开会讨论什么事情?”郭泰祺大使便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英国代表当即表示说:“这是好事,我很赞成。”
开会时,国联秘书长艾文诺首先提出报告,随即表态不赞成中国政府此项计划,理由是国联已派出许多专家帮助中国建设,中国政府不必再派专家来外国考察。西班牙代表马上发言表示支持秘书长的意见,认为没有再派中国专家到外国学习的必要。
郭泰祺大使正要发言陈述理由,英国代表抢先发言说:“技术合作经费每年既有很多盈余,如果不尽量利用,实属可惜。中国政府准备利用此款加派专家来外国考察,这对中国建设更有帮助。对国联而言,这样做也可扩大国联与会员国合作的范围,国联的权威也会随着增加,应属国联可喜可贺之事。因此,我对中国政府的新建议十分赞成。”英国代表此言一出,其他代表便无言以对,都表示默认。中国代表郭大使便赶紧发言,表示感谢英国代表的支持。
会议主席、法国代表、国联秘书长艾文诺只好宣布中国代表的新建议获得委员会通过,旋即宣布散会。国联秘书处的反对最终未能成功,中国通过国联秘书处介绍派遣专家赴欧美考察的计划正式成立。
计划成立后,中国政府从1936年到1938年,共派出3批专家80多人到欧美国家考察,其中就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李仪祉、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胡庆育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才是中国和国联技术合作的真正活动,这项活动直到1939年国联解散才停止。
(此文系根据宋选铨先生日记整理。宋选铨,贵州六枝人,曾任中国驻西班牙公使馆随员、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团随员、三等秘书、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上校秘书、贵州大学教授、印度尼西亚《天声日报》编辑、联合国第十三届常年大会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参赞、一等秘书等职)
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每年9月举行一次常年大会。常年大会设立6个专门委员会,分别审议国联的6种问题:第一委员会负责审议政治问题,第二委员会负责审议经济问题,第三委员会负责审议法律问题,第四委员会负责预算及行政问题,第五委员会负责社会及人道问题,第六委员会负责委任统治地问题。每年开常年大会时,每个会员国要有一名代表参加一个专门委员会,至少要去一个秘书参加专门委员会的会议。
1932年国联召开常年大会前,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先开团务会议,请大家各自选一个委员会参加。由于预算问题十分复杂,当时没有人愿以秘书身份去第四委员会。代表团随员宋选铨见无人愿去,便说:“你们嫌预算工作复杂,我去。”于是,宋选铨便以秘书名义,随我国代表罗忠贻公使出席国联第四委员会的会议。
因十几个国家多年拖欠国联会费,致使国联预算难以处理,第四委员会便另设立一个欠费分委员会,专门讨论欠费问题。当时,中国是拖欠会费最多的国家,原因是国联成立时,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以为多承担一点会费便多有一点面子,在国联里好说话,根本没想到那时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政府财力不济。从1921年到1932年,12年间中国共拖欠国联会费960万瑞士法郎,约合960万银圆。在欠费国家中,中国拖欠的时间最长,数目最大。
欠费委员会开会时,罗忠贻代表带着宋选铨去参加。宋选铨听到各国代表的指责,心里非常难受。当日本代表和许多国家代表说拖欠会费达两年以上的国家应该取消其在国联各机构的投票权时,罗忠贻竭力辩护:“一个会员国拖欠会费,总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国联是个讲正义的机构,不能只讲钱。假若专门讲钱,那便可将国联公开拍卖,出最高价钱的国家便可把他买去。”欠费分委员会只好形成一个议决案,促使拖欠会费的国家从速偿清欠费。 会后,宋选铨将会议的实际情况写成一个详细报告,送呈外交部。
当时,中国正为中日争端需要依赖国联帮忙,外交部将此情况和财政部会商时,财政部长宋子文非常重视,马上和国联秘书处的代表商定:中国历年积欠国联的960万瑞士法郎会费,从1933年起分20年还清,每年偿还48万瑞士法郎。双方谅解,将此款作为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经费。
1933年7月18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中国政府的建议,由理事会任命一个官员充任国联与中国经济建设委员会联络员,每年派遣大批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经济建设。
其实,早在1931年5月初中国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时就已通知国联理事会,说中国希望得到国联技术机构的帮助,以便执行其建设计划。理事会就于当年5月19日通过此项请求,由国联卫生机构派遣一些专家到中国卫生署作临时使命:国联智育互助机构派遣一个教育专家委员会到中国研究教育现状。教育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们回去后写了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之改造》的报告;国联智育互助机构也介绍欧洲的3个教授到南京中央大学讲学。接着,国联的运输机构及财政、经济机关也派专家数人到中国作临时使命。但是,以上这些活动都没有正式写进国联的法律文件。
1933年7月,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关系正式建立后,升任代表团三等秘书的宋选铨一直负责管理中国代表团在国联的档案及译发来往电报,因此特别注意此项技术合作的进展情况。
当时,中国报纸对国联与我国技术合作一事大肆宣传,但究竟花了多少经费却无人注意,也无人了解。宋选铨阅读国联秘书长1933年国联决算报告时,得悉在该年度预算上规定我国偿还的48万瑞士法郎,实际上只用去19万多一点,尚余28万多瑞士法郎没有用。但依照国联预算执行的实际情况,上年预算各项剩余之款,不能留作下年预算之用。换言之,下一年的经济合作费仍为48万瑞士法郎,且不能将上年剩余的28万多瑞士法郎加入。因此,宋选铨认为已列入预算的余款28万多瑞士法郎未得到利用实在可惜。
1934年召开国联常年大会时,中国首席代表为驻法大使顾维均,宋选铨便向他汇报了此事,建议利用此款由中国每年派若干专家经国联介绍到欧洲及美国考察,以培养中国专家。顾维均代表表示赞成,嘱咐宋选铨将此事速告外交部,宋选铨即遵照办理。
依照历年习惯,每年常年大会后,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办事处须将大会讨论重要问题的经过及结果写成一个总报告,和6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一起呈报外交部。这一年第四委员会的报告由宋选铨执笔,他便将关于技术合作已获得顾大使赞成的意见及其他事项一并写入,呈请外交部核示。
但是过了一年,外交部没有任何表不。
1935年国联召开常年大会时,中国首席代表为驻英大使郭泰祺。郭泰祺最热心的是中国竞选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一席。开始他以为此事很容易,竞选一定能够成功,没有听取宋选铨关于竞选不会成功的意见,后来落选后虽然很生气,但对宋选铨却客气多了。
宋选铨一直最关心技术合作问题。1934年的国联经费使用决算报告显示:国联和我国的技术合作预算仍为48万瑞士法郎,实际花费只有21万法郎,不到原预算的一半,剩余之款又被一笔勾销。宋选铨看到后十分诧异:决算报告上只列实际花费的总数,没有分别列出详细支出的数字,但其他预算项下支出的钱却有详细账目。这些账目不仅有1万或2万瑞士法郎,甚至连年节秘书处人员赏给下人几个瑞士法郎的小费都列得很清楚。为什么这项开支21万法郎的账目却没有详细账单呢?
宋选铨很想知道派到中国去的这些专家的报酬是多少、旅费是多少、电报电费和交际费是多少。于是他想请国联秘书处给中国代表团一个比较详细的数字作参考,以便我国代表团再作一个预算,通过国联秘书处的介绍,利用技术合作费之剩余款,派遣中国专家来欧美各国考察。宋选铨将自己的打算先向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办事处处长胡世泽汇报。胡对此事既不反对也不赞成,说只要首席代表赞成,他便赞成,要宋选铨去向首席代表郭泰祺大使请示。
由于竞选非常任理事失败,郭泰祺一直想做一件事挽回面子,于是对宋选铨的建议十分重视,允许宋选铨去国联秘书处索取技术合作费的详细账单。
当时,国联秘书处主管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的人是秘书处交通组组长、法国人哈斯。宋选铨当即去面晤他,说国联1933年和1934年决算 报告内对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项下的费用无详细记载,故请秘书处开列一张详细清单,标明派往中国的专家每人报酬多少、旅费多少、交际费多少等,以供中国代表团参考。
哈斯听后有些诧异和紧张,踌躇了一下才说:“秘书处不能给中国代表团提供这个账单。”
宋选铨听后,认为哈斯在欺侮中国代表团。因为在法律上,各国代表团都是国联秘书处的主人翁,秘书处人员是属下,要听命于大会和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哈斯虽然是国联秘书处的组长,算是一个高级职员,但宋选铨是奉了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命令去询问的,他为何敢不遵命办理呢?宋选铨便拿出主人翁的身份,不客气地说:“秘书处无权反对中国代表团的要求。”
哈斯不仅是国联秘书处的高级职员,同时还是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平常总是受到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尊敬。他原以为宋选铨只是代表团的一般秘书,完全可以欺侮,没想到突然受到宋选铨的斥责,十分羞怒和惊异,不知道如何对待,但宋选铨的话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他无法反对。哈斯想了一会才说,容他查明后再将此项账单送至中国代表团。
宋选铨刚回到代表团驻地,秘书长胡世泽就对他说:“哈斯已来过电话,说你和他吵架,他不知道中国代表团是否真要技术合作的详细账单。”
宋选铨立即把和哈斯谈话的情形告诉了胡世泽。胡世泽才知道是哈斯不愿提供此项账单,便电话告诉哈斯,说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郭泰祺大使确实想看此项账单,同时明白告诉他,国联秘书处无权反对中国代表团的要求。
第二天,哈斯就把账单交给了中国代表团。1933年的账单上除了总账外,只有两个明细账:(1)全部专家用费9万多瑞士法郎;(2)技术合作秘书室用费10多万瑞士法郎。1934年的账单大致如下:(1)全部专家用费10万多瑞士法郎:(2)技术合作秘书室用费11万多瑞士法郎。另有一些1万以下开支的记载说明。
由上述账单可以看出,国联秘书处在这两年中虽然派出专家到我国,但其实际费用不足技术合作预算的一半。哈斯所开账单的总数与国联决算报告所载相符,而国联秘书处决算报告是经过专家稽核员核查过的,其数字不会错,可信为确实数目。中国代表团虽然对技术合作秘书室费用过大有些惊异,但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利用此项合作剩款,每年派专家20多人到国外考察,必可敷用。
由于郭泰祺大使已采纳宋选铨的建议,所以阅读完账单后就叫宋选铨致电外交部,请示代表团可否即向国联秘书处商谈,利用技术合作费剩余之款加派中国专家到外国考察。大概外交部因电文简略,对技术合作的全部事实不明真相,所以复电代表团说此事不用办理。郭泰祺大使和宋选铨等代表不因此项复电而灰心,决定再向外交部作详细说明,请求赞成。
于是,宋选铨便执笔起草一份详细说明书,用代表团名义请郭大使签字,呈请外交部核示。说明书一一阐明此事数年来的情况及拟议的计划。
宋选铨将说明书呈送外交部后,担心外交部还有顾虑,便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960万元技术合作费用如何用?》一文,借助舆论促请外交部赞同代表团的计划。该文发表后,在国联秘书处新闻组工作的徐寿轩把它翻译成法文,供秘书处的人参考,并送给宋选铨1份。宋选铨将译文拿给日内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秘书、瑞士人赛斯先生看。赛斯看后说写得很好,这是中国人对中国最忠实的论文。
不久,代表团便接到外交部复电,赞成该计划,嘱向国联秘书处洽办。
国联秘书长、法国人艾文诺早已从宋选铨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里,知道了中国代表团关于技术合作的新计划,便想好了一个对策。中国代表团正式通知国联秘书处,请求利用技术合作余款加派中国专家出国考察的计划后,艾文诺便组织了一个由英国、法国、瑞士、西班牙和中国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中国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来讨论此事。他的本意是想借该委员会的反对来打消中国政府的计划,所以先与西班牙代表说好,必须要有国联秘书长的支持才能实施这项计划。 “中国委员会”开会的那天下午,郭泰祺带宋选铨乘坐中国代表团的汽车,去英国代表团驻地接英国代表一同去开会。宋选铨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座上,英国代表和郭泰祺坐在后座上。英国代表问郭泰祺:“大使先生,今天中国委员会开会讨论什么事情?”郭泰祺大使便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英国代表当即表示说:“这是好事,我很赞成。”
开会时,国联秘书长艾文诺首先提出报告,随即表态不赞成中国政府此项计划,理由是国联已派出许多专家帮助中国建设,中国政府不必再派专家来外国考察。西班牙代表马上发言表示支持秘书长的意见,认为没有再派中国专家到外国学习的必要。
郭泰祺大使正要发言陈述理由,英国代表抢先发言说:“技术合作经费每年既有很多盈余,如果不尽量利用,实属可惜。中国政府准备利用此款加派专家来外国考察,这对中国建设更有帮助。对国联而言,这样做也可扩大国联与会员国合作的范围,国联的权威也会随着增加,应属国联可喜可贺之事。因此,我对中国政府的新建议十分赞成。”英国代表此言一出,其他代表便无言以对,都表示默认。中国代表郭大使便赶紧发言,表示感谢英国代表的支持。
会议主席、法国代表、国联秘书长艾文诺只好宣布中国代表的新建议获得委员会通过,旋即宣布散会。国联秘书处的反对最终未能成功,中国通过国联秘书处介绍派遣专家赴欧美考察的计划正式成立。
计划成立后,中国政府从1936年到1938年,共派出3批专家80多人到欧美国家考察,其中就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李仪祉、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胡庆育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才是中国和国联技术合作的真正活动,这项活动直到1939年国联解散才停止。
(此文系根据宋选铨先生日记整理。宋选铨,贵州六枝人,曾任中国驻西班牙公使馆随员、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团随员、三等秘书、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上校秘书、贵州大学教授、印度尼西亚《天声日报》编辑、联合国第十三届常年大会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参赞、一等秘书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