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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振华，生于1949年10月，天津人。1977年1月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曾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干事。1979年后任清华大学二分校团委书记、助教。1998年4月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2005年，解振华因黑龙江环境污染事件提出辞职，国务院12月2日免去了他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职务。2007年1月被任命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被称为“气候部长”。
德班气候大会闭幕前几个小时，解振华怒了。
他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给我讲道理？”
午夜时分的德班国际会议中心，掌声雷动。
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是国际环保和气候圈的名人。在环保部门履职20余年后，于2007年1月开始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主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工作。2007年巴厘岛气候大会首次以“气候部长”身份亮相后，解振华一直活跃在气候谈判的第一线。走在会场内外，一路总有人打招呼，或者来一个拥抱。
一位多年从事气候报道的外国记者说，解先生是个“Very nice”的人，总是笑呵呵的，很坦率。新闻发布会上，他很少寒暄，一般都是直接进入问答环节。
解振华抵达德班后的第二天，中国媒体和NGO正好有个小聚会，便尝试着邀请他参加。八点多钟，当刚忙完工作的解振华出现时，不少人都觉得很意外。一个多小时里，解振华和大家相谈甚欢，期间只喝了几口水。在回去的车上，还没倒过来时差的他，不停地打哈欠。
但平素总是“很好说话，笑容可掬”的解振华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遭受不公平待遇或利益受损时，解振华也会拍案而起。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解振华很生气，“中国自主采取的行动，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我跟他们讲，已经谈判了这么多年，公约里要求你要出资金和技术，到现在为止，资金没有落实，技术没有落实，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提，让我做得更多呢？”因为美国谈判代表的无理要求，解振华也曾拍过桌子。
在工作间隙与中新社记者聊天时，解振华说，发达国家人均GDP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倍，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在增长，而发展中国家面临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为什么非要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减排指标？
他说，有些国家的排放是奢侈性排放，是锦上添花；有些国家的排放是发展排放；有些国家的排放则是生存排放。中国既有发展排放，也有生存排放，另外还有24%是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而排放。“如果要讲公平，就应该按人均历史累积排放来规定各国的减排义务，而不是光看排放总量。”
一位和他交手多年的谈判代表说，解振华是一个“强硬”的对手，有非常强的气场。解振华说：“中国有理，我们怕啥！”在他看来，和外国人谈判，就得要硬气，“你不硬气，不但争不来利益，还得不到尊重。”他说，很多谈判对手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在同事的眼中，解振华是个“工作狂”，不停给自己加任务。为了不让德班大会无果而终，解振华的日程表上，除了大会，小会也不断。与基础四国、77国集团、美国、欧盟等的反复多边或双边磋商，让他的两位翻译常常吃不上饭。
德班气候大会再次拖入“加时赛”后，解振华奔走在会场和不同的会议室之间。对于一些发达国家在最后关头，还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解振华直言道，“这就是搅局”。他质问说：“这时候还在提新要求，到底是想办成事呢，还是想办砸事？”
2011年12月11日清晨，冗长的德班气候大会终于宣告闭幕。解振华快步走出会场，眼里布满了血丝。南非海滨城市德班此时天光微亮。
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略显疲惫的解振华笑着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大会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做出安排，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在中国、印度等基础四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得到了我们满意的结果”。
随行人员说，过去24个小时，62岁的解振华睡了不到3个小时，早上只简单吃了点面条和粥。
摘自《老人报》2011.12.12
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被称为“气候部长”。
德班气候大会闭幕前几个小时，解振华怒了。
他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给我讲道理？”
午夜时分的德班国际会议中心，掌声雷动。
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是国际环保和气候圈的名人。在环保部门履职20余年后，于2007年1月开始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主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工作。2007年巴厘岛气候大会首次以“气候部长”身份亮相后，解振华一直活跃在气候谈判的第一线。走在会场内外，一路总有人打招呼，或者来一个拥抱。
一位多年从事气候报道的外国记者说，解先生是个“Very nice”的人，总是笑呵呵的，很坦率。新闻发布会上，他很少寒暄，一般都是直接进入问答环节。
解振华抵达德班后的第二天，中国媒体和NGO正好有个小聚会，便尝试着邀请他参加。八点多钟，当刚忙完工作的解振华出现时，不少人都觉得很意外。一个多小时里，解振华和大家相谈甚欢，期间只喝了几口水。在回去的车上，还没倒过来时差的他，不停地打哈欠。
但平素总是“很好说话，笑容可掬”的解振华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遭受不公平待遇或利益受损时，解振华也会拍案而起。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解振华很生气，“中国自主采取的行动，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我跟他们讲，已经谈判了这么多年，公约里要求你要出资金和技术，到现在为止，资金没有落实，技术没有落实，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提，让我做得更多呢？”因为美国谈判代表的无理要求，解振华也曾拍过桌子。
在工作间隙与中新社记者聊天时，解振华说，发达国家人均GDP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倍，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在增长，而发展中国家面临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为什么非要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减排指标？
他说，有些国家的排放是奢侈性排放，是锦上添花；有些国家的排放是发展排放；有些国家的排放则是生存排放。中国既有发展排放，也有生存排放，另外还有24%是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而排放。“如果要讲公平，就应该按人均历史累积排放来规定各国的减排义务，而不是光看排放总量。”
一位和他交手多年的谈判代表说，解振华是一个“强硬”的对手，有非常强的气场。解振华说：“中国有理，我们怕啥！”在他看来，和外国人谈判，就得要硬气，“你不硬气，不但争不来利益，还得不到尊重。”他说，很多谈判对手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在同事的眼中，解振华是个“工作狂”，不停给自己加任务。为了不让德班大会无果而终，解振华的日程表上，除了大会，小会也不断。与基础四国、77国集团、美国、欧盟等的反复多边或双边磋商，让他的两位翻译常常吃不上饭。
德班气候大会再次拖入“加时赛”后，解振华奔走在会场和不同的会议室之间。对于一些发达国家在最后关头，还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解振华直言道，“这就是搅局”。他质问说：“这时候还在提新要求，到底是想办成事呢，还是想办砸事？”
2011年12月11日清晨，冗长的德班气候大会终于宣告闭幕。解振华快步走出会场，眼里布满了血丝。南非海滨城市德班此时天光微亮。
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略显疲惫的解振华笑着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大会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做出安排，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在中国、印度等基础四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得到了我们满意的结果”。
随行人员说，过去24个小时，62岁的解振华睡了不到3个小时，早上只简单吃了点面条和粥。
摘自《老人报》201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