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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全困境”是国家安全研究领域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非传统安全作为新的安全研究领域引发了新的安全研究线索和“安全困境”问题。对于非传统安全重要内容之一的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来说，其“安全困境”问题的研究与认识包括文化安全的理论困境、文化安全的主体要素间存在矛盾和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反对文化霸权的认识误区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文化：安全困境：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8－0111－04
“安全困境”是指“国家在缺少权威和存在敌对国家(有时只是假想敌)的自助国际体系(self－help system)中，无论增强实力还是削弱自己的力量都处于一种不确定和不安全的进退两难的情景中”。由于对于国家安全来讲，“现实的威胁与潜在的威胁其实都是国家所要处理的问题”，国家的目标“不单在于要造就一种安全的现状，还要造就一种安全的心态”。随着非传统安全在国际国内安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作为国家安全的子系统、并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的文化安全也愈来愈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且，伴随文化渗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断加速和深入，世界各国对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继而安全困境就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和国家文化安全维护中相对棘手的问题。在具体研究中，它主要包括文化安全的理论困境、文化安全的主体要素间存在矛盾和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反对文化霸权的认识误区等问题。本文将从非传统安全这一新的安全研究线索的手，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安全困境”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国家文化安全之“安全困境”研究：新的安全研究线索引发的问题
“安全”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的使用历史也是复杂的。在20世纪40年代，它的“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的清楚内涵在国际事物中被确立下来。自19世纪中叶，当国家在司法意义上进入一个自我规定和自我管理的时期，它是由特定的一系列“政府行为——对合法挑战是豁免的——所平衡的。这个行政权力的司法保留范围是…限制条件——将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可行性，作为一个条件强加于安全考虑之中”。庄定义安全方面，鲍德温被认为是西方学者中最成熟的，依照他的观点，安全“其目的和任务是为支持政府决策者，在正确地评估中，相应的注意到不同的威胁。”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的出现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冲突时代的结束”，引发了国际关系领域新的安全研究线索，即：“第一，安全并未被视为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应追寻的头号目标，而只是众多价值中的一种，其相对重要性随着国家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强调的是军事安全与其他价值如经济福利、经济稳定和个人自由之间的权衡。第二，国家安全这一目标的达到应依靠治国之策中的非军事手段和军事手段的共同作用，而不能过分依赖核武器。第三，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安全困境的存在，因此主张小心谨慎地运用军事政策。第四，国家安全与国内事务诸如经济、公民自由和民主政治过程等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安全利益多元化、安全关系多边化、安全问题国际化，已经成为国际安全格局演化的基本趋势。这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研究热门的重要原因。
非传统安全地位的突出，使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逐渐受到国际关系领域学者的重视。
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安全关系、一种状态。说文化安全是一种状态，与国家安全本身的特质有关。与国家安全的其他系统相区别，国家文化安全属于软安全(也称软力量安全，精神力安全)，它是一种无形力量资源。它是建立在价值观念、社会制度、行为准则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比硬力量更加隐蔽，难于控制，也比硬力量更难于监测与评估，为深层次安全。说它是一种关系，是因为安全关系必然是相互间的关系。这使安全产生互动效应，即一方感到不安全，另一方面往往亦没有安全可言。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通过文化传播、文化因子交流来实现的，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也可以视为文化子系统的渗透过程。文化的渗透是双方的，但在渗透中双方占的地位却不一样。处于先进水平的文化向处于落后水平的文化的渗透往往处于主导地位，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的渗透力则要小的多。正是在这种相互的关系中，文化的渗透成为文化发展的一个途径，也由此，文化的渗透也带来了深层次的国家间的文化安全问题。所以，与硬力量作为能力和力量的安全相比，文化安全的“安全困境”层次更深，情况更为复杂。
二、国家文化安全之“安全困境”的核心：理论困境
在学术界，“安全困境”的核心问题争论也都在理论上寻找根源。相对于传统安全(经典安全)来说，非传统安全在安全范畴的界定及安全维护的限度等方面显得更为模糊，而由于文化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因素，使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论困境显得更为复杂。
首先，对文化自身“存在性成胁”的判断是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面临的第一个理论困境。当前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基本上是在全球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的。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化进程本身被视为无政府状态的发展模式，而文化从文化史的角度又是自由发生与发展的进化过程。从文化本身来说，“文化寻求消除阶级，使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传遍四海，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美好与光明的气氛之中，使他们象文化一样，能够自由地运用思想，得到思想的滋润，却又不受之束缚。”文化的内容是广阔的，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文化安全指涉的对象是规模巨大的、能够不依赖国家而独立运行的“集体认同”。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作为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间的文化传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本国文化生存造成威胁的“入侵”方式，或文化异端；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作为文化“认同”演进的一部分而加以接受。这种指涉对象的特殊性质，使对文化的“存在性威胁”的识别变得困难。
其次，国家安全的定性标准与文化本体“不受束缚”的自由规则是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第二个理论困境。“严格的安全化定义和判断标准的构成，是依靠一种为获得实质性的政治影响，而具有明显特征的‘存在性威胁’的‘主体间性’的确立。”这里的“主体间性”也同样存在规则，当一个推行安全化的行为主体一国家，开始使用以处理“存在性威胁”的优先权作为理由提出“存在性威胁”，并因此获得一种超越“常规性政治”条件的权利和机会，就形成了一种政治格局；当民众对安全行为主体的防御规则表示宽容，就充分达到了安全行为主体的预期效果。从全球文化的角度来讲，当国家作为行为主体来规避“存在性威胁”的时候，事实上已经破坏了文化在全球融合中原有的“不受束缚”的自由。
第三，“安全”的自我参照系使国家文化安全在主观目的与客观手段之间陷入困境。安全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实践，在实 践中，安全问题变成了一个安全事务一不但因为一个真正的“存在性威胁”的存在，而且也因为这个问题是作为一种威胁被提出来。这样一来，通过将它贴上安全标签，一个施动者就可以要求一种权利，以便通过非常措施应对威胁。在分析家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行动，它的任务不是为了评定一些客观的、真正的危及若干被防卫目标的那种威胁；确切地说，它只是为了理解建构一个共享的、对某种威胁的集体反应和认识过程。就全球化的文化来讲，这种集体反映与认知的过程更容易为民族主义情绪所利用。因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作为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的主观目的还是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客观手段受到争议。
第四，全球文化范畴的宽泛使文化安全陷入难于定性与定量考量的困境。对于国家来说，安全代表的是国家利益，代表一种绝对价值。它需要对安全性质清晰，需要有一种确定的认识，就是：谁实施安全，什么问题(威胁)，指涉谁(指涉对象)，为什么，带来什么后果，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实施。对于全球化的文化，其内容是宽泛的，关于它的未来也始终是假定的，所以无法形成“确定的认识”。而以科学为基础的预测意味着所指涉的对象必定是一个封闭的、机械的和确定性的系统：这就要求对安全的威胁程度做出定性。对于目前的文化安全研究来说，实际上只能是在应用安全性的标准论及一种仍未被广泛注意的安全主张。从研究者的角度，这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问题。
三、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中若干安全要素的矛盾
前面分析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所处的理论困境，这些困境与安全本身的性质和特征有关，也是与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加速、无序的融合、流动密切关联的。具体来说，它体现为各种安全要素间的矛盾，包括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观、客观之间的矛盾、国家文化安全的主体、客体之间的矛盾、是国家安全还是文化要素安全、安全是目的还是手段等。
由此，在现代国家安全的研究中，出现了安全化的概念。在这样的语境中，安全往往关乎生存。而它的指涉对象是传统上的国家、合法的政府、领土与社会。安全威胁的这种特殊性质，证明了为安全而使用非常措施完全正当，也是一个国家合法使用武力及其它措施的关键。它为国家进行动员或获得特殊权力，以便为应对“存在性威胁”找开通途。从传统上讲，通过强调“安全”，国家领导人就能宣布全国进入一种紧急状态，或因此而要求使用手段以阻止威胁的进一步蔓延。所以，安全不但是一个客观性问题。而且是一个行为主体行动的产物。并且，我们至今不能建立关于“存在性威胁”的普遍标准。这就使国家安全在政治化与安全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1、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利益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讲，国家安全侧重指国家利益的维护层面，国家安全决定于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与文化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文化利益来说，“文化…所要确立的，是国家，是集体的最优秀的自我，是民族的健全理智。良知作证，文化要树立国家的观念，不仅为了维护秩序，也同样为了实现我们所需要的伟大的变革。”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冷战后时期，安全内涵一度从生存层面不断滑向发展层面，安全利益一体化趋势有所发展，它要求文化超越国家这个“自我”而建立体现为一种相互安全的国际关系、保持一种安全状态。安全本质上具有生存层面与发展层面的复合内涵。这也导致了国家安全与文化利益研究的种种矛盾。
2、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观与客观矛盾。国家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子系统，有它绝对安全性的一面，体现出其客观性，反映了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的潜在化层面；同时，它也具有相对性的一面，体现出其主观判断性因素，对应了国家文化安全的显性矛盾层面。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文化强势国家与文化弱势国家的差别，因而不同国家对文化安全相对性感受不一，同一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政府所追求文化安全的绝对性动机与能力也各异。从而导致了各国安全系数的差异，体现为安全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
3、国家文化安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的主体无疑是国家，客体则是文化。如果把伴随性逻辑应用到国家的观念属性上，这个客体就是国家体系中文化结构的层面：文化结构由联合的信仰、观念、理解、感觉、认同或者由体系成员共有，但在当今的国际关系学知识中，文化概念通常被视为标准化的国家“社会”的表现。在国家文化安全中，文化结构表现为具有威胁的联合体、敌意和畏惧的关系以至是意识形态与霸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合作的还是冲突的文化结构，都是由于国家行为体具备某种观念的属性才得以存在。也就是说，在国家文化安全中，主体与客体互为主观地去定义结构。但是结构所对应的行为体都是固定的社会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变的。这是国家文化安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重矛。
4、文化安全之维护瞩目的还是属手段的问题。与文化安全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矛盾相对应的是，强势文化国家往往强调国家文化安全的手段功能，常常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实现自身安全，而弱势文化国家则更多强调安全的目的性，反对强势文化国家以自身安全为借口侵犯其文化安全与文化主权权益。这种安全行为主体用自己的标准去观察是否获得了“存在性威胁”的政治形态无法实现行为主体的自我制约。也由于一定事务是否被视作“存在性威胁”是由国家安全的主体决定的，便产生了这样的后果：为了压制其它国家和运用权力而控制更多的机会，以国内意志为由利用“威胁”来要求支配其它国家文化事务的权力，从而使文化话语权仅仅被很小一部分国家所掌控。因此，对于文化强势国家和文化弱势国家来讲，国家文化安全就都成为了为手段的目的，为目的的手段，使文化安全在目的性与手段性之间游移。
5、文化安全在国家、国际、社会的不同维度视野下的矛盾。现代安全由综合安全、合作安全而生成了倡导国际安全、社会安全、个人安全的新安全观，它根源于安全的相对性及安全自身主客观性相统一的本质。但是，国际安全的实践也在证明，新安全观的生成并未减轻传统安全的竞争。“武力的累积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往往更多地是减少对手的安全性，而不是增加本国的安全性。国家的安全政策造成了国际的不安全”。因此，国家、国际、社会、个人多维问的安全矛盾重生。再者，无论是国家安全，国际安全，还是社会安全，关于其安全动力，我们都不能忽略它的全球性根源，也就是不均衡发展带来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霸权干涉所造成的动荡。“不均衡发展”并非简单的物质层面的理解，理论或者观念也是其中重要的成分。由于“观念”以及认知差距使得这一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危险地存在着长期不平等。在文化方面这种不平等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构成国家、国际、社会间的多维文化安全的矛盾。
6、文化安全的界定、分类的不确定因素。因为影响安全的因素是内因与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一方面是外在 威胁的直接投射，另一方面也是自在的安全感觉。与此相对应，安全的分类也应以安全的内化与外倾为据，而不应是安全威胁来源的归类与延伸。但是，从一般的观点来看，当国内和国际的界限被确定的话，国内就是正常的和没有安全威胁的，因此，也被归于了国际政治空间。从全球化的文化角度来讲，影响文化安全的因素几乎就成了外部的因素，这就使文化安全侧重于外倾因素，而忽视了安全说到底是自在的安全。并且，安全的内倾化又是国家内部民主、稳定的基础。离开了安全的内倾化因素，安全行为就不会真正地发生，安全行为主体也就无所谓被界定。文化有政治性的因素，但是它更倾向于开放性，这又加深了文化安全内化与外倾的界定、分类的矛盾。
7、国家安全还是文化要素安全的矛盾。国家安全与政府安全是难以分离的，政府的言论与态度，一方面成为国家安全的直接表征，另一方面又成为国家安全测度的一个标尺。作为文化安全来讲，只有当文化因素的安全上升至影响整个国家安全状况时，才能视为国家安全本身，否则便是文化要素的安全。这表明，国家作为组织的安全与国家作为载体的安全(即要素的安全)具有不同的安全归宿。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政治是一个在变化中建立有秩序和永久性公众领域的持续斗争，并被给予合法性，因此也就给予由它所构成的政治行动所需要的稳定性。如果说国家文化安全追求的是政治安全的稳定性，那么，文化要素本身的特性——变迁与融合就会受忽视。因此，国家安全还是文化要素安全的矛盾属于安全归宿与安全特性的矛盾，其核心在于对是政治安全还是文化本身的安全的测度。
8、文化融合、交流的历史、现实与前景估量的差异。历史、现实与未来是安全的时空延续。一方面，历史上视为安全之物于现实与未来未必如此，另一方面，安全离不开历史，没有无源之水的安全一而历史本身延续也存在安全与否的问题，如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加以保护，弱小文明不应遭到毁灭等。对于文化安全的历史来说，文化是属于民族、属于民族国家，属于“多民族国家中相对自治的文化”。对于文化安全的现实来讲，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安全是为在全球文化的融合中保留属于民族的东西，它应该是对现代性的反抗。“(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但正是这种反抗表明了世界的现代性触发的态势，无论它对现代性是否支持。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使文化间的问题与国际间问题联结在一起，成为大量讨论和辩论的主题。文化安全成为一种国际关系，而作为国际关系的文化安全又是对民族主义的抑制。“所有民族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认同以下理念：以本土(lo-cal)对抗空间逻辑。”对于文化安全的未来来讲，民族文化并不完全按照一个国家的地理范围来界定。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亚民族文化要重要得多；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几个国家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有特定民族文化意义的地理范围。正是在高度相对化的世界中，“每一团体都倾向于寻找其自身的‘身份’、文化和主体性的再现形式，这一过程包含其自身孤立的、难以理解的符号、象征主旨和生活方式一与后现代理论和学院环境相一致的趋势。在过于专约化、难懂的话语和竞争性程度基础上发展起来。”这往往又是对“相对自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否定，对现实的“本土对抗空间逻辑”的挑战。按照这一趋势，文化安全将走出全球化进程所隶属的国际关系的框架，而回归于似乎已经“面目全非”的民族性的本质。
四、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领域存在的认识误区
非传统安全观的出现，使“软力量”理论与问题在国家安全中升温。“软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利用“非暴力”的方式取得和维护霸权的途径。而由于文化在精神领域的强渗透作用，使文化的“软力量”作用日趋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也使国家文化安全在非传统国家安全中突出出来。但也正是对“软力量”威胁的，使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领域出现了视反对文化霸权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为等同的误区。
当前的某些批评家或评论家之所以会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同于反对文化霸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进程使强势文化的“培养”作用突出出来。无论哪一时期的文化还是哪一种文化形态，在文化系统内部都必然存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比，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一定是强势文化。而强势文化具有“培养”作用：在全球化的文化传统中，强势文化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优势，能够对人们的世界观起到“培养”作用，并进而对国际关系、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在全球文化的背景下，全球强势文化不可否认是欧美文化，造成了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认同感，使一些国家的民众在潜意识中产生了只要是美国货、英国货、法国货、加拿大产、意大利产等就一定比国货、比非洲的，比亚洲其他小国家的，比一切发展中国家制造生产的好。这就在深层次上造成了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认同感，也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培养”的结果对国家安全的内部安全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文化强势也会为政治同化埋下伏笔。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势文化往往不是通过色情暴力、低级趣味来迎合大众，而恰恰是运用道德手段，或是通过展示美好人生、文明生活、亲情伦理等来“培养”一种国家信念、制度信仰、社会秩序的优势和正确。我们说，强势文化的这种“培养”作容易产生政治同化进而生成文化霸权，但是它不等同于文化霸权。文化霸权是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的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进而实现观念渗透、思想渗透，最终达到行为认同，社会控制。而强势文化是在文化霸权主义之外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现实。
列宁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是如此。“影响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时代因素，一个是国家因素。时代因素决定安全的全局性和最基本的特征，国家因素只是决定安全的结构和策略，并不能决定安全的本质。”全球化进程是影响国家安全的最主要的时代因素。在全球化时代，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差别更加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表现为相互对立的发展方式。强势文化表现为一种“扩张式”的发展形式。一位西方学者就曾经满怀信心地说：“尽管西方存在各种文化没落主义的思潮，但现代化的时代远远不会结束，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对于现代文化价值的展望和求索，而不是光荣巡礼式的回顾。”这种心态在现代西方社会仍然占据中心地位。由于强势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占据中心和主流地位，其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对异己文化形式的渗透和改造：与之相反，弱势文化在文化整合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内敛式”的发展形式。弱势文化在世界文化整合中的首要任务，不是影响别人，而是保持和发展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进程中，“介乎闭关和开放之间的选择，以多样的形式在世界各地不断地重复上演”。这种选择对于弱势文化而言更加重要，也更加艰难。
我们必须看到，国家安全涵盖国内安全、国际安全，甚至全球安全。脱离国际大环境的国家安全是不存在的。文化霸权构成了对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威胁，但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绝不等同于反对文化霸权。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自然也包括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使国家安全不再限于外部安全，不再只是对外关系和国防安全的界定，而是国家安全的因素是内因与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仅仅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外部因素，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内因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因在于一个国家、民族内部精神力量的强弱：这个问题往往被我们在研究和实际操作中所忽视。
责任编辑：陈合营
[关键词]文化：安全困境：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8－0111－04
“安全困境”是指“国家在缺少权威和存在敌对国家(有时只是假想敌)的自助国际体系(self－help system)中，无论增强实力还是削弱自己的力量都处于一种不确定和不安全的进退两难的情景中”。由于对于国家安全来讲，“现实的威胁与潜在的威胁其实都是国家所要处理的问题”，国家的目标“不单在于要造就一种安全的现状，还要造就一种安全的心态”。随着非传统安全在国际国内安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作为国家安全的子系统、并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的文化安全也愈来愈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且，伴随文化渗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断加速和深入，世界各国对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继而安全困境就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和国家文化安全维护中相对棘手的问题。在具体研究中，它主要包括文化安全的理论困境、文化安全的主体要素间存在矛盾和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反对文化霸权的认识误区等问题。本文将从非传统安全这一新的安全研究线索的手，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安全困境”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国家文化安全之“安全困境”研究：新的安全研究线索引发的问题
“安全”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的使用历史也是复杂的。在20世纪40年代，它的“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的清楚内涵在国际事物中被确立下来。自19世纪中叶，当国家在司法意义上进入一个自我规定和自我管理的时期，它是由特定的一系列“政府行为——对合法挑战是豁免的——所平衡的。这个行政权力的司法保留范围是…限制条件——将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可行性，作为一个条件强加于安全考虑之中”。庄定义安全方面，鲍德温被认为是西方学者中最成熟的，依照他的观点，安全“其目的和任务是为支持政府决策者，在正确地评估中，相应的注意到不同的威胁。”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的出现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冲突时代的结束”，引发了国际关系领域新的安全研究线索，即：“第一，安全并未被视为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应追寻的头号目标，而只是众多价值中的一种，其相对重要性随着国家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强调的是军事安全与其他价值如经济福利、经济稳定和个人自由之间的权衡。第二，国家安全这一目标的达到应依靠治国之策中的非军事手段和军事手段的共同作用，而不能过分依赖核武器。第三，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安全困境的存在，因此主张小心谨慎地运用军事政策。第四，国家安全与国内事务诸如经济、公民自由和民主政治过程等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安全利益多元化、安全关系多边化、安全问题国际化，已经成为国际安全格局演化的基本趋势。这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研究热门的重要原因。
非传统安全地位的突出，使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逐渐受到国际关系领域学者的重视。
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安全关系、一种状态。说文化安全是一种状态，与国家安全本身的特质有关。与国家安全的其他系统相区别，国家文化安全属于软安全(也称软力量安全，精神力安全)，它是一种无形力量资源。它是建立在价值观念、社会制度、行为准则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比硬力量更加隐蔽，难于控制，也比硬力量更难于监测与评估，为深层次安全。说它是一种关系，是因为安全关系必然是相互间的关系。这使安全产生互动效应，即一方感到不安全，另一方面往往亦没有安全可言。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通过文化传播、文化因子交流来实现的，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也可以视为文化子系统的渗透过程。文化的渗透是双方的，但在渗透中双方占的地位却不一样。处于先进水平的文化向处于落后水平的文化的渗透往往处于主导地位，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的渗透力则要小的多。正是在这种相互的关系中，文化的渗透成为文化发展的一个途径，也由此，文化的渗透也带来了深层次的国家间的文化安全问题。所以，与硬力量作为能力和力量的安全相比，文化安全的“安全困境”层次更深，情况更为复杂。
二、国家文化安全之“安全困境”的核心：理论困境
在学术界，“安全困境”的核心问题争论也都在理论上寻找根源。相对于传统安全(经典安全)来说，非传统安全在安全范畴的界定及安全维护的限度等方面显得更为模糊，而由于文化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因素，使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论困境显得更为复杂。
首先，对文化自身“存在性成胁”的判断是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面临的第一个理论困境。当前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基本上是在全球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的。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化进程本身被视为无政府状态的发展模式，而文化从文化史的角度又是自由发生与发展的进化过程。从文化本身来说，“文化寻求消除阶级，使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传遍四海，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美好与光明的气氛之中，使他们象文化一样，能够自由地运用思想，得到思想的滋润，却又不受之束缚。”文化的内容是广阔的，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文化安全指涉的对象是规模巨大的、能够不依赖国家而独立运行的“集体认同”。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作为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间的文化传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本国文化生存造成威胁的“入侵”方式，或文化异端；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作为文化“认同”演进的一部分而加以接受。这种指涉对象的特殊性质，使对文化的“存在性威胁”的识别变得困难。
其次，国家安全的定性标准与文化本体“不受束缚”的自由规则是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第二个理论困境。“严格的安全化定义和判断标准的构成，是依靠一种为获得实质性的政治影响，而具有明显特征的‘存在性威胁’的‘主体间性’的确立。”这里的“主体间性”也同样存在规则，当一个推行安全化的行为主体一国家，开始使用以处理“存在性威胁”的优先权作为理由提出“存在性威胁”，并因此获得一种超越“常规性政治”条件的权利和机会，就形成了一种政治格局；当民众对安全行为主体的防御规则表示宽容，就充分达到了安全行为主体的预期效果。从全球文化的角度来讲，当国家作为行为主体来规避“存在性威胁”的时候，事实上已经破坏了文化在全球融合中原有的“不受束缚”的自由。
第三，“安全”的自我参照系使国家文化安全在主观目的与客观手段之间陷入困境。安全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实践，在实 践中，安全问题变成了一个安全事务一不但因为一个真正的“存在性威胁”的存在，而且也因为这个问题是作为一种威胁被提出来。这样一来，通过将它贴上安全标签，一个施动者就可以要求一种权利，以便通过非常措施应对威胁。在分析家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行动，它的任务不是为了评定一些客观的、真正的危及若干被防卫目标的那种威胁；确切地说，它只是为了理解建构一个共享的、对某种威胁的集体反应和认识过程。就全球化的文化来讲，这种集体反映与认知的过程更容易为民族主义情绪所利用。因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作为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的主观目的还是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客观手段受到争议。
第四，全球文化范畴的宽泛使文化安全陷入难于定性与定量考量的困境。对于国家来说，安全代表的是国家利益，代表一种绝对价值。它需要对安全性质清晰，需要有一种确定的认识，就是：谁实施安全，什么问题(威胁)，指涉谁(指涉对象)，为什么，带来什么后果，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实施。对于全球化的文化，其内容是宽泛的，关于它的未来也始终是假定的，所以无法形成“确定的认识”。而以科学为基础的预测意味着所指涉的对象必定是一个封闭的、机械的和确定性的系统：这就要求对安全的威胁程度做出定性。对于目前的文化安全研究来说，实际上只能是在应用安全性的标准论及一种仍未被广泛注意的安全主张。从研究者的角度，这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问题。
三、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中若干安全要素的矛盾
前面分析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所处的理论困境，这些困境与安全本身的性质和特征有关，也是与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加速、无序的融合、流动密切关联的。具体来说，它体现为各种安全要素间的矛盾，包括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观、客观之间的矛盾、国家文化安全的主体、客体之间的矛盾、是国家安全还是文化要素安全、安全是目的还是手段等。
由此，在现代国家安全的研究中，出现了安全化的概念。在这样的语境中，安全往往关乎生存。而它的指涉对象是传统上的国家、合法的政府、领土与社会。安全威胁的这种特殊性质，证明了为安全而使用非常措施完全正当，也是一个国家合法使用武力及其它措施的关键。它为国家进行动员或获得特殊权力，以便为应对“存在性威胁”找开通途。从传统上讲，通过强调“安全”，国家领导人就能宣布全国进入一种紧急状态，或因此而要求使用手段以阻止威胁的进一步蔓延。所以，安全不但是一个客观性问题。而且是一个行为主体行动的产物。并且，我们至今不能建立关于“存在性威胁”的普遍标准。这就使国家安全在政治化与安全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1、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利益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讲，国家安全侧重指国家利益的维护层面，国家安全决定于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与文化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文化利益来说，“文化…所要确立的，是国家，是集体的最优秀的自我，是民族的健全理智。良知作证，文化要树立国家的观念，不仅为了维护秩序，也同样为了实现我们所需要的伟大的变革。”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冷战后时期，安全内涵一度从生存层面不断滑向发展层面，安全利益一体化趋势有所发展，它要求文化超越国家这个“自我”而建立体现为一种相互安全的国际关系、保持一种安全状态。安全本质上具有生存层面与发展层面的复合内涵。这也导致了国家安全与文化利益研究的种种矛盾。
2、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观与客观矛盾。国家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子系统，有它绝对安全性的一面，体现出其客观性，反映了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的潜在化层面；同时，它也具有相对性的一面，体现出其主观判断性因素，对应了国家文化安全的显性矛盾层面。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文化强势国家与文化弱势国家的差别，因而不同国家对文化安全相对性感受不一，同一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政府所追求文化安全的绝对性动机与能力也各异。从而导致了各国安全系数的差异，体现为安全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
3、国家文化安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的主体无疑是国家，客体则是文化。如果把伴随性逻辑应用到国家的观念属性上，这个客体就是国家体系中文化结构的层面：文化结构由联合的信仰、观念、理解、感觉、认同或者由体系成员共有，但在当今的国际关系学知识中，文化概念通常被视为标准化的国家“社会”的表现。在国家文化安全中，文化结构表现为具有威胁的联合体、敌意和畏惧的关系以至是意识形态与霸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合作的还是冲突的文化结构，都是由于国家行为体具备某种观念的属性才得以存在。也就是说，在国家文化安全中，主体与客体互为主观地去定义结构。但是结构所对应的行为体都是固定的社会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变的。这是国家文化安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重矛。
4、文化安全之维护瞩目的还是属手段的问题。与文化安全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矛盾相对应的是，强势文化国家往往强调国家文化安全的手段功能，常常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实现自身安全，而弱势文化国家则更多强调安全的目的性，反对强势文化国家以自身安全为借口侵犯其文化安全与文化主权权益。这种安全行为主体用自己的标准去观察是否获得了“存在性威胁”的政治形态无法实现行为主体的自我制约。也由于一定事务是否被视作“存在性威胁”是由国家安全的主体决定的，便产生了这样的后果：为了压制其它国家和运用权力而控制更多的机会，以国内意志为由利用“威胁”来要求支配其它国家文化事务的权力，从而使文化话语权仅仅被很小一部分国家所掌控。因此，对于文化强势国家和文化弱势国家来讲，国家文化安全就都成为了为手段的目的，为目的的手段，使文化安全在目的性与手段性之间游移。
5、文化安全在国家、国际、社会的不同维度视野下的矛盾。现代安全由综合安全、合作安全而生成了倡导国际安全、社会安全、个人安全的新安全观，它根源于安全的相对性及安全自身主客观性相统一的本质。但是，国际安全的实践也在证明，新安全观的生成并未减轻传统安全的竞争。“武力的累积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往往更多地是减少对手的安全性，而不是增加本国的安全性。国家的安全政策造成了国际的不安全”。因此，国家、国际、社会、个人多维问的安全矛盾重生。再者，无论是国家安全，国际安全，还是社会安全，关于其安全动力，我们都不能忽略它的全球性根源，也就是不均衡发展带来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霸权干涉所造成的动荡。“不均衡发展”并非简单的物质层面的理解，理论或者观念也是其中重要的成分。由于“观念”以及认知差距使得这一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危险地存在着长期不平等。在文化方面这种不平等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构成国家、国际、社会间的多维文化安全的矛盾。
6、文化安全的界定、分类的不确定因素。因为影响安全的因素是内因与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一方面是外在 威胁的直接投射，另一方面也是自在的安全感觉。与此相对应，安全的分类也应以安全的内化与外倾为据，而不应是安全威胁来源的归类与延伸。但是，从一般的观点来看，当国内和国际的界限被确定的话，国内就是正常的和没有安全威胁的，因此，也被归于了国际政治空间。从全球化的文化角度来讲，影响文化安全的因素几乎就成了外部的因素，这就使文化安全侧重于外倾因素，而忽视了安全说到底是自在的安全。并且，安全的内倾化又是国家内部民主、稳定的基础。离开了安全的内倾化因素，安全行为就不会真正地发生，安全行为主体也就无所谓被界定。文化有政治性的因素，但是它更倾向于开放性，这又加深了文化安全内化与外倾的界定、分类的矛盾。
7、国家安全还是文化要素安全的矛盾。国家安全与政府安全是难以分离的，政府的言论与态度，一方面成为国家安全的直接表征，另一方面又成为国家安全测度的一个标尺。作为文化安全来讲，只有当文化因素的安全上升至影响整个国家安全状况时，才能视为国家安全本身，否则便是文化要素的安全。这表明，国家作为组织的安全与国家作为载体的安全(即要素的安全)具有不同的安全归宿。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政治是一个在变化中建立有秩序和永久性公众领域的持续斗争，并被给予合法性，因此也就给予由它所构成的政治行动所需要的稳定性。如果说国家文化安全追求的是政治安全的稳定性，那么，文化要素本身的特性——变迁与融合就会受忽视。因此，国家安全还是文化要素安全的矛盾属于安全归宿与安全特性的矛盾，其核心在于对是政治安全还是文化本身的安全的测度。
8、文化融合、交流的历史、现实与前景估量的差异。历史、现实与未来是安全的时空延续。一方面，历史上视为安全之物于现实与未来未必如此，另一方面，安全离不开历史，没有无源之水的安全一而历史本身延续也存在安全与否的问题，如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加以保护，弱小文明不应遭到毁灭等。对于文化安全的历史来说，文化是属于民族、属于民族国家，属于“多民族国家中相对自治的文化”。对于文化安全的现实来讲，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安全是为在全球文化的融合中保留属于民族的东西，它应该是对现代性的反抗。“(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但正是这种反抗表明了世界的现代性触发的态势，无论它对现代性是否支持。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使文化间的问题与国际间问题联结在一起，成为大量讨论和辩论的主题。文化安全成为一种国际关系，而作为国际关系的文化安全又是对民族主义的抑制。“所有民族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认同以下理念：以本土(lo-cal)对抗空间逻辑。”对于文化安全的未来来讲，民族文化并不完全按照一个国家的地理范围来界定。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亚民族文化要重要得多；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几个国家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有特定民族文化意义的地理范围。正是在高度相对化的世界中，“每一团体都倾向于寻找其自身的‘身份’、文化和主体性的再现形式，这一过程包含其自身孤立的、难以理解的符号、象征主旨和生活方式一与后现代理论和学院环境相一致的趋势。在过于专约化、难懂的话语和竞争性程度基础上发展起来。”这往往又是对“相对自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否定，对现实的“本土对抗空间逻辑”的挑战。按照这一趋势，文化安全将走出全球化进程所隶属的国际关系的框架，而回归于似乎已经“面目全非”的民族性的本质。
四、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领域存在的认识误区
非传统安全观的出现，使“软力量”理论与问题在国家安全中升温。“软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利用“非暴力”的方式取得和维护霸权的途径。而由于文化在精神领域的强渗透作用，使文化的“软力量”作用日趋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也使国家文化安全在非传统国家安全中突出出来。但也正是对“软力量”威胁的，使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领域出现了视反对文化霸权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为等同的误区。
当前的某些批评家或评论家之所以会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同于反对文化霸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进程使强势文化的“培养”作用突出出来。无论哪一时期的文化还是哪一种文化形态，在文化系统内部都必然存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比，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一定是强势文化。而强势文化具有“培养”作用：在全球化的文化传统中，强势文化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优势，能够对人们的世界观起到“培养”作用，并进而对国际关系、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在全球文化的背景下，全球强势文化不可否认是欧美文化，造成了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认同感，使一些国家的民众在潜意识中产生了只要是美国货、英国货、法国货、加拿大产、意大利产等就一定比国货、比非洲的，比亚洲其他小国家的，比一切发展中国家制造生产的好。这就在深层次上造成了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认同感，也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培养”的结果对国家安全的内部安全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文化强势也会为政治同化埋下伏笔。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势文化往往不是通过色情暴力、低级趣味来迎合大众，而恰恰是运用道德手段，或是通过展示美好人生、文明生活、亲情伦理等来“培养”一种国家信念、制度信仰、社会秩序的优势和正确。我们说，强势文化的这种“培养”作容易产生政治同化进而生成文化霸权，但是它不等同于文化霸权。文化霸权是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的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进而实现观念渗透、思想渗透，最终达到行为认同，社会控制。而强势文化是在文化霸权主义之外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现实。
列宁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是如此。“影响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时代因素，一个是国家因素。时代因素决定安全的全局性和最基本的特征，国家因素只是决定安全的结构和策略，并不能决定安全的本质。”全球化进程是影响国家安全的最主要的时代因素。在全球化时代，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差别更加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表现为相互对立的发展方式。强势文化表现为一种“扩张式”的发展形式。一位西方学者就曾经满怀信心地说：“尽管西方存在各种文化没落主义的思潮，但现代化的时代远远不会结束，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对于现代文化价值的展望和求索，而不是光荣巡礼式的回顾。”这种心态在现代西方社会仍然占据中心地位。由于强势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占据中心和主流地位，其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对异己文化形式的渗透和改造：与之相反，弱势文化在文化整合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内敛式”的发展形式。弱势文化在世界文化整合中的首要任务，不是影响别人，而是保持和发展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进程中，“介乎闭关和开放之间的选择，以多样的形式在世界各地不断地重复上演”。这种选择对于弱势文化而言更加重要，也更加艰难。
我们必须看到，国家安全涵盖国内安全、国际安全，甚至全球安全。脱离国际大环境的国家安全是不存在的。文化霸权构成了对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威胁，但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绝不等同于反对文化霸权。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自然也包括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使国家安全不再限于外部安全，不再只是对外关系和国防安全的界定，而是国家安全的因素是内因与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仅仅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外部因素，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内因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因在于一个国家、民族内部精神力量的强弱：这个问题往往被我们在研究和实际操作中所忽视。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