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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高度重视对经济形势的宣传和引导，诋毁中共土改运动，推卸经济恶化的责任，欺骗中外舆论，并搜集信息，分析、研判中共广播宣传工作。国民党的最终溃败证明，新闻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关键词：国民党 经济宣传方针 《宣传纲领及口号》 新闻规律
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工具维护统治的作用，它接收了原沦陷区敌伪势力的各类新闻媒体，并通过改组等手段将上海原有的《申报》、《新闻报》等有影响的老牌大报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建立起庞大的新闻事业体系。它一方面加紧对进步的新闻事业的阻挠和摧残，另一方面牢牢把控其本系统新闻宣传的宏观和微观层面。国民党中宣部向媒体发出宣传工作的指示，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和言论处理的方法与口径，均有具体规定。重要的社论，由中宣部组织撰写，交中央通讯社用密码统一播发。有时还由中宣部单独发稿给某一特定地区或报社。①各地国民党党部经常召集当地国民党系统媒体负责人会议，传达指示，统一言论，上海、重庆还建立起新闻党团聚餐会制度，由国民党负责宣传的要员主持，研究解决宣传中的各类问题。上海当局还在上海学生运动高潮期间，召集过“新闻汇报会议”，地方大员和国民党党报及通讯社负责人“为新闻宣传定调子和统一部署”。②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溃败，国民党对舆论的管制越发变本加厉。194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所制定的《宣传纲领及口号》下达给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该文件就欺骗宣传的重点提出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和要求。文件对中共土地改革运动极度恐惧，诋毁中共“对内的宣传活动以所谓‘土地法大纲’为中心，假平分土地之名，制造其所谓农村无产阶级，以支持其武装叛乱”。在“暴露共匪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斗争之真相”一节中，诬蔑中共“现阶段一切工作是以土改支持战争”，“以没收的手段，彻底毁灭农村和平经济生活，以斗争方法，造成循环无已的仇恨，使农民在物质与精神上非为其充当炮灰，就没有和平独立生存的余地”。国民党要求“在新闻采辑上……以生动泼辣的笔调和沉痛真切的态度”，去描写和反映它所规定的那些“真相”。文件所规定的所谓新闻报道的重点，罔顾基本的事实，全面歪曲中共的土地政策。例如，本来中共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基石之一，但在《宣传纲领及口号》中则被说成是夺权的权宜之计，“所谓平分土地为仅系其一种诱发斗争的手段，在斗争发动后，绝不使农民安定于土地之上，以不断的复查清洗和清算，使农民走上同归于尽之路”，“‘土地法大纲’保护工商业的规定，完全是欺骗都市中工商业者、自由主义人士的宣传口号”。本来“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晚年民生主义思想的一次升华，这也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共识，但《宣传纲领及口号》却极力加以挑拨，为其拒不实行孙中山的遗愿进行辩护，声称中共的土改政策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完全相反”，“民生主义反对以暴动解决土地问题。民生主义是要在工业化过程中以和平合法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③关于国家经济形势陷入一团糟的原因，国民党本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宣传纲领及口号》却一口咬定“共匪破坏交通及工矿事业，阻挠经济建设的进行，使有业者失业，无业者无从就业”。可见国民党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歪曲事实和编造谎言。
对经济领域各方面的宣传，《宣传纲领及口号》考虑得是很周到的。在“应用本纲领之注意点”一节中，专设“对都市工商界宣传之注意点”一项，要求对工商界进行欺骗宣传，“随时随地解释工商业者今日所收受的痛苦，是共匪叛乱所造成”；“工商业要维持其生存发展，只有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否则匪军所至，工商业者只有破家亡身一条路”；“对普通工商人士说话，要实际，要具体，陈述事实重于阐明理论”。在“对地方中产分子宣传的注意点”中，要求“应陈述共匪破坏社会秩序，残害中产阶级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的事实，说明政府剿匪是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居乐业”。文件在针对工人群众的宣传上，为国民党的经济政策评功摆好：“说明本党节制资本的政策，要扶助生产事业，同时要增进工人的福利。”对国统区人民改善经济待遇的呼声，文件抹杀其正义性和合理性，并恫吓说：“对工人要指出高工资政策，破坏生产建设事业，使厂家与工人同归于尽。工人必须与厂家共谋事业的生存和进步。”对失业者的宣传，采用倒打一耙的手法，“对失业者要指出共匪破坏工厂，破坏交通，控制农村以围困城市，使城市工商业者无法经营，是失业的原因”。实际上，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和方针，和其所标榜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国民党的官办企业和官僚家族企业迅速做大，凭借权力进行垄断经营，民营企业根本无力抗衡，纷纷破产倒闭。对原日伪统治区域伪币的收兑工作弊端丛生，导致物价腾贵，金融动荡。匆匆忙忙推行的币制改革因缺乏制度保证，以及民众对国民党统治丧失信心，反而成了经济形势越发混乱的催化剂。如同《观察》杂志1947年6月一期的《中国当前的经济祸患应由既得利益阶级负责》一文所说：“试把抗战以来，约十年间，我国财政经济上的实际措施胪列起来，切实考察一番，看看各色各样的措施……有那（哪）一样不是实际上维护一个特殊和富裕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其他阶层的？……许多的管制和禁令，实际上那（哪）一样不成了特殊人物的上下其手的机会或攫取暴力的手段？多次的重大案件，一时虽亦表示要惩治大贪污，但那（哪）一次打着过大虎？更特别的，若干拥有雄厚实力的企业，实质上说不清是国营或民营，而是特殊人物控制下的特种经营。……特殊阶级的利益阻梗着国家财政经济的改革，这已为国人逐渐认识。”④《宣传纲领及口号》视而不见，自欺欺人地编造理由为国民党开脱，被证明是徒劳的。
国民党也高度重视外宣工作，《宣传纲领及口号》之“对外国记者宣传之注意点”一项，强调中共土改“真意义之解释”，要阐明土改“为共匪支持战争的手段，并不以农民解放或农村福利为目的”。还强调“对外国记者说话，要注重历史与当前的事实。陈述事实重于阐明理论，而以事实证明理论”。⑤它为了在宣传战中赢得优势，也很重视研究对比双方外宣工作的优劣和长短，如1947年7月间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报告》分析的那样：“一、我国宣传重心在美，美国舆论因言论过于自由，而致庞杂，无一致之观察与主张。因此，本处对美宣传注重运用若干最重要与有势力之报纸与杂志……二、针对共党作宣传斗争为本处中心工作。共党系一国际组织，英美共党与中共本为一体，故中共在英美之宣传即英共美共本身之职务，不待推动，自能活跃。而本党欲使英美人士信我主义，助我宣传，事实较为困难。三、反共宣传，甚易引起反苏误解，亦一工作上之困难焦点……四、推进对外宣传须与政治配合……”⑥
国民党重视宣传，但它不是着眼于总结其自身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专制和腐败造成民心丧尽的教训，而是抱怨自己宣传技逊一筹，愚蠢地乞灵于宣传上对共产党控制区域进一步“妖魔化”。蒋介石曾致电国民党中宣部长、政工局长、新闻局长及中央通讯社社长：“查戡乱战事，日加紧张，共匪对我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之弱点，无不加强渲染……造作谣言，涉及个人阴私，藉以耸动社会听闻，以达成其扰乱我后方治安秩序之阴谋。我方各宣传机构，则即使有关于共匪暴行之极好资料，亦多以怀疑眼光视之，采取保留态度。故在我方各种报纸上有关共匪区域内种种暴行之记载，实不多见。又友邦人士亦常言，从中国政府区域内报纸上殊不足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之如何残暴与可怕。此于我对国际国内宣传上有极大之影响。希即迅速会同商讨具体改进办法，积极实施。”⑦
国民党对中共宣传工作的威力和效率是很有些害怕的，并下工夫进行针对性研究。1948年10月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视事业管理处向新闻局送递一份关于中共广播宣传工作的材料，是国民党的察哈尔广播电台撰写的对中共9个短波电台广播宣传工作的分析和总结。该材料不无担心地说，中共一向重视宣传，特别是广播宣传，“在他们认为这是最有力的一种宣传工具”。材料说，中共的广播宣传虽然对于“思想坚定”的人来说不可怕，但对于“一般游离份（分）子以及中间偏左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知识份（分）子，情感易于激动的纯洁的青年学生，尤其是一向被蒙在鼓里的身在匪区的人民百姓和落伍失意、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野心家政客们，则实在是莫大的诱惑”。⑧材料承认是要据此“确定我们对匪宣传战的原则和方法”。⑨关于中共新闻广播经济内容的特点，材料分析道：对“蒋管区”广播的新闻，“以各地‘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情况为主，以建设性、生产性的消息为副，叫人听了就会感觉到‘人民解放军’在前线处处胜利，在后方‘解放职工’则积极生产建设，把整个解放区写成是一片安乐气象，把‘人民解放战争’描绘出无限‘光明’的前途”。对解放区的新闻播报，内容包括“‘人民解放军在前线作战的消息’（永远是胜利的）；各地解放区的‘生产建设的消息’”。对解放区广播的通讯，内容包括“×解放区×工厂解放职工奋斗、创造、发明的情形”，“×地解放区×一个农民分到土地之后生产生活的情形”等。⑩在分析所谓中共广播中的“夸耀的描写”手法时，该材料引述的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的文章《解放区印象记》，作者是解放区(山东解县)一位美国籍的救济工作人员。该材料评论说，广播并没有直接介绍此文的原文，而是归纳摘要播出：“关于解放区人民生活的，他（指这位美国人）说：‘冬天不愁冻饿，因为种田的人多，荒地少’”；“关于税收的，他说：‘税收和产量成正比’”；“关于黄河修堤的，他说：‘大家（政府、驻军、民众）自动的出人出钱出东西，九天完成了三百里长三尺高的河堤’”；“关于劳动的，他说：‘解县的农民有一天下午同时工作，一下午耕了五千亩地’”。?輥?輯?訛在材料编写者的眼里，中共广播在形式和技巧方面，“不过分重视新闻、通讯、评论的‘时间’而重视其价值，只要他们认为某一件资料有价值，他们会播而再播，而且是变换方式说法，翻来覆去根据同一事实编成若干资料播报”。?輥?輰?訛在国民党眼里的中共广播宣传工作，既很讲原则，又非常灵活。尽管国民党重视研究中共的广播新闻宣传，但如同在其他战线的命运一样，在这条战线上它也是历史的失败者。（本文为北京市“专业建设—特色专业—新闻学”项目资助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979）
注 释：
①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9页。
③⑤⑥⑧⑨⑩?輥?輯?訛?輥?輰?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7页，33～35页，41～42页，97页，98页，99～100页，104～105页，101页。
④储安平主编：《观察》（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卷，第17期，第7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251页。
（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编校：赵 亮
关键词：国民党 经济宣传方针 《宣传纲领及口号》 新闻规律
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工具维护统治的作用，它接收了原沦陷区敌伪势力的各类新闻媒体，并通过改组等手段将上海原有的《申报》、《新闻报》等有影响的老牌大报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建立起庞大的新闻事业体系。它一方面加紧对进步的新闻事业的阻挠和摧残，另一方面牢牢把控其本系统新闻宣传的宏观和微观层面。国民党中宣部向媒体发出宣传工作的指示，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和言论处理的方法与口径，均有具体规定。重要的社论，由中宣部组织撰写，交中央通讯社用密码统一播发。有时还由中宣部单独发稿给某一特定地区或报社。①各地国民党党部经常召集当地国民党系统媒体负责人会议，传达指示，统一言论，上海、重庆还建立起新闻党团聚餐会制度，由国民党负责宣传的要员主持，研究解决宣传中的各类问题。上海当局还在上海学生运动高潮期间，召集过“新闻汇报会议”，地方大员和国民党党报及通讯社负责人“为新闻宣传定调子和统一部署”。②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溃败，国民党对舆论的管制越发变本加厉。194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所制定的《宣传纲领及口号》下达给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该文件就欺骗宣传的重点提出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和要求。文件对中共土地改革运动极度恐惧，诋毁中共“对内的宣传活动以所谓‘土地法大纲’为中心，假平分土地之名，制造其所谓农村无产阶级，以支持其武装叛乱”。在“暴露共匪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斗争之真相”一节中，诬蔑中共“现阶段一切工作是以土改支持战争”，“以没收的手段，彻底毁灭农村和平经济生活，以斗争方法，造成循环无已的仇恨，使农民在物质与精神上非为其充当炮灰，就没有和平独立生存的余地”。国民党要求“在新闻采辑上……以生动泼辣的笔调和沉痛真切的态度”，去描写和反映它所规定的那些“真相”。文件所规定的所谓新闻报道的重点，罔顾基本的事实，全面歪曲中共的土地政策。例如，本来中共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基石之一，但在《宣传纲领及口号》中则被说成是夺权的权宜之计，“所谓平分土地为仅系其一种诱发斗争的手段，在斗争发动后，绝不使农民安定于土地之上，以不断的复查清洗和清算，使农民走上同归于尽之路”，“‘土地法大纲’保护工商业的规定，完全是欺骗都市中工商业者、自由主义人士的宣传口号”。本来“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晚年民生主义思想的一次升华，这也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共识，但《宣传纲领及口号》却极力加以挑拨，为其拒不实行孙中山的遗愿进行辩护，声称中共的土改政策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完全相反”，“民生主义反对以暴动解决土地问题。民生主义是要在工业化过程中以和平合法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③关于国家经济形势陷入一团糟的原因，国民党本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宣传纲领及口号》却一口咬定“共匪破坏交通及工矿事业，阻挠经济建设的进行，使有业者失业，无业者无从就业”。可见国民党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歪曲事实和编造谎言。
对经济领域各方面的宣传，《宣传纲领及口号》考虑得是很周到的。在“应用本纲领之注意点”一节中，专设“对都市工商界宣传之注意点”一项，要求对工商界进行欺骗宣传，“随时随地解释工商业者今日所收受的痛苦，是共匪叛乱所造成”；“工商业要维持其生存发展，只有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否则匪军所至，工商业者只有破家亡身一条路”；“对普通工商人士说话，要实际，要具体，陈述事实重于阐明理论”。在“对地方中产分子宣传的注意点”中，要求“应陈述共匪破坏社会秩序，残害中产阶级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的事实，说明政府剿匪是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居乐业”。文件在针对工人群众的宣传上，为国民党的经济政策评功摆好：“说明本党节制资本的政策，要扶助生产事业，同时要增进工人的福利。”对国统区人民改善经济待遇的呼声，文件抹杀其正义性和合理性，并恫吓说：“对工人要指出高工资政策，破坏生产建设事业，使厂家与工人同归于尽。工人必须与厂家共谋事业的生存和进步。”对失业者的宣传，采用倒打一耙的手法，“对失业者要指出共匪破坏工厂，破坏交通，控制农村以围困城市，使城市工商业者无法经营，是失业的原因”。实际上，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和方针，和其所标榜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国民党的官办企业和官僚家族企业迅速做大，凭借权力进行垄断经营，民营企业根本无力抗衡，纷纷破产倒闭。对原日伪统治区域伪币的收兑工作弊端丛生，导致物价腾贵，金融动荡。匆匆忙忙推行的币制改革因缺乏制度保证，以及民众对国民党统治丧失信心，反而成了经济形势越发混乱的催化剂。如同《观察》杂志1947年6月一期的《中国当前的经济祸患应由既得利益阶级负责》一文所说：“试把抗战以来，约十年间，我国财政经济上的实际措施胪列起来，切实考察一番，看看各色各样的措施……有那（哪）一样不是实际上维护一个特殊和富裕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其他阶层的？……许多的管制和禁令，实际上那（哪）一样不成了特殊人物的上下其手的机会或攫取暴力的手段？多次的重大案件，一时虽亦表示要惩治大贪污，但那（哪）一次打着过大虎？更特别的，若干拥有雄厚实力的企业，实质上说不清是国营或民营，而是特殊人物控制下的特种经营。……特殊阶级的利益阻梗着国家财政经济的改革，这已为国人逐渐认识。”④《宣传纲领及口号》视而不见，自欺欺人地编造理由为国民党开脱，被证明是徒劳的。
国民党也高度重视外宣工作，《宣传纲领及口号》之“对外国记者宣传之注意点”一项，强调中共土改“真意义之解释”，要阐明土改“为共匪支持战争的手段，并不以农民解放或农村福利为目的”。还强调“对外国记者说话，要注重历史与当前的事实。陈述事实重于阐明理论，而以事实证明理论”。⑤它为了在宣传战中赢得优势，也很重视研究对比双方外宣工作的优劣和长短，如1947年7月间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报告》分析的那样：“一、我国宣传重心在美，美国舆论因言论过于自由，而致庞杂，无一致之观察与主张。因此，本处对美宣传注重运用若干最重要与有势力之报纸与杂志……二、针对共党作宣传斗争为本处中心工作。共党系一国际组织，英美共党与中共本为一体，故中共在英美之宣传即英共美共本身之职务，不待推动，自能活跃。而本党欲使英美人士信我主义，助我宣传，事实较为困难。三、反共宣传，甚易引起反苏误解，亦一工作上之困难焦点……四、推进对外宣传须与政治配合……”⑥
国民党重视宣传，但它不是着眼于总结其自身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专制和腐败造成民心丧尽的教训，而是抱怨自己宣传技逊一筹，愚蠢地乞灵于宣传上对共产党控制区域进一步“妖魔化”。蒋介石曾致电国民党中宣部长、政工局长、新闻局长及中央通讯社社长：“查戡乱战事，日加紧张，共匪对我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之弱点，无不加强渲染……造作谣言，涉及个人阴私，藉以耸动社会听闻，以达成其扰乱我后方治安秩序之阴谋。我方各宣传机构，则即使有关于共匪暴行之极好资料，亦多以怀疑眼光视之，采取保留态度。故在我方各种报纸上有关共匪区域内种种暴行之记载，实不多见。又友邦人士亦常言，从中国政府区域内报纸上殊不足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之如何残暴与可怕。此于我对国际国内宣传上有极大之影响。希即迅速会同商讨具体改进办法，积极实施。”⑦
国民党对中共宣传工作的威力和效率是很有些害怕的，并下工夫进行针对性研究。1948年10月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视事业管理处向新闻局送递一份关于中共广播宣传工作的材料，是国民党的察哈尔广播电台撰写的对中共9个短波电台广播宣传工作的分析和总结。该材料不无担心地说，中共一向重视宣传，特别是广播宣传，“在他们认为这是最有力的一种宣传工具”。材料说，中共的广播宣传虽然对于“思想坚定”的人来说不可怕，但对于“一般游离份（分）子以及中间偏左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知识份（分）子，情感易于激动的纯洁的青年学生，尤其是一向被蒙在鼓里的身在匪区的人民百姓和落伍失意、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野心家政客们，则实在是莫大的诱惑”。⑧材料承认是要据此“确定我们对匪宣传战的原则和方法”。⑨关于中共新闻广播经济内容的特点，材料分析道：对“蒋管区”广播的新闻，“以各地‘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情况为主，以建设性、生产性的消息为副，叫人听了就会感觉到‘人民解放军’在前线处处胜利，在后方‘解放职工’则积极生产建设，把整个解放区写成是一片安乐气象，把‘人民解放战争’描绘出无限‘光明’的前途”。对解放区的新闻播报，内容包括“‘人民解放军在前线作战的消息’（永远是胜利的）；各地解放区的‘生产建设的消息’”。对解放区广播的通讯，内容包括“×解放区×工厂解放职工奋斗、创造、发明的情形”，“×地解放区×一个农民分到土地之后生产生活的情形”等。⑩在分析所谓中共广播中的“夸耀的描写”手法时，该材料引述的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的文章《解放区印象记》，作者是解放区(山东解县)一位美国籍的救济工作人员。该材料评论说，广播并没有直接介绍此文的原文，而是归纳摘要播出：“关于解放区人民生活的，他（指这位美国人）说：‘冬天不愁冻饿，因为种田的人多，荒地少’”；“关于税收的，他说：‘税收和产量成正比’”；“关于黄河修堤的，他说：‘大家（政府、驻军、民众）自动的出人出钱出东西，九天完成了三百里长三尺高的河堤’”；“关于劳动的，他说：‘解县的农民有一天下午同时工作，一下午耕了五千亩地’”。?輥?輯?訛在材料编写者的眼里，中共广播在形式和技巧方面，“不过分重视新闻、通讯、评论的‘时间’而重视其价值，只要他们认为某一件资料有价值，他们会播而再播，而且是变换方式说法，翻来覆去根据同一事实编成若干资料播报”。?輥?輰?訛在国民党眼里的中共广播宣传工作，既很讲原则，又非常灵活。尽管国民党重视研究中共的广播新闻宣传，但如同在其他战线的命运一样，在这条战线上它也是历史的失败者。（本文为北京市“专业建设—特色专业—新闻学”项目资助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979）
注 释：
①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9页。
③⑤⑥⑧⑨⑩?輥?輯?訛?輥?輰?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7页，33～35页，41～42页，97页，98页，99～100页，104～105页，101页。
④储安平主编：《观察》（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卷，第17期，第7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251页。
（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