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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世界原为佛教用语，译自梵文，世指时间，界为空间，世界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统称。
对世界的看法、对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便是中国的世界观。中国的世界观是流动和变化的，各个阶段产生了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不同理解。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天下，并非指整个世界，天下有地理上的和文化上的边界，虽然这个边界是模糊的。文明程度自中心开始，向外渐次递减，文明所不及之处，即为化外。反映在传统中国的治理方式上，中央政府并不要求化外之地遵从律令，而是采取“从俗从宜”的办法。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可以称为一种非侵略性的普世主义，这一视野将中国等同于世界，并赋予中国以充分的自信。在与英国打交道的初期，清王朝把“英夷”视为化外之邦之一。后世对清王朝自我封闭的批评，是基于失败后被改造过的观念出发的，放在当时，这种反映是合乎情理的。
英国包裹在自由贸易理论包装下的帝国主义扩张冲动是另一种世界观的产物。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面对西方列强遭遇接连的失败，割地赔款。长期的屈辱导致了中国人重新审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所谓“开眼看世界”，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这一事实。
随着列强欺压的加剧和相伴随的挫败感的深化，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看法日渐极端化，康有为曾彻底颠倒了“华夷之辩”，认为西方是“诸夏”，中国才是“夷狄”。反传统的思想在“五四”期间达到顶峰，彻底改造中国的方方面面几乎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名言，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百年间的完全颠倒：中国不但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在世界之外，世界（西方）是一个外在于中国的存在和标准。
在漫长的革命年代消逝之后，这种思潮在1980年代重新复苏，新的标志性提法变成了“与世界接轨”,虽然官方也经常使用“中国特色”这一范畴来调和西方规则和中国特殊情况。“与世界接轨”仍假定中国处于世界之外，除了接受世界的规则，中国正如撒切尔夫人所扬言的那样，“别无选择”。
这种世界观的再兴起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有直接的关系，但它并没有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繁荣而发展，反而演化为一种僵硬的“公知范儿”：不但中国必须无条件接受世界的规则，而且“世界”也不再是丰富的“诸夏”，只剩下美国一家而已。
对持这样论调的一批知识分子，应该呼吁他们“跟上祖国前进的脚步”，放下苍白的公知腔，去脚踏实地地研究世界。一批批有开拓精神的中国人已经把生意推进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知识分子的研究却没有跟上这个进程。比如，中国公司活跃在非洲，也在非洲与各种全球的和本地的力量发生碰撞，但中国的学界提供了足够杰出的非洲研究嗎？世界各地不乏中国媒体的派驻机构，但他们发回来的报道中看不到中国人看世界的视角，不过是在重复西方媒体的论调。
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上的成功，还涌动着另外一种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看法，即在“大国崛起”旗帜的掩护下，憧憬着中国成为另一个霸权，与美国共治世界，或者加入美国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谋求一个尽可能高的位置。反映在历史观上，这种思想倾向美化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道路，懊恼中国没能早点进入列强的阵营。
这种观念表面上体现了中国的主体意识，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与世界接轨”，即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近代以来的思想根源，正是鲁迅所严词批判过的“兽性爱国主义”。
物质的生产和知识的生产从来都不可分割开来。建立在过去一个甲子的奋斗基础上，中国的国力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新的世界观与此匹配的地步。我们需要再次“开眼看世界”，重建中国的主体性并形成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的想象，对“公知范儿”和“兽性爱国主义”予以双重拒绝。
为达这一目标，在认真研究世界的时候，应该激活近代以来中国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即体现在章太炎、鲁迅、毛泽东等先贤思想中的 “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思想谱系的特点是，批判性地对待中国传统，在保持中国主体性的前提下吸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完善自我；同时批判性地反思西方的现代性逻辑，对单一现代性的负面后果有足够的警惕。它既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反民族主义的；既是现代的，也是反现代的。
理念需要附着于实力，没有实力的理念注定为虚妄；实力亦需理念指引，没有理念的实力必定会迷失。是时候明确地提出中国的世界观了—中国不等同于世界，也不外在于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要参与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创造。
对世界的看法、对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便是中国的世界观。中国的世界观是流动和变化的，各个阶段产生了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不同理解。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天下，并非指整个世界，天下有地理上的和文化上的边界，虽然这个边界是模糊的。文明程度自中心开始，向外渐次递减，文明所不及之处，即为化外。反映在传统中国的治理方式上，中央政府并不要求化外之地遵从律令，而是采取“从俗从宜”的办法。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可以称为一种非侵略性的普世主义，这一视野将中国等同于世界，并赋予中国以充分的自信。在与英国打交道的初期，清王朝把“英夷”视为化外之邦之一。后世对清王朝自我封闭的批评，是基于失败后被改造过的观念出发的，放在当时，这种反映是合乎情理的。
英国包裹在自由贸易理论包装下的帝国主义扩张冲动是另一种世界观的产物。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面对西方列强遭遇接连的失败，割地赔款。长期的屈辱导致了中国人重新审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所谓“开眼看世界”，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这一事实。
随着列强欺压的加剧和相伴随的挫败感的深化，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看法日渐极端化，康有为曾彻底颠倒了“华夷之辩”，认为西方是“诸夏”，中国才是“夷狄”。反传统的思想在“五四”期间达到顶峰，彻底改造中国的方方面面几乎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名言，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百年间的完全颠倒：中国不但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在世界之外，世界（西方）是一个外在于中国的存在和标准。
在漫长的革命年代消逝之后，这种思潮在1980年代重新复苏，新的标志性提法变成了“与世界接轨”,虽然官方也经常使用“中国特色”这一范畴来调和西方规则和中国特殊情况。“与世界接轨”仍假定中国处于世界之外，除了接受世界的规则，中国正如撒切尔夫人所扬言的那样，“别无选择”。
这种世界观的再兴起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有直接的关系，但它并没有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繁荣而发展，反而演化为一种僵硬的“公知范儿”：不但中国必须无条件接受世界的规则，而且“世界”也不再是丰富的“诸夏”，只剩下美国一家而已。
对持这样论调的一批知识分子，应该呼吁他们“跟上祖国前进的脚步”，放下苍白的公知腔，去脚踏实地地研究世界。一批批有开拓精神的中国人已经把生意推进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知识分子的研究却没有跟上这个进程。比如，中国公司活跃在非洲，也在非洲与各种全球的和本地的力量发生碰撞，但中国的学界提供了足够杰出的非洲研究嗎？世界各地不乏中国媒体的派驻机构，但他们发回来的报道中看不到中国人看世界的视角，不过是在重复西方媒体的论调。
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上的成功，还涌动着另外一种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看法，即在“大国崛起”旗帜的掩护下，憧憬着中国成为另一个霸权，与美国共治世界，或者加入美国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谋求一个尽可能高的位置。反映在历史观上，这种思想倾向美化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道路，懊恼中国没能早点进入列强的阵营。
这种观念表面上体现了中国的主体意识，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与世界接轨”，即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近代以来的思想根源，正是鲁迅所严词批判过的“兽性爱国主义”。
物质的生产和知识的生产从来都不可分割开来。建立在过去一个甲子的奋斗基础上，中国的国力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新的世界观与此匹配的地步。我们需要再次“开眼看世界”，重建中国的主体性并形成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的想象，对“公知范儿”和“兽性爱国主义”予以双重拒绝。
为达这一目标，在认真研究世界的时候，应该激活近代以来中国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即体现在章太炎、鲁迅、毛泽东等先贤思想中的 “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思想谱系的特点是，批判性地对待中国传统，在保持中国主体性的前提下吸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完善自我；同时批判性地反思西方的现代性逻辑，对单一现代性的负面后果有足够的警惕。它既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反民族主义的；既是现代的，也是反现代的。
理念需要附着于实力，没有实力的理念注定为虚妄；实力亦需理念指引，没有理念的实力必定会迷失。是时候明确地提出中国的世界观了—中国不等同于世界，也不外在于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要参与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