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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便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维护国家主权，促进国家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外交成就。而新中国外交史上先后出现的四个“三原则”，便是这种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生动写照。
1、三大政策：确立新中国外交基石
新中国是在美苏冷战、世界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时刻诞生的，而中国革命又是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因此，新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她在国际力量分野中将采取什么立场，她将如何来处理自己的对外关系，就引起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关注。在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之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已在各种场合就上述问题作了阐述，那就是新中国将采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三大外交原则。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中苏结成同盟，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一道，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这个战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边倒”。
“另起炉灶”，就是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不继承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政府旧有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要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和势力。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2月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里，中国人民即迅速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为今后我国在平等基础上同这些国家建立新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中日恢复邦交三原则：写入中日联合声明
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日本政府一贯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标志着美国长期敌视中国的政策的破产，宣告美国政府迈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第一步。因此，美国率先同中国进行外交关系的缓和，搞“越顶外交”，对日本冲击很大。当时，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但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佐藤政府被迫于1972年6月17日宣布辞职。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迅速作出反应。他在7月9日欢迎也门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说：“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称要加紧实行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当时，中国方面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即：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这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基础。这些原则在后来的中日政治接触中，被日方接受。1972年9月25日至9月30日，田中首相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声明》指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从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此，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终于揭开了新的篇章。
3、断交、撤军、废约：中美建交三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长期奉行对华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及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的统一大业。美国继续承认台湾当局并在1954年12月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因此中美两国长期处于严重敌对状态。
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为了摆脱越战泥潭，经济相对衰落的困境，为了对付苏联严重的挑战，他不得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尼克松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借助中国抗衡苏联。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中美关系大门打开了。
1977年1月，新任总统卡特鉴于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决定在其任期内推进同中国的关系，并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这方面，症结在于美国未能处理好台湾问题。此时，中国把台湾问题的要求归结为三句话，即根据上海公报精神，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撤退美国在台湾及台湾海峡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台湾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简言之，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是：断交、撤军、废约。
1977年8月，卡特派国务卿万斯来华作探索性访问。但万斯带来了中国所不能接受的建交方案——“倒联络处方案”，即让中美之间在1973年4月互设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把美台之间的所谓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这一方案的实质是美台之间公开保持官方交往的关系，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所拒绝。邓小平在会见万斯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讲的美国立场，从上海公报后退了。……如果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
万斯访华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有助于卡特政府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原则立场。1978年5月，卡特又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准备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1978年下半年，中美双方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了高度机密的谈判，并在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8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在就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发表的声明中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这样，美国政府就完全接受了中国方面始终坚持的“断交、废约、撤军”的建交三原则。
4、消除三大障碍：中苏关系改善三原则
新中国建立后，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苏关系良好。但是从50年代末以后，苏联推行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政策，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并导致了1969年3月的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威胁。直到80年代初， 中苏关系才出现改善的苗头。
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声称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继续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取得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而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并考虑到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的变化，提出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这表明中国将放弃70年代奉行的“一条线“(即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从而也为中苏关系改善提供了条件。
从1982年至1986年中苏副外长级特使进行了九轮磋商。中国认为消除“三大障碍”——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中蒙边境驻扎重兵和武装占领阿富汗——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因为它们对中国南部、北部和西部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要使中苏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苏联必须采取排除“三大障碍”的实际行动，即：第一，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减少和撤退在中苏和中蒙边境的驻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然而苏联方面声称中国的要求是对改善两国关系提出的先决条件，并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采取不承认和拒绝讨论的态度，使中苏磋商一度陷入僵局。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现出了比前任更为积极的态度，准备同中国讨论改善两国关系的问题。同年9月2日，邓小平在同美国记者谈话中公开表示：“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以上可见，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是旗帜鲜明的、立场坚定的。
从1987年起，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悄悄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1987年1月，苏联宣布将把驻扎在蒙古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及其他部队撤回苏联。4月，苏联开始从蒙古撤出部队。1987年2月，中苏边界谈判开始恢复，苏联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原则。1988年4月，苏联宣布从5月15日起在9个月内把在阿富汗的全部苏军撤走。1988年6月，在中苏特使第1 2轮磋商时，苏方表示，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是解决柬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8月27日A9月1日，中苏副外长级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都主张束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中苏关系中的最大障碍终于破除。
从1988年底至1989年初，中苏外长互访成功，并为中苏最高级会晤铺平了道路。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5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高级会晤。邓小平在会见时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戈尔巴乔夫在结束访华时，双方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中苏两国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1、三大政策：确立新中国外交基石
新中国是在美苏冷战、世界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时刻诞生的，而中国革命又是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因此，新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她在国际力量分野中将采取什么立场，她将如何来处理自己的对外关系，就引起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关注。在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之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已在各种场合就上述问题作了阐述，那就是新中国将采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三大外交原则。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中苏结成同盟，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一道，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这个战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边倒”。
“另起炉灶”，就是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不继承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政府旧有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要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和势力。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2月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里，中国人民即迅速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为今后我国在平等基础上同这些国家建立新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中日恢复邦交三原则：写入中日联合声明
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日本政府一贯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标志着美国长期敌视中国的政策的破产，宣告美国政府迈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第一步。因此，美国率先同中国进行外交关系的缓和，搞“越顶外交”，对日本冲击很大。当时，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但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佐藤政府被迫于1972年6月17日宣布辞职。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迅速作出反应。他在7月9日欢迎也门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说：“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称要加紧实行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当时，中国方面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即：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这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基础。这些原则在后来的中日政治接触中，被日方接受。1972年9月25日至9月30日，田中首相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声明》指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从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此，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终于揭开了新的篇章。
3、断交、撤军、废约：中美建交三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长期奉行对华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及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的统一大业。美国继续承认台湾当局并在1954年12月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因此中美两国长期处于严重敌对状态。
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为了摆脱越战泥潭，经济相对衰落的困境，为了对付苏联严重的挑战，他不得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尼克松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借助中国抗衡苏联。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中美关系大门打开了。
1977年1月，新任总统卡特鉴于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决定在其任期内推进同中国的关系，并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这方面，症结在于美国未能处理好台湾问题。此时，中国把台湾问题的要求归结为三句话，即根据上海公报精神，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撤退美国在台湾及台湾海峡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台湾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简言之，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是：断交、撤军、废约。
1977年8月，卡特派国务卿万斯来华作探索性访问。但万斯带来了中国所不能接受的建交方案——“倒联络处方案”，即让中美之间在1973年4月互设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把美台之间的所谓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这一方案的实质是美台之间公开保持官方交往的关系，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所拒绝。邓小平在会见万斯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讲的美国立场，从上海公报后退了。……如果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
万斯访华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有助于卡特政府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原则立场。1978年5月，卡特又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准备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1978年下半年，中美双方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了高度机密的谈判，并在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8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在就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发表的声明中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这样，美国政府就完全接受了中国方面始终坚持的“断交、废约、撤军”的建交三原则。
4、消除三大障碍：中苏关系改善三原则
新中国建立后，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苏关系良好。但是从50年代末以后，苏联推行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政策，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并导致了1969年3月的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威胁。直到80年代初， 中苏关系才出现改善的苗头。
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声称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继续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取得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而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并考虑到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的变化，提出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这表明中国将放弃70年代奉行的“一条线“(即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从而也为中苏关系改善提供了条件。
从1982年至1986年中苏副外长级特使进行了九轮磋商。中国认为消除“三大障碍”——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中蒙边境驻扎重兵和武装占领阿富汗——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因为它们对中国南部、北部和西部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要使中苏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苏联必须采取排除“三大障碍”的实际行动，即：第一，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减少和撤退在中苏和中蒙边境的驻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然而苏联方面声称中国的要求是对改善两国关系提出的先决条件，并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采取不承认和拒绝讨论的态度，使中苏磋商一度陷入僵局。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现出了比前任更为积极的态度，准备同中国讨论改善两国关系的问题。同年9月2日，邓小平在同美国记者谈话中公开表示：“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以上可见，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是旗帜鲜明的、立场坚定的。
从1987年起，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悄悄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1987年1月，苏联宣布将把驻扎在蒙古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及其他部队撤回苏联。4月，苏联开始从蒙古撤出部队。1987年2月，中苏边界谈判开始恢复，苏联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原则。1988年4月，苏联宣布从5月15日起在9个月内把在阿富汗的全部苏军撤走。1988年6月，在中苏特使第1 2轮磋商时，苏方表示，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是解决柬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8月27日A9月1日，中苏副外长级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都主张束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中苏关系中的最大障碍终于破除。
从1988年底至1989年初，中苏外长互访成功，并为中苏最高级会晤铺平了道路。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5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高级会晤。邓小平在会见时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戈尔巴乔夫在结束访华时，双方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中苏两国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