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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出版社只是在“幕后”默默地编辑出版图书、乐谱、报刊的专门机构，旁此无他业。但在2007年5月的中下旬，人民音乐出版却俨然成为国内音乐界最炙热的关键词——《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以下简称《曲库》）出版演出系列活动在北京隆重登场，《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文艺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众多音乐界之外主流媒体的同步报导，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集团等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同志的出席及肯定，使得系列活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普通的音乐活动，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行为。
这次由音乐出版工作者主导的活动，是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策划倡导，人民音乐出版社与北京交响乐团主办，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陕西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一次大规模系列性音乐盛会。活动主要包括：5月17日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和北京交响乐团联合举办的“《曲库》总谱出版暨作品音乐会”新闻发布会；5月22日由出版社主办的《曲库》第一批15部作品总谱出版的首发仪式；5月22日、24日晚，由谭利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曲库》作品音乐会和作曲家群体的现场签名售谱活动；5月25日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编辑部、《音乐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当代音乐创作与传播”学术研讨会。
当系列活动的大幕徐徐拉上之后，我们回顾、反观整个活动的全貌，感觉有不少可值认真咀嚼回味的方面。
《曲库》的初衷与设想
《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是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独立策划、编辑、出版的一套开放式的乐谱系列。按照出版者的构想，准备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遴选并编辑出版一系列中国当代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大中型乐队作品，以期保存、积累、宣传并进一步向海内外广大听众推介中国当代优秀的专业音乐作品。据出版社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这项宏大出版选题的原初设想，可追溯至1999年，当时只是富有责任心的编辑人员因有感当代作曲家的大中型乐队作品因出版难、演出难而投身国外出版商的现实提出的普通出版计划，2002年这个设想被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列为选题规划后，又几经论证修订，于2006年被列为出版社重点选题，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正是由于大家对当代专业音乐创作普遍的关注与期待，使得这一原本普通的乐谱出版计划在2006年迅速成为牵动出版社、乐团、作曲家、院校、媒体的联合行动，特别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加盟，最终把平面的出版变为立体的系列文化行为。
本次作为联合行动首批隆重推出的《曲库》作品，多是曾经在国内外音乐会演出过的较为成熟的管弦乐队作品，共涵括了15位国内当代知名作曲家的15部代表性作品（按姓氏拼音排序）：
鲍元恺《炎黄风情》（24首中国民歌主题管弦乐曲）；
高为杰《白马印象》（双胡与交响乐队）；
郭文景《愁空山》（竹笛与管弦乐队协奏曲，作品18之2）；
何训田《梦四则》（装置二胡与管弦乐队）；
贾达群《融Ⅱ》（独奏中国打击乐与交响乐队协奏曲）；
金湘《金陵祭》（交响大合唱，作品61号）；
刘湲《土楼回响》（交响音诗）；
唐建平《圣火2008》（交响协奏曲，为打击乐与交响乐队而作）；
王宁《第三交响曲》（呼唤未来）；
王西麟《第四交响曲》（作品38号）；
杨立青《荒漠暮色》（中胡与交响乐队）；
杨青《苍》（笛子与交响乐队）；
叶小纲《地平线》（第二交响曲，为女高音、男中音和交响乐队而作，作品20号）；
赵季平《第一交响乐》；
朱世瑞《〈天问〉之问》（为竹笛与交响乐队而作）。
其中，既有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地平线》（1985）、《梦四则》（1986），也有近年来新创作的《圣火2008》（2005）等富于时代畅想的作品；既有根据传统技法对民歌进行编曲创作的《炎黄风情》组曲，也有富含哲理与玄机的抽象作品《〈天问〉之问》；既有为民族灾难而呐喊的交响合唱《金陵祭》，也有充满色彩变换而令人遐思的《荒漠暮色》。按照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杜晓十在研讨会上的讲话所说：“《曲库》提倡的是既要有专业艺术性，又要有可听性的多元定位。”
《曲库》的意义与突破
我国的现代音乐出版业虽然始自20世纪上半叶，但由于战乱、人祸、技术等诸般缘由，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国也仅有两家专业的出版机构正常运营，90年代至今的出版业大发展虽然催生了专业学院出版社的诞生和众多其他出版机构的加盟，但音乐出版业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也是空前严峻：缺乏前瞻性的一味迎合读者造成的选题重复和低俗化倾向；无序的竞争带来的市场混乱和权威迷失；版权意识的淡薄带来的盗版横行和创新乏力；学风浮躁带来的著述粗疏和自我复制现象严重；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出版制品的愈益迫近与部分出版者尊严的丧失。凡此种种，造成国内音乐出版领域繁荣表象下的不少严重错位乃至缺位，出版界长期对当代专业大中型音乐作品的忽视与无视即为一例。
此次首批《曲库》作品的编辑出版与系列活动的举办，对当下的音乐出版和音乐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首先，《曲库》的出版具有示范导向作用，表明出版界和文化界对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关注和日益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专业音乐创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造就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优秀作曲家及其作品，而与之极不匹配的是，国内有限的出版条件、版权环境和传播方式等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专业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使部分优秀作曲家的作品不得不转由国外的出版商代理发行，这也造成国内当代文化资源的流失。此次作为国内具有权威地位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倡导推出当代作曲家的专业作品系列，无疑具有示范导向的作用，它将极力扭转长期以来以洋为美、厚洋薄己的认识倾向和社会心理，对弘扬中国当代专业音乐作品及发展音乐事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其次，《曲库》出版系列活动的举办表明我国音乐出版业观念与地位的飞升，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音乐出版业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有量的激增和质的飞跃，但始终未能突破一些传统的出版模式，基本是随着整个出版技术的革新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而随波逐流式地前行，可谓之亦步亦趋。此次《曲库》出版发行系列活动的举办，对音乐出版业来说起码在三个方面是有实质性的突破和改观的：（1）出版理念的更新。此次出版的《曲库》乐谱，在出版物的所有文字上采取了中英文双语并存的方式，以着力体现中央政府关于出版物“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也是对长期以来主要靠“引进”作品的专业出版的一次批量的“反击”；在乐谱出版的同时，开始尝试乐谱租赁开发的出版理念。这些在中国音乐发展历程中无疑都具有首创的意义。（2）出版形式的多样化。《曲库》出版系列活动的举办，已经打破了传统出版业以纸介书谱或光盘音响呈现的较为单一的出版形式，形成以纸介乐谱加CD音响为依托、音乐会演出为延伸、学术研讨为思想库的“立体化”的出版方式。（3）长期以来，人们对出版工作的认识和定位往往是不足或偏低的。此次由音乐出版社来主导举办大规模的系列音乐活动，并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在国内音乐界属首次，它表明出版工作在整个音乐生活中的影响力在扩大，地位在逐步提升。
第三，《曲库》出版系列活动的举办是音乐界多行业、多部门协作的一次有益演练，为今后相类音乐活动的开展积累了经验。社会发展和音乐生活的日益多样化，要求许多的音乐活动及相关的规则要兼顾到多行业、多部门的有效协作及利益共享。从前文已提及的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和参与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多行业、多部门的集体行动。从2006年下半年至活动举办之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能够将系列活动操持到位并引起社会广泛的认同，是一件十分繁重和细致的工作，其中人民音乐出版社和北京交响乐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艰辛，其他主办单位及作曲家群体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也成为该项活动顺利举办的必要保障。
第四，《曲库》将为音乐教育事业提供更加充足而鲜活的当代音乐素材。完整的音乐审美活动既需要作曲家的创作、演奏（唱）家的表演，也需要听众的欣赏，同时也不能缺乏其他为之提供保障环节的支持和帮助。此次出版的《曲库》及今后计划中的作品，为广大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提供了很好的教学素材和学习机会。且不说有幸到现场聆听音乐会的众多师生的直接受益，大批当代中国作曲家的优秀作品乐谱及音响的出版（在首批出版的15部作品中，有13部附赠了CD音响），必将为广大音乐院校、普通高等院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充足而鲜活的当代中国作品教学谱例、听赏音响，为教学机构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作品实例更新，甚至教学观念的转变都提供了有效素材和可能的条件，这无疑为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的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期待及隐忧
系列活动隆重而火热地结束了，人们在无限回味的同时，都在翘首期盼未来。在5月25日举办的“当代音乐创作与传播”学术研讨会上，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杜晓十先生曾郑重地表达了出版社的意愿：希望在今后每年的5月下旬，都能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举办类似于“音乐节”式的出版、演出活动，以持续推动当代音乐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北京现代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作曲家叶小纲则提议将这项活动纳入到现代音乐节的整体规划中去；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总编辑吴斌先生则在音乐会节目单的“总编寄语”中，表达了“将持续不断地推出中国作曲家的杰出音乐作品，并争取每年举办中国作品音乐会，将其发展为‘中国作品音乐节’”的美好愿望。这种种掷地有声的话语虽然让所有的音乐家和听众都感到兴奋和激动，也对中国未来专业音乐创作的前景充满了期待与憧憬，但也有不少的音乐家冷静地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并提出了许多的意见和建议。中央音乐学院的梁茂春教授更以“我期待真正的开始”为题在研讨会上做了发言，对《曲库》未来可能遭遇到的资金困境表示了忧虑。中国音乐学院的李西安教授则对《曲库》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1）出版社应具有品牌意识，努力做到使作曲家与出版社双赢；（2）期待社会有良好的版权意识和环境；（3）由出版社建立并实施乐谱租赁制度。应该说，研讨会上专家们发表的意见和建议十分具有现实针对性和代表性，值得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乃至整个音乐界的同仁关注和思考：
（一）如何建立和有效保障专业艺术音乐作品的宣传和推广机制。音乐传播环节的重要性虽然愈益引起大家的重视，但如何建立和保障这个环节的顺利完成却是个长久困扰业界的难题。首批《曲库》作品的出版是在出版社、乐团的极大努力下，在其他主办院校“众人拾柴”般的襄助下得以顺利实施的。这种具有民间自发性质的“互助”式合作能否长期顺利实行，其中具有相当大的可变性，从而也使该项被社会广泛赞誉的文化活动的前景充满了变数。因此，如何将诸如这种利于文化建设、被文化界和社会广泛称颂的好事有效地延续下去，是政府管理机构应该认真考虑并采取相应举措的。
（二）作曲家签约、乐谱租赁等合作方式虽然在西方国家的音乐生活中已经显得十分平常，但在国内施行尚存在许多困难，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即为公众的版权意识与社会版权环境的欠佳。出版机构的权益被严重地侵害，这种侵害甚至已经积存于普通人日常不经意的工作和学习中。人民音乐出版社图书研发中心的苏兰生主任在发言时认为，版权意识应该首先由音乐家率先垂范，例如在课堂上禁止使用复印乐谱、教材等习惯应该自觉养成。如果版权意识与版权环境不能得到有效的改观，我们文化建设的许多美好蓝图或许只能成为茶余饭后的美谈。
（三）《曲库》的定位与遴选工作的重要性。作为国家级出版机构推出的以“中国当代作曲家”定位的“曲库”，其遴选作品的严肃性、多样化就成为必然。虽然在确定《曲库》的选题范围时，在出版社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当乐谱作为公开出版物推向社会之时，就要接受社会的广泛检验和评价。研讨会上，不少专家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如《人民音乐》编辑部副主编于庆新就将选曲范围问题归为三条建议：要顾及老中青作曲家群体中确有成就者；入选题材不仅限于交响乐，也可考虑民族管弦乐队作品等；这次出版演出的某些作品即使对作曲家本人来说也并非是他的优秀之作，作曲家应拿出自己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应该说，作为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曲库》的选曲定位与遴选科学性是整个活动的“源头”，需要组织者认真严肃地对待。
（四）所有组织者、参与者都应以责任感和平常心对待此类文化活动，并积极而认真地投入这项活动。社会文化的建设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人真诚地参与并为之付出努力。在推出首批《曲库》作品之时，我们可以有激动、有仓促、有失误，当要将之作为每年一度的节日般持续推出时，当要把作品永久地定格在印制精美的谱本上供大家学习鉴赏时，就要求作曲家、组织者、参与者早做准备，吸取以往教训，将文化大厦的建设做得更加精细，更加完美，为听众和读者留下更多更优质的精神享受。
我们期待这个“中国作品音乐节”的再次到来。
陈荃有 文学（音乐学）博士，《音乐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
（责任编辑 于庆新）
这次由音乐出版工作者主导的活动，是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策划倡导，人民音乐出版社与北京交响乐团主办，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陕西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一次大规模系列性音乐盛会。活动主要包括：5月17日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和北京交响乐团联合举办的“《曲库》总谱出版暨作品音乐会”新闻发布会；5月22日由出版社主办的《曲库》第一批15部作品总谱出版的首发仪式；5月22日、24日晚，由谭利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曲库》作品音乐会和作曲家群体的现场签名售谱活动；5月25日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编辑部、《音乐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当代音乐创作与传播”学术研讨会。
当系列活动的大幕徐徐拉上之后，我们回顾、反观整个活动的全貌，感觉有不少可值认真咀嚼回味的方面。
《曲库》的初衷与设想
《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是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独立策划、编辑、出版的一套开放式的乐谱系列。按照出版者的构想，准备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遴选并编辑出版一系列中国当代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大中型乐队作品，以期保存、积累、宣传并进一步向海内外广大听众推介中国当代优秀的专业音乐作品。据出版社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这项宏大出版选题的原初设想，可追溯至1999年，当时只是富有责任心的编辑人员因有感当代作曲家的大中型乐队作品因出版难、演出难而投身国外出版商的现实提出的普通出版计划，2002年这个设想被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列为选题规划后，又几经论证修订，于2006年被列为出版社重点选题，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正是由于大家对当代专业音乐创作普遍的关注与期待，使得这一原本普通的乐谱出版计划在2006年迅速成为牵动出版社、乐团、作曲家、院校、媒体的联合行动，特别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加盟，最终把平面的出版变为立体的系列文化行为。
本次作为联合行动首批隆重推出的《曲库》作品，多是曾经在国内外音乐会演出过的较为成熟的管弦乐队作品，共涵括了15位国内当代知名作曲家的15部代表性作品（按姓氏拼音排序）：
鲍元恺《炎黄风情》（24首中国民歌主题管弦乐曲）；
高为杰《白马印象》（双胡与交响乐队）；
郭文景《愁空山》（竹笛与管弦乐队协奏曲，作品18之2）；
何训田《梦四则》（装置二胡与管弦乐队）；
贾达群《融Ⅱ》（独奏中国打击乐与交响乐队协奏曲）；
金湘《金陵祭》（交响大合唱，作品61号）；
刘湲《土楼回响》（交响音诗）；
唐建平《圣火2008》（交响协奏曲，为打击乐与交响乐队而作）；
王宁《第三交响曲》（呼唤未来）；
王西麟《第四交响曲》（作品38号）；
杨立青《荒漠暮色》（中胡与交响乐队）；
杨青《苍》（笛子与交响乐队）；
叶小纲《地平线》（第二交响曲，为女高音、男中音和交响乐队而作，作品20号）；
赵季平《第一交响乐》；
朱世瑞《〈天问〉之问》（为竹笛与交响乐队而作）。
其中，既有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地平线》（1985）、《梦四则》（1986），也有近年来新创作的《圣火2008》（2005）等富于时代畅想的作品；既有根据传统技法对民歌进行编曲创作的《炎黄风情》组曲，也有富含哲理与玄机的抽象作品《〈天问〉之问》；既有为民族灾难而呐喊的交响合唱《金陵祭》，也有充满色彩变换而令人遐思的《荒漠暮色》。按照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杜晓十在研讨会上的讲话所说：“《曲库》提倡的是既要有专业艺术性，又要有可听性的多元定位。”
《曲库》的意义与突破
我国的现代音乐出版业虽然始自20世纪上半叶，但由于战乱、人祸、技术等诸般缘由，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国也仅有两家专业的出版机构正常运营，90年代至今的出版业大发展虽然催生了专业学院出版社的诞生和众多其他出版机构的加盟，但音乐出版业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也是空前严峻：缺乏前瞻性的一味迎合读者造成的选题重复和低俗化倾向；无序的竞争带来的市场混乱和权威迷失；版权意识的淡薄带来的盗版横行和创新乏力；学风浮躁带来的著述粗疏和自我复制现象严重；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出版制品的愈益迫近与部分出版者尊严的丧失。凡此种种，造成国内音乐出版领域繁荣表象下的不少严重错位乃至缺位，出版界长期对当代专业大中型音乐作品的忽视与无视即为一例。
此次首批《曲库》作品的编辑出版与系列活动的举办，对当下的音乐出版和音乐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首先，《曲库》的出版具有示范导向作用，表明出版界和文化界对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关注和日益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专业音乐创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造就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优秀作曲家及其作品，而与之极不匹配的是，国内有限的出版条件、版权环境和传播方式等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专业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使部分优秀作曲家的作品不得不转由国外的出版商代理发行，这也造成国内当代文化资源的流失。此次作为国内具有权威地位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倡导推出当代作曲家的专业作品系列，无疑具有示范导向的作用，它将极力扭转长期以来以洋为美、厚洋薄己的认识倾向和社会心理，对弘扬中国当代专业音乐作品及发展音乐事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其次，《曲库》出版系列活动的举办表明我国音乐出版业观念与地位的飞升，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音乐出版业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有量的激增和质的飞跃，但始终未能突破一些传统的出版模式，基本是随着整个出版技术的革新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而随波逐流式地前行，可谓之亦步亦趋。此次《曲库》出版发行系列活动的举办，对音乐出版业来说起码在三个方面是有实质性的突破和改观的：（1）出版理念的更新。此次出版的《曲库》乐谱，在出版物的所有文字上采取了中英文双语并存的方式，以着力体现中央政府关于出版物“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也是对长期以来主要靠“引进”作品的专业出版的一次批量的“反击”；在乐谱出版的同时，开始尝试乐谱租赁开发的出版理念。这些在中国音乐发展历程中无疑都具有首创的意义。（2）出版形式的多样化。《曲库》出版系列活动的举办，已经打破了传统出版业以纸介书谱或光盘音响呈现的较为单一的出版形式，形成以纸介乐谱加CD音响为依托、音乐会演出为延伸、学术研讨为思想库的“立体化”的出版方式。（3）长期以来，人们对出版工作的认识和定位往往是不足或偏低的。此次由音乐出版社来主导举办大规模的系列音乐活动，并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在国内音乐界属首次，它表明出版工作在整个音乐生活中的影响力在扩大，地位在逐步提升。
第三，《曲库》出版系列活动的举办是音乐界多行业、多部门协作的一次有益演练，为今后相类音乐活动的开展积累了经验。社会发展和音乐生活的日益多样化，要求许多的音乐活动及相关的规则要兼顾到多行业、多部门的有效协作及利益共享。从前文已提及的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和参与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多行业、多部门的集体行动。从2006年下半年至活动举办之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能够将系列活动操持到位并引起社会广泛的认同，是一件十分繁重和细致的工作，其中人民音乐出版社和北京交响乐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艰辛，其他主办单位及作曲家群体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也成为该项活动顺利举办的必要保障。
第四，《曲库》将为音乐教育事业提供更加充足而鲜活的当代音乐素材。完整的音乐审美活动既需要作曲家的创作、演奏（唱）家的表演，也需要听众的欣赏，同时也不能缺乏其他为之提供保障环节的支持和帮助。此次出版的《曲库》及今后计划中的作品，为广大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提供了很好的教学素材和学习机会。且不说有幸到现场聆听音乐会的众多师生的直接受益，大批当代中国作曲家的优秀作品乐谱及音响的出版（在首批出版的15部作品中，有13部附赠了CD音响），必将为广大音乐院校、普通高等院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充足而鲜活的当代中国作品教学谱例、听赏音响，为教学机构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作品实例更新，甚至教学观念的转变都提供了有效素材和可能的条件，这无疑为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的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期待及隐忧
系列活动隆重而火热地结束了，人们在无限回味的同时，都在翘首期盼未来。在5月25日举办的“当代音乐创作与传播”学术研讨会上，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杜晓十先生曾郑重地表达了出版社的意愿：希望在今后每年的5月下旬，都能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举办类似于“音乐节”式的出版、演出活动，以持续推动当代音乐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北京现代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作曲家叶小纲则提议将这项活动纳入到现代音乐节的整体规划中去；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总编辑吴斌先生则在音乐会节目单的“总编寄语”中，表达了“将持续不断地推出中国作曲家的杰出音乐作品，并争取每年举办中国作品音乐会，将其发展为‘中国作品音乐节’”的美好愿望。这种种掷地有声的话语虽然让所有的音乐家和听众都感到兴奋和激动，也对中国未来专业音乐创作的前景充满了期待与憧憬，但也有不少的音乐家冷静地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并提出了许多的意见和建议。中央音乐学院的梁茂春教授更以“我期待真正的开始”为题在研讨会上做了发言，对《曲库》未来可能遭遇到的资金困境表示了忧虑。中国音乐学院的李西安教授则对《曲库》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1）出版社应具有品牌意识，努力做到使作曲家与出版社双赢；（2）期待社会有良好的版权意识和环境；（3）由出版社建立并实施乐谱租赁制度。应该说，研讨会上专家们发表的意见和建议十分具有现实针对性和代表性，值得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乃至整个音乐界的同仁关注和思考：
（一）如何建立和有效保障专业艺术音乐作品的宣传和推广机制。音乐传播环节的重要性虽然愈益引起大家的重视，但如何建立和保障这个环节的顺利完成却是个长久困扰业界的难题。首批《曲库》作品的出版是在出版社、乐团的极大努力下，在其他主办院校“众人拾柴”般的襄助下得以顺利实施的。这种具有民间自发性质的“互助”式合作能否长期顺利实行，其中具有相当大的可变性，从而也使该项被社会广泛赞誉的文化活动的前景充满了变数。因此，如何将诸如这种利于文化建设、被文化界和社会广泛称颂的好事有效地延续下去，是政府管理机构应该认真考虑并采取相应举措的。
（二）作曲家签约、乐谱租赁等合作方式虽然在西方国家的音乐生活中已经显得十分平常，但在国内施行尚存在许多困难，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即为公众的版权意识与社会版权环境的欠佳。出版机构的权益被严重地侵害，这种侵害甚至已经积存于普通人日常不经意的工作和学习中。人民音乐出版社图书研发中心的苏兰生主任在发言时认为，版权意识应该首先由音乐家率先垂范，例如在课堂上禁止使用复印乐谱、教材等习惯应该自觉养成。如果版权意识与版权环境不能得到有效的改观，我们文化建设的许多美好蓝图或许只能成为茶余饭后的美谈。
（三）《曲库》的定位与遴选工作的重要性。作为国家级出版机构推出的以“中国当代作曲家”定位的“曲库”，其遴选作品的严肃性、多样化就成为必然。虽然在确定《曲库》的选题范围时，在出版社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当乐谱作为公开出版物推向社会之时，就要接受社会的广泛检验和评价。研讨会上，不少专家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如《人民音乐》编辑部副主编于庆新就将选曲范围问题归为三条建议：要顾及老中青作曲家群体中确有成就者；入选题材不仅限于交响乐，也可考虑民族管弦乐队作品等；这次出版演出的某些作品即使对作曲家本人来说也并非是他的优秀之作，作曲家应拿出自己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应该说，作为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曲库》的选曲定位与遴选科学性是整个活动的“源头”，需要组织者认真严肃地对待。
（四）所有组织者、参与者都应以责任感和平常心对待此类文化活动，并积极而认真地投入这项活动。社会文化的建设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人真诚地参与并为之付出努力。在推出首批《曲库》作品之时，我们可以有激动、有仓促、有失误，当要将之作为每年一度的节日般持续推出时，当要把作品永久地定格在印制精美的谱本上供大家学习鉴赏时，就要求作曲家、组织者、参与者早做准备，吸取以往教训，将文化大厦的建设做得更加精细，更加完美，为听众和读者留下更多更优质的精神享受。
我们期待这个“中国作品音乐节”的再次到来。
陈荃有 文学（音乐学）博士，《音乐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