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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的神宫寺敬先生，他的两个女儿如今都是山梨县日中友好协会最活跃的分子。
“父亲在五十年前开始收听中国的日语广播，他觉得该让中国播音员有一个在日本学习语言的机会，便腾出住处，邀请中国播音员、记者到日本访问，接触普通日本人的语言和社会生活。我们家每隔一段时间便邀请一位播音员或者记者来住上数月或者是一年，已经接待了几十位这样的中国客人。”神宫寺先生的大女儿细川敬子对《望东方周刊》说。
不论是中日建交前还是中日两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邀请中国客人来家里长期居住的计划从未停止过。如今神宫寺家族中，女儿们承接了父亲的工作，不断接待来自中国的媒体人士。
中日建交前，在日本主张日中友好的人，大都会被看成是共产主义分子，会受到来自日本国家、右翼组织的种种干扰，很多时候生命都会受到严重威胁。这些年来自日本国家或者民间组织的直接干扰，已经较少。虽然如此，能够坚持主张友好，且有具体行动的人，在今天的日本并不容易。
“我参加日中友好运动，不是从概念出发的，是和中国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交往，从这些中国人身上找到我们共同的体验，追求我们共同的目标。”原《中央公论》月刊主编近藤大博说。
中日两国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具体地去和每个人交流的时候，人们会发现：相互理解的基础依旧存在，个人之间的交流比以往变得更加重要了。
个人体验的中日交流
北京一位李姓女士，颇费周折地在今年3月底去日本参加了女儿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
原以为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通过探亲的方式去日本会很方便，没有想到旅行社首先要的是“亲子鉴定”、亲子鉴定的公证书，等等。在听说走旅游的途径会方便一点后，她便选择了个人游签证。这需要将一年来的收入、房地产证明等一并交给旅行社办理相关手续。好在有自己名下的房产，签证总算下来了。
“没有想到去日本会如此之难。”李女士在拿到签证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要去日本的喜悦，对日本也算不上有什么好感。
到了日本后，看到女儿和街坊邻居的和睦关系，让李女士联想到了三十年前的中国，“那时我们也有过很熟悉的邻居”。大学的毕业仪式，严肃亲切同时让人感动。购买一份很小的商品，店员显得彬彬有礼。问路时因为语言不通，有时日本人会放下手中的活，带她走到要去的地方。这一切让李女士觉得，和日本官方接触时的冷漠消失了，一种少有的亲切感在日本民间找到了。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再次去趟日本。”尽管还是觉得手续麻烦，但李女士的心情改变了不少。
“去过日本旅游的人，大都会对日本游有好的看法。”从事旅游方面业务的吴小姐说。如果不是办签证太困难，日本右翼太过炒作中国威胁等因素，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去日本旅游，通过旅游了解日本。
个人体验的中日交流，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不少日本媒体对中日关系做了调查，大概八成以上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但我们仔细看一下那些对中国没有好感的人，他们是不是有中国朋友，是不是访问过中国？这时人们会发现，没有中国朋友的人，没有去过中国的人，会在民意测验的时候回答说讨厌中国。”日本企业研究院的颜秘书长对《望东方周刊》说。
从具体的中国人看中国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会有三十多名老中青各阶层的人士聚集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的一座大楼里，谈他们眼中的中国人、中国社会。这个会叫做“日中未来会”。
横堀克己会长原在媒体工作，年过七旬。“我们追求的是日中的民间交流。”他对《望东方周刊》说。
不论中日关系出现何种变化，这种年复一年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在横堀会长身边没有停顿过。对中国的理解不是因为中日关系的变化才成为一种需要，而是很多日本普通市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每次开会的时候，先请一位会员谈他看到的中国，然后是大家讨论。当然会谈中国政治上的新变化，经济新动向，但大多数会员的关心点在中国人上面。在中国做过贸易，教过书，或者是日常生活和中国有某种关系，是未来会成员的共同特点。神宫寺敬的两个女儿也是这个会的成员。
把在日本日常中的各种感受转达给中国人，是未来会成员的一个重要活动。
“自从日本决定购岛后，日中关系进入到了建交后最严峻的时期。”对于中日关系的变化，横堀会长今年5月底访问中国的时候，遇到他所认识的中国朋友时，这是他必定要说的一句话。
建交前，日本政府执行反华外交路线，但民间有大量的普通市民向往日中友好，参加到了相关活动中，并为邦交正常化发挥了推动作用。今天在日中遭遇种种问题的时候，民间的力量应该能发挥作用。
“我身边有不少人和中国做贸易，有商务往来。但他们仅仅是做贸易、做和中国有关的销售工作，对中国人、中国国家不闻不问。”未来会成员原绚子说。结果是太多的日本人从媒体报道中间接地了解中国。
日本媒体描绘的中国，成了人们心中的中国。日本一些有影响的媒体，如果是一条中国的正面消息，那么题目会写成“新兴工业国家的巨大机会”等，似乎并不是在谈中国。但要是报道负面消息的话，中国一词赫然印在标题中，唯恐别人不知道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现象。这种倾向明显的报道在日本长年累月地做下去，诱导民众自然对中国产生厌恶，使厌华成为一种民间情绪。
日本最著名的政治家，日复一日地谈中国威胁，谈在价值观上与中国的不同，更加深了这种厌华情绪。
但是如果谈具体的中国人时，情况便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直接和中国有过交流，有中国朋友的人，是不会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的。”原绚子特别重视民间交流的重要性。通过人与人的直接交流，能让人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两国关系，这个关系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波动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民间交流的新渠道
相对来说，日本市民来中国短期访问无需签证，可以很方便地来中国，但到日本去旅游、访问的中国普通游客，大都周转于饭店、企业及观光点中，对于日本社会难有更贴近的理解。
“我更希望中国官员、市民来日本能有一个定点观察日本的场所、机会。”在横滨国立大学常年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村田忠禧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
村田每年带大学生来中国的大学交流，让大学生们去中国同学那里。
“2012年9月18日，我正好带学生在大连理工大学交流。日本媒体报道了中国的游行情况，很多学生的家长十分担心自己孩子的人身安全，希望提前回国。但这里的学生并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异常，大家经过讨论后决定留下来继续交流。后来全体学生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日本。”村田教授回忆说。
因为每天和中国大学生在交流，感受到的中日关系与日本媒体报道的中日关系有着巨大的不同，这样的交流对日本学生来说，自然终生难忘。
相比之下，中国人去日本的时候，这样的交流就显得少了些。除了去日本自由行还非常困难之外，中国市民去日本与学生、市民交流，住在日本市民家中观察日本日常生活的机会还不多。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中日市民间的了解应该能更多，改善中日关系也就有了厚实的基础。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中日交流，作为民间交流的一种新渠道，在今天变得更重要了。
“父亲在五十年前开始收听中国的日语广播，他觉得该让中国播音员有一个在日本学习语言的机会，便腾出住处，邀请中国播音员、记者到日本访问，接触普通日本人的语言和社会生活。我们家每隔一段时间便邀请一位播音员或者记者来住上数月或者是一年，已经接待了几十位这样的中国客人。”神宫寺先生的大女儿细川敬子对《望东方周刊》说。
不论是中日建交前还是中日两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邀请中国客人来家里长期居住的计划从未停止过。如今神宫寺家族中，女儿们承接了父亲的工作，不断接待来自中国的媒体人士。
中日建交前，在日本主张日中友好的人，大都会被看成是共产主义分子，会受到来自日本国家、右翼组织的种种干扰，很多时候生命都会受到严重威胁。这些年来自日本国家或者民间组织的直接干扰，已经较少。虽然如此，能够坚持主张友好，且有具体行动的人，在今天的日本并不容易。
“我参加日中友好运动，不是从概念出发的，是和中国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交往，从这些中国人身上找到我们共同的体验，追求我们共同的目标。”原《中央公论》月刊主编近藤大博说。
中日两国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具体地去和每个人交流的时候，人们会发现：相互理解的基础依旧存在，个人之间的交流比以往变得更加重要了。
个人体验的中日交流
北京一位李姓女士，颇费周折地在今年3月底去日本参加了女儿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
原以为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通过探亲的方式去日本会很方便，没有想到旅行社首先要的是“亲子鉴定”、亲子鉴定的公证书，等等。在听说走旅游的途径会方便一点后，她便选择了个人游签证。这需要将一年来的收入、房地产证明等一并交给旅行社办理相关手续。好在有自己名下的房产，签证总算下来了。
“没有想到去日本会如此之难。”李女士在拿到签证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要去日本的喜悦，对日本也算不上有什么好感。
到了日本后，看到女儿和街坊邻居的和睦关系，让李女士联想到了三十年前的中国，“那时我们也有过很熟悉的邻居”。大学的毕业仪式，严肃亲切同时让人感动。购买一份很小的商品，店员显得彬彬有礼。问路时因为语言不通，有时日本人会放下手中的活，带她走到要去的地方。这一切让李女士觉得，和日本官方接触时的冷漠消失了，一种少有的亲切感在日本民间找到了。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再次去趟日本。”尽管还是觉得手续麻烦，但李女士的心情改变了不少。
“去过日本旅游的人，大都会对日本游有好的看法。”从事旅游方面业务的吴小姐说。如果不是办签证太困难，日本右翼太过炒作中国威胁等因素，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去日本旅游，通过旅游了解日本。
个人体验的中日交流，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不少日本媒体对中日关系做了调查，大概八成以上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但我们仔细看一下那些对中国没有好感的人，他们是不是有中国朋友，是不是访问过中国？这时人们会发现，没有中国朋友的人，没有去过中国的人，会在民意测验的时候回答说讨厌中国。”日本企业研究院的颜秘书长对《望东方周刊》说。
从具体的中国人看中国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会有三十多名老中青各阶层的人士聚集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的一座大楼里，谈他们眼中的中国人、中国社会。这个会叫做“日中未来会”。
横堀克己会长原在媒体工作，年过七旬。“我们追求的是日中的民间交流。”他对《望东方周刊》说。
不论中日关系出现何种变化，这种年复一年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在横堀会长身边没有停顿过。对中国的理解不是因为中日关系的变化才成为一种需要，而是很多日本普通市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每次开会的时候，先请一位会员谈他看到的中国，然后是大家讨论。当然会谈中国政治上的新变化，经济新动向，但大多数会员的关心点在中国人上面。在中国做过贸易，教过书，或者是日常生活和中国有某种关系，是未来会成员的共同特点。神宫寺敬的两个女儿也是这个会的成员。
把在日本日常中的各种感受转达给中国人，是未来会成员的一个重要活动。
“自从日本决定购岛后，日中关系进入到了建交后最严峻的时期。”对于中日关系的变化，横堀会长今年5月底访问中国的时候，遇到他所认识的中国朋友时，这是他必定要说的一句话。
建交前，日本政府执行反华外交路线，但民间有大量的普通市民向往日中友好，参加到了相关活动中，并为邦交正常化发挥了推动作用。今天在日中遭遇种种问题的时候，民间的力量应该能发挥作用。
“我身边有不少人和中国做贸易，有商务往来。但他们仅仅是做贸易、做和中国有关的销售工作，对中国人、中国国家不闻不问。”未来会成员原绚子说。结果是太多的日本人从媒体报道中间接地了解中国。
日本媒体描绘的中国，成了人们心中的中国。日本一些有影响的媒体，如果是一条中国的正面消息，那么题目会写成“新兴工业国家的巨大机会”等，似乎并不是在谈中国。但要是报道负面消息的话，中国一词赫然印在标题中，唯恐别人不知道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现象。这种倾向明显的报道在日本长年累月地做下去，诱导民众自然对中国产生厌恶，使厌华成为一种民间情绪。
日本最著名的政治家，日复一日地谈中国威胁，谈在价值观上与中国的不同，更加深了这种厌华情绪。
但是如果谈具体的中国人时，情况便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直接和中国有过交流，有中国朋友的人，是不会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的。”原绚子特别重视民间交流的重要性。通过人与人的直接交流，能让人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两国关系，这个关系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波动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民间交流的新渠道
相对来说，日本市民来中国短期访问无需签证，可以很方便地来中国，但到日本去旅游、访问的中国普通游客，大都周转于饭店、企业及观光点中，对于日本社会难有更贴近的理解。
“我更希望中国官员、市民来日本能有一个定点观察日本的场所、机会。”在横滨国立大学常年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村田忠禧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
村田每年带大学生来中国的大学交流，让大学生们去中国同学那里。
“2012年9月18日，我正好带学生在大连理工大学交流。日本媒体报道了中国的游行情况，很多学生的家长十分担心自己孩子的人身安全，希望提前回国。但这里的学生并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异常，大家经过讨论后决定留下来继续交流。后来全体学生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日本。”村田教授回忆说。
因为每天和中国大学生在交流，感受到的中日关系与日本媒体报道的中日关系有着巨大的不同，这样的交流对日本学生来说，自然终生难忘。
相比之下，中国人去日本的时候，这样的交流就显得少了些。除了去日本自由行还非常困难之外，中国市民去日本与学生、市民交流，住在日本市民家中观察日本日常生活的机会还不多。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中日市民间的了解应该能更多，改善中日关系也就有了厚实的基础。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中日交流，作为民间交流的一种新渠道，在今天变得更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