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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所呈现出的中国乡村治理图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乡村是国家的缩影，没有乡村治理的善政，就没有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故而解读巨变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及其特征就构成了我们认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及其转型的理想路径。本期的四篇论文均是对巨变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的集中关注，其将会在不同层面带给我们启发。刘洋博士主要讨论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对三农政策影响，这一研究给我们提出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公共政策的社会基础；如果我们的三农政策无视或是无法及时回应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那么公共政策的后果就很可能偏离其初衷，而要切实发挥公共政策对中国乡村治理的积极功能，则需要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等过程中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作为基本变量进行统筹考量。余练博士以江苏省联耕联种的农业经营创新实践为基础，重点讨论了在面对土地细碎化问题时，村组集体如何通过强化“统”的功能来发展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乡村治理的经验很值得肯定，那就是来自群众的首创实践都能够得到公共政策的积极回应，在中央与基层形成合力的情况下，乡村治理领域的不少难题都在得到化解。邢成举博士从空间的角度讨论了村级服务大厅的建立给村级治理权力结构、干群关系和群众监督等带来的变化。村级服务大厅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优化的努力，其一方面使村干部的公共服务意识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村干部对群众监督的策略性应对。任何改革举措的实施都会带来多方主体的复杂互动，要实现治理的正面效应就应注意政策实施场域和边界。袁松博士从村级党组织建设的角度反思了“带领致富”的组织路线给乡村治理带来的困境，村级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处于领导地位，但随着党员选拔标准资产化和村干部富人化趋势的蔓延，村庄选举中的乱象愈发多见，乡村治理也出现了“内卷化”的后果。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不仅关涉乡村治理的未来走向，更关乎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这一问题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