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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平生很难说一路坦途，但确有几件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其中最佳的机遇是1978年考取了王琦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彼时，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从事美术理论和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几位老师的职称问题被“文革”所误，一时不能取得硕导资格，便把王琦先生从版画系请来当导师，从此我便成了中国首批美术史论研究生，并决定了一生的治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