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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白露刚过，儿子就把我从乡下接到城里来小住。
这天，我接孙子放学，路过金桥农贸市场，远远的就闻到扑鼻的烤红薯香味。孙子缠着我说：“爷爷，我要吃烤红薯。”我说：“烤红薯有啥好吃的。”孙子不依，拉着我径直走到烤红薯摊前，我说：“爷爷不吃，你就挑个小的自个儿吃吧。”
孙子说：“爷爷，你先尝一口吗？”我说：“你吃吧，咱们农村也有这物。”
烤红薯啊烤红薯，不是我不爱吃，实在是你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令人伤痛的记忆。
我是河南人，家在豫西南的一个小山沟。1968年，我刚高中毕业，村里同族的四爷说我算是个“文化人”，就让我去村部的小学教书，因为四爷是村长，代表村“革委会”，一人说了算。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在政治觉悟上天天搞“斗私批修”，在生产上搞“亩产万斤”，浮夸风闹得粮食十分紧张。
我教的是三年級，学生都是左邻右舍的孩子。就在我教书的第二个学期，村里遭受了自然灾害，家家户户没有吃的。当时村里有一块三亩多的山坡红薯地，正好孩子们上学路过，村里派人专门照看。
清秋的一天，我和三个孩子一起放学回家，走到半路，其中一个孩子突然问我：“老师，你想吃红薯吗?”我随口说：“谁不想吃。”谁知两个孩子变戏法似地从书包里掏出五个红薯。我立即严肃地说：“红薯是集体的，怎能随便偷，要让人看到，还了得。”
孩子们一脸苦笑，他们不懂得这个社会是怎么了，只知道饿了要吃东西。
孩子們怕被人看到，不敢把红薯带回家，扔掉又太可惜，就央求我说：“老师，干脆找个偏僻的地方，把红薯烧吃了再回家吧。”我一听，也只有如此。于是，我和孩子们跑到一个小山坳，捡了些柴，开始烧红薯。大约过了五六分钟，红薯只有半成熟，孩子们就把红薯从火里扒出来吃。一个孩子从火堆里扒出一个红薯递给我，我再三拒绝，孩子们不依，我只好接过红薯，吃起来。
吃了不到一半，突然，四爷从村部开会回来，寻着烟雾走到我们跟前。
四爷见状大发脾气，冲着我说：“我让你教书，你却带孩子来偷集体的财产，从今儿起，你就不要教书了，村里与你划清界限。”我给四爷解释，可他坚决不相信。我说：“四爷，不管是谁弄来的红薯，就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就放过吧，再说咱们族上还没出三腹。”四爷一脸怒气：“你是你，我是我，谁跟你这样路线的人是同族。”
下午，村里召开村民大会，主持会议的四爷先宣布了我的“资本主义黑五类”成分，然后一个眼色，六个红卫兵就把我押到台前，用事先准备好了的纸糊的高帽子戴到我头上，两尺多长的高帽子上写着“无产阶級的敌人”，然后让我和村里的几个地主、富农成分的“黑五类”站到一起，向群众“认罪”。
我眼里掉着泪，心里滴着血。
我还连累了父母，我们一家成了全村批斗的重点。从此后，村里每逢开“斗私批修”大会，我和我父母就被红卫兵不是用绳索捆绑，就是背着石块“游乡”。
1981年秋，我背负了十多年的“黑五类”成分终于被彻底平反。
我看着孙子尽兴地吃着烤红薯的幸福劲儿，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人生如白驹过隙，回想过去那个激情的年代，看看活在当下的今天，愿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永远成为过去。■
这天，我接孙子放学，路过金桥农贸市场，远远的就闻到扑鼻的烤红薯香味。孙子缠着我说：“爷爷，我要吃烤红薯。”我说：“烤红薯有啥好吃的。”孙子不依，拉着我径直走到烤红薯摊前，我说：“爷爷不吃，你就挑个小的自个儿吃吧。”
孙子说：“爷爷，你先尝一口吗？”我说：“你吃吧，咱们农村也有这物。”
烤红薯啊烤红薯，不是我不爱吃，实在是你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令人伤痛的记忆。
我是河南人，家在豫西南的一个小山沟。1968年，我刚高中毕业，村里同族的四爷说我算是个“文化人”，就让我去村部的小学教书，因为四爷是村长，代表村“革委会”，一人说了算。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在政治觉悟上天天搞“斗私批修”，在生产上搞“亩产万斤”，浮夸风闹得粮食十分紧张。
我教的是三年級，学生都是左邻右舍的孩子。就在我教书的第二个学期，村里遭受了自然灾害，家家户户没有吃的。当时村里有一块三亩多的山坡红薯地，正好孩子们上学路过，村里派人专门照看。
清秋的一天，我和三个孩子一起放学回家，走到半路，其中一个孩子突然问我：“老师，你想吃红薯吗?”我随口说：“谁不想吃。”谁知两个孩子变戏法似地从书包里掏出五个红薯。我立即严肃地说：“红薯是集体的，怎能随便偷，要让人看到，还了得。”
孩子们一脸苦笑，他们不懂得这个社会是怎么了，只知道饿了要吃东西。
孩子們怕被人看到，不敢把红薯带回家，扔掉又太可惜，就央求我说：“老师，干脆找个偏僻的地方，把红薯烧吃了再回家吧。”我一听，也只有如此。于是，我和孩子们跑到一个小山坳，捡了些柴，开始烧红薯。大约过了五六分钟，红薯只有半成熟，孩子们就把红薯从火里扒出来吃。一个孩子从火堆里扒出一个红薯递给我，我再三拒绝，孩子们不依，我只好接过红薯，吃起来。
吃了不到一半，突然，四爷从村部开会回来，寻着烟雾走到我们跟前。
四爷见状大发脾气，冲着我说：“我让你教书，你却带孩子来偷集体的财产，从今儿起，你就不要教书了，村里与你划清界限。”我给四爷解释，可他坚决不相信。我说：“四爷，不管是谁弄来的红薯，就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就放过吧，再说咱们族上还没出三腹。”四爷一脸怒气：“你是你，我是我，谁跟你这样路线的人是同族。”
下午，村里召开村民大会，主持会议的四爷先宣布了我的“资本主义黑五类”成分，然后一个眼色，六个红卫兵就把我押到台前，用事先准备好了的纸糊的高帽子戴到我头上，两尺多长的高帽子上写着“无产阶級的敌人”，然后让我和村里的几个地主、富农成分的“黑五类”站到一起，向群众“认罪”。
我眼里掉着泪，心里滴着血。
我还连累了父母，我们一家成了全村批斗的重点。从此后，村里每逢开“斗私批修”大会，我和我父母就被红卫兵不是用绳索捆绑，就是背着石块“游乡”。
1981年秋，我背负了十多年的“黑五类”成分终于被彻底平反。
我看着孙子尽兴地吃着烤红薯的幸福劲儿，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人生如白驹过隙，回想过去那个激情的年代，看看活在当下的今天，愿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永远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