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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近日报道称，到2015年，北京将实施更精准的气象监测预警，雾霾等高影响天气将提前2天以上预报。这是好消息。不过对老百姓而言，更渴望的好消息是消除雾霾。
數日前，面对迟迟无法消散的雾霾，北京市环保局前副局长、前新闻发言人杜少中曾在微博中感叹：环保基本靠风？这个问题看似戏谑，实则严肃。人们真的只能把清洁空气寄望于老天爷吗？
只有“风”才立竿见影
纵观工业革命后的环境活动发展史，“经济发展—污染—治理”的路径似乎从未有过改变。著名的雾都伦敦，曾经因为1952年的烟雾事件而导致多达12000人丧生，其罪魁祸首是燃煤取暖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粉尘。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也是世界经典的环境公害事件之一，即使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治理，洛杉矶依然背负着美国人民心目中“污染最严重城市”的恶名。
环境经济学研究中有一条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GDP的增长，环境问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不论是伦敦还是洛杉矶，其环境变化均符合这样一个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初期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初期很难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将环保作为一项必需的事业。“边污染边治理”的美梦极易被经济利益的诱惑打碎。
相对于伦敦和洛杉矶的惨痛过往，我国的环境问题更为复杂。最近十余年来，学者们在中国大城市进行了大量PM2. 5来源的研究。以北京为例，虽然不同的研究中各种污染源所占比例不同，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燃煤、汽车尾气、二次气溶胶（光化学反应）、其他地区的污染传输，都是北京大气PM2. 5的来源。同样，在广州，汽车尾气和燃烧排放两个污染源对于PM2. 5的贡献也是难分高下。
正因为来源复杂，PM2. 5的治理空前困难。因为经费、技术力量等局限，我国环境管理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治理污染最重、影响最大的污染源，即抓主要矛盾，治理好一项再进行下一项。但要治理PM2. 5，只抓单独排放源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付出很大力气也未必见效果。所以说，快速的经济发展是环境污染的催化剂，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复合污染加重了大气PM2. 5的排放并增强了治理的技术难度。在我们享受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也必须接受环境污染这个副产物。
“环保基本靠风”并非一句调侃，在目前无法有效控制污染排放的前提下，要想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地吹走阴霾，只能靠大风。
北京80年代空气呛人
风只能起到短期效果，长期而言，还是要靠对污染排放的治理。曾饱受空气污染侵害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此有丰富经验。
洛杉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光化学污染事件是美国环境管理的转折点，不仅催生了著名的《清洁空气法》，也始终起到了环境管理的示范作用。
在洛杉矶，环境管理措施的核心包括：设立空气质量管理区，加大区域环境管理部门的自主权，使环境政策有效落地；设立排放许可证制度，严控排放源；为交通污染源（从内燃机、汽油到排放）设立严格标准；开放环境交易市场，引入市场化手段；投入强有力的科研及管理力量，开发通用的环评软件及有效的污染控制技术。经过近40年治理，尽管洛杉矶的人口增长了3倍，机动车增长了4倍多，但该地区发布健康警告的天数却从1977年的184天下降到了2004年的4天。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除环境法律法规渐成体系外，还在逐渐消化吸收美国的环境管理经验。北京与洛杉矶有很多可比性，两者不仅在人口规模和发展趋势上相似，而且都毗邻高大山系，污染物不易扩散。
首先，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联合防控机制，有些类似于洛杉矶所在的加州地区的空气质量管理区模式。细心的人已经注意到，雾霾天气中，北京南部PM2. 5的采样点浓度更高，这与北京周边更大强度的排放不无关系。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进行区域联防，有利于污染源治理的深化。
其次，北京环境交易所自2008年开始运行，尽管目前主要是进行碳交易，相信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排污权交易也会提上日程。
此外，就污染源控制而言，北京（甚至说全国）的策略与洛杉矶也不谋而合，都经历了“控制烟筒冒黑烟—禁止居民露天焚烧垃圾—淘汰低标汽油（如使用京V标准）—制定更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督促能源企业使用更为清洁的能源”等过程。这些手段已取得效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学者研究发现，从1985年到1999年，北京的空气质量出现了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发展趋势，空气质量的拐点出现在21世纪的前10年。尽管大家都在诟病北京不时出现的雾霾天气，但比起上世纪80年代的呛人空气，北京空气质量还是处于提升状态的。这与北京市在环保方面逐年增大的投入不无关系。
总之，尽管现状并不算理想，以洛杉矶为镜，我们能看到希望。
但洛杉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空气质量控制是艰难之旅，环境目标很难按时达成，即使已经进行了40年治理，洛杉矶目前的空气质量依然没有完全达到联邦政府《清洁空气法》的标准要求。同时，环境管理手段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再加上人口数量和密度逐年增加，已经处于顶峰的环境管理手段愈发难以发挥作用。而且，随着传统污染物排放逐年下降，曾被忽视的微量污染物的毒性凸显，美国在原来监测7种污染物的基础上，又筛选出了189种空气有毒物质，对于这些物质的监测和控制，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和物力。
我国同样面临上述问题。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发达地区，给这些地区的减排带来更大压力；而欠发达地区又由于技术、资金、当地重视程度等原因，成为减排工作遗忘的角落。二者叠加，环保形势严峻。
另外，污染物筛选仍然滞后，这将是未来环保部门工作的难点。
更需人人参与之风
对于环保，没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差别，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不受污染侵害的权利，也都有保护环境不被侵害的义务。
同样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公众参与促进了《清洁空气法》的诞生，也督促了联邦和地方政府不断提出环境污染的解决方案，促进了环境政策的执行，同时民众直接参与减排活动，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等作出贡献。
我国的PM2. 5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由于公众的广泛参与、新闻媒体和网络一波又一波的炒作，才使得在美国经历了二三十年研究才进入环境标准的PM2. 5，在我国只经历了环保部门不到十年的调研，就被纳入环境质量标准。积极参与环境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是保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方式。
当然，也不能只喊抓贼却不帮忙。就PM2. 5而言，除了用口罩等物品保护自己外（保护好自己，减轻城市医疗系统的负担，也是一种环保），我们还有很多小事可以做：及时检查自己的汽车尾气排放，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少吸烟和吃烤串，减少使用电力和天然气过程中的浪费。
虽然这样的节约很微小，但中国是人口大国，每个人注意一点点，乘以人口基数，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环保关系每个人，中国环保要靠风，更要靠人人参与的社会风气。
（作者系自然地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环境化学和污染物大气传输方面的研究。）
數日前，面对迟迟无法消散的雾霾，北京市环保局前副局长、前新闻发言人杜少中曾在微博中感叹：环保基本靠风？这个问题看似戏谑，实则严肃。人们真的只能把清洁空气寄望于老天爷吗？
只有“风”才立竿见影
纵观工业革命后的环境活动发展史，“经济发展—污染—治理”的路径似乎从未有过改变。著名的雾都伦敦，曾经因为1952年的烟雾事件而导致多达12000人丧生，其罪魁祸首是燃煤取暖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粉尘。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也是世界经典的环境公害事件之一，即使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治理，洛杉矶依然背负着美国人民心目中“污染最严重城市”的恶名。
环境经济学研究中有一条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GDP的增长，环境问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不论是伦敦还是洛杉矶，其环境变化均符合这样一个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初期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初期很难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将环保作为一项必需的事业。“边污染边治理”的美梦极易被经济利益的诱惑打碎。
相对于伦敦和洛杉矶的惨痛过往，我国的环境问题更为复杂。最近十余年来，学者们在中国大城市进行了大量PM2. 5来源的研究。以北京为例，虽然不同的研究中各种污染源所占比例不同，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燃煤、汽车尾气、二次气溶胶（光化学反应）、其他地区的污染传输，都是北京大气PM2. 5的来源。同样，在广州，汽车尾气和燃烧排放两个污染源对于PM2. 5的贡献也是难分高下。
正因为来源复杂，PM2. 5的治理空前困难。因为经费、技术力量等局限，我国环境管理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治理污染最重、影响最大的污染源，即抓主要矛盾，治理好一项再进行下一项。但要治理PM2. 5，只抓单独排放源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付出很大力气也未必见效果。所以说，快速的经济发展是环境污染的催化剂，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复合污染加重了大气PM2. 5的排放并增强了治理的技术难度。在我们享受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也必须接受环境污染这个副产物。
“环保基本靠风”并非一句调侃，在目前无法有效控制污染排放的前提下，要想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地吹走阴霾，只能靠大风。
北京80年代空气呛人
风只能起到短期效果，长期而言，还是要靠对污染排放的治理。曾饱受空气污染侵害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此有丰富经验。
洛杉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光化学污染事件是美国环境管理的转折点，不仅催生了著名的《清洁空气法》，也始终起到了环境管理的示范作用。
在洛杉矶，环境管理措施的核心包括：设立空气质量管理区，加大区域环境管理部门的自主权，使环境政策有效落地；设立排放许可证制度，严控排放源；为交通污染源（从内燃机、汽油到排放）设立严格标准；开放环境交易市场，引入市场化手段；投入强有力的科研及管理力量，开发通用的环评软件及有效的污染控制技术。经过近40年治理，尽管洛杉矶的人口增长了3倍，机动车增长了4倍多，但该地区发布健康警告的天数却从1977年的184天下降到了2004年的4天。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除环境法律法规渐成体系外，还在逐渐消化吸收美国的环境管理经验。北京与洛杉矶有很多可比性，两者不仅在人口规模和发展趋势上相似，而且都毗邻高大山系，污染物不易扩散。
首先，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联合防控机制，有些类似于洛杉矶所在的加州地区的空气质量管理区模式。细心的人已经注意到，雾霾天气中，北京南部PM2. 5的采样点浓度更高，这与北京周边更大强度的排放不无关系。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进行区域联防，有利于污染源治理的深化。
其次，北京环境交易所自2008年开始运行，尽管目前主要是进行碳交易，相信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排污权交易也会提上日程。
此外，就污染源控制而言，北京（甚至说全国）的策略与洛杉矶也不谋而合，都经历了“控制烟筒冒黑烟—禁止居民露天焚烧垃圾—淘汰低标汽油（如使用京V标准）—制定更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督促能源企业使用更为清洁的能源”等过程。这些手段已取得效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学者研究发现，从1985年到1999年，北京的空气质量出现了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发展趋势，空气质量的拐点出现在21世纪的前10年。尽管大家都在诟病北京不时出现的雾霾天气，但比起上世纪80年代的呛人空气，北京空气质量还是处于提升状态的。这与北京市在环保方面逐年增大的投入不无关系。
总之，尽管现状并不算理想，以洛杉矶为镜，我们能看到希望。
但洛杉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空气质量控制是艰难之旅，环境目标很难按时达成，即使已经进行了40年治理，洛杉矶目前的空气质量依然没有完全达到联邦政府《清洁空气法》的标准要求。同时，环境管理手段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再加上人口数量和密度逐年增加，已经处于顶峰的环境管理手段愈发难以发挥作用。而且，随着传统污染物排放逐年下降，曾被忽视的微量污染物的毒性凸显，美国在原来监测7种污染物的基础上，又筛选出了189种空气有毒物质，对于这些物质的监测和控制，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和物力。
我国同样面临上述问题。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发达地区，给这些地区的减排带来更大压力；而欠发达地区又由于技术、资金、当地重视程度等原因，成为减排工作遗忘的角落。二者叠加，环保形势严峻。
另外，污染物筛选仍然滞后，这将是未来环保部门工作的难点。
更需人人参与之风
对于环保，没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差别，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不受污染侵害的权利，也都有保护环境不被侵害的义务。
同样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公众参与促进了《清洁空气法》的诞生，也督促了联邦和地方政府不断提出环境污染的解决方案，促进了环境政策的执行，同时民众直接参与减排活动，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等作出贡献。
我国的PM2. 5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由于公众的广泛参与、新闻媒体和网络一波又一波的炒作，才使得在美国经历了二三十年研究才进入环境标准的PM2. 5，在我国只经历了环保部门不到十年的调研，就被纳入环境质量标准。积极参与环境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是保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方式。
当然，也不能只喊抓贼却不帮忙。就PM2. 5而言，除了用口罩等物品保护自己外（保护好自己，减轻城市医疗系统的负担，也是一种环保），我们还有很多小事可以做：及时检查自己的汽车尾气排放，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少吸烟和吃烤串，减少使用电力和天然气过程中的浪费。
虽然这样的节约很微小，但中国是人口大国，每个人注意一点点，乘以人口基数，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环保关系每个人，中国环保要靠风，更要靠人人参与的社会风气。
（作者系自然地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环境化学和污染物大气传输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