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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举国体制
我们经常说世博会是举世瞩目的盛会，究竟举世瞩目到什么程度?不能低估，更不宜高估。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以团体操美学见长，绝大多数国家无法复制，此次世博会的举国体制，绝大多数国家也无法复制，极少数具有同样特长的国家又没有经济能力主办。从这一点来说，此次世博会独一无二。
但是，这场持续半年之久的盛会，举世瞩目的程度不会高于六七月份在南非举办的世界杯。世博会在世界上的认知度远远小于世界杯、奥运会等。虽然中国从未主办过世界杯，但国民对历届世界杯的赛程、结果和各种花絮如数家珍。在上海准备主办世博会之前，国民对于世博会的认知非常有限，主要是通过广告对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有所了解，诸如某某某产品曾经获得金奖。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该届博览会颁奖等级分为6种：大奖章、名誉奖章、金牌奖章、银牌奖章、铜牌奖章、鼓励奖，金奖是第三等级的奖项，整个巴拿马博览会评出25527个获奖产品，其中实发奖章20344枚，奖状25527张。
中国举办世博会，主要是通过集体动员建立国家认同。举国体制使得国民拥有了“大国崛起”的感觉，“大国崛起”的感觉又证明了举国体制的有效，这种互相认证的过程需要通过大型活动或大型工程完成。幸福的国民一直处在节日以及对节日的期待之中，盛世成为最强、最响的主旋律，于是。那些让人不快的事件在这种雄壮的声音之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插曲，一闪而过。
上海世博会认真学习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经验。从“平安奥运”到“平安世博”，政府行为、社会心态和对外交往方式一以贯之，充分体现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精神。遗憾的是，由于奥运会的举世关注程度超出世博会，上海世博会在北京奥运会之后，青出于蓝，却难以胜于蓝。这种以大型活动或者大型工程推动的“中国模式”，如何在世博会之后继续运行，这是一个疑问。不过，新的大型活动或者大型工程一定会出现，对此不必担忧。
对于“大国崛起”的后发国家，世博会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旅游项目，既是—种实地旅游，也是一种想象旅游。1989年、1994年，“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先后在深圳开业，一度举国關注。两者分别按照一定比例微缩中国和世界著名景点，此外还按照主题设立景点。与世博会的格局有相似之处。对于初级阶段的后发国家，这种微缩景区使得游客仿佛走进“小人国”，自己突然变成一个周游世界的巨人，一时观者如云。
20年过去了，国内旅游已成家常便饭，环球旅游也非难事，“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开始给人一种山寨的感觉，微缩景区逐渐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相比之下，世博会具有一种“万国来朝”的气象，这是环球旅游也无法给中国国民提供的精神享受。世博会提供了“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无法提供的景观，同时又提供了“君临天下”的想象，自然会成为一个国民首选的旅游项目。
抄袭不是最糟糕的
世博试运营期间中国观众的不文明行为，比如乱扔饭盒、争先恐后等，基本上与世博没有必然联系。在没有举办世博期间，我们也会经常遭遇这些不文明。以“应试”的思维要求中国观众在参观期间讲文明、懂礼貌，对于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没有根本帮助。就世博会而言，我个人更为关注的是一些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的不文明行为，这不限于世博园区。比如在地铁的安检过程中，一些工作人员大呼小喝，对于乘客缺乏应有的尊重。这种态度虽然没有严重到需要投诉的程度，但是很容易让乘客对安检产生抵触情绪。所以，在要求乘客配合安检的同时，也需要充分尊重乘客。
机场的安检非常严格，人流量也很大。但安检人员依然可以做到礼节规范，乘客配合程度也很高。机场安检人员态度温柔，是不是因为他们收入较高，我没有研究过，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认真研究。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批评观众不文明是促进世博会形象，批评工作人员不文明就是破坏世博会形象，这种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尤其值得检讨。事实上，观众不文明影响的主要是观众自身形象，工作人员不文明影响的才是世博会形象。对于前者，可以提出建议，“勿以善小而不为”；对于后者，需要严格要求，“勿以恶小而为之”。当然，后者应该获得与其工作相对称的经济回报。在世博开幕之前，也出现了世博歌曲和吉祥物涉嫌抄袭的指责。与抄袭相比，否认抄袭是错上加错，情节更为恶劣。此次世博局能够暂停使用涉嫌抄袭的世博会倒计时30天推广歌曲《2010等你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危机公关。新民网报道，上海世博局局长洪浩表示，组织者已经注意到关于海宝、中国馆外形以及上海世博会阶段性歌曲推介等方面的一些看法，关于上海世博会知识产权方面的任何纷争，都应在法律和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解决。我比较认同通过法律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的问题，至于国家规定，似乎不必特别强调，因为国家规定也需要在法律的范围内。
从文化而非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我更为担忧的是，大量作品即使确属原则，也毫无创意。想象力的贫困，是当下文化生产中的致命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未雨绸缪，等到世博举办之际再来着手，已经过于仓促。
世博园区，让生活更美好?
世博会对国家的贡献大于对上海的贡献。它已经不再是一座城市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当然，世博会并非对上海没有价值，它加快了一些重大市政工程的建设，诸如地铁等。从理论上说，市政工程是否开工建设，取决于市民的需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越是重大的市政工程。越是具有“献礼工程”的属性。很多市民因为期待这些“礼物”，期待世博会。
世博会期间，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世博园区，还有上海这座城市。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惜世博会的主题常被错误地理解为“世博园区，让生活更美好”，有时为了世博园区的美好不惜让城市变得不那么美好，这与世博会的主题恰恰背道而驰。
汪道涵先生曾经表示，世博会是战略性的，可以管50年。如何理解汪道涵先生的这段话，可以从清末士人对博览会(又称“劝业会”)的关注讲起。当时士人对重农抑商的传统有所反思，意识到工商业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制度建设，诸如契约意识、法治精神的培育都与工商业有关，所以大力引进博览会。整整100年前，南洋劝业会举办，20万至30万人参观，年轻的鲁迅和年少的叶圣陶、茅盾都曾赶去，《申报》刊登了《劝业会与立宪》，阐述这种会展活动和立宪政治的关系。梁启超、吴趼人、陆士谔都在政治幻想小说里表达了宪政立国的中国梦，并且在小说里描述了梦想实现的情景，其中一个共同的情节是中国主办了博览会。梁启超特别讲到，博览会不仅展出各种工商物品，还“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城市具有开放的公共空间。
此次世博会有大量市民参与，但他们基本处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状态，与汶川地震之后的公民参与完全不同，后者以公民自主组织的公共活动为主。政府力量主导的集体动员，可以较为高效地贯彻政府意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但是世博会主要面对的是友人，而非敌人，过于强调政府意志，市民的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往往无法获得充分的展现。志愿者不是临时工，这个差别常被忽视。
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欧洲的城市精神是自治，市民在城市中自我治理。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精神也出现自治的萌芽。自治精神和权力规则如何形成制衡，这是中国城市需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经常说世博会是举世瞩目的盛会，究竟举世瞩目到什么程度?不能低估，更不宜高估。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以团体操美学见长，绝大多数国家无法复制，此次世博会的举国体制，绝大多数国家也无法复制，极少数具有同样特长的国家又没有经济能力主办。从这一点来说，此次世博会独一无二。
但是，这场持续半年之久的盛会，举世瞩目的程度不会高于六七月份在南非举办的世界杯。世博会在世界上的认知度远远小于世界杯、奥运会等。虽然中国从未主办过世界杯，但国民对历届世界杯的赛程、结果和各种花絮如数家珍。在上海准备主办世博会之前，国民对于世博会的认知非常有限，主要是通过广告对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有所了解，诸如某某某产品曾经获得金奖。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该届博览会颁奖等级分为6种：大奖章、名誉奖章、金牌奖章、银牌奖章、铜牌奖章、鼓励奖，金奖是第三等级的奖项，整个巴拿马博览会评出25527个获奖产品，其中实发奖章20344枚，奖状25527张。
中国举办世博会，主要是通过集体动员建立国家认同。举国体制使得国民拥有了“大国崛起”的感觉，“大国崛起”的感觉又证明了举国体制的有效，这种互相认证的过程需要通过大型活动或大型工程完成。幸福的国民一直处在节日以及对节日的期待之中，盛世成为最强、最响的主旋律，于是。那些让人不快的事件在这种雄壮的声音之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插曲，一闪而过。
上海世博会认真学习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经验。从“平安奥运”到“平安世博”，政府行为、社会心态和对外交往方式一以贯之，充分体现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精神。遗憾的是，由于奥运会的举世关注程度超出世博会，上海世博会在北京奥运会之后，青出于蓝，却难以胜于蓝。这种以大型活动或者大型工程推动的“中国模式”，如何在世博会之后继续运行，这是一个疑问。不过，新的大型活动或者大型工程一定会出现，对此不必担忧。
对于“大国崛起”的后发国家，世博会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旅游项目，既是—种实地旅游，也是一种想象旅游。1989年、1994年，“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先后在深圳开业，一度举国關注。两者分别按照一定比例微缩中国和世界著名景点，此外还按照主题设立景点。与世博会的格局有相似之处。对于初级阶段的后发国家，这种微缩景区使得游客仿佛走进“小人国”，自己突然变成一个周游世界的巨人，一时观者如云。
20年过去了，国内旅游已成家常便饭，环球旅游也非难事，“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开始给人一种山寨的感觉，微缩景区逐渐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相比之下，世博会具有一种“万国来朝”的气象，这是环球旅游也无法给中国国民提供的精神享受。世博会提供了“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无法提供的景观，同时又提供了“君临天下”的想象，自然会成为一个国民首选的旅游项目。
抄袭不是最糟糕的
世博试运营期间中国观众的不文明行为，比如乱扔饭盒、争先恐后等，基本上与世博没有必然联系。在没有举办世博期间，我们也会经常遭遇这些不文明。以“应试”的思维要求中国观众在参观期间讲文明、懂礼貌，对于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没有根本帮助。就世博会而言，我个人更为关注的是一些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的不文明行为，这不限于世博园区。比如在地铁的安检过程中，一些工作人员大呼小喝，对于乘客缺乏应有的尊重。这种态度虽然没有严重到需要投诉的程度，但是很容易让乘客对安检产生抵触情绪。所以，在要求乘客配合安检的同时，也需要充分尊重乘客。
机场的安检非常严格，人流量也很大。但安检人员依然可以做到礼节规范，乘客配合程度也很高。机场安检人员态度温柔，是不是因为他们收入较高，我没有研究过，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认真研究。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批评观众不文明是促进世博会形象，批评工作人员不文明就是破坏世博会形象，这种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尤其值得检讨。事实上，观众不文明影响的主要是观众自身形象，工作人员不文明影响的才是世博会形象。对于前者，可以提出建议，“勿以善小而不为”；对于后者，需要严格要求，“勿以恶小而为之”。当然，后者应该获得与其工作相对称的经济回报。在世博开幕之前，也出现了世博歌曲和吉祥物涉嫌抄袭的指责。与抄袭相比，否认抄袭是错上加错，情节更为恶劣。此次世博局能够暂停使用涉嫌抄袭的世博会倒计时30天推广歌曲《2010等你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危机公关。新民网报道，上海世博局局长洪浩表示，组织者已经注意到关于海宝、中国馆外形以及上海世博会阶段性歌曲推介等方面的一些看法，关于上海世博会知识产权方面的任何纷争，都应在法律和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解决。我比较认同通过法律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的问题，至于国家规定，似乎不必特别强调，因为国家规定也需要在法律的范围内。
从文化而非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我更为担忧的是，大量作品即使确属原则，也毫无创意。想象力的贫困，是当下文化生产中的致命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未雨绸缪，等到世博举办之际再来着手，已经过于仓促。
世博园区，让生活更美好?
世博会对国家的贡献大于对上海的贡献。它已经不再是一座城市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当然，世博会并非对上海没有价值，它加快了一些重大市政工程的建设，诸如地铁等。从理论上说，市政工程是否开工建设，取决于市民的需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越是重大的市政工程。越是具有“献礼工程”的属性。很多市民因为期待这些“礼物”，期待世博会。
世博会期间，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世博园区，还有上海这座城市。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惜世博会的主题常被错误地理解为“世博园区，让生活更美好”，有时为了世博园区的美好不惜让城市变得不那么美好，这与世博会的主题恰恰背道而驰。
汪道涵先生曾经表示，世博会是战略性的，可以管50年。如何理解汪道涵先生的这段话，可以从清末士人对博览会(又称“劝业会”)的关注讲起。当时士人对重农抑商的传统有所反思，意识到工商业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制度建设，诸如契约意识、法治精神的培育都与工商业有关，所以大力引进博览会。整整100年前，南洋劝业会举办，20万至30万人参观，年轻的鲁迅和年少的叶圣陶、茅盾都曾赶去，《申报》刊登了《劝业会与立宪》，阐述这种会展活动和立宪政治的关系。梁启超、吴趼人、陆士谔都在政治幻想小说里表达了宪政立国的中国梦，并且在小说里描述了梦想实现的情景，其中一个共同的情节是中国主办了博览会。梁启超特别讲到，博览会不仅展出各种工商物品，还“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城市具有开放的公共空间。
此次世博会有大量市民参与，但他们基本处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状态，与汶川地震之后的公民参与完全不同，后者以公民自主组织的公共活动为主。政府力量主导的集体动员，可以较为高效地贯彻政府意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但是世博会主要面对的是友人，而非敌人，过于强调政府意志，市民的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往往无法获得充分的展现。志愿者不是临时工，这个差别常被忽视。
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欧洲的城市精神是自治，市民在城市中自我治理。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精神也出现自治的萌芽。自治精神和权力规则如何形成制衡，这是中国城市需要面对的问题。