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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30年代记者范长江先生在游历中国西部地区后，出版发行的通讯集册《中国的西北角》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向广大民众展现了西北地区落后的经济社会面貌，揭露了西北地区的民族矛盾问题，并批判了统治阶级的黑暗腐败。此书在中国通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当今研究近代中国西北历史问题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的西北角》;经济危机;民族问题
1、前言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深重。1935年青年记者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抱着“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的西北地区历史现状”两个目的，考察游历西北地区，最后《中国的西北角》成书，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的通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书中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现状、民生问题、民族矛盾、宗教纠纷、军阀混战等问题进行了如实报道。广大读者对中国的西北地区实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红军长征事件有了更全面和更客观的了解。本文结合历史背景，对20世纪上半叶的西北社会，以及国家形势做一些思考。
2、内忧外患背景下的中国西北之行
范长江先生1935年7月从成都出发开始这次的考察旅行，详细记录了自己在路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给广大读者呈现了当时广大西北地区真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面貌。作者从成都出发后向北进入松潘一带，接着到甘南地区，最后到达兰州。对兰州和西安两个城市是重点考察后，开始祁连山南的旅行，往西去到西宁。结束青海之行，作者向祁连山北走去，游历了甘肃省的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最后从兰州顺着黄河东行，到达了山西包头，结束了这次历时十个月的游历。在此次考察中，范长江先生的足迹遍及川、陕、甘、青、内等广大西北地区。
根据范长江先生西北之行的两个目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内忧外患的国情是促使他动身考察的重要原因。范长江先生考察松潘地区时，看到藏汉民族矛盾深重，汉族统治者对藏人的歧视压迫，愤懑地说到：“东亚国际争夺之重心，已集中于中国，中国各民族的不合理关系，正与人以可趁之机。姑且不论事之内容如何，满族已不在中国范围中，外蒙古之独立，西藏之附英，已为不可讳言之事实。”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势力争夺东亚市场，中国内忧外患深重。热河、察哈尔以及河北北部大部分地区先后被侵占;外蒙古在外国势力的鼓动下撺取独立;西南地区的西藏问题也非常严峻。作者对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意识到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对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和促进民族团进步的重要性。
3、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危机
20世纪上半叶，整个西北地区的经济处于凋敝破产的状态，道路上饿殍横行，民不聊生。根据作者在书中的描述，笔者认为西北地区的经济衰败最主要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都市工业的发展，造成农村手工业萎缩或破产。范长江先生在正式开始西北地区考察旅行之前游历了成都周边地区，针对当地农民生活日益窘迫的现状，他总结到都市工业是影响农村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随着都市工业的发展，人们对都市制成品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加，但是工业品价格增长远比农产品增长快，农民经济逐渐走向下坡路。另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中国广大的西部农村地区展现出日趋消沉和窘迫的状态。
（二）长期战乱对经济的严重破坏。20世纪上半叶以来，整个中国都处于动荡和战争的阴影之下。战乱导致西北地区矿物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资源的闲置无用。作者认为正真之财富，是解决民生之衣食住行上消费的货物。范长江先生认为只有民生得以保障，国家才能谈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性。其次是“泡沫经济”现象的出现，西安是典型的例子。当时西北地区的很多城市经济在走下坡路，但由于陇海线的开通，加上军事中心移至西安，西安相反的却出现了急促的繁荣。范长江先生分析到长安的发展只是暂时性的。长安只是以单纯消费景气为实质，让钱与势力集中于部分人的手中，这样的“泡沫经济”势必会对经济的常态发展造成破坏。
（三）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站”作用的失效。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这些城市是古代丝绸之路通往中亚，乃至欧洲的重要站点，但在作者游历甘肃一带时，经济破产已经代替了此前富庶景象。最主要的原因是清代以后，新疆与内地的交通阻滞，“商业过道”资格的取消，经济一直走下坡路。笔者认为，除了陆上城市“过站”功能的消失，海路运输的发展也给西北陆路商贸造成巨大挑战。随着近代海洋运输的发展，部分陆路运输转为海上运输。加上20世纪陇海公路和西兰公路的开通，张掖以北的地区逐渐处于孤立状态。
（四）“鸦片经济”以及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西北地区广袤的肥沃土地用于种植鸦片，吸食鸦片者随处可见。鸦片侵蚀中国百姓身心，摧毁了农村经济。西北地区种植鸦片的主要原因除了鸦片利潤较高，刺激了农民种植，另一个在于鸦片种植成为了军阀获得财源的手段，腐败的官僚政治与鸦片种植有着深厚的连带关系。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不良，国家行政机关腐化以及相当数量的各级官吏缺乏廉洁自律行为，也是导致鸦片种植问题变得日益棘手和无法医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战乱年代，种植鸦片即破坏和挤占了农业用地，也对农村劳动力造成巨大打击，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逐渐走向萎缩的重要原因。
4、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
我国西北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四川松潘一带主要是汉藏民族杂居，甘肃、青海一带主要有汉藏回蒙等民族聚居。西北地区整体存在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各民族杂居，民族矛盾严重的问题。因此民族问题的探讨是《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的焦点之一。
（一）西北一带民族矛盾深重，范长江先生多次提出要注重民族平等问题，减少民族间的间隔和分歧。松潘地区、陕甘一带都存在严重的藏汉民族矛盾，青海地区回族、汉族、藏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杂居，也存在诸多民族问题。统治者却没有作为，在民族地区征收严苛税收，采取完全封建、神权的统治，百姓苦不堪言。范长江先生针对处理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平等提出自己的观点：真正团结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联合，所谓民族瓶得到真正意义，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经济上，“发展机会之平等”。在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背景之下，如果民族矛盾的持续恶化，加上外国势力的煽动，势必有国家严重分裂的危机。因此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巩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至关重要。 （二）西藏地方上层间的矛盾。范长江游历青海一带时，正值出走内地的班禅喇嘛筹备返藏事宜，因此范长江先生在塔尔寺拜访了返藏途中暂住青海塔尔寺的九世班禅。在交谈中，九世班禅对西藏未来的交通、军事、教育、内政、财政等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展望与规划。但由于外国势力的挑拨与地方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九十班禅返藏受阻，于1937年在玉树圆寂，西藏发展计划成为泡影。从班禅返藏受阻事件可以看出，在19世纪上半叶边疆地区民族内部矛盾和地区不稳定因素凸显。
（三）军阀在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以及实施的相关的民族政策。范长江先生到达青海西宁，亲自采访了青海军阀马步芳，考察他在军事、经济、民族和教育各方面采取的治理措施。总结马步芳在青海的军阀统治，作者归纳了以下四点：第一，“兵者，凶器也”，没有政治大道作为指标，只是扩张整理军队，这是“杀力”的培养;第二，“与民争利，而不与民分利”的财政政策，只会导致民生日困，社会日艰;第三，青海目前的安定，只是马步芳武力统治的结果，并不是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第四，要赶快办理教育，教育是解决西北各种问题的最好办法。作者认为青海的政治军事财政都脱离的正轨，这种为己谋私的军阀集团统治将会走上危险的道路。
（四）外国传教士在西北地区的活动，与本土宗教之间产生矛盾。在整个游历途中，范长江先生看到中国西北地区有大量的外国传教士在自由活动。在内忧外患深重时期，传教士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由活动，势必存在国家安全隐患，例如记者在路途中偶遇一名英籍传教士，对西北地区各方面的状况了如指掌。另一方面，西北地区的藏回民族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势必会与当地的本土宗教产生教义上的冲突和资源上的争夺，国家稳定与安全令人深感忧虑。
5、評价与总结
范长江先生的《中国的西北角》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引起全国人民对西北地区的广泛关注，主要有以下及方面的原因：（一）通讯内容贴近社会热点问题，吸引人民关注，例如内忧外患背景下，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北地区成民众的舆论对象，此外三十年代如火如荼开展的“开发西部“也是人们的关注事件;（二）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报道了共产党红军行踪，曲折回应各界关注的政治焦点;（三）通过神奇独特的社会生活记载，揭开了西部风土人情神秘面纱;（四）真实客观地展现了百姓疾苦，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引人关注;（五）作者忧国忧民的真挚感情打动读者;（六）范长江先生通过大量历史典故，学习古代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理念和民族管理政策，对西北地区当时的治理有反思和借鉴意义。
范长江现身的西北考察之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文中表达了他对百姓生活疾苦的同情，对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愤怒，具有深厚现实关怀和家国情怀。但文中一些观点不免也存在偏颇错误，例如他在阐述民族宗教问题时，对清朝实施的宗教政策做了全盘否定。在范长江先生的论述中，清朝的宗教政策是绝对愚昧，是对藏蒙民族的摧残。从历史角度来看，清朝实施“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宗教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与西藏地方的联系，有利于藏族内聚和稳定。另一方面，通过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加强了对蒙古部落的管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因此范长江先生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和局限性。
范长江先生作为一名记者，通过自己客观公正的游历报道，使广大读者知道中国西北地区的真实情况，可以说实现了他开始游历西北角时的初衷。结束此次旅行后，他成为了《大公报》的正式记者，此后奋斗于抗战前线的信息报道，对宣传中共方针纲领做出巨大贡献。而《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对我们今天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西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新华出版社，1980年.
[2]傅建成.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与农村经济的危机[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4）.
[3]倪延年.论《中国的西北角》产生轰动的动因及启示[J].新闻春秋，2019（01）.
[4]杨军民.从《中国的西北角》看三十年代甘肃的烟毒问题[J].河西学院学报，2006（06）.
[5]刘丙芬.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中国的西北角》的成功[J].青年记者，2013（12）.
作者简介：杨晓会（1994.08-），女，云南省楚雄人，成都市武侯区四川大学，边疆学专业，硕士。
关键词：《中国的西北角》;经济危机;民族问题
1、前言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深重。1935年青年记者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抱着“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的西北地区历史现状”两个目的，考察游历西北地区，最后《中国的西北角》成书，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的通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书中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现状、民生问题、民族矛盾、宗教纠纷、军阀混战等问题进行了如实报道。广大读者对中国的西北地区实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红军长征事件有了更全面和更客观的了解。本文结合历史背景，对20世纪上半叶的西北社会，以及国家形势做一些思考。
2、内忧外患背景下的中国西北之行
范长江先生1935年7月从成都出发开始这次的考察旅行，详细记录了自己在路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给广大读者呈现了当时广大西北地区真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面貌。作者从成都出发后向北进入松潘一带，接着到甘南地区，最后到达兰州。对兰州和西安两个城市是重点考察后，开始祁连山南的旅行，往西去到西宁。结束青海之行，作者向祁连山北走去，游历了甘肃省的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最后从兰州顺着黄河东行，到达了山西包头，结束了这次历时十个月的游历。在此次考察中，范长江先生的足迹遍及川、陕、甘、青、内等广大西北地区。
根据范长江先生西北之行的两个目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内忧外患的国情是促使他动身考察的重要原因。范长江先生考察松潘地区时，看到藏汉民族矛盾深重，汉族统治者对藏人的歧视压迫，愤懑地说到：“东亚国际争夺之重心，已集中于中国，中国各民族的不合理关系，正与人以可趁之机。姑且不论事之内容如何，满族已不在中国范围中，外蒙古之独立，西藏之附英，已为不可讳言之事实。”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势力争夺东亚市场，中国内忧外患深重。热河、察哈尔以及河北北部大部分地区先后被侵占;外蒙古在外国势力的鼓动下撺取独立;西南地区的西藏问题也非常严峻。作者对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意识到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对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和促进民族团进步的重要性。
3、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危机
20世纪上半叶，整个西北地区的经济处于凋敝破产的状态，道路上饿殍横行，民不聊生。根据作者在书中的描述，笔者认为西北地区的经济衰败最主要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都市工业的发展，造成农村手工业萎缩或破产。范长江先生在正式开始西北地区考察旅行之前游历了成都周边地区，针对当地农民生活日益窘迫的现状，他总结到都市工业是影响农村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随着都市工业的发展，人们对都市制成品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加，但是工业品价格增长远比农产品增长快，农民经济逐渐走向下坡路。另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中国广大的西部农村地区展现出日趋消沉和窘迫的状态。
（二）长期战乱对经济的严重破坏。20世纪上半叶以来，整个中国都处于动荡和战争的阴影之下。战乱导致西北地区矿物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资源的闲置无用。作者认为正真之财富，是解决民生之衣食住行上消费的货物。范长江先生认为只有民生得以保障，国家才能谈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性。其次是“泡沫经济”现象的出现，西安是典型的例子。当时西北地区的很多城市经济在走下坡路，但由于陇海线的开通，加上军事中心移至西安，西安相反的却出现了急促的繁荣。范长江先生分析到长安的发展只是暂时性的。长安只是以单纯消费景气为实质，让钱与势力集中于部分人的手中，这样的“泡沫经济”势必会对经济的常态发展造成破坏。
（三）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站”作用的失效。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这些城市是古代丝绸之路通往中亚，乃至欧洲的重要站点，但在作者游历甘肃一带时，经济破产已经代替了此前富庶景象。最主要的原因是清代以后，新疆与内地的交通阻滞，“商业过道”资格的取消，经济一直走下坡路。笔者认为，除了陆上城市“过站”功能的消失，海路运输的发展也给西北陆路商贸造成巨大挑战。随着近代海洋运输的发展，部分陆路运输转为海上运输。加上20世纪陇海公路和西兰公路的开通，张掖以北的地区逐渐处于孤立状态。
（四）“鸦片经济”以及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西北地区广袤的肥沃土地用于种植鸦片，吸食鸦片者随处可见。鸦片侵蚀中国百姓身心，摧毁了农村经济。西北地区种植鸦片的主要原因除了鸦片利潤较高，刺激了农民种植，另一个在于鸦片种植成为了军阀获得财源的手段，腐败的官僚政治与鸦片种植有着深厚的连带关系。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不良，国家行政机关腐化以及相当数量的各级官吏缺乏廉洁自律行为，也是导致鸦片种植问题变得日益棘手和无法医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战乱年代，种植鸦片即破坏和挤占了农业用地，也对农村劳动力造成巨大打击，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逐渐走向萎缩的重要原因。
4、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
我国西北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四川松潘一带主要是汉藏民族杂居，甘肃、青海一带主要有汉藏回蒙等民族聚居。西北地区整体存在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各民族杂居，民族矛盾严重的问题。因此民族问题的探讨是《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的焦点之一。
（一）西北一带民族矛盾深重，范长江先生多次提出要注重民族平等问题，减少民族间的间隔和分歧。松潘地区、陕甘一带都存在严重的藏汉民族矛盾，青海地区回族、汉族、藏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杂居，也存在诸多民族问题。统治者却没有作为，在民族地区征收严苛税收，采取完全封建、神权的统治，百姓苦不堪言。范长江先生针对处理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平等提出自己的观点：真正团结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联合，所谓民族瓶得到真正意义，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经济上，“发展机会之平等”。在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背景之下，如果民族矛盾的持续恶化，加上外国势力的煽动，势必有国家严重分裂的危机。因此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巩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至关重要。 （二）西藏地方上层间的矛盾。范长江游历青海一带时，正值出走内地的班禅喇嘛筹备返藏事宜，因此范长江先生在塔尔寺拜访了返藏途中暂住青海塔尔寺的九世班禅。在交谈中，九世班禅对西藏未来的交通、军事、教育、内政、财政等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展望与规划。但由于外国势力的挑拨与地方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九十班禅返藏受阻，于1937年在玉树圆寂，西藏发展计划成为泡影。从班禅返藏受阻事件可以看出，在19世纪上半叶边疆地区民族内部矛盾和地区不稳定因素凸显。
（三）军阀在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以及实施的相关的民族政策。范长江先生到达青海西宁，亲自采访了青海军阀马步芳，考察他在军事、经济、民族和教育各方面采取的治理措施。总结马步芳在青海的军阀统治，作者归纳了以下四点：第一，“兵者，凶器也”，没有政治大道作为指标，只是扩张整理军队，这是“杀力”的培养;第二，“与民争利，而不与民分利”的财政政策，只会导致民生日困，社会日艰;第三，青海目前的安定，只是马步芳武力统治的结果，并不是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第四，要赶快办理教育，教育是解决西北各种问题的最好办法。作者认为青海的政治军事财政都脱离的正轨，这种为己谋私的军阀集团统治将会走上危险的道路。
（四）外国传教士在西北地区的活动，与本土宗教之间产生矛盾。在整个游历途中，范长江先生看到中国西北地区有大量的外国传教士在自由活动。在内忧外患深重时期，传教士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由活动，势必存在国家安全隐患，例如记者在路途中偶遇一名英籍传教士，对西北地区各方面的状况了如指掌。另一方面，西北地区的藏回民族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势必会与当地的本土宗教产生教义上的冲突和资源上的争夺，国家稳定与安全令人深感忧虑。
5、評价与总结
范长江先生的《中国的西北角》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引起全国人民对西北地区的广泛关注，主要有以下及方面的原因：（一）通讯内容贴近社会热点问题，吸引人民关注，例如内忧外患背景下，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北地区成民众的舆论对象，此外三十年代如火如荼开展的“开发西部“也是人们的关注事件;（二）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报道了共产党红军行踪，曲折回应各界关注的政治焦点;（三）通过神奇独特的社会生活记载，揭开了西部风土人情神秘面纱;（四）真实客观地展现了百姓疾苦，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引人关注;（五）作者忧国忧民的真挚感情打动读者;（六）范长江先生通过大量历史典故，学习古代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理念和民族管理政策，对西北地区当时的治理有反思和借鉴意义。
范长江现身的西北考察之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文中表达了他对百姓生活疾苦的同情，对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愤怒，具有深厚现实关怀和家国情怀。但文中一些观点不免也存在偏颇错误，例如他在阐述民族宗教问题时，对清朝实施的宗教政策做了全盘否定。在范长江先生的论述中，清朝的宗教政策是绝对愚昧，是对藏蒙民族的摧残。从历史角度来看，清朝实施“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宗教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与西藏地方的联系，有利于藏族内聚和稳定。另一方面，通过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加强了对蒙古部落的管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因此范长江先生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和局限性。
范长江先生作为一名记者，通过自己客观公正的游历报道，使广大读者知道中国西北地区的真实情况，可以说实现了他开始游历西北角时的初衷。结束此次旅行后，他成为了《大公报》的正式记者，此后奋斗于抗战前线的信息报道，对宣传中共方针纲领做出巨大贡献。而《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对我们今天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西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新华出版社，1980年.
[2]傅建成.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与农村经济的危机[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4）.
[3]倪延年.论《中国的西北角》产生轰动的动因及启示[J].新闻春秋，2019（01）.
[4]杨军民.从《中国的西北角》看三十年代甘肃的烟毒问题[J].河西学院学报，2006（06）.
[5]刘丙芬.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中国的西北角》的成功[J].青年记者，2013（12）.
作者简介：杨晓会（1994.08-），女，云南省楚雄人，成都市武侯区四川大学，边疆学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