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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文化官员还是文化学者,均比较赞同这样的提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DNA”。一个民族的存续,离不开两大基因:自然基因和文化基因。两者有其相似性:都是通过传承延续。但文化基因的传播路径比较繁杂,既持久有力,也脆弱易失。所谓持久有力,指的是一种文化可以绵延数千年而基本不变,并且跨越时空,广泛传播。所谓脆弱易失,指的是某种文化虽然优秀,却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会忽然中断消失,再无踪迹可觅,引为憾事。当然更多的情形是:变异。也即随着时代的流变,一种文化在保持基本形态的同时,随时代变化而变。特别是随着现代化的迅速到来和推进,传统民族文化的式微正在加剧。故此,抢救和保护传统民族文化,就被一次次提到议事日程。在这其中,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比较引人注目,其看得见叫得响的形态和名声,容易受到关注和重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相对贫弱,因为它们隐藏于广泛的民间,经常处于看不见叫不响的状态,名声也不显赫。然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非遗”,构成了一个民族的DNA。通过它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搭到一个民族的脉搏跳动,厘清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
好在“非遗”的抢救和保护正在被渐渐重视,这个伟大文化工程已经拉开帷幕。在这项民族伟业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注意些什么,避免些什么,反思些什么……对此,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有话要说”,且听他们的纵论——
廖奔(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研究员,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后,戏曲史家,文化学者):
今天,人们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有了许多了解。它是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中未能以物质形态固化的部分。如果综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次确认并一再修改的定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表述出来就是:通过群体或个体口头表达的、来自传统而被同一文化社区所采用的、能够代表其文化与社会特性的形式;主要有口头传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工艺技能等。
以往我们所理解的人类文化遗产,实际上更多指的是物质遗产,如长城、金字塔、卢浮宫等,它们是人类既往文明的固化生成物。将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一并囊括,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就更加完备了。中国因为文明程度和传统的原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国。然而,我们究竟拥有什么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具有什么基因与特征?它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处于什么状态?如何看待这些遗产并正确对待之?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作出回答。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与民族性紧密相关。一般来说,不同民族因其生存环境与生活习俗不同,形成相异的文化性征,构成不同的文化板块,也就产生了不同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中华文明以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为主发祥地,逐渐覆盖江南漠北,扩布到周边山陬海隅,地域广袤而民族众多。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众多的共生民族。最初即有华夏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从生产方式可以划分为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经济生活类型。而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总体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融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共同体。今天中国13亿人分布为56个民族、使用82种语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因其所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保持着特殊的生产、生活和感情表达方式,因而拥有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经典性条件是它统一而定型的文字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进入文字时代,它的文化和历史就很难为后人所认识并传承,极易消失或者仅停滞在模糊的口头阶段。有了文字、文献对口头文化的记录,历史才有了清晰的延展脉络和节律。汉字5000多年的历史,从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简书、帛书、碑书固定到纸文献的经史子集,记载一脉相承、历代不绝,留下众多史实、神话、传说、诗歌、轶事、民间故事,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华各部族的历史文化足迹,还包括了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和西亚、东南亚的史迹,甚至一些国家最初的史书也是用汉字写成的。一些民族则参照汉字结构法创造自己的文字,例如西夏党项族,由此有了自己的历史和生活记录。这个特殊条件强有力地支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火延续。例如一部二十四史,虽说只是帝王将相史,也还是绵延不绝记录了人类文明活动的伟大工程,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宫廷礼仪、祭祀典礼、宴乐活动等,因而得以蹈袭有据。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现代后,与人类众多的悠久文明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艰难选择:要么被动保持传统质直至最后灭亡,要么主动吸收新质转换为现代文明。文化遗产,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作为参照物确定的概念,更多的是指工业文明前的文明创造物,它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发展而逐渐消亡。由此论之,工业文明历史浅近的国家,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社会的接壤与交合部更为广阔,中国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今天我们面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描述的典型化困难局面:“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形式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并受到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影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冲击和消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作为传统戏曲大国,我国的剧种近30年来急剧萎缩,种类数量锐减,一半剧种专业剧团消失只有业余演出,许多剧种唯余一脉香火,只剩下一个剧团,成为所谓的“天下唯一团”。中国宫廷乐庞大而完备的体系不复得见了,反倒是周边国家保有其吉光片羽的折光,例如世界第三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韩国宫廷宗庙祭祀乐,本是以中国宫廷仪式记载为基础而形成的完整演奏程序,越南宫廷雅乐也受到中国的明显影响。许多民间传统被冲击得残缺不全,无法聚合成为完整的文化空间,例如佛教和道教法事、集市庙会广场文化活动、祭祀行傩和演剧、社区狂欢节等,这也是为何我国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文化空间较少的原因。例如北京老天桥市场,原是一个著名的文化空间,首批入选代表作里摩洛哥加玛广场文化空间的例子,就与之十分相像。加玛广场是当地人聚集游艺的场所,其内容包括说书、杂技、戏剧、舞蹈、耍蛇、吞火、算命、占星、卜卦、牙医、草药、纹身、布道、出售食品等——这与我们所了解的老天桥市场如出一辙,但天桥却消亡了。韩国申报成功的江陵端午祭对于中华端午节日仪式保存完好而又有许多衍生发展,使之文化空间的味道更加浓郁,而我国遍布全国各地仍然呈活体状态的端午节习俗,除了划龙舟、吃粽子等节目外,已经比较缺乏内涵。汉民族春节习俗从保存完整程度说,甚至可能出现大陆不如台湾、海内不如海外、中国本土不如外土中国城的情况。今天我国保存较完整的文化空间一般只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例如一些歌吁节之类,它们受到的时代冲击相对较小。
传统文化加速消亡的结果,是它所由寄托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为世界各民族所特有的不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如果被一致的现代工业文化符号所取代,七彩的世界就会统一为灰色,人类文明就会陷落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在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渊薮的中国,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着特殊困难。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众量存在的现实,使保护成为巨大的任务和负担甚至发展障碍;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存在于文明边缘地区,这些地区也因封闭而不开化,缺乏自觉理性的保护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多为贫困地区,缺乏保护的经济支撑力——其主要现实需求与心理期盼是迅速发展和进入现代文明,当发展与传承构成矛盾时,发展并尽快脱贫会作为社会的第一要务而压倒保护性考虑,这也成为许多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超载开发与商业利用而造成保护中破坏的诱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理念,也成为横亘于发展与传承之间的矛盾添加剂,有人将其作为阻挡区域民众融入现代化生活的障碍,因为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为活体时,可能会对现实人群的观念发生作用而成为社会现代意识的反动。这里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有一个站在此文化之内与之外看问题的区别。即,保护工业文明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后工业社会人类思维的进步体现,但也可以见出外在于传统文化本身的超然。当文化之外的人要求其中的人保持既定生产与生活方式以供展览时,文化中的人通常是反抗而要走出去追求新的文明的。这也就是国际上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之所以不容易长期维持的原因,美国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保留地如此,新西兰毛利人保留地亦如此。因此,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既要考虑此文化所在地区之外的社会公众意识与整体利益,也要考虑之内人群的现实和心理需求,而采取适当的支持与补偿措施,有时要做的可能就只是等待。
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因素,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有前瞻性,而前瞻性的支撑力来自眼界与胸怀。首先我们当然无权阻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脉息,因为继承这笔遗产不是我们一代人的特权,而是我们与千秋万代后人的共同权利,我们要随时想到为子孙留下什么,世界的物质资源不能耗尽,文化资源同样。其次还要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在发展之初就预留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空间,宁可发展慢一点,也不要因为片面强调速度而牺牲掉非物质文化资源。
白庚胜(文学博士,研究员,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小时候流行“破四旧”,我哥哥是红卫兵,他每天都拿把刀子刮家里柱子上的花纹,把那些充满美感的文化产品搞成没有美术、没有音乐的状态。我是少数民族,但我经常说不要抱怨,这一百多年来,汉族承受的灾难比我们要多得多。但话说回来,如果不自觉、不主动帮助少数民族的文化,就会产生隔阂和对抗。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一直生存到现在,它的文化里面必然有特别优秀的基因,我们应该认识它们,这对少数民族本身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国以前把清明、端午等节日当作“四旧”,而现在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传统节假日对我国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重要。中国内地现在的节日有三块,一个是外来节日,一个是传统节日,一个是革命节日。1949年以后,我们只过革命节日,我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能过春节,我们的节日是“五一”、“五四”、“六一”、“八一”、“十一”,而端午、中秋、春节等都不过的。就在我国忙于“破四旧”,抛弃传统节日时,日本和韩国正在大力巩固起源于中华文化的传统文化。韩国1960年就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法》,1964年他们已经把源自中国的五大传统节日作为韩国的国家节日。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申报“世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所以韩国的文化保护不是偶然之举,而是从1964年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和冯骥才到韩国考察他们的端午节和中国的端午节有什么不同。我们发现,韩国端午和中国端午基本架构是一样的,都是通过锻炼、饮食、文娱活动、“杀五毒”等为梅雨季节的到来做准备。但是,韩国把屈原换成了一个韩国人,另外韩国没有大江大河,他们没有大规模的龙舟比赛;而且韩国过端午的城市有十多个,江陵绝不是韩国惟一过端午的地方。不同的是,韩国人把萨满教信仰添加进了端午节,韩国在申遗中特意突出这点,给人的印象是韩国端午和中国端午不一样。共存文化很容易成为相邻国家申遗竞争的焦点,有形文化遗产很难争夺,无形文化遗产就成了争夺焦点。中国周边很多国家受到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越南把雅乐申遗成功,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的皮影戏申遗成功,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用的都是这个策略。在申报这些无形遗产的时候,他们又特别突出地方特色,强调与中国共存文化的差异。因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审标准之一就是独特,即“申报项目自身价值代表一种独特的成就,一种创造性天才的杰作”。类似这样的申遗,也可以说是在有策略地争夺共存文化的阐释权、所有权。
虽然韩国的申报刺激了我们,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保护遗产方面,我们曾对文化遗产采取了不科学的、非理性的态度。今天我们应该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切有利因素,达成古今的文化和谐,才能向文化和谐迈出重要的一步。
在台湾,我说不管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九,都不比保护好中华民族文化的根重要,保护好了这个根,换了谁都动摇不了我们民族的根基。
所以,我们的姓氏制度、我们的婚姻制度、我们的村落制度等一大批制度,制约着我们今天的生产生活。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组织力,也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和谐力——不要太过夸张政府和政党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在精神深处,最根本的东西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节日相当重要。
传统节日事关文化安全,韩国和中国的文化遗产申报已经全面地发生了矛盾。比如,最近这段时间,韩国有位作家写了一本书,说与黄帝大战的蚩尤是韩国人的祖先,而我们中国的苗族、瑶族一直认为蚩尤是他们的祖先。蚩尤和黄帝大战发生在河北,现在河北还有蚩尤村,还有当年争夺的盐池的遗迹。中国的苗族很着急,贵州和湖南很多苗族兄弟正在联络全球苗族召开会议,讨论蚩尤问题。你问韩国人,你说你们是蚩尤的后代有什么理由?他们说,韩国人的祖先是高丽人,蚩尤属于九黎,在古音中九黎与高丽是同音的。所以九黎就是高丽,高丽就是九黎。
韩国人还论证,豆浆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韩民族,他们不仅发明了豆浆,还发明了豆腐。
再比如,2007年,韩国人将“祭孔大典”进行了正式的文化遗产申报。孔子是中国人,“祭孔大典”发源于中国。我们问,为什么说“祭孔大典”是韩国遗产?韩国人说,不错,孔子是中国人,“祭孔大典”也起源于中国,但是几百年来,我们韩国从国家到市、县、村里的家庭、学校,孔子祭祀一直没有中断,我们有国祭、县祭、家祭、学校祭,请问中国什么地方“祭孔”?所以“祭孔大典”也有可能成为韩国的文化遗产。
再比如印刷,韩国人说“活字印刷”是韩国人发明的,这个问题中韩两国学者已经争论了50年,我们有我们的证明,但韩国人说你们的汉字是刻在甲骨上的,刻在木头上的,刻在青铜器上的,我们用土块做成活字,活字印刷组合是由我们韩国发明的。有文字记载的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今天面临着韩国的巨大挑战。
2007年4月,韩国把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印在了他们的钞票上,韩国的学者比较清醒,他们说全人类都知道地动仪是中国发明的,但是政府官员和商人还是将地动仪变成了韩国文化的一部分。
现在韩国人提出,造纸也是他们发明的——中国人不是说高丽纸是最好的纸吗?而高丽纸就是韩国的纸,所以纸的发源地不是中国,而是韩国。
还有中医。韩国已经用若干年时间做中医的申遗。因为“韩医”的“韩”和“汉”族的“汉”是同一个音,汉医就变成了韩医。后来中国提出抗议,他们的解释是,我们现在申报的中医不是全部,只是中医里面的一本叫做《中医保健》的书。事实上,《中医保健》的作者也是山东人,他到了韩国,按照《黄帝内经》写了这本《中医保健》。
不容讳言,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和国外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现在联合国对文化遗产申报有一条规定,必须具有独一性,也就是说一种文化遗产不可能既是这个国家的也是那个国家的。可以同时申报,可以联合申报,但不允许不同的主体申报同样的文化。
不仅和韩国,在文化遗产的申报当中,与国外文化的冲突不少。比如马头琴、玛纳斯史诗、阿肯弹唱、格萨尔史诗、雅乐、皮影……涉及到很多国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我们长期在国内谈政治,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有17个民族与国外的主权国家有同源关系,有34个民族跨国而居。
中国虽然没有和族,但历史上日本一直学习中国文化。日本人把源自中国的“茶艺”叫“茶道”,“书法”叫“书道”,“武术”叫“武道”。中国的桃花坞年画,从苏州传入长崎,从长崎进入东京,日本就创造出浮世绘。现在浮世绘已经变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美术的代名词。在日本的文化遗产中,已经包含了很多与中国文化遗产的交叉。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境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不做好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埋头苦干搞成艾菲尔铁塔时,很可能我们江南地区白墙黑瓦的民居、侗族的鼓楼都变成了国外的文化遗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有一位德国人说,要看中国的浮雕到德国来;有一位日本人说,要看苗族服饰到日本来。
几千年来,中国也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这些文化已经中国化,所以既要考虑到别人继承我们的一面,也要考虑到我们继承别人的一面。
关键的问题是,无论针对哪种文化,我们都应尽早制订文化遗产保护战略,防止文化遗产和文化主权的丧失。
“大运河”、“万里长城”、“丝绸之路”等等都没有国家和我们抢,也要申报。但站在国家文化主权的角度,应该是边疆优先、少数民族优先、共有文化优先和濒危文化遗产优先。
我在中央党校读书时,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国家文化主权》的论文。我们除了政治主权、经济主权,还应该有文化主权;除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以外,还应该有文化安全。朝代可以更迭,文化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文化不能让别的国家拿走,进行文化取代。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间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应将“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代表,放在我国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位。虽然端午节也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但是春节的意义更加重要。如今端午节已经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春节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也应指日可待。
春节“申遗”有三大理由——
理由一:从时间跨度上看,春节开始于腊八,结束于正月十五,前后约四十天,是时间跨度最长的传统节日。
理由二:春节是民俗最密集的节日。从腊八到正月十五,百姓在庆祝春节的过程中,几乎融入了我国民俗的所有形式。
理由三:春节的精神是理想、团结、辟邪、平安、顺利、和谐,这也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
节日的本质是精神的。看似民俗形式,实则是人们在高扬心中的生活情感与理想。这里有民族和民间的精神传统、道德规范、审美标准和地域气质。如果我们不从文化、精神上看节日,就不明白节日为何物,会在不经意间随手丢掉。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救山村乡野里那些有失传危险的古老艺术,也要救人们不经意中可能丢失的“年味”。因为,无论是文化价值还是精神内涵,春节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春晚、春运都是由中华民族集体创造的一整套密集而丰富的“年文化”,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将春节放在我国申遗的首位,可以提高全民对春节文化保护的自觉性,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四海一家的认同感和亲和力,也可加强国家与民族的软实力、文化影响力和民族人文形象。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节日,也是我国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一旦春节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中华民族传承重要的历史财富、传承民族精神、更好地保护历史遗产,以及对于团结世界华人、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与手艺和舞蹈不同,节日文化是约定俗成的,每个人都是其传承者。比如泥人张文化,是张家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别人很难继承这项手艺,而春节的传承者却是我们每一个人。
乌丙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辽宁大学教授):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现已修改得接近完美了。单算经我手修改的情况,就已改了七遍了。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自2003年便开始酝酿,有望于近期出台,这将使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许多地方领导一听“利用”很高兴,但何为“合理利用”,很难界定。这需要考察不同非遗项目的可生产属性,并予以区分。有的适合成规模开发,有的不适合。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要严加防范并打击借生产性方式保护之名,行以假乱真、粗制滥造、见利忘义之实等一切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行为。而这些光靠专家忧虑、媒体呼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法可依。
此外,非遗保护工作中,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不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是个名誉头衔,而是有职责和义务的。赵本山徒弟们在刘老根大舞台表演的节目不是传统二人转,赵本山是铁岭市国家级项目传统二人转代表性传承人,如果他传承的是“大舞台”那样的节目,铁岭二人转遗产保护项目将有可能被“摘牌”。非遗项目摘牌和取消传承人称号早就“有据可依”。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传承义务的,经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核实后,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是2008年5月14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发布第4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的标题,在国家层面通常叫做“共和国部长令”,这是过去很少有的重要举动,十分严肃。一旦保护法出台,就要依法办事。在已进入立法程序的非遗保护法草案中,对一些非遗项目的“摘牌”将有具体规定。
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原则,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在整体上进行关注和保护。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这一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广泛征询专家意见反复修正、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提出的。根据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发布的最新定义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无形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以全方位、多层次和非简化的方式来反映并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它涉及到整体性文化的各个方面,几乎包括了传统和民间文化的所有表现形式,而不仅仅是个别文化形式的有限综合。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面对这样宝贵的文化传统,我们不能以对一个个具体的文化事象的保护来替代对优秀文化遗产全局的关注和保护。应该在全民范围内树立和提高对整体性文化的保护意识,只要是能体现人类在特定时空内的文化形态及其创造力的,都应该给予关注、研究并注意保护。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保护一个个“文化碎片”或者“文化孤岛”上。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原则不仅是就空间向度而言,也表现在时间向度上。传统是发展的、流动的,它有自己运行的客观规律,文化遗产作为传统的一个方面,同样是存在于发展过程中的,不可能一成不变。例如,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是人类所创造的熔音乐、歌唱、舞蹈、戏剧、文学于一炉的一种综合性艺术的历史高峰之一。广大维吾尔族民众和她的杰出的艺术代表把整个维吾尔族的精神和灵魂融进了这一伟大的创作之中。前不久,还发现了它的新的三个乐章。它像一切民间口头艺术一样,是一种活的生命,像一棵千年古树,至今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像一川奔腾不息的万年流水,由许多涓涓细流汇集在一起,不舍昼夜、奔腾向前,流动是永久的,变化和丰富也是永久的。我们不能只注意文化遗产的历史形态,以为文化遗产的“过去式”就是最合理的存在,忽视甚至歧视文化遗产的现时状态和将来发展,割裂了它的发展和流变,人为地将还在生活着的文化遗产“化石化”。
同为人类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与有形文化遗产相比,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特定时代特定事件的有形文物是固定的,不可再生的,它可以是脱离世界活形态文化传统的一种静态存在,是一种物化的时间记忆和空间象征,相对来说,对它可以用强制的手段进行有效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是流动的、发展的,它不可能脱离生产者和享用者而独立存在,它是存在于特定群体生活之中的活的内容,是发展着的传统行为方式,它无法被强制地凝固保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公约》的定义中,对“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强调,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我们切不可把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简单地挪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不应割裂这种文化传统与民众生活方式的关联,把这种文化传统固定在既有的时态上,遏制了它在新的生存时空下的新的发展。有形文化遗产反映的可能只是人类过去的创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的是人类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创造力。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面临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关注和尊重蕴涵其中的文化价值观。一方面,口头及非物质文化承载着生活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内涵,是广大民众生活当中须臾不可分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蕴涵在各民族民间文化当中的价值观念又构成了这一文化的灵魂。非物质文化事象的本质基础在于它的价值,即在于人同这一文化的关系。脱离了核心价值判断的文化事象只能是徒有其表内无神韵的玩偶,现在遍布各地的各种急功近利的伪“文化”景观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警醒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十分关注、大力发掘和精心保护蕴涵在这一传统中的价值观念,并与现代理念的技术结合起来。这样,保护才具有了本质性的意义,才能使之呈现为活的文化。其中尤其应该关注民众同这一部分遗产的情感联系。有一个地方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十分重视,然而也有不当之处:一位负责人说,要把一位被发现的民间故事家“推向世界、推向市场”。割断了民间故事以及故事家同生活、同民众的联系,丧失了原有的价值观,进入茶社、演艺厅,重建一种市场价值观,原来的民间故事就变质了,原来的民间故事家也就不存在了。
理论上的探讨自然还需要结合实际。我们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往往可以看到,在保护事业中,行政部门的作为、商业单位的作为同非物质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并非总是取向一致。同样是为了抢救正在逝去的人类文明成果,着眼点是放在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文化发展上,还是放在部门功利建树上,抑或是放在商业利润追求上,就有很大的不同;相应地,在实践中、在目标设计乃至实际功效上,也会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是一项举国上下全民参与代代接替的长期的宏伟的历史性任务。应该承认,保护民族文化的民间根基和维护其可持续发展,绝不可能离开行政部门的强力领导、社会各界包括知识界和商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缺了哪一方都不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参与保护的各个社区、群体、组织或个人,都有着自身的利益,如果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不仅不能对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且可能对这一文化形成毁灭性的破坏,尤其是对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的根本性破坏。认识保护工程的复杂性,合理地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将保护行为纳入科学、合理、有效的轨道,是一件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去做而且并不容易做好的事情。在这一活动中,合理地整合与协调各种利益诉求,是使保护行为不至于走向片面或反面的基础保障。比如,在文化遗产的享用上,就要根据这种文化的特点而规定不同的鼓励和限制措施,也就是说,要营造一个合理的、和谐的良好环境,以利于这一文化遗产的妥善保护、健康发展和广泛享用。商业立场、政府立场、学术立场与民众立场之间有时可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不和谐,要正视这些立场的不同并且很好地协调各方的立场。但是,在协调中要坚持一条底线,那就是保护文化遗产应该建立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使我们这一代人俯仰上下而无愧于心。
向云驹(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民间文化》月刊主编,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在现代全球化、市场化、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构成,而且还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它代表了我们民族对于世界的贡献,对于它的保护不仅维护中国人的荣誉,而且也维护全人类文化遗产的多样性,维护全人类文化的创造成果。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所在。站在这个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是责任,一方面是光荣,我们不仅要将它看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更要看成一个全球性的事件。
就如何看待传统手工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言,我认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曾经对山东省的手工艺门类进行过比较全面、系统的普查和调研,调查显示传统手工艺在民间可以按照它的生长规律继续发展。通过我们的创造、加工或改造,传统手工艺可以融入我们的现代城市生活。它作为一个资源、一个文化的基因库,给我们的工艺美术家,给我们的艺术与设计的再创造,提供很多的素材、基因以及最基础的东西。如奥运会福娃,它的灵感就来自于无锡泥塑“大阿福”。奥运会还有很多的元素都来自于民间的手工文化传统。而且,手工传统在现当代的机械化、模式化、批量化的生产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手工价值。它对于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全面发展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传统手工艺是可以传承,可以重新捡拾,重新认识和发展的手工遗产。
要兼顾传统手工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要站在一个更高的时代高度认识和发掘手工艺的全新价值,要理解它和现代社会矛盾与不矛盾的地方,要更多地看到它适应现代生活,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一方面,如传统手工艺的很多审美价值都有它的现代性。年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现代很多家庭又开始重新张贴。人们不仅把它作为门神,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而且把它作为一种审美性的存在,作为中国人自己的一种文化符号而存在。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符号的认识与运用,有利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人类高于动物的一个特点,即永远需要文化多样性来补偿和满足人类内心需求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即看清楚了人类发展最基本的需求和最根本的特色。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上,大家提出和讨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的概念,在我看来,首先应该正确理解“生产”的概念。“生产”是一个很丰富的词汇,从哲学领域来理解,是指一种生长,一种产出,一种制造和创造,不一定与市场本身有直接的挂钩。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中提出的“生产”概念,更多的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解。当然这是手工技艺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很多手工艺门类在市场、生产中循环,投入产出,最后传承发展。在这种狭隘圈子里运行是可以理解的,但更多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是与生活同步的。它是在生活中产出,在生活中传承与发展。它应该是生活化的生产,而不是市场化的生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在生活层面上来保护它,不一定按市场规律,而是按生活规律来保护。所以,我认为应该提倡生活化的生产。另外,因手工艺术非常庞大、宽泛,所以必须对“生产”概念进行很细致地划分,分门别类地对待,不能片面地认为,市场和生产才是手工艺的唯一出路,这样会导致一些政策性的误差。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专家理解的概念,和政府、老百姓理解的概念会有所不同,应该把专家的理解、学术讨论的结果更多地推广到政府和老百姓之中去。
“生产性方式保护”只是一个局部的、部分的意义,它不具有全面性和推广性。它仅仅抓住了在市场中生存的一部分内容,但也传达出一个思想,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在生产和生活的流动过程中传承和保护,因为生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我主张不能简单地用一个“生产”的概念来概括,最后用统一的方法来操作,而应该分类对待,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就在于必须采取保护手段的多样性。
现在国家评定了各级工艺美术大师,过去对民间艺人没有给予很好的荣誉和称号,国家给他们颁发“大师”的称号,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他们:民间也可以有达到大师级别的人,这首先可以冲击传统的文化观念。不过,当“大师”的称号运用得比较泛滥,且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会使“大师”贬值,这对于民间大师的认定,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所以“大师”的评定工作要慎重,要严谨,要科学,要有一套科学的认定程序,而且被评定人在民间还要有较大的知名度,真正达到“名”与“实”的相符。国家级和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称谓要有变化与区分,要有合理的等级制度,而且数量宜少不宜多,否则“大师”便会贬值,如日本对“人间国宝”的数量严格控制,采取“去一个、补一个”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最终使评定工作更加科学化、完善化,更具操作性,更多地能在实践中、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效用。
符合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基本标准有两点:第一,行业标准。在某个行业里具有影响力,技艺精湛,具有国际一流标准。第二,民间口碑。在民间影响较大,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专家和老百姓都认可,他才有资格被评定。
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的一个载体,没有传承人就没有非物质文化。但如何保护还是一个空白,也是一个新的课题。之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记录,更多的是从结果、实物上来保护和传承,并未关注传承人的境遇。政府也未从传承人的角度加以保护。现在,由于政府认识到非物质文化与传承人关系的密切性,对于专家认定的传承人,已开始进行保护,如给予生活津贴、要求或希望师傅带徒弟等。对传承人的保护关键在于专家的认定与政府的保护这两方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展的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和命名工作,首先就是专家的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认定与命名,命名之后还要展开更深入全面的调查。对传承人进行全过程的记录,把它转化成一种可以保存的资源,也是保护当代传承人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把民间文化用文字、影像或其它科技手段的方式记录下来再流芳百世是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全国各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状况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甚至做得比较差,也没有能力去做,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就拿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来说,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史诗故事体制宏大,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必须是非常聪明有口才还要有一定天赋的人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学会演唱。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在新疆地区,记录在案的,能唱一个诗章以上的歌手还有一百零几位。二十年之后,我们再去做田野调查时,绝大多数当初记录在案的歌手都已经过世了。现在,在新疆地区杰出的江格尔艺人也就两三个吧,而且都年事已高,演唱的体力也已不济。更可怕的是传承人在急剧减少,年轻人都不想学。在新疆调查时,我在天山深处一个小毡房中本来应该放置佛龛的位置上发现了一张刘德华的照片。当时我就想,流行文化的冲击真是很厉害,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是心灵深处的变化。年轻人喜欢上了刘德华,不喜欢江格尔这样的传统史诗。喜欢刘德华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不能因此把老传统都丢掉啊。
“非遗”传承人老龄化,是眼下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我最近在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一些别的国家的“非遗”申报材料,发现其他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两个名录,一个是“非遗代表作”名录,另一个是“非遗濒危”名录。为什么要立濒危名录?就是因为很多国家很多优秀的“非遗”已经濒危了,传承人很少,甚至是屈指可数,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的话,就会彻底消失,和生物物种消失一样。
有些国家还是做得不错的,政府有法律规定,如果能评上杰出“非遗”传承人,就会有稳定的收益,同时赋予责任,要求“非遗”传承者进一步去推广传承。
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前些年也开始做这件事情,对特别杰出的民间艺人、歌手以各种方式予以保护,鼓励他们去教授新一代的弟子,这些工作目前都在进行中,但限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各地发展很不均衡,所以各地做这件事情也是参差不齐。
我国在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过去一直存在一些疑虑和误区,比如说很多人会有疑问:“传统都是好的吗?”再比如说有人也会问:“剪纸怎么成了无形文化呢?纸不是有形的吗?”
这些年来这种状况逐步在好转。我国从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到地方政府乃至社会各界,都逐步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我参与了审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名录工作,亲眼看到了各地申报国家“非遗”名录的积极性在高涨,做得也越来越专业,有一些举措对于保护珍贵的“非遗”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曾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DNA”。从我们学界的观点来看,文化基因和自然基因是有相似性的,都是可以通过传承来延续的,而且带有某种稳定性,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产生变异。但自然基因和文化基因也有不同之处,生物基因是线性传播的,而文化基因是可以非线性传播的,可以跨越很长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去传播,这是文化基因的好处,但同时也让其更加脆弱。文化基因的消失可能在你的眼前就会发生。
作为一个人来说,他的文化面貌是由特定的文化传统规定的。比如中国人讲汉语、过年要吃饺子等,这是相当重要的,这也是周部长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DNA”的含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由于许多外来文化基因的影响,导致了我们的一些文化风格、文化品貌、文化特征有相当的流失,这是值得忧虑的。
从人类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文化的演进一直带有这样一个特点:有一些文化会越来越强势,另一些文化会逐步被边缘化,甚至是被吞并、侵蚀。20世纪以来,上述状况变得更加突出,这和移民潮、商业活动、旅游活动等都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你在吃外国食品的时候,便带有一种文化交换的意味。这种文化的整合效应对于区域文化的冲击非常大,而很多区域文化、本土文化都是传统性的,很多“非遗”的必要因素也在区域文化中得以体现。
尽管全球化对于“非遗”的冲击很大,但也有相应的办法去应对,国际上有不少国家都在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同时成功保留了自身的传统文化内涵。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今天和今后都要保持警觉并不断呼吁。“非遗”的过度商业化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如果仅仅是一群纯粹出于商业目的的人在搞开发,那通常都会走样。
仲富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前不久,我与几位搞建筑设计的朋友聊天,他们开玩笑说,我们的工作是“落地”的,不像你们文化工作者不着边际,都玩“飘浮”的。这是一句玩笑话,倒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当然,建筑设计工作者也需要遐想、玄想,需要文化底蕴;而从事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保护人间国宝的实事,更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反思一下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工作,确实显得很形式,很空泛,难怪人家要说文化工作很“飘浮”。
非遗传承人保护的意义就不需要我在这里徒费口舌了。这么说吧,历史上,殖民主义者要消灭一个民族或国家,除了用武力进行血腥的征服和屠杀外,他们更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因为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的传承性、乡土性和自足性,更能反映民族的心理和乡土的情怀。一个民间音乐的音符、一个民间节庆的仪式、一首歌谣的歌词字句,一个民间工艺的绝活,凝结着我们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和心理认同,一句话,非遗是民族的文化基因之宝库,是民族精神的浑厚载体。
这只要冷静观察一下当今的现实态势,被一些发达国家尊为“人间国宝”的“非遗”传承人在我国普遍境遇不佳,他们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空间不断受挤压而碎片化、边缘化,加上这些传承人大都“廉颇老矣”,迅速步入银发时代,许多绝活、绝艺、绝响因后继乏人将成“广陵绝唱”。在这种严峻的态势面前,中央决策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重视对于传承人的保护,一时间,论述非遗保护意义的宏文可谓铺天盖地,谈及保护措施的意见叠床架屋,负责评审的专家四处忙碌,文化部门的领导更是通宵达旦,连一些热衷于GDP出政绩而盼望升官发财的地方大员也积极行动起来,“保护遗产也是一种政绩”,在人财物投入上也不再像往常那样吝啬,并引领全体大众营造共建共享的崇文氛围,给人的感觉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文化软实力开发高潮就在眼前。
可是,在喧哗与骚动过后,对于传承人的保护情况怎样呢?实在很不“落地”,显得相当“飘浮”。谓予不信,我信手就可拈来一则资料:据《新闻晚报》记者报道,昆剧名家蔡正仁,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之一,然而长达两年的“赋闲”却让他深感忧虑。蔡正仁对记者抱怨说,“参加完一场隆重的证书颁发仪式后,就没有下文了。”蔡正仁如此形容自己自2007年开始的“传承人”生涯。有着昆剧界“活唐明皇”美誉的他已年过花甲:“六十多岁还能做做工作、折腾折腾,但眼看就要奔七十了,到时候想为传承出力恐怕都没有本钱了。”在担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蔡正仁就一直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流传奔走呼吁,“倘若传承人都只是被授予一份证书,然后就悄然无声,让资源白白流失,未免太可惜了。”蔡正仁认为,必须首先明确“非遗”传承人的管理部门,再弄清楚哪些部分需要传承,以何种方式传承,并落实到具体的传承人。“‘非遗’传承不能只是走走形式。”其实,何止昆剧,沪剧等其它“非遗剧种”,情况大同小异。
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工作远不是“大呼隆”式的开个会、命个名、发个牌就算完事,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形成一整套货真价实的激励扶持政策与措施。例如在日本,一旦确定传承人之后,日本政府就会拨出可观的专项资金,录制保存其作品资料,资助其培养传人,改善其生活和从艺条件。不但国家对“传承人”在经济上给予不菲的补助,在税收等制度上也给予优惠,各民间专业社团也被吸引进来合力赞助。相比之下,我们的工作为什么如此“飘浮”呢?
陈勤建(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常务副院长,文艺民俗学博士生导师):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了一个民族或族群独特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地域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基因。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如此,对它的保护、利用、创意、重构,沿袭上海城市的文脉,构建当代上海大都市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让它在上海现代化大都市文化经济建设中得以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独特的意义。
上海历史文化人类文明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松江、青浦就有人类居住繁衍生息。上海是从松江、青浦古文化基地这个“主根”上分枝出来的。6000多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一大批从方言——民族语言衍生、发展的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民间知识、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文化空间等非物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共同成为上海城市发展源远流长的文脉。
地处“越角吴尾”的上海,行政区域内农业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文化生态环境相似的长三角吴越文化浇溉。文化部所定的17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都有。上海开埠后,都市文明的崛起,海派文化的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形成自己城市特有的印记和特色。上海已申报并进入世界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昆曲(共同);其他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还有乌泥泾棉纺织技术、嘉定竹刻、顾绣、江南丝竹(共同)、沪剧、锣鼓书等6项。连同前期上报的共同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有83项。另外,上海因五方杂处和中西文化的交汇融和,中心城区内诞生了别具一格的典型海派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老凤祥首饰制作、新式旗袍服饰裁制、石库门建筑技艺、商业生意经、行业会馆制度、都市财神祭祀等等,它们无不具有鲜明独特的上海色彩。
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意义,在于今天它虽然是濒危的,但是,还是有生命力的,为现实社会所需的。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或者“民族、民间、民俗”——“三民”的推广,归根结底还在它生命力的延续传承。否则如三寸金莲,进博物馆是留存而不是保护。如何合理地利用,从文化教育到经济科技是多学科的系统工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国家级和上海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海派旗袍、功德林制作技艺产业化商品化的开发利用,更是大有可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能成为世界的文化,关键在于民族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和人类普遍的价值潮流的变迁是否吻合。中华文化中的精髓越是与人类普遍的价值一致,就越是能够成为世界的。上海旗袍对现代上海乃至全国女性形象、中国女性风采气质——高贵、典雅、温柔、娴淑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画绣——顾绣、嘉定竹刻、功德林素斋内蕴的文人和民众审美情感、艺术化的技艺,对受众者的心灵和精神世界都有独特的感染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生存技艺、生活智慧和思考原型在今天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全新诠释下,必将焕发出新的文化功能价值和产业生机,由此开创的新时代的文化事业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整体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我确认与重新整合。深入挖掘与整理文化遗存中的核心理念,将使中国社会文化由表及里,由内而外,在世界舞台上将文化和谐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从而推进中国社会的民生经济等各方面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蔡丰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特聘专家):
当前,一场声势浩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在我国各个地区蓬勃兴起,其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也正在日益显现出来。在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一个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然而又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同样应该值得我们重视与关注。
在许多积极主张加强非遗保护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持较为对立的态度。他们认为既要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应该维护这些遗产的“纯洁性”,完全与开发利用相“绝缘”,以避免因开发利用不当而失落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核心价值与本质内涵。然而在我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当代意义上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其价值取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具有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其二是为当代社会所用,使传统文化能够更好地转化为可以为当代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服务的有利资源。此二者不应该是背道而驰,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生命力,使生于古代、长于古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为现代社会利用与服务,只有这样,其保护价值才会得到更为全面的体现。
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社会中,提出既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积极保护,又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开发利用的命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城市作为人类历史上所出现的一种较为先进的社会形态,不仅担负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责任,而且同时也担负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转换、再创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也许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城市社会中,有着比乡村社会优越得多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条件,它们使城市更具有创造性与开拓性,更具有文化创新的基础与活力。因此,城市社会完全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方面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积极利用各种优势条件,对现有的大量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多方位的开发与再生产,以使大量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与当代社会相接轨,并且转换成可以为当代社会服务的文化产品。
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我国的大部分城市中,对于如何更好地依靠正确的理念与科学的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的方面还缺乏理性自觉,它们大多是凭着自己的某些设想在实际工作中一边实践一边探索,因此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偏差,甚至使其初始目的与最终效果大相径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与不足主要地表现于以下一些方面:1、开发定位不清楚,只顾一哄而上,不重自身特色;2、商业目的过强,只顾经济效益,不重文化内涵;3、无视历史事实,只顾东拼西凑,缺乏科学依据。
由此可见,在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强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固然是必要的,然而同时也应该是十分谨慎的。必须从观念上与运作方式上进一步改变现有的状况,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之时,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规律,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内涵,科学合理、找准定位,以使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弘扬。
好在“非遗”的抢救和保护正在被渐渐重视,这个伟大文化工程已经拉开帷幕。在这项民族伟业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注意些什么,避免些什么,反思些什么……对此,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有话要说”,且听他们的纵论——
廖奔(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研究员,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后,戏曲史家,文化学者):
今天,人们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有了许多了解。它是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中未能以物质形态固化的部分。如果综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次确认并一再修改的定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表述出来就是:通过群体或个体口头表达的、来自传统而被同一文化社区所采用的、能够代表其文化与社会特性的形式;主要有口头传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工艺技能等。
以往我们所理解的人类文化遗产,实际上更多指的是物质遗产,如长城、金字塔、卢浮宫等,它们是人类既往文明的固化生成物。将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一并囊括,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就更加完备了。中国因为文明程度和传统的原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国。然而,我们究竟拥有什么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具有什么基因与特征?它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处于什么状态?如何看待这些遗产并正确对待之?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作出回答。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与民族性紧密相关。一般来说,不同民族因其生存环境与生活习俗不同,形成相异的文化性征,构成不同的文化板块,也就产生了不同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中华文明以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为主发祥地,逐渐覆盖江南漠北,扩布到周边山陬海隅,地域广袤而民族众多。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众多的共生民族。最初即有华夏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从生产方式可以划分为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经济生活类型。而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总体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融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共同体。今天中国13亿人分布为56个民族、使用82种语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因其所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保持着特殊的生产、生活和感情表达方式,因而拥有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经典性条件是它统一而定型的文字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进入文字时代,它的文化和历史就很难为后人所认识并传承,极易消失或者仅停滞在模糊的口头阶段。有了文字、文献对口头文化的记录,历史才有了清晰的延展脉络和节律。汉字5000多年的历史,从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简书、帛书、碑书固定到纸文献的经史子集,记载一脉相承、历代不绝,留下众多史实、神话、传说、诗歌、轶事、民间故事,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华各部族的历史文化足迹,还包括了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和西亚、东南亚的史迹,甚至一些国家最初的史书也是用汉字写成的。一些民族则参照汉字结构法创造自己的文字,例如西夏党项族,由此有了自己的历史和生活记录。这个特殊条件强有力地支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火延续。例如一部二十四史,虽说只是帝王将相史,也还是绵延不绝记录了人类文明活动的伟大工程,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宫廷礼仪、祭祀典礼、宴乐活动等,因而得以蹈袭有据。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现代后,与人类众多的悠久文明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艰难选择:要么被动保持传统质直至最后灭亡,要么主动吸收新质转换为现代文明。文化遗产,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作为参照物确定的概念,更多的是指工业文明前的文明创造物,它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发展而逐渐消亡。由此论之,工业文明历史浅近的国家,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社会的接壤与交合部更为广阔,中国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今天我们面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描述的典型化困难局面:“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形式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并受到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影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冲击和消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作为传统戏曲大国,我国的剧种近30年来急剧萎缩,种类数量锐减,一半剧种专业剧团消失只有业余演出,许多剧种唯余一脉香火,只剩下一个剧团,成为所谓的“天下唯一团”。中国宫廷乐庞大而完备的体系不复得见了,反倒是周边国家保有其吉光片羽的折光,例如世界第三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韩国宫廷宗庙祭祀乐,本是以中国宫廷仪式记载为基础而形成的完整演奏程序,越南宫廷雅乐也受到中国的明显影响。许多民间传统被冲击得残缺不全,无法聚合成为完整的文化空间,例如佛教和道教法事、集市庙会广场文化活动、祭祀行傩和演剧、社区狂欢节等,这也是为何我国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文化空间较少的原因。例如北京老天桥市场,原是一个著名的文化空间,首批入选代表作里摩洛哥加玛广场文化空间的例子,就与之十分相像。加玛广场是当地人聚集游艺的场所,其内容包括说书、杂技、戏剧、舞蹈、耍蛇、吞火、算命、占星、卜卦、牙医、草药、纹身、布道、出售食品等——这与我们所了解的老天桥市场如出一辙,但天桥却消亡了。韩国申报成功的江陵端午祭对于中华端午节日仪式保存完好而又有许多衍生发展,使之文化空间的味道更加浓郁,而我国遍布全国各地仍然呈活体状态的端午节习俗,除了划龙舟、吃粽子等节目外,已经比较缺乏内涵。汉民族春节习俗从保存完整程度说,甚至可能出现大陆不如台湾、海内不如海外、中国本土不如外土中国城的情况。今天我国保存较完整的文化空间一般只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例如一些歌吁节之类,它们受到的时代冲击相对较小。
传统文化加速消亡的结果,是它所由寄托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为世界各民族所特有的不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如果被一致的现代工业文化符号所取代,七彩的世界就会统一为灰色,人类文明就会陷落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在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渊薮的中国,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着特殊困难。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众量存在的现实,使保护成为巨大的任务和负担甚至发展障碍;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存在于文明边缘地区,这些地区也因封闭而不开化,缺乏自觉理性的保护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多为贫困地区,缺乏保护的经济支撑力——其主要现实需求与心理期盼是迅速发展和进入现代文明,当发展与传承构成矛盾时,发展并尽快脱贫会作为社会的第一要务而压倒保护性考虑,这也成为许多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超载开发与商业利用而造成保护中破坏的诱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理念,也成为横亘于发展与传承之间的矛盾添加剂,有人将其作为阻挡区域民众融入现代化生活的障碍,因为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为活体时,可能会对现实人群的观念发生作用而成为社会现代意识的反动。这里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有一个站在此文化之内与之外看问题的区别。即,保护工业文明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后工业社会人类思维的进步体现,但也可以见出外在于传统文化本身的超然。当文化之外的人要求其中的人保持既定生产与生活方式以供展览时,文化中的人通常是反抗而要走出去追求新的文明的。这也就是国际上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之所以不容易长期维持的原因,美国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保留地如此,新西兰毛利人保留地亦如此。因此,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既要考虑此文化所在地区之外的社会公众意识与整体利益,也要考虑之内人群的现实和心理需求,而采取适当的支持与补偿措施,有时要做的可能就只是等待。
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因素,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有前瞻性,而前瞻性的支撑力来自眼界与胸怀。首先我们当然无权阻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脉息,因为继承这笔遗产不是我们一代人的特权,而是我们与千秋万代后人的共同权利,我们要随时想到为子孙留下什么,世界的物质资源不能耗尽,文化资源同样。其次还要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在发展之初就预留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空间,宁可发展慢一点,也不要因为片面强调速度而牺牲掉非物质文化资源。
白庚胜(文学博士,研究员,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小时候流行“破四旧”,我哥哥是红卫兵,他每天都拿把刀子刮家里柱子上的花纹,把那些充满美感的文化产品搞成没有美术、没有音乐的状态。我是少数民族,但我经常说不要抱怨,这一百多年来,汉族承受的灾难比我们要多得多。但话说回来,如果不自觉、不主动帮助少数民族的文化,就会产生隔阂和对抗。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一直生存到现在,它的文化里面必然有特别优秀的基因,我们应该认识它们,这对少数民族本身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国以前把清明、端午等节日当作“四旧”,而现在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传统节假日对我国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重要。中国内地现在的节日有三块,一个是外来节日,一个是传统节日,一个是革命节日。1949年以后,我们只过革命节日,我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能过春节,我们的节日是“五一”、“五四”、“六一”、“八一”、“十一”,而端午、中秋、春节等都不过的。就在我国忙于“破四旧”,抛弃传统节日时,日本和韩国正在大力巩固起源于中华文化的传统文化。韩国1960年就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法》,1964年他们已经把源自中国的五大传统节日作为韩国的国家节日。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申报“世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所以韩国的文化保护不是偶然之举,而是从1964年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和冯骥才到韩国考察他们的端午节和中国的端午节有什么不同。我们发现,韩国端午和中国端午基本架构是一样的,都是通过锻炼、饮食、文娱活动、“杀五毒”等为梅雨季节的到来做准备。但是,韩国把屈原换成了一个韩国人,另外韩国没有大江大河,他们没有大规模的龙舟比赛;而且韩国过端午的城市有十多个,江陵绝不是韩国惟一过端午的地方。不同的是,韩国人把萨满教信仰添加进了端午节,韩国在申遗中特意突出这点,给人的印象是韩国端午和中国端午不一样。共存文化很容易成为相邻国家申遗竞争的焦点,有形文化遗产很难争夺,无形文化遗产就成了争夺焦点。中国周边很多国家受到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越南把雅乐申遗成功,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的皮影戏申遗成功,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用的都是这个策略。在申报这些无形遗产的时候,他们又特别突出地方特色,强调与中国共存文化的差异。因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审标准之一就是独特,即“申报项目自身价值代表一种独特的成就,一种创造性天才的杰作”。类似这样的申遗,也可以说是在有策略地争夺共存文化的阐释权、所有权。
虽然韩国的申报刺激了我们,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保护遗产方面,我们曾对文化遗产采取了不科学的、非理性的态度。今天我们应该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切有利因素,达成古今的文化和谐,才能向文化和谐迈出重要的一步。
在台湾,我说不管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九,都不比保护好中华民族文化的根重要,保护好了这个根,换了谁都动摇不了我们民族的根基。
所以,我们的姓氏制度、我们的婚姻制度、我们的村落制度等一大批制度,制约着我们今天的生产生活。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组织力,也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和谐力——不要太过夸张政府和政党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在精神深处,最根本的东西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节日相当重要。
传统节日事关文化安全,韩国和中国的文化遗产申报已经全面地发生了矛盾。比如,最近这段时间,韩国有位作家写了一本书,说与黄帝大战的蚩尤是韩国人的祖先,而我们中国的苗族、瑶族一直认为蚩尤是他们的祖先。蚩尤和黄帝大战发生在河北,现在河北还有蚩尤村,还有当年争夺的盐池的遗迹。中国的苗族很着急,贵州和湖南很多苗族兄弟正在联络全球苗族召开会议,讨论蚩尤问题。你问韩国人,你说你们是蚩尤的后代有什么理由?他们说,韩国人的祖先是高丽人,蚩尤属于九黎,在古音中九黎与高丽是同音的。所以九黎就是高丽,高丽就是九黎。
韩国人还论证,豆浆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韩民族,他们不仅发明了豆浆,还发明了豆腐。
再比如,2007年,韩国人将“祭孔大典”进行了正式的文化遗产申报。孔子是中国人,“祭孔大典”发源于中国。我们问,为什么说“祭孔大典”是韩国遗产?韩国人说,不错,孔子是中国人,“祭孔大典”也起源于中国,但是几百年来,我们韩国从国家到市、县、村里的家庭、学校,孔子祭祀一直没有中断,我们有国祭、县祭、家祭、学校祭,请问中国什么地方“祭孔”?所以“祭孔大典”也有可能成为韩国的文化遗产。
再比如印刷,韩国人说“活字印刷”是韩国人发明的,这个问题中韩两国学者已经争论了50年,我们有我们的证明,但韩国人说你们的汉字是刻在甲骨上的,刻在木头上的,刻在青铜器上的,我们用土块做成活字,活字印刷组合是由我们韩国发明的。有文字记载的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今天面临着韩国的巨大挑战。
2007年4月,韩国把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印在了他们的钞票上,韩国的学者比较清醒,他们说全人类都知道地动仪是中国发明的,但是政府官员和商人还是将地动仪变成了韩国文化的一部分。
现在韩国人提出,造纸也是他们发明的——中国人不是说高丽纸是最好的纸吗?而高丽纸就是韩国的纸,所以纸的发源地不是中国,而是韩国。
还有中医。韩国已经用若干年时间做中医的申遗。因为“韩医”的“韩”和“汉”族的“汉”是同一个音,汉医就变成了韩医。后来中国提出抗议,他们的解释是,我们现在申报的中医不是全部,只是中医里面的一本叫做《中医保健》的书。事实上,《中医保健》的作者也是山东人,他到了韩国,按照《黄帝内经》写了这本《中医保健》。
不容讳言,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和国外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现在联合国对文化遗产申报有一条规定,必须具有独一性,也就是说一种文化遗产不可能既是这个国家的也是那个国家的。可以同时申报,可以联合申报,但不允许不同的主体申报同样的文化。
不仅和韩国,在文化遗产的申报当中,与国外文化的冲突不少。比如马头琴、玛纳斯史诗、阿肯弹唱、格萨尔史诗、雅乐、皮影……涉及到很多国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我们长期在国内谈政治,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有17个民族与国外的主权国家有同源关系,有34个民族跨国而居。
中国虽然没有和族,但历史上日本一直学习中国文化。日本人把源自中国的“茶艺”叫“茶道”,“书法”叫“书道”,“武术”叫“武道”。中国的桃花坞年画,从苏州传入长崎,从长崎进入东京,日本就创造出浮世绘。现在浮世绘已经变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美术的代名词。在日本的文化遗产中,已经包含了很多与中国文化遗产的交叉。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境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不做好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埋头苦干搞成艾菲尔铁塔时,很可能我们江南地区白墙黑瓦的民居、侗族的鼓楼都变成了国外的文化遗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有一位德国人说,要看中国的浮雕到德国来;有一位日本人说,要看苗族服饰到日本来。
几千年来,中国也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这些文化已经中国化,所以既要考虑到别人继承我们的一面,也要考虑到我们继承别人的一面。
关键的问题是,无论针对哪种文化,我们都应尽早制订文化遗产保护战略,防止文化遗产和文化主权的丧失。
“大运河”、“万里长城”、“丝绸之路”等等都没有国家和我们抢,也要申报。但站在国家文化主权的角度,应该是边疆优先、少数民族优先、共有文化优先和濒危文化遗产优先。
我在中央党校读书时,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国家文化主权》的论文。我们除了政治主权、经济主权,还应该有文化主权;除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以外,还应该有文化安全。朝代可以更迭,文化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文化不能让别的国家拿走,进行文化取代。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间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应将“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代表,放在我国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位。虽然端午节也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但是春节的意义更加重要。如今端午节已经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春节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也应指日可待。
春节“申遗”有三大理由——
理由一:从时间跨度上看,春节开始于腊八,结束于正月十五,前后约四十天,是时间跨度最长的传统节日。
理由二:春节是民俗最密集的节日。从腊八到正月十五,百姓在庆祝春节的过程中,几乎融入了我国民俗的所有形式。
理由三:春节的精神是理想、团结、辟邪、平安、顺利、和谐,这也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
节日的本质是精神的。看似民俗形式,实则是人们在高扬心中的生活情感与理想。这里有民族和民间的精神传统、道德规范、审美标准和地域气质。如果我们不从文化、精神上看节日,就不明白节日为何物,会在不经意间随手丢掉。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救山村乡野里那些有失传危险的古老艺术,也要救人们不经意中可能丢失的“年味”。因为,无论是文化价值还是精神内涵,春节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春晚、春运都是由中华民族集体创造的一整套密集而丰富的“年文化”,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将春节放在我国申遗的首位,可以提高全民对春节文化保护的自觉性,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四海一家的认同感和亲和力,也可加强国家与民族的软实力、文化影响力和民族人文形象。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节日,也是我国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一旦春节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中华民族传承重要的历史财富、传承民族精神、更好地保护历史遗产,以及对于团结世界华人、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与手艺和舞蹈不同,节日文化是约定俗成的,每个人都是其传承者。比如泥人张文化,是张家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别人很难继承这项手艺,而春节的传承者却是我们每一个人。
乌丙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辽宁大学教授):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现已修改得接近完美了。单算经我手修改的情况,就已改了七遍了。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自2003年便开始酝酿,有望于近期出台,这将使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许多地方领导一听“利用”很高兴,但何为“合理利用”,很难界定。这需要考察不同非遗项目的可生产属性,并予以区分。有的适合成规模开发,有的不适合。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要严加防范并打击借生产性方式保护之名,行以假乱真、粗制滥造、见利忘义之实等一切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行为。而这些光靠专家忧虑、媒体呼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法可依。
此外,非遗保护工作中,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不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是个名誉头衔,而是有职责和义务的。赵本山徒弟们在刘老根大舞台表演的节目不是传统二人转,赵本山是铁岭市国家级项目传统二人转代表性传承人,如果他传承的是“大舞台”那样的节目,铁岭二人转遗产保护项目将有可能被“摘牌”。非遗项目摘牌和取消传承人称号早就“有据可依”。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传承义务的,经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核实后,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是2008年5月14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发布第4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的标题,在国家层面通常叫做“共和国部长令”,这是过去很少有的重要举动,十分严肃。一旦保护法出台,就要依法办事。在已进入立法程序的非遗保护法草案中,对一些非遗项目的“摘牌”将有具体规定。
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原则,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在整体上进行关注和保护。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这一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广泛征询专家意见反复修正、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提出的。根据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发布的最新定义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无形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以全方位、多层次和非简化的方式来反映并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它涉及到整体性文化的各个方面,几乎包括了传统和民间文化的所有表现形式,而不仅仅是个别文化形式的有限综合。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面对这样宝贵的文化传统,我们不能以对一个个具体的文化事象的保护来替代对优秀文化遗产全局的关注和保护。应该在全民范围内树立和提高对整体性文化的保护意识,只要是能体现人类在特定时空内的文化形态及其创造力的,都应该给予关注、研究并注意保护。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保护一个个“文化碎片”或者“文化孤岛”上。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原则不仅是就空间向度而言,也表现在时间向度上。传统是发展的、流动的,它有自己运行的客观规律,文化遗产作为传统的一个方面,同样是存在于发展过程中的,不可能一成不变。例如,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是人类所创造的熔音乐、歌唱、舞蹈、戏剧、文学于一炉的一种综合性艺术的历史高峰之一。广大维吾尔族民众和她的杰出的艺术代表把整个维吾尔族的精神和灵魂融进了这一伟大的创作之中。前不久,还发现了它的新的三个乐章。它像一切民间口头艺术一样,是一种活的生命,像一棵千年古树,至今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像一川奔腾不息的万年流水,由许多涓涓细流汇集在一起,不舍昼夜、奔腾向前,流动是永久的,变化和丰富也是永久的。我们不能只注意文化遗产的历史形态,以为文化遗产的“过去式”就是最合理的存在,忽视甚至歧视文化遗产的现时状态和将来发展,割裂了它的发展和流变,人为地将还在生活着的文化遗产“化石化”。
同为人类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与有形文化遗产相比,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特定时代特定事件的有形文物是固定的,不可再生的,它可以是脱离世界活形态文化传统的一种静态存在,是一种物化的时间记忆和空间象征,相对来说,对它可以用强制的手段进行有效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是流动的、发展的,它不可能脱离生产者和享用者而独立存在,它是存在于特定群体生活之中的活的内容,是发展着的传统行为方式,它无法被强制地凝固保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公约》的定义中,对“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强调,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我们切不可把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简单地挪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不应割裂这种文化传统与民众生活方式的关联,把这种文化传统固定在既有的时态上,遏制了它在新的生存时空下的新的发展。有形文化遗产反映的可能只是人类过去的创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的是人类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创造力。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面临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关注和尊重蕴涵其中的文化价值观。一方面,口头及非物质文化承载着生活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内涵,是广大民众生活当中须臾不可分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蕴涵在各民族民间文化当中的价值观念又构成了这一文化的灵魂。非物质文化事象的本质基础在于它的价值,即在于人同这一文化的关系。脱离了核心价值判断的文化事象只能是徒有其表内无神韵的玩偶,现在遍布各地的各种急功近利的伪“文化”景观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警醒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十分关注、大力发掘和精心保护蕴涵在这一传统中的价值观念,并与现代理念的技术结合起来。这样,保护才具有了本质性的意义,才能使之呈现为活的文化。其中尤其应该关注民众同这一部分遗产的情感联系。有一个地方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十分重视,然而也有不当之处:一位负责人说,要把一位被发现的民间故事家“推向世界、推向市场”。割断了民间故事以及故事家同生活、同民众的联系,丧失了原有的价值观,进入茶社、演艺厅,重建一种市场价值观,原来的民间故事就变质了,原来的民间故事家也就不存在了。
理论上的探讨自然还需要结合实际。我们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往往可以看到,在保护事业中,行政部门的作为、商业单位的作为同非物质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并非总是取向一致。同样是为了抢救正在逝去的人类文明成果,着眼点是放在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文化发展上,还是放在部门功利建树上,抑或是放在商业利润追求上,就有很大的不同;相应地,在实践中、在目标设计乃至实际功效上,也会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是一项举国上下全民参与代代接替的长期的宏伟的历史性任务。应该承认,保护民族文化的民间根基和维护其可持续发展,绝不可能离开行政部门的强力领导、社会各界包括知识界和商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缺了哪一方都不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参与保护的各个社区、群体、组织或个人,都有着自身的利益,如果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不仅不能对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且可能对这一文化形成毁灭性的破坏,尤其是对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的根本性破坏。认识保护工程的复杂性,合理地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将保护行为纳入科学、合理、有效的轨道,是一件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去做而且并不容易做好的事情。在这一活动中,合理地整合与协调各种利益诉求,是使保护行为不至于走向片面或反面的基础保障。比如,在文化遗产的享用上,就要根据这种文化的特点而规定不同的鼓励和限制措施,也就是说,要营造一个合理的、和谐的良好环境,以利于这一文化遗产的妥善保护、健康发展和广泛享用。商业立场、政府立场、学术立场与民众立场之间有时可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不和谐,要正视这些立场的不同并且很好地协调各方的立场。但是,在协调中要坚持一条底线,那就是保护文化遗产应该建立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使我们这一代人俯仰上下而无愧于心。
向云驹(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民间文化》月刊主编,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在现代全球化、市场化、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构成,而且还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它代表了我们民族对于世界的贡献,对于它的保护不仅维护中国人的荣誉,而且也维护全人类文化遗产的多样性,维护全人类文化的创造成果。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所在。站在这个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是责任,一方面是光荣,我们不仅要将它看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更要看成一个全球性的事件。
就如何看待传统手工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言,我认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曾经对山东省的手工艺门类进行过比较全面、系统的普查和调研,调查显示传统手工艺在民间可以按照它的生长规律继续发展。通过我们的创造、加工或改造,传统手工艺可以融入我们的现代城市生活。它作为一个资源、一个文化的基因库,给我们的工艺美术家,给我们的艺术与设计的再创造,提供很多的素材、基因以及最基础的东西。如奥运会福娃,它的灵感就来自于无锡泥塑“大阿福”。奥运会还有很多的元素都来自于民间的手工文化传统。而且,手工传统在现当代的机械化、模式化、批量化的生产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手工价值。它对于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全面发展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传统手工艺是可以传承,可以重新捡拾,重新认识和发展的手工遗产。
要兼顾传统手工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要站在一个更高的时代高度认识和发掘手工艺的全新价值,要理解它和现代社会矛盾与不矛盾的地方,要更多地看到它适应现代生活,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一方面,如传统手工艺的很多审美价值都有它的现代性。年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现代很多家庭又开始重新张贴。人们不仅把它作为门神,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而且把它作为一种审美性的存在,作为中国人自己的一种文化符号而存在。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符号的认识与运用,有利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人类高于动物的一个特点,即永远需要文化多样性来补偿和满足人类内心需求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即看清楚了人类发展最基本的需求和最根本的特色。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上,大家提出和讨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的概念,在我看来,首先应该正确理解“生产”的概念。“生产”是一个很丰富的词汇,从哲学领域来理解,是指一种生长,一种产出,一种制造和创造,不一定与市场本身有直接的挂钩。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中提出的“生产”概念,更多的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解。当然这是手工技艺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很多手工艺门类在市场、生产中循环,投入产出,最后传承发展。在这种狭隘圈子里运行是可以理解的,但更多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是与生活同步的。它是在生活中产出,在生活中传承与发展。它应该是生活化的生产,而不是市场化的生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在生活层面上来保护它,不一定按市场规律,而是按生活规律来保护。所以,我认为应该提倡生活化的生产。另外,因手工艺术非常庞大、宽泛,所以必须对“生产”概念进行很细致地划分,分门别类地对待,不能片面地认为,市场和生产才是手工艺的唯一出路,这样会导致一些政策性的误差。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专家理解的概念,和政府、老百姓理解的概念会有所不同,应该把专家的理解、学术讨论的结果更多地推广到政府和老百姓之中去。
“生产性方式保护”只是一个局部的、部分的意义,它不具有全面性和推广性。它仅仅抓住了在市场中生存的一部分内容,但也传达出一个思想,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在生产和生活的流动过程中传承和保护,因为生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我主张不能简单地用一个“生产”的概念来概括,最后用统一的方法来操作,而应该分类对待,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就在于必须采取保护手段的多样性。
现在国家评定了各级工艺美术大师,过去对民间艺人没有给予很好的荣誉和称号,国家给他们颁发“大师”的称号,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他们:民间也可以有达到大师级别的人,这首先可以冲击传统的文化观念。不过,当“大师”的称号运用得比较泛滥,且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会使“大师”贬值,这对于民间大师的认定,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所以“大师”的评定工作要慎重,要严谨,要科学,要有一套科学的认定程序,而且被评定人在民间还要有较大的知名度,真正达到“名”与“实”的相符。国家级和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称谓要有变化与区分,要有合理的等级制度,而且数量宜少不宜多,否则“大师”便会贬值,如日本对“人间国宝”的数量严格控制,采取“去一个、补一个”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最终使评定工作更加科学化、完善化,更具操作性,更多地能在实践中、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效用。
符合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基本标准有两点:第一,行业标准。在某个行业里具有影响力,技艺精湛,具有国际一流标准。第二,民间口碑。在民间影响较大,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专家和老百姓都认可,他才有资格被评定。
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的一个载体,没有传承人就没有非物质文化。但如何保护还是一个空白,也是一个新的课题。之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记录,更多的是从结果、实物上来保护和传承,并未关注传承人的境遇。政府也未从传承人的角度加以保护。现在,由于政府认识到非物质文化与传承人关系的密切性,对于专家认定的传承人,已开始进行保护,如给予生活津贴、要求或希望师傅带徒弟等。对传承人的保护关键在于专家的认定与政府的保护这两方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展的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和命名工作,首先就是专家的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认定与命名,命名之后还要展开更深入全面的调查。对传承人进行全过程的记录,把它转化成一种可以保存的资源,也是保护当代传承人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把民间文化用文字、影像或其它科技手段的方式记录下来再流芳百世是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全国各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状况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甚至做得比较差,也没有能力去做,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就拿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来说,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史诗故事体制宏大,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必须是非常聪明有口才还要有一定天赋的人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学会演唱。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在新疆地区,记录在案的,能唱一个诗章以上的歌手还有一百零几位。二十年之后,我们再去做田野调查时,绝大多数当初记录在案的歌手都已经过世了。现在,在新疆地区杰出的江格尔艺人也就两三个吧,而且都年事已高,演唱的体力也已不济。更可怕的是传承人在急剧减少,年轻人都不想学。在新疆调查时,我在天山深处一个小毡房中本来应该放置佛龛的位置上发现了一张刘德华的照片。当时我就想,流行文化的冲击真是很厉害,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是心灵深处的变化。年轻人喜欢上了刘德华,不喜欢江格尔这样的传统史诗。喜欢刘德华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不能因此把老传统都丢掉啊。
“非遗”传承人老龄化,是眼下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我最近在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一些别的国家的“非遗”申报材料,发现其他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两个名录,一个是“非遗代表作”名录,另一个是“非遗濒危”名录。为什么要立濒危名录?就是因为很多国家很多优秀的“非遗”已经濒危了,传承人很少,甚至是屈指可数,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的话,就会彻底消失,和生物物种消失一样。
有些国家还是做得不错的,政府有法律规定,如果能评上杰出“非遗”传承人,就会有稳定的收益,同时赋予责任,要求“非遗”传承者进一步去推广传承。
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前些年也开始做这件事情,对特别杰出的民间艺人、歌手以各种方式予以保护,鼓励他们去教授新一代的弟子,这些工作目前都在进行中,但限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各地发展很不均衡,所以各地做这件事情也是参差不齐。
我国在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过去一直存在一些疑虑和误区,比如说很多人会有疑问:“传统都是好的吗?”再比如说有人也会问:“剪纸怎么成了无形文化呢?纸不是有形的吗?”
这些年来这种状况逐步在好转。我国从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到地方政府乃至社会各界,都逐步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我参与了审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名录工作,亲眼看到了各地申报国家“非遗”名录的积极性在高涨,做得也越来越专业,有一些举措对于保护珍贵的“非遗”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曾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DNA”。从我们学界的观点来看,文化基因和自然基因是有相似性的,都是可以通过传承来延续的,而且带有某种稳定性,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产生变异。但自然基因和文化基因也有不同之处,生物基因是线性传播的,而文化基因是可以非线性传播的,可以跨越很长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去传播,这是文化基因的好处,但同时也让其更加脆弱。文化基因的消失可能在你的眼前就会发生。
作为一个人来说,他的文化面貌是由特定的文化传统规定的。比如中国人讲汉语、过年要吃饺子等,这是相当重要的,这也是周部长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DNA”的含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由于许多外来文化基因的影响,导致了我们的一些文化风格、文化品貌、文化特征有相当的流失,这是值得忧虑的。
从人类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文化的演进一直带有这样一个特点:有一些文化会越来越强势,另一些文化会逐步被边缘化,甚至是被吞并、侵蚀。20世纪以来,上述状况变得更加突出,这和移民潮、商业活动、旅游活动等都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你在吃外国食品的时候,便带有一种文化交换的意味。这种文化的整合效应对于区域文化的冲击非常大,而很多区域文化、本土文化都是传统性的,很多“非遗”的必要因素也在区域文化中得以体现。
尽管全球化对于“非遗”的冲击很大,但也有相应的办法去应对,国际上有不少国家都在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同时成功保留了自身的传统文化内涵。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今天和今后都要保持警觉并不断呼吁。“非遗”的过度商业化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如果仅仅是一群纯粹出于商业目的的人在搞开发,那通常都会走样。
仲富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前不久,我与几位搞建筑设计的朋友聊天,他们开玩笑说,我们的工作是“落地”的,不像你们文化工作者不着边际,都玩“飘浮”的。这是一句玩笑话,倒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当然,建筑设计工作者也需要遐想、玄想,需要文化底蕴;而从事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保护人间国宝的实事,更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反思一下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工作,确实显得很形式,很空泛,难怪人家要说文化工作很“飘浮”。
非遗传承人保护的意义就不需要我在这里徒费口舌了。这么说吧,历史上,殖民主义者要消灭一个民族或国家,除了用武力进行血腥的征服和屠杀外,他们更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因为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的传承性、乡土性和自足性,更能反映民族的心理和乡土的情怀。一个民间音乐的音符、一个民间节庆的仪式、一首歌谣的歌词字句,一个民间工艺的绝活,凝结着我们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和心理认同,一句话,非遗是民族的文化基因之宝库,是民族精神的浑厚载体。
这只要冷静观察一下当今的现实态势,被一些发达国家尊为“人间国宝”的“非遗”传承人在我国普遍境遇不佳,他们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空间不断受挤压而碎片化、边缘化,加上这些传承人大都“廉颇老矣”,迅速步入银发时代,许多绝活、绝艺、绝响因后继乏人将成“广陵绝唱”。在这种严峻的态势面前,中央决策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重视对于传承人的保护,一时间,论述非遗保护意义的宏文可谓铺天盖地,谈及保护措施的意见叠床架屋,负责评审的专家四处忙碌,文化部门的领导更是通宵达旦,连一些热衷于GDP出政绩而盼望升官发财的地方大员也积极行动起来,“保护遗产也是一种政绩”,在人财物投入上也不再像往常那样吝啬,并引领全体大众营造共建共享的崇文氛围,给人的感觉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文化软实力开发高潮就在眼前。
可是,在喧哗与骚动过后,对于传承人的保护情况怎样呢?实在很不“落地”,显得相当“飘浮”。谓予不信,我信手就可拈来一则资料:据《新闻晚报》记者报道,昆剧名家蔡正仁,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之一,然而长达两年的“赋闲”却让他深感忧虑。蔡正仁对记者抱怨说,“参加完一场隆重的证书颁发仪式后,就没有下文了。”蔡正仁如此形容自己自2007年开始的“传承人”生涯。有着昆剧界“活唐明皇”美誉的他已年过花甲:“六十多岁还能做做工作、折腾折腾,但眼看就要奔七十了,到时候想为传承出力恐怕都没有本钱了。”在担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蔡正仁就一直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流传奔走呼吁,“倘若传承人都只是被授予一份证书,然后就悄然无声,让资源白白流失,未免太可惜了。”蔡正仁认为,必须首先明确“非遗”传承人的管理部门,再弄清楚哪些部分需要传承,以何种方式传承,并落实到具体的传承人。“‘非遗’传承不能只是走走形式。”其实,何止昆剧,沪剧等其它“非遗剧种”,情况大同小异。
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工作远不是“大呼隆”式的开个会、命个名、发个牌就算完事,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形成一整套货真价实的激励扶持政策与措施。例如在日本,一旦确定传承人之后,日本政府就会拨出可观的专项资金,录制保存其作品资料,资助其培养传人,改善其生活和从艺条件。不但国家对“传承人”在经济上给予不菲的补助,在税收等制度上也给予优惠,各民间专业社团也被吸引进来合力赞助。相比之下,我们的工作为什么如此“飘浮”呢?
陈勤建(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常务副院长,文艺民俗学博士生导师):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了一个民族或族群独特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地域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基因。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如此,对它的保护、利用、创意、重构,沿袭上海城市的文脉,构建当代上海大都市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让它在上海现代化大都市文化经济建设中得以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独特的意义。
上海历史文化人类文明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松江、青浦就有人类居住繁衍生息。上海是从松江、青浦古文化基地这个“主根”上分枝出来的。6000多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一大批从方言——民族语言衍生、发展的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民间知识、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文化空间等非物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共同成为上海城市发展源远流长的文脉。
地处“越角吴尾”的上海,行政区域内农业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文化生态环境相似的长三角吴越文化浇溉。文化部所定的17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都有。上海开埠后,都市文明的崛起,海派文化的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形成自己城市特有的印记和特色。上海已申报并进入世界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昆曲(共同);其他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还有乌泥泾棉纺织技术、嘉定竹刻、顾绣、江南丝竹(共同)、沪剧、锣鼓书等6项。连同前期上报的共同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有83项。另外,上海因五方杂处和中西文化的交汇融和,中心城区内诞生了别具一格的典型海派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老凤祥首饰制作、新式旗袍服饰裁制、石库门建筑技艺、商业生意经、行业会馆制度、都市财神祭祀等等,它们无不具有鲜明独特的上海色彩。
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意义,在于今天它虽然是濒危的,但是,还是有生命力的,为现实社会所需的。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或者“民族、民间、民俗”——“三民”的推广,归根结底还在它生命力的延续传承。否则如三寸金莲,进博物馆是留存而不是保护。如何合理地利用,从文化教育到经济科技是多学科的系统工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国家级和上海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海派旗袍、功德林制作技艺产业化商品化的开发利用,更是大有可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能成为世界的文化,关键在于民族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和人类普遍的价值潮流的变迁是否吻合。中华文化中的精髓越是与人类普遍的价值一致,就越是能够成为世界的。上海旗袍对现代上海乃至全国女性形象、中国女性风采气质——高贵、典雅、温柔、娴淑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画绣——顾绣、嘉定竹刻、功德林素斋内蕴的文人和民众审美情感、艺术化的技艺,对受众者的心灵和精神世界都有独特的感染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生存技艺、生活智慧和思考原型在今天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全新诠释下,必将焕发出新的文化功能价值和产业生机,由此开创的新时代的文化事业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整体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我确认与重新整合。深入挖掘与整理文化遗存中的核心理念,将使中国社会文化由表及里,由内而外,在世界舞台上将文化和谐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从而推进中国社会的民生经济等各方面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蔡丰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特聘专家):
当前,一场声势浩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在我国各个地区蓬勃兴起,其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也正在日益显现出来。在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一个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然而又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同样应该值得我们重视与关注。
在许多积极主张加强非遗保护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持较为对立的态度。他们认为既要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应该维护这些遗产的“纯洁性”,完全与开发利用相“绝缘”,以避免因开发利用不当而失落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核心价值与本质内涵。然而在我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当代意义上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其价值取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具有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其二是为当代社会所用,使传统文化能够更好地转化为可以为当代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服务的有利资源。此二者不应该是背道而驰,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生命力,使生于古代、长于古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为现代社会利用与服务,只有这样,其保护价值才会得到更为全面的体现。
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社会中,提出既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积极保护,又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开发利用的命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城市作为人类历史上所出现的一种较为先进的社会形态,不仅担负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责任,而且同时也担负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转换、再创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也许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城市社会中,有着比乡村社会优越得多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条件,它们使城市更具有创造性与开拓性,更具有文化创新的基础与活力。因此,城市社会完全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方面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积极利用各种优势条件,对现有的大量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多方位的开发与再生产,以使大量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与当代社会相接轨,并且转换成可以为当代社会服务的文化产品。
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我国的大部分城市中,对于如何更好地依靠正确的理念与科学的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的方面还缺乏理性自觉,它们大多是凭着自己的某些设想在实际工作中一边实践一边探索,因此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偏差,甚至使其初始目的与最终效果大相径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与不足主要地表现于以下一些方面:1、开发定位不清楚,只顾一哄而上,不重自身特色;2、商业目的过强,只顾经济效益,不重文化内涵;3、无视历史事实,只顾东拼西凑,缺乏科学依据。
由此可见,在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强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固然是必要的,然而同时也应该是十分谨慎的。必须从观念上与运作方式上进一步改变现有的状况,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之时,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规律,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内涵,科学合理、找准定位,以使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