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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刘思齐通过北京的有关领导来上海找我，她是专程来沪了解毛岸英在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的。虽然我和她是第一次见面，素昧平生，却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她的来访使我回忆起中共中央“特科”时的一段经历。
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但形势仍然严峻。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特科”成员已大部撤离，留下我们少数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当时的总负责人是邱吉夫，主管情报工作的是我丈夫徐强（对外称“老金”），他也是我的直接领导。一天，徐强突然严肃地通知我，要我想办法去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后代，从收养的人家离开了，估计已流落街头。
“特科”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情报工作，对上级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不能问也不许问。我接受任务后已经意识到，这两兄弟绝不是一般的孩子，肯定有比较特殊的背景，而且，圈定我在老西门一带寻找，說明还布置了其他同志在不同的地区开始寻找了。
杨开慧与儿子岸英、岸青于1924年在长沙合影（资料图）
哪里是流浪儿多的地方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八仙桥小菜场（今金陵中路西藏中路）一带，附近有好几家给人送饭的“包饭作”，常有剩饭剩菜施舍乞丐，每天中午流浪儿童便蜂拥而至抢饭吃。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疑惑，我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在路边细细观察，往往一站就是半天。另外还三天两头在老西门一带的大街小巷兜来兜去，处处留意拾垃圾的小孩。前前后后半年多，我几乎走遍了上海的街头，但毫无收获。
到了1936年春末夏初时节，徐强告诉我，两个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孩子真正的身份：毛泽东的儿子。至于谁找到的，在哪里找到的，又是怎样找到的，我虽然是他的妻子，他却始终没和我说，直到1988年徐强去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才得知，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后，留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孩子。湖南省党的地下组织为了孩子的安全，与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于1931年春由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将三个孩子护送到上海。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三个孩子进入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中共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幼儿园。大革命失败后，一些革命烈士的遗孤流落街头;一些革命者去农村开辟根据地，子女在城市四处漂流。当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地下工作的周恩来指派，由革命互济会（又称“济难会”和“赤色互济会”）出资，于1930年3月开办大同幼稚园，收留了30多个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子女。为了便于掩护，由董健吾牧师（当时是地下党员）出任园长。
1931年，大同幼稚园全体师生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合影，二排左一为毛岸英，右一为毛岸青，右二为毛岸龙。（资料图）
当时毛泽东正受到“左”倾路线排挤，而国民党又大肆宣传缉拿“朱毛”，毛泽东的脑袋悬赏25万大洋。因此，这三个孩子来上海是绝对保密的，向董健吾介绍情况时只说是烈士遗孤，每月由组织上付30元生活费。不久岸龙因病夭折了，什么病、怎么死的详细情况都不清楚。
大约到了1932年春夏之交，由于白区的政治环境日益险恶，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园内孩子都陆续分散作了安置。岸英、岸青兄弟俩经组织再三考虑，认为暂时放在董健吾家比较安全。第一，他有牧师身份;第二，他家里当时已有两三个小孩，岸英他们放在他家不易引起他人注意。从入大同幼稚园开始，他们用的是“永福”“永寿”的名字。据说岸英兄弟俩很聪明，并守口如瓶，从不讲自己的父母是谁，董家上下也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但是随着岁月推移，由于生活环境以及女主人自己也有孩子等原因，两兄弟离开董家，开始了流浪生活。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去寻找这两个孩子的。
近几年有人跳出来自称毛岸龙，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毛岸龙在大同幼稚园生病死亡，这是确实无疑的。
另外有种说法，认为寻找毛家兄弟是党中央的指示，据我所知，这也是不确切的。当时“特科”与中央联系靠的是唯一的一个电台，我是掌管发报机的机要员，从未收到过中央要求寻找孩子的电报。
刚到苏联时的毛岸英、毛岸青（资料图）
比较可靠的情况是，毛岸英兄弟俩出走以后，董健吾随即报告“特科”领导，当时只有极少数领导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因此布置地下党员分地区仔细寻找。由于从事地下工作环境险恶，随时有被抓捕的危险，上下级和同志之间有着严格的保密制度。我虽然参与寻找工作，但从未见过他们。我只知道孩子找到以后，“特科”领导曾经想把他们送回董家寄养，但兄弟俩坚决不肯回去。
1936年春，冯雪峰到了上海，接手上海情报组织的领导工作。冯雪峰联系了国民党爱国将领李杜将军，把孩子悄悄送到李家。李杜将军又想方设法把他们送往苏联。到莫斯科以后，他们被送到国际第二儿童院，各自起了苏联的名字。去苏联的这些情况是新中国成立后孙夫人（宋庆龄）告诉我的。我推测，毛岸英、毛岸青能从上海秘密地去苏联，除了地下党组织和李杜将军外，孙夫人肯定参与了谋划和安排。由于宋庆龄同志一贯不喜张扬的品格，她为革命所作的工作是从来不会和别人提起的。
当时并不知道孩子身份
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但形势仍然严峻。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特科”成员已大部撤离，留下我们少数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当时的总负责人是邱吉夫，主管情报工作的是我丈夫徐强（对外称“老金”），他也是我的直接领导。一天，徐强突然严肃地通知我，要我想办法去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后代，从收养的人家离开了，估计已流落街头。
“特科”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情报工作，对上级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不能问也不许问。我接受任务后已经意识到，这两兄弟绝不是一般的孩子，肯定有比较特殊的背景，而且，圈定我在老西门一带寻找，說明还布置了其他同志在不同的地区开始寻找了。
哪里是流浪儿多的地方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八仙桥小菜场（今金陵中路西藏中路）一带，附近有好几家给人送饭的“包饭作”，常有剩饭剩菜施舍乞丐，每天中午流浪儿童便蜂拥而至抢饭吃。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疑惑，我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在路边细细观察，往往一站就是半天。另外还三天两头在老西门一带的大街小巷兜来兜去，处处留意拾垃圾的小孩。前前后后半年多，我几乎走遍了上海的街头，但毫无收获。
到了1936年春末夏初时节，徐强告诉我，两个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孩子真正的身份：毛泽东的儿子。至于谁找到的，在哪里找到的，又是怎样找到的，我虽然是他的妻子，他却始终没和我说，直到1988年徐强去世。
大同幼稚园的永福和永寿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才得知，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后，留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孩子。湖南省党的地下组织为了孩子的安全，与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于1931年春由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将三个孩子护送到上海。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三个孩子进入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中共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幼儿园。大革命失败后，一些革命烈士的遗孤流落街头;一些革命者去农村开辟根据地，子女在城市四处漂流。当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地下工作的周恩来指派，由革命互济会（又称“济难会”和“赤色互济会”）出资，于1930年3月开办大同幼稚园，收留了30多个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子女。为了便于掩护，由董健吾牧师（当时是地下党员）出任园长。
当时毛泽东正受到“左”倾路线排挤，而国民党又大肆宣传缉拿“朱毛”，毛泽东的脑袋悬赏25万大洋。因此，这三个孩子来上海是绝对保密的，向董健吾介绍情况时只说是烈士遗孤，每月由组织上付30元生活费。不久岸龙因病夭折了，什么病、怎么死的详细情况都不清楚。
大约到了1932年春夏之交，由于白区的政治环境日益险恶，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园内孩子都陆续分散作了安置。岸英、岸青兄弟俩经组织再三考虑，认为暂时放在董健吾家比较安全。第一，他有牧师身份;第二，他家里当时已有两三个小孩，岸英他们放在他家不易引起他人注意。从入大同幼稚园开始，他们用的是“永福”“永寿”的名字。据说岸英兄弟俩很聪明，并守口如瓶，从不讲自己的父母是谁，董家上下也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但是随着岁月推移，由于生活环境以及女主人自己也有孩子等原因，两兄弟离开董家，开始了流浪生活。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去寻找这两个孩子的。
毛岸龙的确是生病死亡
近几年有人跳出来自称毛岸龙，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毛岸龙在大同幼稚园生病死亡，这是确实无疑的。
另外有种说法，认为寻找毛家兄弟是党中央的指示，据我所知，这也是不确切的。当时“特科”与中央联系靠的是唯一的一个电台，我是掌管发报机的机要员，从未收到过中央要求寻找孩子的电报。
比较可靠的情况是，毛岸英兄弟俩出走以后，董健吾随即报告“特科”领导，当时只有极少数领导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因此布置地下党员分地区仔细寻找。由于从事地下工作环境险恶，随时有被抓捕的危险，上下级和同志之间有着严格的保密制度。我虽然参与寻找工作，但从未见过他们。我只知道孩子找到以后，“特科”领导曾经想把他们送回董家寄养，但兄弟俩坚决不肯回去。
1936年春，冯雪峰到了上海，接手上海情报组织的领导工作。冯雪峰联系了国民党爱国将领李杜将军，把孩子悄悄送到李家。李杜将军又想方设法把他们送往苏联。到莫斯科以后，他们被送到国际第二儿童院，各自起了苏联的名字。去苏联的这些情况是新中国成立后孙夫人（宋庆龄）告诉我的。我推测，毛岸英、毛岸青能从上海秘密地去苏联，除了地下党组织和李杜将军外，孙夫人肯定参与了谋划和安排。由于宋庆龄同志一贯不喜张扬的品格，她为革命所作的工作是从来不会和别人提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