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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蒋励是一名无国界医生。因为一段工作视频，她意外成为网红。虽然备受关注，但蒋励并不认为自己跟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她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非说有，那就是我有更多的自由——那种看到有意义的事情，就放手去做的自由。”
最大限度地实现救死扶伤的理想
2009年，蒋励从北大医学院博士毕业，顺利入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了一名妇产科医生。那时的她，热爱工作，还有一位志同道合的未婚夫，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
刚考入医学院的时候，蒋励和同学们曾在老师的见证下庄严宣誓：“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社会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正式成为医生后，她在工作中收获了非常多的满足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作带给蒋励的满足感和自我价值感越来越低，她总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这种‘不够’，并不是说我工作量不够大，或者工作起来不够努力，而是说我能发挥的能量不够大。医院的环境非常好，我接触到的病人们享受着极为丰富的医疗资源，他们周围环绕着许多优秀的医生，多我一个或者少我一个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蒋励的未婚夫也是一位医疗工作者，两人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价值。他们一致认为，一个好医生应当致力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给资源匮乏的地区带去希望。两人约定，将来有机会要去偏远地区开一间小诊所，最大限度地实现救死扶伤的理想。
早在读书期间，蒋励就听说过无国界医生，一直心向往之。参加工作后，她发现自己的师姐兼上司屠铮竟然是内地首位参与无国界海外救援项目的医生。蒋励刚进医院实习时，正值屠铮参加完项目回国。从屠铮那里，蒋励听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灵魂为之震颤。因为这种震颤，她也产生了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念头。
几年过去，蒋励成为妇产科的主治医生，专业技能日臻纯熟，她感觉自己已具备足够的能力，于是着手申请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2013年，她顺利通过面试，如愿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
赴香港参加培训后，蒋励很快接到了一项任务——前往阿富汗霍斯特妇产医院，为当地孕产妇提供医疗服务。在周围人看来，舍弃稳定的工作与平静的生活奔赴战乱之地需要莫大的勇气，但蒋励认为这是个自然而然的决定。她说：“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父母身体安康，生活相对比较轻松，没有太多责任的羁绊，所以我是最好的人选。”
竭尽所能去对抗无力感
抵达阿富汗之后，蒋励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她所在的医院毗邻警察局，武装反对派经常突袭警局，常常波及或连累医院。女性医生外出时除了要躲避炮火和流弹，还必须用头巾遮挡住自己的头发和脸庞，否则很容易遭到极端武装分子的袭击。
虽然处境艰险，但蒋励没有太多时间去担忧自己的安全，因为她要集中精神应对繁重的工作。在北京，一所医护人员充足的三甲医院每月最多接诊200名产妇。但在霍斯特的妇产医院，每月都有1300名左右的产妇前来分娩，而包括蒋励在内，全院只有两名专业的妇产科医生。产妇密密麻麻地涌向医院，婴儿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待产室里装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产妇就在车上生，地上生。蒋励和另一位医生要做的就是打起精神随时随地接生，她们平均每天还要进行八至十台剖宫产手术，并见缝插针地培训当地的妇产科医生和医护人员。
依照当地习俗，信众每天要进行五次祈祷，一到时间，哪怕病人还躺在病床上，当地的医护人员也要齐齐停下手中工作，跪在地上虔诚祈祷。这是蒋励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她要死死地盯住那些重症病人，以防发生意外。有一次她累极了，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而她起身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查看病人的状况，确保她们没有在自己昏倒的时间里发生危险。
蒋励所在的医院是一处临时医疗点，设施非常简陋，医院里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止血纱布和应急呼吸机，医护人员也非常缺乏，蒋励在工作中时常被沉重的无力感裹挟。有一次，医院接生了一名严重窒息的婴儿，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抢救，孩子依然没有明显的生命迹象。按照流程，此时应当放弃抢救，但蒋励不愿相信孩子已经死了。她用力捏着急救用的呼吸气囊，一下又一下，“我总觉得也许孩子只是有一口痰噎着，加把劲儿就能哭出来，可是奇迹就是不出现。”
就这样坚持了三十多分钟，孩子的奶奶走了过来，轻轻拿走了蒋励手中的气囊，捧着她的脸说了几句话。蒋励不懂当地的语言，只听懂了“安拉”一词。她知道，老人是在安慰自己，孩子被真主安拉带走了，她知道蒋励已经尽力了。那一刻，蒋励泪流满面。
在阿富汗行医期间，蒋励接诊的孕产妇中没有一例死亡，但有一件事让她深感遗憾。某日有位怀孕七个月的孕妇出现了产前出血症状，大量的出血已经危及了她的生命，医院的血库里却没有存血。为此，蒋励和医护人员借来了村里提醒信众做礼拜用的大喇叭进行广播，号召邻近村子的村民献血救人。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筹集了足够的血液。但即便尝试了所有的施救方案，产妇依然没有脱离危险。蒋励不得不考虑为对方切除子宫。
在北京的时候，蒋励从未主刀过切除子宫的手术，并且产妇的身体结构和常人不同，手术一旦发生失误，就会引发一系列肾脏疾病。而在当地，无法生育的女性会备受歧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蒋励根本不会考虑为病人切除子宮。这一次，她别无选择。
顶着巨大的压力，蒋励完成了人生中第一台子宫切除手术。虽然手术成功了，但产妇的身体状况依然很不乐观。这让蒋励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助，她说：“我觉得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但仍然救不了一个人，这种感觉太痛苦了。”
在纯粹的关系中看见初心
蒋励的付出，当地人看在眼中。有一次她负责接生一对双胞胎，第一个胎儿顺利分娩后，第二个胎儿变成了横位，蒋励当机立断，迅速对产妇实施了宫内倒转。顺利分娩后，她又迅速对缺氧的婴儿采取了心肺复苏措施，终令母子平安。这一切，都被这家的老人看在眼中。
第二日，老人送来一块蓝色布料。在当地，普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一块布就是非常珍贵的财产。蒋励知道，这样的心意不能推却，于是郑重收下了布料。后来，她请人将布料缝制成了一件工作服，放在医院供医护人员们使用。
虽然要经常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但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病人们全然地信任着医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付给医生处理，医生也总是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去救助生命。在这个过程中，蒋励体验到了职业生涯当中最纯粹的医患关系，也找回了当初救死扶伤的初心。
蒋励在阿富汗工作的那段时间，未婚夫正在英国牛津攻读博士。他非常记挂蒋励的安危，为了帮未婚妻缓解压力，他特意给她发了马友友的大提琴曲。那是一首宁静的乐曲，蒋励常在睡前戴上耳机，用心与安宁的音乐共处，希望能忘记外界的暴乱和战争。那时候她常会不自主地想：“如果没有战乱，一切该有多么美好。原来之前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对这儿的人们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
从阿富汗回国后，蒋励与未婚夫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婚后不久，蒋励又被派往巴基斯坦的一家医院工作。在那儿，她遇到了更多产妇大出血的情况，这和当地诊所大量使用催产素有关。因为这段经历，蒋励在任务结束后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了公共卫生领域的硕士，她说：“好的医术能够救很多的人，但是好的医疗政策能够救更多的人。所以在专业技能之外，我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2016年，蒋励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重新回到了北大人民医院工作。因为见证过太多婴儿的诞生，她也产生了要个孩子的想法。虽然已经结束了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工作，蒋励依然惦念着那些需要医疗援助的人，而她的长远梦想，便是等孩子长大之后，和丈夫一起去非洲或者缅甸开一家诊所，为那些需要医疗服务的人提供帮助。
（编辑 陆艾涢）
最大限度地实现救死扶伤的理想
2009年，蒋励从北大医学院博士毕业，顺利入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了一名妇产科医生。那时的她，热爱工作，还有一位志同道合的未婚夫，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
刚考入医学院的时候，蒋励和同学们曾在老师的见证下庄严宣誓：“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社会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正式成为医生后，她在工作中收获了非常多的满足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作带给蒋励的满足感和自我价值感越来越低，她总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这种‘不够’，并不是说我工作量不够大，或者工作起来不够努力，而是说我能发挥的能量不够大。医院的环境非常好，我接触到的病人们享受着极为丰富的医疗资源，他们周围环绕着许多优秀的医生，多我一个或者少我一个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蒋励的未婚夫也是一位医疗工作者，两人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价值。他们一致认为，一个好医生应当致力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给资源匮乏的地区带去希望。两人约定，将来有机会要去偏远地区开一间小诊所，最大限度地实现救死扶伤的理想。
早在读书期间，蒋励就听说过无国界医生，一直心向往之。参加工作后，她发现自己的师姐兼上司屠铮竟然是内地首位参与无国界海外救援项目的医生。蒋励刚进医院实习时，正值屠铮参加完项目回国。从屠铮那里，蒋励听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灵魂为之震颤。因为这种震颤，她也产生了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念头。
几年过去，蒋励成为妇产科的主治医生，专业技能日臻纯熟，她感觉自己已具备足够的能力，于是着手申请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2013年，她顺利通过面试，如愿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
赴香港参加培训后，蒋励很快接到了一项任务——前往阿富汗霍斯特妇产医院，为当地孕产妇提供医疗服务。在周围人看来，舍弃稳定的工作与平静的生活奔赴战乱之地需要莫大的勇气，但蒋励认为这是个自然而然的决定。她说：“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父母身体安康，生活相对比较轻松，没有太多责任的羁绊，所以我是最好的人选。”
竭尽所能去对抗无力感
抵达阿富汗之后，蒋励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她所在的医院毗邻警察局，武装反对派经常突袭警局，常常波及或连累医院。女性医生外出时除了要躲避炮火和流弹，还必须用头巾遮挡住自己的头发和脸庞，否则很容易遭到极端武装分子的袭击。
虽然处境艰险，但蒋励没有太多时间去担忧自己的安全，因为她要集中精神应对繁重的工作。在北京，一所医护人员充足的三甲医院每月最多接诊200名产妇。但在霍斯特的妇产医院，每月都有1300名左右的产妇前来分娩，而包括蒋励在内，全院只有两名专业的妇产科医生。产妇密密麻麻地涌向医院，婴儿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待产室里装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产妇就在车上生，地上生。蒋励和另一位医生要做的就是打起精神随时随地接生，她们平均每天还要进行八至十台剖宫产手术，并见缝插针地培训当地的妇产科医生和医护人员。
依照当地习俗，信众每天要进行五次祈祷，一到时间，哪怕病人还躺在病床上，当地的医护人员也要齐齐停下手中工作，跪在地上虔诚祈祷。这是蒋励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她要死死地盯住那些重症病人，以防发生意外。有一次她累极了，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而她起身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查看病人的状况，确保她们没有在自己昏倒的时间里发生危险。
蒋励所在的医院是一处临时医疗点，设施非常简陋，医院里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止血纱布和应急呼吸机，医护人员也非常缺乏，蒋励在工作中时常被沉重的无力感裹挟。有一次，医院接生了一名严重窒息的婴儿，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抢救，孩子依然没有明显的生命迹象。按照流程，此时应当放弃抢救，但蒋励不愿相信孩子已经死了。她用力捏着急救用的呼吸气囊，一下又一下，“我总觉得也许孩子只是有一口痰噎着，加把劲儿就能哭出来，可是奇迹就是不出现。”
就这样坚持了三十多分钟，孩子的奶奶走了过来，轻轻拿走了蒋励手中的气囊，捧着她的脸说了几句话。蒋励不懂当地的语言，只听懂了“安拉”一词。她知道，老人是在安慰自己，孩子被真主安拉带走了，她知道蒋励已经尽力了。那一刻，蒋励泪流满面。
在阿富汗行医期间，蒋励接诊的孕产妇中没有一例死亡，但有一件事让她深感遗憾。某日有位怀孕七个月的孕妇出现了产前出血症状，大量的出血已经危及了她的生命，医院的血库里却没有存血。为此，蒋励和医护人员借来了村里提醒信众做礼拜用的大喇叭进行广播，号召邻近村子的村民献血救人。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筹集了足够的血液。但即便尝试了所有的施救方案，产妇依然没有脱离危险。蒋励不得不考虑为对方切除子宫。
在北京的时候，蒋励从未主刀过切除子宫的手术，并且产妇的身体结构和常人不同，手术一旦发生失误，就会引发一系列肾脏疾病。而在当地，无法生育的女性会备受歧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蒋励根本不会考虑为病人切除子宮。这一次，她别无选择。
顶着巨大的压力，蒋励完成了人生中第一台子宫切除手术。虽然手术成功了，但产妇的身体状况依然很不乐观。这让蒋励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助，她说：“我觉得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但仍然救不了一个人，这种感觉太痛苦了。”
在纯粹的关系中看见初心
蒋励的付出，当地人看在眼中。有一次她负责接生一对双胞胎，第一个胎儿顺利分娩后，第二个胎儿变成了横位，蒋励当机立断，迅速对产妇实施了宫内倒转。顺利分娩后，她又迅速对缺氧的婴儿采取了心肺复苏措施，终令母子平安。这一切，都被这家的老人看在眼中。
第二日，老人送来一块蓝色布料。在当地，普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一块布就是非常珍贵的财产。蒋励知道，这样的心意不能推却，于是郑重收下了布料。后来，她请人将布料缝制成了一件工作服，放在医院供医护人员们使用。
虽然要经常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但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病人们全然地信任着医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付给医生处理，医生也总是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去救助生命。在这个过程中，蒋励体验到了职业生涯当中最纯粹的医患关系，也找回了当初救死扶伤的初心。
蒋励在阿富汗工作的那段时间，未婚夫正在英国牛津攻读博士。他非常记挂蒋励的安危，为了帮未婚妻缓解压力，他特意给她发了马友友的大提琴曲。那是一首宁静的乐曲，蒋励常在睡前戴上耳机，用心与安宁的音乐共处，希望能忘记外界的暴乱和战争。那时候她常会不自主地想：“如果没有战乱，一切该有多么美好。原来之前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对这儿的人们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
从阿富汗回国后，蒋励与未婚夫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婚后不久，蒋励又被派往巴基斯坦的一家医院工作。在那儿，她遇到了更多产妇大出血的情况，这和当地诊所大量使用催产素有关。因为这段经历，蒋励在任务结束后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了公共卫生领域的硕士，她说：“好的医术能够救很多的人，但是好的医疗政策能够救更多的人。所以在专业技能之外，我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2016年，蒋励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重新回到了北大人民医院工作。因为见证过太多婴儿的诞生，她也产生了要个孩子的想法。虽然已经结束了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工作，蒋励依然惦念着那些需要医疗援助的人，而她的长远梦想，便是等孩子长大之后，和丈夫一起去非洲或者缅甸开一家诊所，为那些需要医疗服务的人提供帮助。
（编辑 陆艾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