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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赛珍珠4岁，她和父母的家终于在镇江安定下来，就此结束了16年前即已开始颠沛转徙杭州、苏州、镇江、淮安多地的生活。赛珍珠从此把父母经过比较后重新回来的古城镇江，视为她的中国故乡。
童年赛珍珠的中国故乡生活，是由庭院里佣人们构筑的世界和周围邻里平民们组成的。对童年的赛珍珠来说，仆人的善良热情是家中的温暖，邻里的感情友谊是世界的温暖。回到美国后年逾半百的赛珍珠，时常沉浸在镇江的童年生活—
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世界：眼前峰峦叠翠，远处群山锦绣；葱翠的山谷，四千年来，几乎已被农人们全部开垦。农家都饲养鸡、猪和水牛，门外都有一口鱼塘。”在这井然有序的天地里，“大人们沉着镇静、充满自信，孩子们懂得规矩，知道哪儿可以尽情欢乐，哪儿是雷池不能逾越。”而童年的赛珍珠在日常生活中，也慢慢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在这个世界里，虽然家家户户的房子布局大抵相同，但年轻人走进屋里，却是不能随便坐在长辈的位置上的。孩童每长一岁，尽管会增加一点特权，但如果你想过早得到此刻还不属于你的特权，你就会失去别人对你应有的尊重。就拿吃饭来说吧，长辈们不坐下我们是不能先坐的，长辈动筷后我们才能开始吃；长辈不端茶碗，我们就不能先喝。若椅子不够，我们就得站着。长辈们的话再多么打趣，我们不能插话；若要回话时，先得按辈分称呼一下，等等。在赛珍珠的印象中，好似生活中有数不清的规矩。
不过，有意思的是，童年的赛珍珠不仅不感到厌烦，反而觉得很有趣。这在她的许多传记作品中都能看得出她的肯定态度。而赛珍珠所以能如此熟悉中国故乡镇江人的生活和规矩，还得归功于她父母。据她后来回忆：那时，在镇江的传教士中，除了少数几个传教士愿与中国人住在一起外，英、美和其他外国人都住在租界内。赛珍珠看得出父母不愿意住进去，因为他们天性诚实，不愿劝他人做自己不能身体力行的事儿。而且，基督教所宣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和鸦片战争的结果所形成的鲜明反差，使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所以，他们不可能在高墙铁门内的租界里心安理得地生活，尽管那儿街道整洁、绿树成荫，也没有乞丐。赛珍珠为有这样的父母，真心感到是一种福分。
那时，赛珍珠一家就住在现在保存下来的故居了，地点在当时还是城外。一幢建筑在山顶带花园的房子，从这里向北可以俯瞰蜿蜒流淌的大江、鱼鳞般密集的城市小平房。屋子的另一边是矮矮的群山，栽有花木和竹林的美丽的山谷。山周围和溪谷里都住着朴实勤劳的农民，他们一家老少住在农舍里。每个家庭成员都没闲，都为自己的家里活计忙碌着：祖母纺用来织布的棉纱，祖父鞣制好用来做鞋的皮革；爸妈在田间干活，种粮食供大家吃；孩子们则拔杂草拾干柴做燃料。农人们都很喜欢经常来串门的这个鬼灵精怪的美国孩子，经常邀请她去他们家里做客。没多久赛珍珠就能自由出入这些农人的家门，赛珍珠多年后还出神入化地叙述道：“我难道会忘记那些住在我们山周围溪谷里的农民和他们的家人吗？我和这些小朋友们一起玩耍，学会了后来教给我自己美国孩子的游戏。我学会了唱民歌，着迷于那些居无定所的杂耍艺人的表演，他们带着经过训练的机灵的小猴子、或是笨手笨脚的大熊到处奔波，乞求人们向他们的篮子里扔一些铜板。”
就这样，赛珍珠在小山间里成长着。午后，她一人从家里后门溜出去，在山上的坟群中，要么和小伙伴们一起放风筝，要么就和大家一起坐在坟堆上，一次次地当滑梯溜下来。而离房子不远的地方，是赛珍珠最喜欢、也是最害怕的“蜿蜒着一条深不可测、泛着金光却暗藏杀机的河流—长江。我生活中一些最可怕最不幸的时刻，还有最快乐最激动的时刻，都是在这条河流的附近度过的。”有时，赛珍珠也会一个人在小山间游荡，因为山脚下有幢高大而阴森的庙宇，白天夜晚总隔着一段时间，便会响起沉闷的钟声，庙里面住着一位性格孤僻的老和尚，都让赛珍珠又爱又怕。
赛珍珠的母亲是一直不喜欢、乃至害怕庙里的钟声的，所以当这座城有座小小的教堂落成时，母亲凯丽就给家乡的人们写信。当那口快活的钟，把清新的音调传送到中国的街道时，母亲高兴地倾听着这再地道不过的美国祝贺。而小小年纪的赛珍珠更快活地看到钟声鸣响时，一位庄重的中国老绅士呈现出吃惊的表情和伫立良久伸长脖子专注看的样子。
母亲凯丽毕竟是19世纪的传统妇女，甘愿为传教、丈夫、子女、家庭牺牲自己；只须有原乡环境中的熟悉音响再现耳旁，她就有得到抚慰的满足。赛珍珠则属于20世纪。她最初害怕寺院钟声，不过是童年成长中的一个阶段。随着日渐长大、阅历丰富和精神营养的充沛，便由陌生恐惧到逐渐适应，以至于后来竟喜欢上那原来害怕的钟声。这完全是其流淌的人生岁月中，逐渐形成的双焦视角和文化多元主义之功。她当然继承父母的正义平等和乐于助人之善意，而不会重蹈母亲在固有束缚中委屈牺牲的结局。
在中国故乡成长的岁月里，赛珍珠经常随她的乳母王妈去金山寺烧香拜佛布施，她好奇而贪婪地饱览各种神龛佛像。在塔铃叮当和袅袅香火之中，耳闻香客默默的祈祷声和和尚诵经声，浸染既久，她日渐接受了所有的神。她认为观世音菩萨是最庄严美丽、温柔仁慈的完美的人，是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姐姐。幼时，赛珍珠对中国佛教的爱，和她所写短篇《老奶妈》中的老奶妈一样，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因为王妈对佛教菩萨的相信，后来在凯丽生最后一个小孩发热厉害时，这个年老的奶妈，一清早在大家还没起身前，就跑到庙里烧香祷告。同时，老奶妈又是一个很讲究实际的人，向菩萨祈求过后，她用民间喝鱼汤的土方法，竟挽救了赛珍珠母亲的生命。
就这样，在日常岁月中早早植入不同宗教感情，显然有利于赛珍珠多元文化观的培养。《老奶妈》结尾写道：“我们很明白直到现在，她已经在我们，她的白种孩子身上，种下了她的东西，她有一部分东西是跑到我们的血液里来了。所以从现在到永远，她的国家像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样，令我们爱恋和了解。她的国家的人民，就像我们自己的亲戚。她所信奉的菩萨里的一些真髓，仍旧在我们的心头逗留着。”这些影响还在《异邦客》《大地》《母亲》中对农民每逢婚姻嗣育和农事必求观音菩萨和土地神的描写，以及在美国青山农场故居精心收藏两尊来自中国的观音菩萨铜像等行为中看出。 离开镇江定居南京，赛珍珠仍一如既往对寺院大钟感兴趣，她在传记里津津乐道名扬天下的大报恩寺琉璃宝塔的那口大钟，其音质如何不同寻常、悠扬悦耳的传说，也道明“三女投钟说”几乎逢寺必有、所说皆同，赛珍珠却并无一字不恭，她宁信勿否，究其原因还是童年耳濡目染，影响了成年后的文化想象和认同。
在自传里，赛珍珠后来还说她很喜欢宝塔檐口的风铃摇晃的声音，在离开中国的家返回美国的前夜，竟也以童年时代害怕的寺院钟声作意象，不过此时的赛珍珠不是害怕而是喜欢：“在家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是难忘的。所有行装都已打点停当，而我却毫无倦意。黎明时分，最后一声钟响过之后，我离家而去。我奇怪地预感到，我再也不会听到这钟声了。那钟声，我的确没有再听到过。”
的确，每当赛珍珠回忆在中国故乡或离开中国时，她总是特别想说“我最喜欢的中国夜里的钟声” ，或此刻“它正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与母亲不同，赛珍珠对中国寺院钟声由害怕到喜欢，最终造就了她独特的审美观和文化观，这足以证明一种文化观念的形成基础，是在一个人早年经历的情感认知和个性形成的过程当中。童年赛珍珠在两种感官文化的钟声中成长起来，其审美心理的形成和演变、爱心慈善的生成和培养，说明一个人的早期成长经历所形成的情感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她成年后的生平，以至于造就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倾其爱心、竭尽所有，投身到各族平等相待、关怀帮助他人的伟大事业中去。
正是在中国故乡与中国普通百姓和农家孩子在一起的平等交往，生成影响赛珍珠一生的平等观、平民观。父母爱心德行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和孔先生（赛珍珠的私塾先生）的温文尔雅、谆谆教导，则让她兼容并包、胸怀博大、仁慈爱心，并持久恒远。
赛珍珠永远感恩父母给她的社会正义、道德善良的终生影响。父亲人格德行无懈可击—寒冬腊月送新棉衣给穷人御寒，自己仍身着旧衣；在家为救治一个戒鸦片瘾者彻夜不眠为其守护，赛珍珠目睹并参与，给她从小就种下了憎恶邪恶、济世救人的慈善基因。赛珍珠更忘不了母亲的牺牲奉献精神照人—灾荒日子她带女儿不仅倾其家里所有，还要格外储存更多奶酪帮助灾民；1905年特大饥荒，她随母亲一起去做大量来自江北灾民的安慰救济工作，让她从小就在救助他人生活、生命的活动中懂得：帮助穷人是既合乎宗教教义又道德高尚的事情。
对荒年农民生活苦难的深切同情，赛珍珠更是早早地表达在短篇《荒芜的春天》中。当年这一被误认为是《大地》节选的作品，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一年级英文必修课，中译本发表在出版地，时值江苏省会的镇江，1933年第一期《江苏学生》。小说农夫老刘一家对日甚一日的饥饿威胁走投无路，从中可见《大地》主人公王龙的经历。因为赛珍珠童年与来自北方灾区的农民交往熟悉，加上婚后与丈夫去宿州对农民生存境况的关切同情，当是赛珍珠特别倚重的素材，也是她的平民意识、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胸怀的由来和自然体现。
在上海读高中所闻平民苦难，则更让赛珍珠下决心要从精神上以恶制恶：“每当我看到邪恶和残酷的事情发生时，我就要全力打抱不平，帮助弱者。这成了我终生的行为准则。”她自认天生不是那种好斗的人，然而道义上正邪之争、善恶之辨却泾渭分明。在印度见一个英国军官无故鞭笞衣不蔽体的乞丐时，她记起在上海“希望门”立下的抑强扶弱誓言，鼓起勇气上前斥责制止野蛮行为。从此，赛珍珠勇气十足地担当起她童年以来，一直在游戏规则里所扮演的支持弱小一方的角色，尽心尽力做她认为的正义事业：为支持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战、为救助贫困孤儿和亚美儿童、为妇女和黑人的平等地位而大声呐喊、全力以赴。
赛珍珠终生铭记在中国故乡所受孔先生的儒学教育，如何深刻影响了自己的民族平等、天下一家的道德情怀和价值标准：“‘孔子’像一棵参天巨柏，笼其它花木于荫下。这便是早年孔先生在我心中留下的孔子印象。”赛珍珠衷心感谢在她尚未开蒙之时，孔先生所给与她的儒家教育塑造了她的思想、行为和品性。赛珍珠还正确理解了中国文化精髓的普世意义：“和谐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这个文明和平、个性，既是本土的，又是国际的。”赛珍珠在中国故乡的成长体验和学习经历，经由孔先生的儒学教育和认知，除能指中国文字语言、习俗举止技能外，尤所指民族平等、天下一家的观念，从而影响赛珍珠终生。回到美国定居后的赛珍珠总结说：在中国度过四十年，她从小就懂得应该把地球上各个民族，都看成一个大家庭内不同成员，这种观念是孔先生最早灌输给她的。所以，她感恩地如斯自述：“尽管我如今在美国度过我的后半生，我却一直在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中国“永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967年春天，赛珍珠在临近75周岁生日时，宣布把她的全部财产，包括青山农场一起赠给赛珍珠基金会。她在新遗嘱中留了一部分财产给她的子女，但写明她的全部书稿版税收入归基金会所有。她估计她为基金会和它的工作提供了700万美元。当年这一丰厚慈善基金和赛珍珠一生中组建“东西方协会”“欢迎回家”慈善机构及所获300多次慈善奖，今天来看堪称为珍贵的人文遗产。
一种钟声能从小培养出一种审美认同，两种钟声里成长起来的儿童成人后，更能继承两种或多种文化，从而爱心融会、兼容并包。因为“中国已融入他们的血脉，只有古老中国景色和声音才使他们感到亲切。”萦绕于记忆里的钟声，和更为深刻的庭院、小山、竹林、大地的记忆一样，是赛珍珠产生传记故事和小说艺术的地点和物象，更是一生爱心萌动、献身慈善的积极意象：回忆故乡的钟声让人心跳不止、沉浸神往，自有远方召唤的力量；花香一样的钟声让人记忆朦胧、恍如隔世，映有成长岁月的光辉；夕阳里的钟声又是一道伤口，它让赛珍珠再难回到中国故乡的伤口永不愈合。钟声还是生存和交流的缩影，鸣响之处都有同样爱心的人你来我往，因为我们都栖息在同一个星球的大地上……
童年赛珍珠的中国故乡生活，是由庭院里佣人们构筑的世界和周围邻里平民们组成的。对童年的赛珍珠来说，仆人的善良热情是家中的温暖，邻里的感情友谊是世界的温暖。回到美国后年逾半百的赛珍珠，时常沉浸在镇江的童年生活—
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世界：眼前峰峦叠翠，远处群山锦绣；葱翠的山谷，四千年来，几乎已被农人们全部开垦。农家都饲养鸡、猪和水牛，门外都有一口鱼塘。”在这井然有序的天地里，“大人们沉着镇静、充满自信，孩子们懂得规矩，知道哪儿可以尽情欢乐，哪儿是雷池不能逾越。”而童年的赛珍珠在日常生活中，也慢慢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在这个世界里，虽然家家户户的房子布局大抵相同，但年轻人走进屋里，却是不能随便坐在长辈的位置上的。孩童每长一岁，尽管会增加一点特权，但如果你想过早得到此刻还不属于你的特权，你就会失去别人对你应有的尊重。就拿吃饭来说吧，长辈们不坐下我们是不能先坐的，长辈动筷后我们才能开始吃；长辈不端茶碗，我们就不能先喝。若椅子不够，我们就得站着。长辈们的话再多么打趣，我们不能插话；若要回话时，先得按辈分称呼一下，等等。在赛珍珠的印象中，好似生活中有数不清的规矩。
不过，有意思的是，童年的赛珍珠不仅不感到厌烦，反而觉得很有趣。这在她的许多传记作品中都能看得出她的肯定态度。而赛珍珠所以能如此熟悉中国故乡镇江人的生活和规矩，还得归功于她父母。据她后来回忆：那时，在镇江的传教士中，除了少数几个传教士愿与中国人住在一起外，英、美和其他外国人都住在租界内。赛珍珠看得出父母不愿意住进去，因为他们天性诚实，不愿劝他人做自己不能身体力行的事儿。而且，基督教所宣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和鸦片战争的结果所形成的鲜明反差，使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所以，他们不可能在高墙铁门内的租界里心安理得地生活，尽管那儿街道整洁、绿树成荫，也没有乞丐。赛珍珠为有这样的父母，真心感到是一种福分。
那时，赛珍珠一家就住在现在保存下来的故居了，地点在当时还是城外。一幢建筑在山顶带花园的房子，从这里向北可以俯瞰蜿蜒流淌的大江、鱼鳞般密集的城市小平房。屋子的另一边是矮矮的群山，栽有花木和竹林的美丽的山谷。山周围和溪谷里都住着朴实勤劳的农民，他们一家老少住在农舍里。每个家庭成员都没闲，都为自己的家里活计忙碌着：祖母纺用来织布的棉纱，祖父鞣制好用来做鞋的皮革；爸妈在田间干活，种粮食供大家吃；孩子们则拔杂草拾干柴做燃料。农人们都很喜欢经常来串门的这个鬼灵精怪的美国孩子，经常邀请她去他们家里做客。没多久赛珍珠就能自由出入这些农人的家门，赛珍珠多年后还出神入化地叙述道：“我难道会忘记那些住在我们山周围溪谷里的农民和他们的家人吗？我和这些小朋友们一起玩耍，学会了后来教给我自己美国孩子的游戏。我学会了唱民歌，着迷于那些居无定所的杂耍艺人的表演，他们带着经过训练的机灵的小猴子、或是笨手笨脚的大熊到处奔波，乞求人们向他们的篮子里扔一些铜板。”
就这样，赛珍珠在小山间里成长着。午后，她一人从家里后门溜出去，在山上的坟群中，要么和小伙伴们一起放风筝，要么就和大家一起坐在坟堆上，一次次地当滑梯溜下来。而离房子不远的地方，是赛珍珠最喜欢、也是最害怕的“蜿蜒着一条深不可测、泛着金光却暗藏杀机的河流—长江。我生活中一些最可怕最不幸的时刻，还有最快乐最激动的时刻，都是在这条河流的附近度过的。”有时，赛珍珠也会一个人在小山间游荡，因为山脚下有幢高大而阴森的庙宇，白天夜晚总隔着一段时间，便会响起沉闷的钟声，庙里面住着一位性格孤僻的老和尚，都让赛珍珠又爱又怕。
赛珍珠的母亲是一直不喜欢、乃至害怕庙里的钟声的，所以当这座城有座小小的教堂落成时，母亲凯丽就给家乡的人们写信。当那口快活的钟，把清新的音调传送到中国的街道时，母亲高兴地倾听着这再地道不过的美国祝贺。而小小年纪的赛珍珠更快活地看到钟声鸣响时，一位庄重的中国老绅士呈现出吃惊的表情和伫立良久伸长脖子专注看的样子。
母亲凯丽毕竟是19世纪的传统妇女，甘愿为传教、丈夫、子女、家庭牺牲自己；只须有原乡环境中的熟悉音响再现耳旁，她就有得到抚慰的满足。赛珍珠则属于20世纪。她最初害怕寺院钟声，不过是童年成长中的一个阶段。随着日渐长大、阅历丰富和精神营养的充沛，便由陌生恐惧到逐渐适应，以至于后来竟喜欢上那原来害怕的钟声。这完全是其流淌的人生岁月中，逐渐形成的双焦视角和文化多元主义之功。她当然继承父母的正义平等和乐于助人之善意，而不会重蹈母亲在固有束缚中委屈牺牲的结局。
在中国故乡成长的岁月里，赛珍珠经常随她的乳母王妈去金山寺烧香拜佛布施，她好奇而贪婪地饱览各种神龛佛像。在塔铃叮当和袅袅香火之中，耳闻香客默默的祈祷声和和尚诵经声，浸染既久，她日渐接受了所有的神。她认为观世音菩萨是最庄严美丽、温柔仁慈的完美的人，是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姐姐。幼时，赛珍珠对中国佛教的爱，和她所写短篇《老奶妈》中的老奶妈一样，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因为王妈对佛教菩萨的相信，后来在凯丽生最后一个小孩发热厉害时，这个年老的奶妈，一清早在大家还没起身前，就跑到庙里烧香祷告。同时，老奶妈又是一个很讲究实际的人，向菩萨祈求过后，她用民间喝鱼汤的土方法，竟挽救了赛珍珠母亲的生命。
就这样，在日常岁月中早早植入不同宗教感情，显然有利于赛珍珠多元文化观的培养。《老奶妈》结尾写道：“我们很明白直到现在，她已经在我们，她的白种孩子身上，种下了她的东西，她有一部分东西是跑到我们的血液里来了。所以从现在到永远，她的国家像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样，令我们爱恋和了解。她的国家的人民，就像我们自己的亲戚。她所信奉的菩萨里的一些真髓，仍旧在我们的心头逗留着。”这些影响还在《异邦客》《大地》《母亲》中对农民每逢婚姻嗣育和农事必求观音菩萨和土地神的描写，以及在美国青山农场故居精心收藏两尊来自中国的观音菩萨铜像等行为中看出。 离开镇江定居南京，赛珍珠仍一如既往对寺院大钟感兴趣，她在传记里津津乐道名扬天下的大报恩寺琉璃宝塔的那口大钟，其音质如何不同寻常、悠扬悦耳的传说，也道明“三女投钟说”几乎逢寺必有、所说皆同，赛珍珠却并无一字不恭，她宁信勿否，究其原因还是童年耳濡目染，影响了成年后的文化想象和认同。
在自传里，赛珍珠后来还说她很喜欢宝塔檐口的风铃摇晃的声音，在离开中国的家返回美国的前夜，竟也以童年时代害怕的寺院钟声作意象，不过此时的赛珍珠不是害怕而是喜欢：“在家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是难忘的。所有行装都已打点停当，而我却毫无倦意。黎明时分，最后一声钟响过之后，我离家而去。我奇怪地预感到，我再也不会听到这钟声了。那钟声，我的确没有再听到过。”
的确，每当赛珍珠回忆在中国故乡或离开中国时，她总是特别想说“我最喜欢的中国夜里的钟声” ，或此刻“它正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与母亲不同，赛珍珠对中国寺院钟声由害怕到喜欢，最终造就了她独特的审美观和文化观，这足以证明一种文化观念的形成基础，是在一个人早年经历的情感认知和个性形成的过程当中。童年赛珍珠在两种感官文化的钟声中成长起来，其审美心理的形成和演变、爱心慈善的生成和培养，说明一个人的早期成长经历所形成的情感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她成年后的生平，以至于造就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倾其爱心、竭尽所有，投身到各族平等相待、关怀帮助他人的伟大事业中去。
正是在中国故乡与中国普通百姓和农家孩子在一起的平等交往，生成影响赛珍珠一生的平等观、平民观。父母爱心德行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和孔先生（赛珍珠的私塾先生）的温文尔雅、谆谆教导，则让她兼容并包、胸怀博大、仁慈爱心，并持久恒远。
赛珍珠永远感恩父母给她的社会正义、道德善良的终生影响。父亲人格德行无懈可击—寒冬腊月送新棉衣给穷人御寒，自己仍身着旧衣；在家为救治一个戒鸦片瘾者彻夜不眠为其守护，赛珍珠目睹并参与，给她从小就种下了憎恶邪恶、济世救人的慈善基因。赛珍珠更忘不了母亲的牺牲奉献精神照人—灾荒日子她带女儿不仅倾其家里所有，还要格外储存更多奶酪帮助灾民；1905年特大饥荒，她随母亲一起去做大量来自江北灾民的安慰救济工作，让她从小就在救助他人生活、生命的活动中懂得：帮助穷人是既合乎宗教教义又道德高尚的事情。
对荒年农民生活苦难的深切同情，赛珍珠更是早早地表达在短篇《荒芜的春天》中。当年这一被误认为是《大地》节选的作品，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一年级英文必修课，中译本发表在出版地，时值江苏省会的镇江，1933年第一期《江苏学生》。小说农夫老刘一家对日甚一日的饥饿威胁走投无路，从中可见《大地》主人公王龙的经历。因为赛珍珠童年与来自北方灾区的农民交往熟悉，加上婚后与丈夫去宿州对农民生存境况的关切同情，当是赛珍珠特别倚重的素材，也是她的平民意识、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胸怀的由来和自然体现。
在上海读高中所闻平民苦难，则更让赛珍珠下决心要从精神上以恶制恶：“每当我看到邪恶和残酷的事情发生时，我就要全力打抱不平，帮助弱者。这成了我终生的行为准则。”她自认天生不是那种好斗的人，然而道义上正邪之争、善恶之辨却泾渭分明。在印度见一个英国军官无故鞭笞衣不蔽体的乞丐时，她记起在上海“希望门”立下的抑强扶弱誓言，鼓起勇气上前斥责制止野蛮行为。从此，赛珍珠勇气十足地担当起她童年以来，一直在游戏规则里所扮演的支持弱小一方的角色，尽心尽力做她认为的正义事业：为支持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战、为救助贫困孤儿和亚美儿童、为妇女和黑人的平等地位而大声呐喊、全力以赴。
赛珍珠终生铭记在中国故乡所受孔先生的儒学教育，如何深刻影响了自己的民族平等、天下一家的道德情怀和价值标准：“‘孔子’像一棵参天巨柏，笼其它花木于荫下。这便是早年孔先生在我心中留下的孔子印象。”赛珍珠衷心感谢在她尚未开蒙之时，孔先生所给与她的儒家教育塑造了她的思想、行为和品性。赛珍珠还正确理解了中国文化精髓的普世意义：“和谐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这个文明和平、个性，既是本土的，又是国际的。”赛珍珠在中国故乡的成长体验和学习经历，经由孔先生的儒学教育和认知，除能指中国文字语言、习俗举止技能外，尤所指民族平等、天下一家的观念，从而影响赛珍珠终生。回到美国定居后的赛珍珠总结说：在中国度过四十年，她从小就懂得应该把地球上各个民族，都看成一个大家庭内不同成员，这种观念是孔先生最早灌输给她的。所以，她感恩地如斯自述：“尽管我如今在美国度过我的后半生，我却一直在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中国“永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967年春天，赛珍珠在临近75周岁生日时，宣布把她的全部财产，包括青山农场一起赠给赛珍珠基金会。她在新遗嘱中留了一部分财产给她的子女，但写明她的全部书稿版税收入归基金会所有。她估计她为基金会和它的工作提供了700万美元。当年这一丰厚慈善基金和赛珍珠一生中组建“东西方协会”“欢迎回家”慈善机构及所获300多次慈善奖，今天来看堪称为珍贵的人文遗产。
一种钟声能从小培养出一种审美认同，两种钟声里成长起来的儿童成人后，更能继承两种或多种文化，从而爱心融会、兼容并包。因为“中国已融入他们的血脉，只有古老中国景色和声音才使他们感到亲切。”萦绕于记忆里的钟声，和更为深刻的庭院、小山、竹林、大地的记忆一样，是赛珍珠产生传记故事和小说艺术的地点和物象，更是一生爱心萌动、献身慈善的积极意象：回忆故乡的钟声让人心跳不止、沉浸神往，自有远方召唤的力量；花香一样的钟声让人记忆朦胧、恍如隔世，映有成长岁月的光辉；夕阳里的钟声又是一道伤口，它让赛珍珠再难回到中国故乡的伤口永不愈合。钟声还是生存和交流的缩影，鸣响之处都有同样爱心的人你来我往，因为我们都栖息在同一个星球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