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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一枝独秀”到被定性为急需制止的“盲目扩张”，中国风电产业之跌宕，颇具戏剧性。
2010年，受欧美经济复苏缓慢的拖累，世界风电业在经历了连续五年的爆发性增长后首次呈现放缓趋势，新增容量发展速度仅为3. 1%，比上一年下降了40个百分点。
在中国却是另一番风景。受惠于政策的大力支持，自2006年起风电装机总量连续4年翻倍增长的中国市场，依然保持了73%的强劲增长，2010年累计装机总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风电产业，堪称“中国式增长”之典型案例。
不过，随着高速发展，并网、设备质量、风电场运营管理等问题逐渐凸显，风电在2011年速度骤减。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装机容量比2010年增长了39. 4%，这个增速很高，但只及2010年增速的一半，降速甚快。
最关键、最引人注目的还是2012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原稿中特别提到“制止太阳能、风电等产业盲目扩张”。
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业内人士如坐针毡。
“从我的工作经历来看，风能、太阳能尽管发展非常快，但是在整个能源结构当中占的比重还非常小。风能发电量去年大概是971亿度，占总发电量的1. 56%，还不到2%。所以我们觉得报告的意思应该不是要制止这个产业，而是防止风电设备制造业过剩。”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在2012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接受采访时说。
经过众多代表委员的建言，中央“从谏如流”，最后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将这句话改为“防止太阳能、风电设备的盲目扩张”。
但是被预言多时的“风电拐点”确凿无疑地到来了。
2012年两会后不久的3月19日，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印发“十二五”第二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的通知》，第二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共计1492万千瓦，这个数字只是去年8月发布的第一批风电规划2883万千瓦的一半左右。
“今年风电发展情况肯定不乐观。首先是两会报告提出的对风电的意见，其次是风电新项目审批难度加大，更重要的是电网限制风电并网日趋严重。”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跑马圈地背后的利益驱动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风电已经开始发展，除了新疆等少数地区使用的300万千瓦左右的小功率风机之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丹麦、德国等国家的低息贷款引进他们的风电设备，其实他们主要是为了刺激本国的设备出口，所以当时的价格也非常高，致使风电成本也很高，普遍都在一两块钱一度电的样子。”张国宝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他接管电力管理工作时，中国的风电装机总量只有40万千瓦。
1995年，原电力工业部曾提出2000年风电装机量达到100万千瓦的目标，但直到2004年才只完成了76. 4万千瓦。而今天，中国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就有甘肃酒泉、内蒙古东、内蒙古西、东北、河北、新疆、江苏、山东这8个。而且，山西和黑龙江两省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也已纳入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划中。
2005年是个转折点。在这一年公布的“十一五”的风能指标计划中，国家计划推出10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
促使地方政府得以在全国风电大市场中跑马圈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打破特许政策，将5万千瓦级以下项目的审批权下放。
“这让很多地方‘钻了空子’，出现了大量4. 95万千瓦的现象，把一个大项目拆分成若干份4. 95万，以此规避国家审批。但这些项目多数没跟电网协调好，完全没有考虑到当地电网的承受能力。”张国宝说。
2005年国家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提出了强制上网、全额保障性收购、分类电价和全网分担的要求，这使得风电在各种政策优惠及电价补贴的保护下，成为新能源领域中准入门槛较低且盈利能力较强的一个领域。此外，利用CDM（清洁发展机制）机制获取收益也被许多风电开发商作为弥补资源评价可靠性、设备质量、运营维护能力等不足所带来损失的一条途径。
于是，企业对风电项目投资热情旋即高涨起来。
现实运作中，风电项目往往与风机制造业“捆绑出售”，由此可以增加地方税收。于是，地方政府也卷入了风电项目热潮。
“在风电发达地区一般都会建设很大的风机制造基地，然后把风场资源交给本地的风机制造商。我们要拿下这块风场，就需要采购他们的设备，就像绑架一样。”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唐新能源”，01798. HK）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对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亚洲最大的风电企业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龙源电力”，00916. HK）总经理谢长军曾公开抨击。
“华锐、金风在各地都有厂，像塔筒这类东西比较大、运输困难肯定就近做，但叶片之类的东西没必要本地生产，所以那些多数是装配厂生产。按道理说这不符合市场经济，但现在各地都这么干。”张国宝说。
告别“疯长”
风电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不适。
电网建设与风电产业发展极度不适，“弃风”成了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发布的统计数据说，2011年全国约有100亿千瓦时风电电量被限发，创了历史最高值。
“风电场集中在三北地区，这些地区本身煤炭资源丰富，自身很难消纳风电，而要运输到电力负荷区华东地区，电网又达不到条件。”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近年来连续发生的风电机组质量事故和大规模风电机组脱网事故，也暴露出了风电产业诸多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风电的鼓励政策开始转向，由鼓励到控制其发展节奏。
2011年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收回了地方对风电项目的审批权，要求报国家能源局备案，并根据国家的规划进行，未获准擅自开工建设的风电场将不能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电价补贴，同时电网也将拒绝其并网。而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版）》中，也明确指出风电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的问题。
经过一年的调整，风电发展速度骤降。
2012年3月，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公布的数据说，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新增风电机组11409台，装机容量17630. 9MW，累计安装风电机组45894台，装机容量62364. 2MW，年增长39. 4%，增速比2010年下降了一半左右。
“经过几年高速增长，中国风电的体量已经很大了，增速放缓是正常的，现在风电正在回归理性，不是坏事。”李俊峰说。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曾提出“要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从追求装机容量向追求风力发电量转变”。
并网困局是个老故事
对于风电开发商来说，并网难无疑是最头疼的问题。电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部分省市“弃风”达20%左右，风电集中的“三北”地区（西北、东北和华北）或超过30%，直接经济损失达近百亿元。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施鹏飞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中国发展风电的主要思路是“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然而由于大基地和电力负荷中心不在一个地方，需要“大规模、高集中、高电压、远距离输送”，这对电网的智能化建设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尤其是交流电特高压电网。
“电网是按照此前的规划发展的，谁也没料到中国风电发展如此迅速，所以电网建设没能跟上来。” 施鹏飞说。
风电相对于传统火电及其他常规电源最大的区别就是，其一次能源资源（自然风）具有不可控性和不可存储性，这给电网调峰、调频和调压，保障电网安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中国电网建设的滞后是个老故事了，但解决风电并网并不只是电网一方的责任。”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丽萍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电力系统由发电厂、电网和用户三个部分组成，要保障这个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一方面，要求电网建立适合风电并网的运行调度技术和制度；另一方面，风电场也应该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电源，从技术上向电网靠拢，增强自己的并网特性。” 蒋丽萍说。
她所指的并网特性，是2012年6月1日起即将执行的《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中所提出的“风电新国标”，包括有功功率及其控制、无功功率标准及其控制，低电压穿越能力、风电场要进行风机检测等。而这些标准都是尽力增强风电并网的稳定性。
这些标准在制定时曾引起了风电开发商和电网的激烈争论。“风电发展初期国产风机都不具备低电压穿越的能力，那些风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很多风电场，改造需要成本，而发电企业担心电网以此为由限制风电并网。”一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
事实证明，风电新国标的出台是有必要的。因为风机不具备低电压穿越能力，2010年全国发生80起风电机组脱网事故，2011年1- 8月全国发生193起风电机组脱网事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风电是可再生能源，电网应该尽可能多用，但发电企业也有义务配合保障电网安全。”蒋丽萍说。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贺德馨认为，风电跟电网有矛盾，但二者是可以协调发展的，要建设电网友好型的风电场和风电友好型的电力系统。“发展风电功率预测技术、规模化储能技术跟电力系统运行实时调度和控制管理技术，建设特高压智能化电网，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风电的优化配置和消纳。”
什么会放缓什么有前景
“风能资源丰富地区的电力系统的备用容量已经基本用完。虽然这些地区风能资源非常丰富，企业投资风电的积极性也很高，但电网对其制约已越来越突出。”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说。
由此判断，基地化集中式风电场的发展将会放慢。
长久以来，龙源电力、大唐新能源及华能新能源雄踞中国风力资源最丰富的“三北”地区，进行资源抢夺战。但随着风电的大规模开发，风电项目前期开发竞争日益激烈，在目前电网的现状下，“三北”地区的开发潜力日趋枯竭。这迫使其不得不转战他方。
龙源电力2011年财报显示，除了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继续扩张之外，其2011年加大了对内陆风资源较好、电网连接条件好的地区的项目开发力度，尤其是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四省增幅最大。龙源电力称其“形成了更为合理的开发布局”。
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华能新能源。从其2011年的控股装机容量的地区变化量可发现，华北、华东及南方地区是其2011年主攻区域。
“中国未来风电发展总的原则是继续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同时鼓励在这些基地以外分散式地因地制宜地建中小型项目，利用现有的输电线路。”施鹏飞说。
南方的风力资源虽然不好，但目前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使风机捕捉到较低风速的风能。维斯塔斯、华锐、金风等风机制造企业都已在低风速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
“风电行业具备最大发展潜力的市场是低风速风场，这个市场太大了。但很多地区并没有捕捉到低风速风资源，原因是三四年前技术比较昂贵，或技术效率不够高；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维斯塔斯集团政府关系部高级副总裁彼德·布隆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另一个重要方向则是出海。
2010年6月底，亚洲第一个大型海上风电项目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场并网发电，中国进入了海上风电时代。
2010年9月，国家能源局组织了江苏省盐城市海域4个海上风电特许权项目的招标，这是中国首轮海上风电特许权招标，总建设规模100万千瓦，并提出不久之后将会启动第二批招标。然而，中标一年八个月之后，首批海上风电项目竟无一开工。
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海域处处长李荣军对《江苏经济报》表示，除了成本及技术问题之外，“这批海上风电项目都存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规划缺陷”。例如山东鲁能在东台特许权项目原规划地点与沿海养殖区重叠，只好向深海方向调整了10公里；而国电龙源电力的江苏大丰20万千瓦项目面临着风电场与江苏围垦区规划、江苏省上报的珍禽保护区局部有重叠的问题，项目开工不得不延迟。“海上风电项目涉及发改委、能源、海洋、交通等多个政府部门，协调难度大。”
“中国海上风电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是招标电价和固定电价其实和陆上很类似，风电设备厂商在海上风电这种相对价格高昂的投资中只获得了与陆上风电相似的电价，这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海上风电发展之前，需要一个市场。中国目前还是行政管理机制和技术推动，而不是市场推动。因此，中国仍处于海上风电发展的初始阶段。” 彼德·布隆说。
不过，所有的困难都不能阻止风电开发商抢占资源的步伐，因为，只有发电量提高，企业的盈利才能增加，而这只能有赖于装机量的提升。
“新能源公司都是资源型企业，资源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因此大家都把占有资源作为根本策略。即使项目实现盈亏平衡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可再生能源是国家大力支持的项目，前景一定是好的。”一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2010年，受欧美经济复苏缓慢的拖累，世界风电业在经历了连续五年的爆发性增长后首次呈现放缓趋势，新增容量发展速度仅为3. 1%，比上一年下降了40个百分点。
在中国却是另一番风景。受惠于政策的大力支持，自2006年起风电装机总量连续4年翻倍增长的中国市场，依然保持了73%的强劲增长，2010年累计装机总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风电产业，堪称“中国式增长”之典型案例。
不过，随着高速发展，并网、设备质量、风电场运营管理等问题逐渐凸显，风电在2011年速度骤减。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装机容量比2010年增长了39. 4%，这个增速很高，但只及2010年增速的一半，降速甚快。
最关键、最引人注目的还是2012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原稿中特别提到“制止太阳能、风电等产业盲目扩张”。
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业内人士如坐针毡。
“从我的工作经历来看，风能、太阳能尽管发展非常快，但是在整个能源结构当中占的比重还非常小。风能发电量去年大概是971亿度，占总发电量的1. 56%，还不到2%。所以我们觉得报告的意思应该不是要制止这个产业，而是防止风电设备制造业过剩。”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在2012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接受采访时说。
经过众多代表委员的建言，中央“从谏如流”，最后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将这句话改为“防止太阳能、风电设备的盲目扩张”。
但是被预言多时的“风电拐点”确凿无疑地到来了。
2012年两会后不久的3月19日，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印发“十二五”第二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的通知》，第二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共计1492万千瓦，这个数字只是去年8月发布的第一批风电规划2883万千瓦的一半左右。
“今年风电发展情况肯定不乐观。首先是两会报告提出的对风电的意见，其次是风电新项目审批难度加大，更重要的是电网限制风电并网日趋严重。”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跑马圈地背后的利益驱动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风电已经开始发展，除了新疆等少数地区使用的300万千瓦左右的小功率风机之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丹麦、德国等国家的低息贷款引进他们的风电设备，其实他们主要是为了刺激本国的设备出口，所以当时的价格也非常高，致使风电成本也很高，普遍都在一两块钱一度电的样子。”张国宝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他接管电力管理工作时，中国的风电装机总量只有40万千瓦。
1995年，原电力工业部曾提出2000年风电装机量达到100万千瓦的目标，但直到2004年才只完成了76. 4万千瓦。而今天，中国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就有甘肃酒泉、内蒙古东、内蒙古西、东北、河北、新疆、江苏、山东这8个。而且，山西和黑龙江两省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也已纳入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划中。
2005年是个转折点。在这一年公布的“十一五”的风能指标计划中，国家计划推出10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
促使地方政府得以在全国风电大市场中跑马圈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打破特许政策，将5万千瓦级以下项目的审批权下放。
“这让很多地方‘钻了空子’，出现了大量4. 95万千瓦的现象，把一个大项目拆分成若干份4. 95万，以此规避国家审批。但这些项目多数没跟电网协调好，完全没有考虑到当地电网的承受能力。”张国宝说。
2005年国家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提出了强制上网、全额保障性收购、分类电价和全网分担的要求，这使得风电在各种政策优惠及电价补贴的保护下，成为新能源领域中准入门槛较低且盈利能力较强的一个领域。此外，利用CDM（清洁发展机制）机制获取收益也被许多风电开发商作为弥补资源评价可靠性、设备质量、运营维护能力等不足所带来损失的一条途径。
于是，企业对风电项目投资热情旋即高涨起来。
现实运作中，风电项目往往与风机制造业“捆绑出售”，由此可以增加地方税收。于是，地方政府也卷入了风电项目热潮。
“在风电发达地区一般都会建设很大的风机制造基地，然后把风场资源交给本地的风机制造商。我们要拿下这块风场，就需要采购他们的设备，就像绑架一样。”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唐新能源”，01798. HK）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对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亚洲最大的风电企业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龙源电力”，00916. HK）总经理谢长军曾公开抨击。
“华锐、金风在各地都有厂，像塔筒这类东西比较大、运输困难肯定就近做，但叶片之类的东西没必要本地生产，所以那些多数是装配厂生产。按道理说这不符合市场经济，但现在各地都这么干。”张国宝说。
告别“疯长”
风电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不适。
电网建设与风电产业发展极度不适，“弃风”成了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发布的统计数据说，2011年全国约有100亿千瓦时风电电量被限发，创了历史最高值。
“风电场集中在三北地区，这些地区本身煤炭资源丰富，自身很难消纳风电，而要运输到电力负荷区华东地区，电网又达不到条件。”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近年来连续发生的风电机组质量事故和大规模风电机组脱网事故，也暴露出了风电产业诸多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风电的鼓励政策开始转向，由鼓励到控制其发展节奏。
2011年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收回了地方对风电项目的审批权，要求报国家能源局备案，并根据国家的规划进行，未获准擅自开工建设的风电场将不能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电价补贴，同时电网也将拒绝其并网。而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版）》中，也明确指出风电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的问题。
经过一年的调整，风电发展速度骤降。
2012年3月，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公布的数据说，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新增风电机组11409台，装机容量17630. 9MW，累计安装风电机组45894台，装机容量62364. 2MW，年增长39. 4%，增速比2010年下降了一半左右。
“经过几年高速增长，中国风电的体量已经很大了，增速放缓是正常的，现在风电正在回归理性，不是坏事。”李俊峰说。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曾提出“要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从追求装机容量向追求风力发电量转变”。
并网困局是个老故事
对于风电开发商来说，并网难无疑是最头疼的问题。电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部分省市“弃风”达20%左右，风电集中的“三北”地区（西北、东北和华北）或超过30%，直接经济损失达近百亿元。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施鹏飞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中国发展风电的主要思路是“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然而由于大基地和电力负荷中心不在一个地方，需要“大规模、高集中、高电压、远距离输送”，这对电网的智能化建设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尤其是交流电特高压电网。
“电网是按照此前的规划发展的，谁也没料到中国风电发展如此迅速，所以电网建设没能跟上来。” 施鹏飞说。
风电相对于传统火电及其他常规电源最大的区别就是，其一次能源资源（自然风）具有不可控性和不可存储性，这给电网调峰、调频和调压，保障电网安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中国电网建设的滞后是个老故事了，但解决风电并网并不只是电网一方的责任。”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丽萍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电力系统由发电厂、电网和用户三个部分组成，要保障这个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一方面，要求电网建立适合风电并网的运行调度技术和制度；另一方面，风电场也应该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电源，从技术上向电网靠拢，增强自己的并网特性。” 蒋丽萍说。
她所指的并网特性，是2012年6月1日起即将执行的《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中所提出的“风电新国标”，包括有功功率及其控制、无功功率标准及其控制，低电压穿越能力、风电场要进行风机检测等。而这些标准都是尽力增强风电并网的稳定性。
这些标准在制定时曾引起了风电开发商和电网的激烈争论。“风电发展初期国产风机都不具备低电压穿越的能力，那些风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很多风电场，改造需要成本，而发电企业担心电网以此为由限制风电并网。”一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
事实证明，风电新国标的出台是有必要的。因为风机不具备低电压穿越能力，2010年全国发生80起风电机组脱网事故，2011年1- 8月全国发生193起风电机组脱网事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风电是可再生能源，电网应该尽可能多用，但发电企业也有义务配合保障电网安全。”蒋丽萍说。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贺德馨认为，风电跟电网有矛盾，但二者是可以协调发展的，要建设电网友好型的风电场和风电友好型的电力系统。“发展风电功率预测技术、规模化储能技术跟电力系统运行实时调度和控制管理技术，建设特高压智能化电网，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风电的优化配置和消纳。”
什么会放缓什么有前景
“风能资源丰富地区的电力系统的备用容量已经基本用完。虽然这些地区风能资源非常丰富，企业投资风电的积极性也很高，但电网对其制约已越来越突出。”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说。
由此判断，基地化集中式风电场的发展将会放慢。
长久以来，龙源电力、大唐新能源及华能新能源雄踞中国风力资源最丰富的“三北”地区，进行资源抢夺战。但随着风电的大规模开发，风电项目前期开发竞争日益激烈，在目前电网的现状下，“三北”地区的开发潜力日趋枯竭。这迫使其不得不转战他方。
龙源电力2011年财报显示，除了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继续扩张之外，其2011年加大了对内陆风资源较好、电网连接条件好的地区的项目开发力度，尤其是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四省增幅最大。龙源电力称其“形成了更为合理的开发布局”。
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华能新能源。从其2011年的控股装机容量的地区变化量可发现，华北、华东及南方地区是其2011年主攻区域。
“中国未来风电发展总的原则是继续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同时鼓励在这些基地以外分散式地因地制宜地建中小型项目，利用现有的输电线路。”施鹏飞说。
南方的风力资源虽然不好，但目前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使风机捕捉到较低风速的风能。维斯塔斯、华锐、金风等风机制造企业都已在低风速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
“风电行业具备最大发展潜力的市场是低风速风场，这个市场太大了。但很多地区并没有捕捉到低风速风资源，原因是三四年前技术比较昂贵，或技术效率不够高；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维斯塔斯集团政府关系部高级副总裁彼德·布隆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另一个重要方向则是出海。
2010年6月底，亚洲第一个大型海上风电项目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场并网发电，中国进入了海上风电时代。
2010年9月，国家能源局组织了江苏省盐城市海域4个海上风电特许权项目的招标，这是中国首轮海上风电特许权招标，总建设规模100万千瓦，并提出不久之后将会启动第二批招标。然而，中标一年八个月之后，首批海上风电项目竟无一开工。
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海域处处长李荣军对《江苏经济报》表示，除了成本及技术问题之外，“这批海上风电项目都存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规划缺陷”。例如山东鲁能在东台特许权项目原规划地点与沿海养殖区重叠，只好向深海方向调整了10公里；而国电龙源电力的江苏大丰20万千瓦项目面临着风电场与江苏围垦区规划、江苏省上报的珍禽保护区局部有重叠的问题，项目开工不得不延迟。“海上风电项目涉及发改委、能源、海洋、交通等多个政府部门，协调难度大。”
“中国海上风电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是招标电价和固定电价其实和陆上很类似，风电设备厂商在海上风电这种相对价格高昂的投资中只获得了与陆上风电相似的电价，这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海上风电发展之前，需要一个市场。中国目前还是行政管理机制和技术推动，而不是市场推动。因此，中国仍处于海上风电发展的初始阶段。” 彼德·布隆说。
不过，所有的困难都不能阻止风电开发商抢占资源的步伐，因为，只有发电量提高，企业的盈利才能增加，而这只能有赖于装机量的提升。
“新能源公司都是资源型企业，资源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因此大家都把占有资源作为根本策略。即使项目实现盈亏平衡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可再生能源是国家大力支持的项目，前景一定是好的。”一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