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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接受本国政府委托，对日本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此研究服务于一个极现实的目的：德国战败已成定局，美国必须认真考虑接下来对日作战的问题。
难办的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最琢磨不透。”倘无对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美国人便无法弄清楚，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获致投降，以及日本是否会爆发一场俄国式的革命。本尼迪克特不负所托，极为出色地完成了研究任务，其成果便是《菊与刀》。
《菊与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区分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这种区分，可极大地帮助西方人理解日本人的心理；而作为中国人，我们读着书中所举的诸多例子，却没有伦理上的陌生感，因为我们的伦理抉择与其有着很大相似性。
此外，古希腊人的许多伦理抉择，与东方人的相似性，还要大于与近代以来的西方人的相似性。古希腊人也强调集体大于个体，也对个体的私德缺欠有较高的容忍度，只要该人在公德方面无可指摘。所以，本尼迪克特所区分的两种文化，莫如重新界定为基于人格神的“创世论伦理”，与不基于人格神的“非创世论伦理”。
创世论伦理-罪感文化中，个体在终极意义上只向上帝负责，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也是由上帝直接给定的，与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秩序无关。但在非创世论伦理-耻感文化中，由于没有这样一个超越一切之上的人格神存在，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便要通过一个外在于个体的总体秩序来获得确认，个体之行为举止的伦理标准必须通过这个总体秩序才能识别，一旦脱开这个秩序，则无法再识别。
善行的标准实际上与“外部的强制力”无关（本尼迪克特于此解说有误），而是与秩序的总体性有关。这样一个总体的秩序，必定是一种等级制的而非平等的结构；但此种等级制并不排斥对于低等级者之尊严的承认，因为不同等级的人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尊严的获得不在于等级高低，而在于对本人应当承担的权利与义务的完美实践。可以说，这样一种总体秩序，就像一个剧本，已经预先规定好了角色，个体只是作为演员去完成对角色的演绎；如果某个人没有很好地演绎自己的角色，则其他人便有充分的理由来批评他乃至攻击他，以使其进入剧本的角色设定。
这种区别于西方个体伦理观的东方整体伦理观，在中国、日本都很类似，并且会把它从对个人与整体关系的想象上，延伸到具体国家与国际秩序之关系的想象上去。
本尼迪克特敏锐地看到，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来看待，他们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提出，“使世界各国‘各得其所’乃持久和平之前提”。在大东亚战争时期，日本将自己视作整个东亚的兄长，其他国家应当各安其位，倘他国不愿安于日本为之设定的“位”（这是必然的），则日本会出现莫名的愤怒，以致其战争行为会极为残酷，全然不符武士道的规矩。
但日本人可以依据实践的成败，决定是否重构自己的“剧本”，并依此重新厘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一旦剧本完成重构，则日本人的转向会是一个整体性的转向，不会存在任何困难。本来决计要与其拼死一战的对手，却可以瞬间成为自己的朋友乃至效忠对象，一如日美关系。
不过，日本对于剧本的重构，要以过往的剧本确实不再有效为前提。战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处在一个暧昧的境况——中国并未真正使得日本过去的剧本无效，于是中国在日本的剧本当中仍然处在一个受蔑视的地位；但过去的剧本毕竟还是失效了，这种蔑视的理据也不是特别充分。
剧本需要重构，可中国与日本之间，在冷战背景下陷入一种无法有效重构的关系。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日本无法自主定义的敌人；而在“人民外交”的叙事下，中国眼中的日本也是个很暧昧的存在。中日之间的行为模式就落入一种双方皆无法找到有效剧本的境况，两国关系遂常常进退失据，此种状态时强时弱地延续到今天。对于两国关系的真正恢复，需要共同努力，重构两国的世界秩序想象，将对方纳入一个彼此皆可接受的剧本当中，才能走出当下的死结。
难办的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最琢磨不透。”倘无对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美国人便无法弄清楚，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获致投降，以及日本是否会爆发一场俄国式的革命。本尼迪克特不负所托，极为出色地完成了研究任务，其成果便是《菊与刀》。
《菊与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区分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这种区分，可极大地帮助西方人理解日本人的心理；而作为中国人，我们读着书中所举的诸多例子，却没有伦理上的陌生感，因为我们的伦理抉择与其有着很大相似性。
此外，古希腊人的许多伦理抉择，与东方人的相似性，还要大于与近代以来的西方人的相似性。古希腊人也强调集体大于个体，也对个体的私德缺欠有较高的容忍度，只要该人在公德方面无可指摘。所以，本尼迪克特所区分的两种文化，莫如重新界定为基于人格神的“创世论伦理”，与不基于人格神的“非创世论伦理”。
创世论伦理-罪感文化中，个体在终极意义上只向上帝负责，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也是由上帝直接给定的，与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秩序无关。但在非创世论伦理-耻感文化中，由于没有这样一个超越一切之上的人格神存在，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便要通过一个外在于个体的总体秩序来获得确认，个体之行为举止的伦理标准必须通过这个总体秩序才能识别，一旦脱开这个秩序，则无法再识别。
善行的标准实际上与“外部的强制力”无关（本尼迪克特于此解说有误），而是与秩序的总体性有关。这样一个总体的秩序，必定是一种等级制的而非平等的结构；但此种等级制并不排斥对于低等级者之尊严的承认，因为不同等级的人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尊严的获得不在于等级高低，而在于对本人应当承担的权利与义务的完美实践。可以说，这样一种总体秩序，就像一个剧本，已经预先规定好了角色，个体只是作为演员去完成对角色的演绎；如果某个人没有很好地演绎自己的角色，则其他人便有充分的理由来批评他乃至攻击他，以使其进入剧本的角色设定。
这种区别于西方个体伦理观的东方整体伦理观，在中国、日本都很类似，并且会把它从对个人与整体关系的想象上，延伸到具体国家与国际秩序之关系的想象上去。
本尼迪克特敏锐地看到，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来看待，他们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提出，“使世界各国‘各得其所’乃持久和平之前提”。在大东亚战争时期，日本将自己视作整个东亚的兄长，其他国家应当各安其位，倘他国不愿安于日本为之设定的“位”（这是必然的），则日本会出现莫名的愤怒，以致其战争行为会极为残酷，全然不符武士道的规矩。
但日本人可以依据实践的成败，决定是否重构自己的“剧本”，并依此重新厘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一旦剧本完成重构，则日本人的转向会是一个整体性的转向，不会存在任何困难。本来决计要与其拼死一战的对手，却可以瞬间成为自己的朋友乃至效忠对象，一如日美关系。
不过，日本对于剧本的重构，要以过往的剧本确实不再有效为前提。战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处在一个暧昧的境况——中国并未真正使得日本过去的剧本无效，于是中国在日本的剧本当中仍然处在一个受蔑视的地位；但过去的剧本毕竟还是失效了，这种蔑视的理据也不是特别充分。
剧本需要重构，可中国与日本之间，在冷战背景下陷入一种无法有效重构的关系。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日本无法自主定义的敌人；而在“人民外交”的叙事下，中国眼中的日本也是个很暧昧的存在。中日之间的行为模式就落入一种双方皆无法找到有效剧本的境况，两国关系遂常常进退失据，此种状态时强时弱地延续到今天。对于两国关系的真正恢复，需要共同努力，重构两国的世界秩序想象，将对方纳入一个彼此皆可接受的剧本当中，才能走出当下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