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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席完北京奥运会气势恢弘的闭幕式之后，数百名中国鼓手击打的阵阵鼓声依旧在我胸中振荡，我差点得出这样两条结论：“好家伙!这个国家所散发出的能量绝对无与伦比!”其二，“我们完蛋了!赶快教你的孩子学普通话吧!”
然而，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不要过分解读任何只持续了两周的事件。历史并不会因奥运而改变。这仅仅是历史的若干张快照而已——这是一个穿上节日盛装，供全世界观赏的国度。但是，奥运会所展示的中国是如此的强大 面对这样一个中国，正在经历大选的美国人需要认真反思。
广东所见所感
在中国广东访问时，我有幸参观珠海一家风能开发公司(珠海国华汇达丰风能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工程师们向我展示了他们的控制室，从控制室巨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他们在附近一座山上的21座风力涡轮机。我想，“真好，中国真的开始搞环保了。”
但当我的视线移到那座山的左边，我看到了赌场大厦不断加高的澳门。单是澳门的成尼斯人酒店就有大约870张赌桌和3400个角子机。我做了一下速算，这21座风力涡轮机一起使用也许只能给威尼斯人酒店里的角子机大军提供几个小时的绿色赌博时间。
三十年前，中国在广东开始它的经济改革。今天，你开始看到中国清洁技术公司的崛起以及官员和学生当中真正的环保意识。但面对这个地区的增长势头，建筑物的庞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实际上是杯水车薪。
因此，一种意识初露端倪：如果中国要戒除自己对石油的上瘾，它需要更为根本性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在过去+年给予它动力的增长模式基于两个相互练习的理念：(1)能源是取之不尽的、廉价的、良性的；(2)中国可以永远依靠充当以廉价能源为基础的世界低成本制造业工厂来提高生活水平。
然而，在最近几年，能源已经变得昂贵、可耗尽而且有毒，而且工资不断上涨，意味着中国南方的工厂不再是亚洲的低成本生产者。
官员认为，中国唯一出路就是逐渐发展更清洁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型／金融经济。它不得不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设计”，转向“中国设想(imagined inChina)”。简言之，这里的经济必须变得更加绿色，更加高档。
在1992年，中国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遇上类似的壁垒，那时他们发现如果政府不放松流动限制吸引全国的工人到这里，他们就无法进一步增长。因此，从那时起，中国人可以更加自由地在全中国迁移。如今，这些省份需要获准更多的“思想解放”，以更上一层楼。
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授权公民，使之成为监督者，并允许他们起诉当地造成污染的企业和政府，中国就不会有一个更加环保的社会；而且如果没有更加自由的信息流和实验，它就不会有更加知识密集型的创新社会。
汪洋请我来
我其实是应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邀请到那里做客的。他曾经读过我的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世界是平的》)。
汪洋也是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认为是当今中国领导层中最具创新意识的思想者之一。目前，他的重点是把肮脏的、低工资的制造业从广州转移到就业机会仍然稀缺的农村。他试图吸引清洁产业和服务业到这座城市。他说他的目标是更加“低碳的经济”。
他告诉我：“请在您的专栏里写上，省委书记汪洋欢迎(西方)清洁能源技术公司来广东省，把它作为开发产品的实验室。我们非常愿意参与创新，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服务。”
因此，我从广州寄出的明信片将写上：“亲爱的爸爸妈妈，这个地方比我们从外面看到的有趣得多。我看到了渴望西方投资的风能和太阳能公司，看到中国大学生们组织抵制一家掠夺他们的森林的印尼纸业公司。在当地的中山大学，一个‘公民社会中心’悄然开放。共产党正试图在保持控制权的同时打破旧的模式。这真是一台大戏。我迫切期待来年夏天再到这里来，看看他们怎样做……”(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8月31日编译：何乐)
然而，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不要过分解读任何只持续了两周的事件。历史并不会因奥运而改变。这仅仅是历史的若干张快照而已——这是一个穿上节日盛装，供全世界观赏的国度。但是，奥运会所展示的中国是如此的强大 面对这样一个中国，正在经历大选的美国人需要认真反思。
广东所见所感
在中国广东访问时，我有幸参观珠海一家风能开发公司(珠海国华汇达丰风能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工程师们向我展示了他们的控制室，从控制室巨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他们在附近一座山上的21座风力涡轮机。我想，“真好，中国真的开始搞环保了。”
但当我的视线移到那座山的左边，我看到了赌场大厦不断加高的澳门。单是澳门的成尼斯人酒店就有大约870张赌桌和3400个角子机。我做了一下速算，这21座风力涡轮机一起使用也许只能给威尼斯人酒店里的角子机大军提供几个小时的绿色赌博时间。
三十年前，中国在广东开始它的经济改革。今天，你开始看到中国清洁技术公司的崛起以及官员和学生当中真正的环保意识。但面对这个地区的增长势头，建筑物的庞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实际上是杯水车薪。
因此，一种意识初露端倪：如果中国要戒除自己对石油的上瘾，它需要更为根本性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在过去+年给予它动力的增长模式基于两个相互练习的理念：(1)能源是取之不尽的、廉价的、良性的；(2)中国可以永远依靠充当以廉价能源为基础的世界低成本制造业工厂来提高生活水平。
然而，在最近几年，能源已经变得昂贵、可耗尽而且有毒，而且工资不断上涨，意味着中国南方的工厂不再是亚洲的低成本生产者。
官员认为，中国唯一出路就是逐渐发展更清洁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型／金融经济。它不得不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设计”，转向“中国设想(imagined inChina)”。简言之，这里的经济必须变得更加绿色，更加高档。
在1992年，中国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遇上类似的壁垒，那时他们发现如果政府不放松流动限制吸引全国的工人到这里，他们就无法进一步增长。因此，从那时起，中国人可以更加自由地在全中国迁移。如今，这些省份需要获准更多的“思想解放”，以更上一层楼。
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授权公民，使之成为监督者，并允许他们起诉当地造成污染的企业和政府，中国就不会有一个更加环保的社会；而且如果没有更加自由的信息流和实验，它就不会有更加知识密集型的创新社会。
汪洋请我来
我其实是应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邀请到那里做客的。他曾经读过我的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世界是平的》)。
汪洋也是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认为是当今中国领导层中最具创新意识的思想者之一。目前，他的重点是把肮脏的、低工资的制造业从广州转移到就业机会仍然稀缺的农村。他试图吸引清洁产业和服务业到这座城市。他说他的目标是更加“低碳的经济”。
他告诉我：“请在您的专栏里写上，省委书记汪洋欢迎(西方)清洁能源技术公司来广东省，把它作为开发产品的实验室。我们非常愿意参与创新，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服务。”
因此，我从广州寄出的明信片将写上：“亲爱的爸爸妈妈，这个地方比我们从外面看到的有趣得多。我看到了渴望西方投资的风能和太阳能公司，看到中国大学生们组织抵制一家掠夺他们的森林的印尼纸业公司。在当地的中山大学，一个‘公民社会中心’悄然开放。共产党正试图在保持控制权的同时打破旧的模式。这真是一台大戏。我迫切期待来年夏天再到这里来，看看他们怎样做……”(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8月31日编译：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