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林肯》的导演斯皮尔伯格说，为了不影响总统大选，他特意安排大选结束后才将影片上演。一部电影，是否能影响总统大选，实在难说。而斯皮尔伯格想说的，似乎是现在美国需要一位像林肯那样的伟大总统。他的电影，选取他所认为是林肯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运用高超的政治手段使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巩固国家统一，艺术地再现了那一段波澜起伏、险象环生的历史过程，使观众重新回顾那段美国史上的重大转折关头。电影上映后得到不少的好评，已获得奥斯卡奖的多项提名。
一月初，竞选连任成功的奥巴马总统被记者提问，他是否能成为像林肯那样的总统。奥巴马答道，不会，他自知不会有林肯结束内战、废除奴隶制那种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他的抱负，是要使美国在他的第二任期结束时，比他当选总统时更繁荣、更安全、更强大，如此而已。
林肯的成就，确实难以企及。林肯在大多数人悲观绝望的气氛中，领导美国人民战胜南方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统一，功勋盖世。但林肯的成就不仅是维护了国家统一；他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因时造势，引领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从而更新了国家统一的基础，使美国获得重生。林肯对民主政府“民有”、“民享”、“民治”的简洁概括，早已为世人熟知，而他所说的“民”，在内战后已包括被解放的黑奴，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绝大变化。当年华盛顿、杰弗逊等创立美利坚共和国时所说的“我们美国人民”，并不包括黑人奴隶。林肯领导下的美国，已是一个不同的美国；林肯开创了新纪元，他的盖世功勋，是再造共和，扩展了“自由”的内涵。林肯当然首先是一位美国民族主义者，所以他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打赢内战，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然而林肯更是一位高瞻远瞩、有历史眼光的政治领袖，他深知如不扩展自由，国家统一难以巩固，必将再受挑战，因而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法律上、制度上摧毁奴隶制，从根本上消除威胁国家统一的隐患。
现在回头去看，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林肯的丰功伟绩高山仰止。而在当时—当林肯一八六○年被选为总统时，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样一个完全没有行政经验、平庸的小政客当选总统，美国快完蛋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很多地方取材于多丽丝 ·古德温的畅销历史书《竞争者团队：林肯的政治天才》（Doris Kearns Goodwin， Team of Rivals： The Political Genius of Abraham Lincoln， NY： Simon & Schuster， 2005）。古德温的书，对林肯当选总统时美国人的失望、沮丧以及绝望，有极精彩的描述。古德温是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作家，她早先写罗斯福夫妇的书得了普利策奖。
古德温在《竞争者团队》一书中，以众星拱月的手法，先详细描述林肯在一八六○年竞选总统时的几位竞争对手的家庭背景、个人性格及从政经历，然后叙述林肯当选后邀请他们入阁共同治理国家、应付内战危机的过程，从而突出林肯的政治天才。这部书有长话不能短说的架势，正文便有差不多八百页，加注释、索引全书超过九百页。在这本厚重的书里，古德温征引了许多当时的报纸记录报道、当事人的日记信件等等，使她的故事相当引人入胜。
在古德温笔下，当年林肯的几位竞争对手都显得比林肯更有资格当选总统，他们因此而有“舍我其谁”的自负和自傲，结果反而使得看起来比他们更为稳健的林肯获得共和党提名，并赢了一八六○年总统大选。如果不是林肯，而是他的三名竞争者之一当选总统，美国历史大概就会很不一样了。林肯的竞争者之一威廉·西华德（William Seward）是有多年从政经验的 联邦参议员（纽约州），有雄厚的政治实力。 他一直与南方奴隶主政治势力较量，要消灭奴隶制，但他对在美国现行宪法体制下击败南方奴隶主、废除奴隶制表示悲观，曾多次声言南北冲突“绝不可避免”，美国应该重起炉灶，在一个比现行宪法“更高的法律”下废除奴隶制，实行自由。另一个竞争者，俄亥俄州的州长沙尔蒙·崔实（Salmon Chase），也一直用非黑即白的圣经语言大义凛然地批判奴隶制。正是他们的这种高调，使得共和党人对他们不放心，怕他们进入白宫之后将激进的言词变成激进的政策，激化南北矛盾，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最后是林肯获得提名当选总统，可以说这是公平、透明的民主竞争程序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美国人民集体智慧在关键时刻的体现。老实说，如果是西华德或是崔实当选总统，他们那种“舍我其谁”、自以为是的心态，或许会使他们举鼎绝膑，葬送自己和国家的前途。
西华德和崔实不是那种事关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当总统的料子，但他们可以做一个好总统的好助手。林肯当选总统后邀请西华德入阁任国务卿，崔实任财政部长，另一名竞争者爱德华·贝兹（Edward Bates）任司法部长，三人都对林肯政府政策的制定、实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德温的书，从林肯与这些野心勃勃、能量极大的政治家的互动中突出林肯的政治天才，有独到的眼光和生动的描写。林肯就是有这样的胸襟，将这几位原来看不起他的政客、竞争者邀请入阁，知道和相信他们有为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捐弃前嫌、合作努力的最基本的政治素质；林肯也有这样的自信，能够恰当地使用他们的才能和驾驭他们。
但林肯一生从未自视为天才。在他的公众演说中，他从来自认为是一个白手起家、靠自我奋斗而实现自我的人（a selfmade man），一个凡人。他从不讳言自己出身贫寒、读书不多（只上过一年多小学），没有财富，他的政治理想不过是像他一样的普通美国白人的理想—美国，这个民众自我治理的国家，能够按建国原则继续生存发展，为普通美国白人提供自我实现的条件和机会。就是当了总统之后，林肯的言论和他同时期政治家的言论相比，亦显得沉稳低调。他说过，人不能太狂妄，侈言要做出超越创建美国那批“国父”的功绩， 能做好守成之政治家就极其了不起了。也许是林肯本人太过低调了，他逝世以后，尊崇他的人便不吝使用热情甚至激昂的语言，来表达对他的敬意。也是贫寒出身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在《纪念林肯总统》的组诗中，将林肯逝世形容为“巨星陨落”。惠特曼用诗的语言，把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国葬—林肯遗体从华盛顿运回他的家乡伊里诺伊的春城（Springfield），沿途百姓千里送葬举哀致敬的场面—浓墨描绘，将林肯定位为一位民族英雄。
电影《林肯》剧照 有英雄便有英雄崇拜。到了一八九○年，当过林肯秘书的海约翰（John Hay，就是后来制定“门户开放”政策的海约翰）和他的合作者John Nicolay 出版十卷本的林肯传记（Abraham Lincoln： A History），便将林肯誉为“耶稣基督之后最伟大的人物”（The greatest character since Christ）。再过十九年，一九○九年，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在林肯逝世半个世纪之后，在他自己苦苦挣扎追求光明争取自由的一生将到终点的时候，这样来表达他对林肯的崇拜：
拿破仑、恺撒、华盛顿再伟大，与林肯相比，他们只不过是月光，而林肯是光芒万丈的太阳。林肯的榜样是普世的，将永存万世……林肯比他的国家还要伟大—他比所有的总统加起来还要伟大，像他这样的伟大人物，将永世长存。
（The greatness of Napoleon， Caesar or Washington is only moonlight by the sun of Lincoln. His example is universal and will last thousands of years… He was bigger than his country—bigger than all the Presidents together…and as a great character he will live as long as the world lives.）
对林肯的英雄崇拜，托尔斯泰算是把话说满了；一百多年后，我们在远离英雄崇拜时代的今天，慢慢推敲托尔斯泰对林肯的极度推崇，不免觉得这当然不是中肯的历史评价，相反，这种推崇或许只折射了托尔斯泰自己绝望沮丧之巨大深沉。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仍然有英雄崇拜的影子。影片开始，林肯一出场便是一位受大众崇拜的英雄： 联邦军队的士兵们向他致敬，在他面前背诵他的著名“葛底斯堡演讲”中的句子。影片所着力描叙的林肯推动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过程，对大多数美国观众来说，不能说是陌生，只不过是把他们早已熟悉的立法过程艺术地再现出来而已。美国国会的立法过程，不管是有亲身经历的政客，还是从旁观察的记者、评论家，都将之称为“制造香肠的过程”，一个乱纷纷、臭哄哄的过程，但如果运气好，做出来的香肠却是可口好吃的美味。林肯推动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成功，是美国的民族英雄—在斯皮尔伯克的电影中，林肯这位美国民族英雄，是以制造香肠的高手的面目出现、和被强调的。因此，不妨说，斯皮尔伯格将这个美国人熟悉的故事搬上银幕，他的艺术野心，放在当下美国政治现实中看，更多的是曲折地反映了多数美国人对眼下美国政治僵局多年无法突破的愤怒、由此愤怒而产生的呼唤林肯那样的伟大香肠制造者的焦躁。所以斯皮尔伯格会大言不惭地说他不想让他的电影在总统大选前上演，不想影响总统大选的结果（这种正话反说的本事，是推销天才的本事）；所以电影上演之后，记者会问奥巴马总统，他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林肯，而电视上、平面媒体上，众多评论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奥巴马应该怎样向林肯学习。
有趣的是，近年来，许多商界人士也在研读林肯，要学习林肯的领袖才能，立竿见影地运用到他们创立、经营公司的实践中去。《经济学人》（2012年12月1日）报道，专门针对商界需求而出版的讨论林肯的领导 / 管理才能的书越出越多，其中一本书名是“林肯论领导力”，副题为“危难时期的主管战略”（Donald Phillip， Lincoln on Leadership： Executive Strategies for Tough Times， Warner Books， 1993； 此书是畅销书，已印刷23版，有7种译本）。有的书特别强调林肯不是华盛顿政治的圈内人（insider），而是圈外人（outsider），所以他能够不墨守成规，开创新的局面。《经济学人》的编辑调侃道，如果仔细审查商界历史，若有一个圈外人治理公司成功，肯定有十个以上失败。今年一月，哈佛大学商学院历史教授南希·科恩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Nancy Koehn， “Lincoln’s School of Management”，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13），细谈她如何用林肯的经验作教案，和她的学生们—许多著名大公司的主管—讨论怎样向林肯学习，管理公司，取得经营成功。科恩教授的文章引用了不少大公司主管（包括星巴克咖啡公司的老板 Howard Schultz）学习林肯的心得。基于她在哈佛商学院十多年的教学经验，科恩教授觉得，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集中描叙林肯领导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并不是最佳选择。她认为林肯在一八六三年签署公布《解放黑奴宣言》前后所展现的领袖才能，才真正值得研究、学习。科恩教授和她的商界巨擘学生们所总结的林肯的领导才能，包括坚韧、定力、高情商、听得进逆耳之言，等等。
看起来，上至总统，下至公司主管，人人都想学林肯。奥巴马再次当选总统后，曾邀请斯皮尔伯格和扮演林肯的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 Lewis）到白宫共进“林肯晚餐”，相信“怎样向林肯学习”会是餐桌上的话题之一。
人人都想学林肯，请问林肯向谁学？如果这样来提问题，便会看到电影《林肯》以及通俗文化中讨论林肯的多数书籍的局限性：他们急切地要学林肯，认定林肯能学，甚至假定向林肯学一招半式便能立解当前的燃眉之急，而他们似乎不会问：林肯曾向谁学？林肯是怎样成为林肯的？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对理解“林肯是怎样成为林肯的”这一问题提供最满意回答的，是艾力克·方纳的《烈火磨练：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Eric Foner， The Fiery Trial： Abraham Lincoln and American Slavery， NY： Norton， 2010）。
方纳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治美国史已差不多半个世纪。在《烈火磨练》一书中，方纳以他那支已炉火纯青的史笔讲述林肯的故事，令人信服地描绘了林肯从凡人成为政治伟人的成长过程。方纳文笔简洁而典雅，平实的叙述中包含着深刻的见解，他的《烈火磨练》篇幅不算长，正文不过三百三十六页，非常耐读。这本书获得二○一一年历史著作普利策奖。
林肯由一出身贫寒的凡人成为美国总统，其间自然有“成长”，这本是显而易见的事。在美国研究林肯的著作中，“林肯的成长”早已成为专业历史学家熟知的写滥了的一个题目。方纳选取这一题材来再写一部关于林肯的书，显示了他的雄心和自信：他要写出林肯是怎样成长的，他尤其要写出林肯在快速变动的社会中快速成长的过程。方纳指出，林肯有成长的能力（the capacity for growth），这种能力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的。像林肯这种有成长的能力的人，会在面临危机时成长而战胜危机，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则会在面临危机时萎缩，以至被危机吞没。
我细读方纳的《烈火磨练》，佩服他把林肯成长的动态过程写活了，通过他所还原的历史过程来看林肯的经历和成就，觉得方纳在平实的历史叙述、分析中呈现出来的林肯的伟大，真是伟大。我的体会是，这种通过阅读而认识、而欣赏到的林肯的伟大，比坐在电影院看电影中的林肯的伟大，要深刻得多。
我从方纳书中得到的印象是，林肯是美国社会文化的产物，他在一八六○年当选总统时，不过是一个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稳健政客，他的政见反映了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南方奴隶制必须加以限制，不仅仅是因为它不人道，主要是因为如果让它在新领土上扩张，则必然要威胁到白人的经济权益和自由。当南部各州宣布退出联邦，国家分裂危机出现之后，林肯一开始仍然在法律上承认南方奴隶主对黑奴的拥有权，期待南部各州重返联邦。然而形势急剧变化，林肯很快认识到他的妥协、期待不会有结果之后，他便成长起来，接受了他原先认为是“激进”的全面废除奴隶制的主张，并因势利导，采取一系列政策实施废奴理想，保证南方奴隶制不能复辟。林肯与激进废奴主义者之间的互动，是他成长为伟大领袖的学习过程；激进废奴主义者对他的批评、指责、激励，就像雨露阳光对树木花草的生长必不可少一样，是林肯成长的催化剂和促进剂。一八六四年，内战仍在继续，林肯再次当选总统，而且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联邦战士们大多数都投票给林肯，这时，林肯便成长为一个胸有成竹的民族领袖，他知道，在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下，废除奴隶制已经快水到渠成了。如果林肯不成长，依然是四年前那个稳健政客，美国选民大概也不会再次将他选进白宫。
当林肯还是一个稳健政客的时候，他和黑人很少有接触，虽然他对黑人奴隶有人道主义的同情，但他一直认为黑人很难在美国这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生存。林肯当选总统之后，逐渐成长认识到必须废除奴隶制才能打败南方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因此他必须思考数百万解放了的黑奴的前途问题。 一直到一八六三年，林肯仍然有这样的想法：南北战争结束后恢复国家统一的美国，将是一个白人国家，因此他支持将解放了的黑人送到海外另置居留地的计划（colonization）。方纳教授书中提到与此有关的几个故事，其中一个是，一八六三年四月，英国洪都拉斯公司的代表来到美国，说该公司的成员包括伦敦主要银行家和商人，拥有极有价值的土地，急需大量劳工，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帮助运送五万或更多的黑人契约劳工到该公司的殖民地去。林肯批准这名代表到弗吉尼亚州去探访联邦军队控制下的黑人，“看看他们是否有移民的意愿”。可是林肯内阁的国防部长拒绝让这名英国公司的代表成行，因为此时联邦军队正在招募黑人入伍。英国公司的代表两手空空回英国去了。
另一个故事也发生在一八六三年四月。林肯是年一月一日签署《解放黑奴宣言》的前一天，与一个叫科克（Bernard Kock）的人签了合同，让科克去实施将黑人送往海外殖民的计划。后来科克将他的合同权利转让给了两个华尔街的掮客。这两个掮客之一塔克曼（Charles Tuckerman）在三月份面见林肯，并说服林肯与他另签新的合同，将五百名黑人送往海地南边的一个海岛Ile a Vache，塔克曼随后任命科克监管这一事项。
1 8 6 2年1 0月3日，林肯在安蒂特姆战场海地南边的海岛I l e a V a c h e 科克与四百五十名黑人男女老少于一八六三年从弗吉尼亚出发，前往Ile a Vache。不久，消息传来，科克自命为该岛“总督”，将计划用于建造房屋的钱拿去造了手铐、脚镣及种种刑具，用来对付不听话的黑人。最后，忍无可忍的黑人群起将科克从岛上赶走。一八六三年七月，林肯在一次谈话中花很长时间谈到将黑人移民Ile a Vache的“失败”和他由此而受到的“压力”。一八六四年二月，林肯下令国防部派船将岛上的生存者接回美国。方纳评论道，Ile a Vache这一悲剧、闹剧，最终使林肯政府所支持的将解放了的黑人送往海外殖民地的计划寿终正寝。（顺便说一句，Ile a Vache现在是加勒比海中风景如画的度假胜地。）
林肯在一八六三年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急遽变化的社会中快速成长：他原来积极支持将黑人送往海外殖民地的计划，但当他看到这一计划行不通时，尤其是当他与自由黑人、解放了的黑奴有了交往、互动之后，真切认识到这一计划遭到黑人的坚决反对，林肯便“成长”起来，终于承认接受新的现实—数百万解放了的黑奴要在美国生存下去，美国必须从此探寻建设、治理“双种族国家”的新途径。在林肯的早期政治生涯中，他曾多次说过，他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奴隶制被废除，也许一百年后奴隶制依然是威胁国家生存的政治毒瘤。这便是方纳所阐释的林肯的成长的能力：林肯曾经认为奴隶制会长期存在，曾经长期认为废奴主义者的主张太过激进，但当历史条件变化成熟时，林肯便“成长”为废奴运动的主要领袖；林肯曾长期认为解放了的黑奴很难在一个白人国家生存，长期赞成支持将解放了的黑奴送往海外殖民地的计划，但当在南北战争中黑人通过参战而在全国政治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之后，林肯也就“成长”起来，开始接受美国今后要成为“双种族”国家的理念，并为建设这样一个新型国家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在林肯从稳健政客成长为伟大领袖的过程中，他在不停地与各种意见、各种利益集团互动，不停地思考怎样才能最好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他在快速变动的时代中快速地学：他向他原来不赞成的意见学，他向他原来所知甚少的黑人学，他向支持他的选民学，他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挫折中学，他走一步看一步，步步看民意，到他判断民意已成、条件已具备时，便将民意说成天意，一举废除奴隶制，为重塑美国奠定了基础。他原只想做一守成之君，到后来却“成长”为再创业之主。
我喜欢读方纳的书。我觉得，别的书都强调林肯如何异于凡人，而方纳的书则细叙“圣人学于常人”，更能帮助我认识理解历史上那个活生生的林肯是如何从凡人成长为伟人的。顺着这样的思路来品鉴历史人物，则会想到，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林肯做了他那个时代他所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如果奥巴马总统也能完成他自己所说的历史赋予这一代人的使命—重塑中产阶级，更新稳固美国民主生活的根基，他或许会被后人视为像林肯那样的伟大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