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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一次与中小学校长的对话交流活动中，诸多校长纷纷就如何克服教师群体中存在的职业倦怠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职业倦怠的生成，多系工作繁重、压力过大所致。毫无疑义，沉重的工作压力的确是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的原因之一，但它并非是唯一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事实上，即使在一些二、三流的没有多少升学压力的学校，以及那些几乎属于学校升学竞争中的“旁观者”的诸如音、体、美等边缘学科的教师们，同样也存在对工作的倦怠。行为总是发生在行为者与状况的相互关联中。[1]当前中国教师的职业倦怠现象的普遍出现的原因，应到社会和学校中流行的价值取向中去寻找。而泛经济主义文化恰恰是导致教师职业倦怠高发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
所谓泛经济主义，乃是指那种视人的一切行为为经济行为，以经济发展为根本，以经济效益或效率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奉市场化规则为圭臬的一种全社会流行的理念与实践的规则。虽然事实上从未有一位学者自称为经济主义学说，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声称完全实行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经济主义是渗透于现代文化（广义的文化）各个层面的意识形态，是最深入人心的‘硬道理’。”[2]当前中国大众社会文化的现实，恰恰流行着一种泛经济主义的价值观，社会政策也多是不同经济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
一、泛经济主义冲击下教师职业地位变化而引起身份认同危机
一个社会群体或职业人群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一般认为可以从社会声望、财富及权威三个维度进行衡量。社会地位虽然与其经济收入的多少有着一定的关联，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获得的社会声望的高低。在中国，社会声望的获得与个人在社会群体组织中的身份固然有关，但更取决于从事该职业群体成员行为与主流社会理想追求的目标和大众文化的认知之间的一致性如何。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崇尚非物质利益的政治、道德等为核心的，泛政治主义、泛道德主义长期以来是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民间社会与国家主导的理想价值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但在对道德、精神等价值的崇奉上，民间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却达到了高度一致。追求物质享受被视为可耻，而精神境界则被认为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学校被视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作为传播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的教育者在社会生活中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
如果说泛政治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使教育远离了教育的本质，同样泛经济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不仅颠覆了整个社会传统的信仰体系，使人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同样也使以育人为职业的教师的声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经济主义对教师职业地位的作用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发生影响。
直接的作用便是在影响社会地位高低的权力、经济、道德诸因素中，经济的比重加大，经济收入甚至成为民间社会乃至政府衡量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经济地位也直接决定着社会地位的升降。教育工作的性质，使大多数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经济收入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排名永远不可能跻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根据许多社会学研究者的调查，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声望排名远高于一般的私营业主和蓝领工人。[3]问题是为何中小学教师的怨恨心态较比其声望排名低的工人、农民大，发生职业倦怠的几率也大？事实上，基础教育实行绩效考核之后，收入已经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然而这并未从根本上激发教师们工作的积极性，也未消除其职业倦怠的现象。美国学者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对于知识分子的一段分析颇有启示：“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为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社会理应根据他们的价值和贡献给予相应的回报。”[4]当整个社会呈现出极为现实的经济主义文化，知识分子将永远没有幸福感。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的社会文化不仅仅是在经济收入上给教师带来了压力，最为关键的是社会文化取向在精神上给予年轻人以挫折。因为在现今经济主义的环境下，安于现状的年轻人甚至可能被同龄人视为平庸的代名词。
如果说成为“成功人士”只是部分人的梦想，对于绝大多数教师而言影响尚不大的话，那么间接的作用便是指社会经济主义氛围的形成导致教师精神寄托的消失。在泛经济主义的社会文化场域中，一方面所有人可以被还原为经济动物，似乎一切都可以“物”的价值或利润予以衡量，任何高尚精神的追求均被消解、取笑。对向以精神贵族自居的教师而言，其神圣性的地位也正在被消解。教师如果在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接触过程中，再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遁词时，似乎不再有效；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主义文化的形成，教师群体成员一改传统羞于言利的中国传统文人的特点，而对物质利益的争取也不再忌言。当然在社会其他成员均倡导市场法则的同时，却要求教师群体必须依然信守道德法则，就会造成教师在心理上对自己职业的不满与后悔，对自己教书育人的身份认同产生危机，职业倦怠现象亦由此而生。
二、教育经济主义下学校属性的模糊与教师角色的激烈冲突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类的口号或行动常常见诸中央或地方各种媒体，“恭喜发财”一类与个人切身物质利益相关的话题成为民众普遍流行的问候语。这种社会文化的变化，标志着长期被压抑的民间经济意识的复苏以及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强力引入的决心，使中国迅速从一个基于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这不仅带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颠覆了传统的泛政治化社会中权力等级秩序以及对个性和个人物质享受的忽视，同时也使原有的精神信仰体系在这种新的经济文化中被消解。
经济主义的猖行，使教育的经济功能被极力放大。“教育产业化”之类的教育经济主义的流行，教育属性是“公益性”抑或“私益性”之类问题被反复争论，使教育一方面与经济接轨，改变中国教育仅仅成为身份象征的传统，使教育更多地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工具；但另一方面，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为弥补经费短缺，往往会出现围绕学校创收、经营、转制、收费、产权等方面，以增长效益和提升效率为主要追求的教育改革。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招生腐败、学术腐败等现象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和公正性。这一教育发展的现实，使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最低点，教育在舆论和民意中成为“暴利行业”和“腐败重地”。不仅使学校长期以来树立的公益、公正、清廉的形象遭到普遍质疑乃至完全颠覆，而且导致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角色认识变得模糊。愿意付出更多的金钱享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被认为是符合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的合理行为。 教师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给教师带来较为稳定的收入，而且由于他们认定该职业一方面可以使自己能够在与比自己年轻一代的无私交往中感受到快乐，同时教师通过自己的工作使年轻一代从无知到有知，为社会培养了有用的人才，因而使自己常常能够在良好的职业成就感和职业的神圣感中找到慰藉。然而，在教育经济主义社会文化下，传统学校教育拥有的那种“清高”被嘲笑，教育职业不再能享受到“崇高”（尽管可能只是理论上、精神上的）的待遇，教育部门与社会其他机构和组织一样，只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部门而已。尤其是家长和学生动辄以“消费者自居”，学校常常以“学生乃我们的衣食父母”为训诫，教师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早已荡然无存。对于教师职业，不仅社会普通民众常常以一种鄙视的“商业人”视之，教师们对自己的教育者角色也常常发生困惑：教师到底是教书育人的教育者，还是知识的贩卖者？教师将自己的职业仅仅看作是一个获取报酬的饭碗而已，一旦感觉到这个“饭碗”所获得的收益与付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教师们往往会使自己处于一种无激情的状态之下工作。而当社会大多数成员均可按照市场法则行事，却唯独要求教师等少数群体成员必须要有牺牲精神时，这种怨恨情绪更是油然而生。
三、经济效率崇拜下巨型学校的形成与教师团体认知的减弱
泛经济主义渗透社会文化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全社会个体与机构对金钱的崇拜和对经济效率最大化的追求。优化组合、注重办学的规模和效益等侧重于“经济成本”降低等一系列举措成为学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与教师编制有着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当编制一定时，招生人数的多寡直接决定着学校运行成本的高低和学校效益的大小。招生越多，当然学校的经费也就越宽裕。因此，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默许学校通过扩招来解决经费问题，而某些学校尤其是某些“热门”学校，热衷于办校中校、招议价生，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同年级的平行班级有的达到三、四十个，而班级人数有的小学多达80余人。
对于学校的巨型化给教育发展带来的影响，研究者多从教学质量的影响出发。事实上，教师对于自己所属群体的归属感的降低和职业倦怠的形成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这直接影响着教师的职业生态的状况。这种影响可以从作为被管理者的教师与学校管理者之间和作为教育者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断裂之中表现出来。
在巨型学校中，全校教职工人数一般在300人以上，为此学校在组织机构上建立了科层化制度，有的学校在学校管理者之下还实行年级主任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在这个人数众多的学校团体中，个体之间相互交往的频次受到极大影响，特别是教师与学校最高管理层之间的直接交往更少，而“团体之成，端赖个人间意识的交通……聚群盲于暗室，虽接近而无交通，有目者若熟视无睹，则彼此间意识亦不能通，二者均不得成为团体”[5]。当群体中人与人尤其是组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交往较弱乃至断裂之后，群体成员之间的归属感便被削弱。
与此同时，教师在与人数众多的学生群体的交往过程中，由于疲于应付课堂秩序的整治，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因此教师与学生个体的交往频次也会急剧减少。一旦教师与学生的交往难以深入，教师就不可能融入学生群体之中，师生之间的交往就难以真正做到心与心的交流和对话，教师在学生群体中也就难以实现自己的成就感。
四、经济管理模式下校长非人文化管理方式对教师成就感的降低
在泛经济主义的影响下，经济管理模式曾被视为一切社会管理的“圭臬”，政府的管理模式也开始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学校作为社会组织系统的一部分，也在管理模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
对于学校政策或措施的制定者、决策者而言，如何提高学校对社会的吸引力，为学校增值创收，是体现管理者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事实上，教育管理者对于升学率的追求，乃是因为看到它是关乎学校生存、发展的重大事情。只有升学率高了，报考的学生才会增多，接受学生的费用也才会增多，当然也可由此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师的生活与工作的条件。将经济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引入学校管理之中，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率。因此，在中国当下的中小学中，与升学相关的学科教师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教师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他们晋升的机会也远远大于音、体、美的教师。
当前中小学对教师管理上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通过对教师工作的定量化考核而予以评价，并将其与教师的物质报酬直接挂钩。对于校方管理者而言，教师与其他社会群体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不实施严格的管理，势必会导致教师对自身工作的懈怠，影响教学质量，引起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的不满。有效管理的方法莫过于管理措施的规范化、数据化、经济化。
然而，大多数教师在内心并不认可校方的管理方法。各教师出于不同的目的和立场，反复强调教育工作有其特殊性。过于定性化的评价将抹杀教师教育教学的个性特色，否定教师们的专业立场，同时也是违反教育教学规律的。为了学校的经济利益，甚至害怕得罪家长而不惜牺牲教师利益和尊严的做法，更是使教育者无法开展工作。事实上，尽管由于学校管理者的权力，使教师并不公开反抗校长等管理者的指示，教师工作的激情亦将不再。
总而言之，如果校长们不能让教师有尊严地工作，教师自身又不能自尊自强，那么，想要使学校之内的教师消除职业倦怠，让学校之外的社会人士尊重教师，尊重教师从事的事业，那只能是一种奢望。
【参考文献】
[1][日]作田启一.价值社会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卢风.经济主义批判[J].伦理学研究，2004（7）.
[3]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社会学研究，2005（2）.
[4][美]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
[5]雷同群.教育社会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士）
所谓泛经济主义，乃是指那种视人的一切行为为经济行为，以经济发展为根本，以经济效益或效率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奉市场化规则为圭臬的一种全社会流行的理念与实践的规则。虽然事实上从未有一位学者自称为经济主义学说，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声称完全实行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经济主义是渗透于现代文化（广义的文化）各个层面的意识形态，是最深入人心的‘硬道理’。”[2]当前中国大众社会文化的现实，恰恰流行着一种泛经济主义的价值观，社会政策也多是不同经济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
一、泛经济主义冲击下教师职业地位变化而引起身份认同危机
一个社会群体或职业人群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一般认为可以从社会声望、财富及权威三个维度进行衡量。社会地位虽然与其经济收入的多少有着一定的关联，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获得的社会声望的高低。在中国，社会声望的获得与个人在社会群体组织中的身份固然有关，但更取决于从事该职业群体成员行为与主流社会理想追求的目标和大众文化的认知之间的一致性如何。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崇尚非物质利益的政治、道德等为核心的，泛政治主义、泛道德主义长期以来是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民间社会与国家主导的理想价值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但在对道德、精神等价值的崇奉上，民间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却达到了高度一致。追求物质享受被视为可耻，而精神境界则被认为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学校被视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作为传播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的教育者在社会生活中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
如果说泛政治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使教育远离了教育的本质，同样泛经济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不仅颠覆了整个社会传统的信仰体系，使人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同样也使以育人为职业的教师的声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经济主义对教师职业地位的作用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发生影响。
直接的作用便是在影响社会地位高低的权力、经济、道德诸因素中，经济的比重加大，经济收入甚至成为民间社会乃至政府衡量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经济地位也直接决定着社会地位的升降。教育工作的性质，使大多数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经济收入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排名永远不可能跻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根据许多社会学研究者的调查，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声望排名远高于一般的私营业主和蓝领工人。[3]问题是为何中小学教师的怨恨心态较比其声望排名低的工人、农民大，发生职业倦怠的几率也大？事实上，基础教育实行绩效考核之后，收入已经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然而这并未从根本上激发教师们工作的积极性，也未消除其职业倦怠的现象。美国学者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对于知识分子的一段分析颇有启示：“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为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社会理应根据他们的价值和贡献给予相应的回报。”[4]当整个社会呈现出极为现实的经济主义文化，知识分子将永远没有幸福感。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的社会文化不仅仅是在经济收入上给教师带来了压力，最为关键的是社会文化取向在精神上给予年轻人以挫折。因为在现今经济主义的环境下，安于现状的年轻人甚至可能被同龄人视为平庸的代名词。
如果说成为“成功人士”只是部分人的梦想，对于绝大多数教师而言影响尚不大的话，那么间接的作用便是指社会经济主义氛围的形成导致教师精神寄托的消失。在泛经济主义的社会文化场域中，一方面所有人可以被还原为经济动物，似乎一切都可以“物”的价值或利润予以衡量，任何高尚精神的追求均被消解、取笑。对向以精神贵族自居的教师而言，其神圣性的地位也正在被消解。教师如果在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接触过程中，再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遁词时，似乎不再有效；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主义文化的形成，教师群体成员一改传统羞于言利的中国传统文人的特点，而对物质利益的争取也不再忌言。当然在社会其他成员均倡导市场法则的同时，却要求教师群体必须依然信守道德法则，就会造成教师在心理上对自己职业的不满与后悔，对自己教书育人的身份认同产生危机，职业倦怠现象亦由此而生。
二、教育经济主义下学校属性的模糊与教师角色的激烈冲突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类的口号或行动常常见诸中央或地方各种媒体，“恭喜发财”一类与个人切身物质利益相关的话题成为民众普遍流行的问候语。这种社会文化的变化，标志着长期被压抑的民间经济意识的复苏以及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强力引入的决心，使中国迅速从一个基于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这不仅带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颠覆了传统的泛政治化社会中权力等级秩序以及对个性和个人物质享受的忽视，同时也使原有的精神信仰体系在这种新的经济文化中被消解。
经济主义的猖行，使教育的经济功能被极力放大。“教育产业化”之类的教育经济主义的流行，教育属性是“公益性”抑或“私益性”之类问题被反复争论，使教育一方面与经济接轨，改变中国教育仅仅成为身份象征的传统，使教育更多地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工具；但另一方面，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为弥补经费短缺，往往会出现围绕学校创收、经营、转制、收费、产权等方面，以增长效益和提升效率为主要追求的教育改革。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招生腐败、学术腐败等现象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和公正性。这一教育发展的现实，使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最低点，教育在舆论和民意中成为“暴利行业”和“腐败重地”。不仅使学校长期以来树立的公益、公正、清廉的形象遭到普遍质疑乃至完全颠覆，而且导致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角色认识变得模糊。愿意付出更多的金钱享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被认为是符合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的合理行为。 教师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给教师带来较为稳定的收入，而且由于他们认定该职业一方面可以使自己能够在与比自己年轻一代的无私交往中感受到快乐，同时教师通过自己的工作使年轻一代从无知到有知，为社会培养了有用的人才，因而使自己常常能够在良好的职业成就感和职业的神圣感中找到慰藉。然而，在教育经济主义社会文化下，传统学校教育拥有的那种“清高”被嘲笑，教育职业不再能享受到“崇高”（尽管可能只是理论上、精神上的）的待遇，教育部门与社会其他机构和组织一样，只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部门而已。尤其是家长和学生动辄以“消费者自居”，学校常常以“学生乃我们的衣食父母”为训诫，教师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早已荡然无存。对于教师职业，不仅社会普通民众常常以一种鄙视的“商业人”视之，教师们对自己的教育者角色也常常发生困惑：教师到底是教书育人的教育者，还是知识的贩卖者？教师将自己的职业仅仅看作是一个获取报酬的饭碗而已，一旦感觉到这个“饭碗”所获得的收益与付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教师们往往会使自己处于一种无激情的状态之下工作。而当社会大多数成员均可按照市场法则行事，却唯独要求教师等少数群体成员必须要有牺牲精神时，这种怨恨情绪更是油然而生。
三、经济效率崇拜下巨型学校的形成与教师团体认知的减弱
泛经济主义渗透社会文化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全社会个体与机构对金钱的崇拜和对经济效率最大化的追求。优化组合、注重办学的规模和效益等侧重于“经济成本”降低等一系列举措成为学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与教师编制有着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当编制一定时，招生人数的多寡直接决定着学校运行成本的高低和学校效益的大小。招生越多，当然学校的经费也就越宽裕。因此，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默许学校通过扩招来解决经费问题，而某些学校尤其是某些“热门”学校，热衷于办校中校、招议价生，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同年级的平行班级有的达到三、四十个，而班级人数有的小学多达80余人。
对于学校的巨型化给教育发展带来的影响，研究者多从教学质量的影响出发。事实上，教师对于自己所属群体的归属感的降低和职业倦怠的形成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这直接影响着教师的职业生态的状况。这种影响可以从作为被管理者的教师与学校管理者之间和作为教育者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断裂之中表现出来。
在巨型学校中，全校教职工人数一般在300人以上，为此学校在组织机构上建立了科层化制度，有的学校在学校管理者之下还实行年级主任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在这个人数众多的学校团体中，个体之间相互交往的频次受到极大影响，特别是教师与学校最高管理层之间的直接交往更少，而“团体之成，端赖个人间意识的交通……聚群盲于暗室，虽接近而无交通，有目者若熟视无睹，则彼此间意识亦不能通，二者均不得成为团体”[5]。当群体中人与人尤其是组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交往较弱乃至断裂之后，群体成员之间的归属感便被削弱。
与此同时，教师在与人数众多的学生群体的交往过程中，由于疲于应付课堂秩序的整治，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因此教师与学生个体的交往频次也会急剧减少。一旦教师与学生的交往难以深入，教师就不可能融入学生群体之中，师生之间的交往就难以真正做到心与心的交流和对话，教师在学生群体中也就难以实现自己的成就感。
四、经济管理模式下校长非人文化管理方式对教师成就感的降低
在泛经济主义的影响下，经济管理模式曾被视为一切社会管理的“圭臬”，政府的管理模式也开始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学校作为社会组织系统的一部分，也在管理模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
对于学校政策或措施的制定者、决策者而言，如何提高学校对社会的吸引力，为学校增值创收，是体现管理者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事实上，教育管理者对于升学率的追求，乃是因为看到它是关乎学校生存、发展的重大事情。只有升学率高了，报考的学生才会增多，接受学生的费用也才会增多，当然也可由此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师的生活与工作的条件。将经济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引入学校管理之中，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率。因此，在中国当下的中小学中，与升学相关的学科教师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教师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他们晋升的机会也远远大于音、体、美的教师。
当前中小学对教师管理上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通过对教师工作的定量化考核而予以评价，并将其与教师的物质报酬直接挂钩。对于校方管理者而言，教师与其他社会群体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不实施严格的管理，势必会导致教师对自身工作的懈怠，影响教学质量，引起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的不满。有效管理的方法莫过于管理措施的规范化、数据化、经济化。
然而，大多数教师在内心并不认可校方的管理方法。各教师出于不同的目的和立场，反复强调教育工作有其特殊性。过于定性化的评价将抹杀教师教育教学的个性特色，否定教师们的专业立场，同时也是违反教育教学规律的。为了学校的经济利益，甚至害怕得罪家长而不惜牺牲教师利益和尊严的做法，更是使教育者无法开展工作。事实上，尽管由于学校管理者的权力，使教师并不公开反抗校长等管理者的指示，教师工作的激情亦将不再。
总而言之，如果校长们不能让教师有尊严地工作，教师自身又不能自尊自强，那么，想要使学校之内的教师消除职业倦怠，让学校之外的社会人士尊重教师，尊重教师从事的事业，那只能是一种奢望。
【参考文献】
[1][日]作田启一.价值社会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卢风.经济主义批判[J].伦理学研究，2004（7）.
[3]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社会学研究，2005（2）.
[4][美]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
[5]雷同群.教育社会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